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

1945年4月，日本投降前的四个月，为保存战区文物，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9月，该会拟定组织规程。12月26日，行政院指示该会改名为“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时任教育部次长的杭立武任主任委员，著名学者马衡、梁思成、李济任副主任委员。会址设在中央研究院（今重庆渝中区人民路239号）。

一

该会制定有《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组织规程》，共十三条：
　　
第一条：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隶属于教育部。
　　
第二条：本会之任务，为调查收复区重要文化建筑、美术、古迹、古物被劫及被毁实况，并设法保护之。
　　
第三条：本会委员，除由军政部、外交部、内政部各派代表一人，及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国史馆馆长、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充任外，并由教育部部长指派部内高级职员，及聘请社会热心美术及保存古物人士，九人至十五人组织之。
　　
第四条：本会设主任委员一人，副主任委员二人，综理会务，由教育部部长指定或聘任之。
　　
第五条：本会设秘书一人，秉承主任委员之命，办理日常事务，由教育部部长就部员中调充之。
　　
第六条：本会分设各组：建筑、美术、古物、古画（后改为图书）。
　　
第七条：各组设主任一人，由教育部部长就委员中指定之。
　　
第八条：本会设干事四人至八人，由教育部部长就部员中指派兼任之，必要时得酌用雇员。
　　
第九条：本会每两月开会一次，由主任委员召集之，必要时得召集临时会议。
　　
第十条：本会委员均为无给职，惟远道来会出席之聘任委员，得酌送旅费。
　　
第十一条：本会得呈请教育部指派人员前往敌国调查我国被劫文物情形。
　　
第十二条：本会工作纲要另订之。
　　
第十三条：本规程自公布日施行。

二
　　
第二年开年，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名单确定下来，共26人，他们是：
　　
1.教育部常务次长兼该会主任委员杭立武；
　　
2.考试院考选委员兼该会副主任委员陈训慈；
　　
3.北平故宫博物院院长兼该会副主任委员马衡（叔平）；
　　
4.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兼该会副主任委员李济（济之）；
　　
5.中央研究院研究员兼该会副主任委员梁思成；
　　
6.军政部刘真；
　　
7.外交部鲍扬廷；
　　
8.内政部闻钧天；
　　
9.教育部长、中央研究院兼院长朱家骅；
　　
10.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
　　
11.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润章）；
　　
12.国史馆馆长张继（溥泉）；
　　
13.中央图书馆馆长（教育部京沪区特派员）蒋复璁（慰堂）；
　　
14.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守和）；
　　
15.外交部部长王世杰（雪艇）；
　　
1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孟真）；
　　
17.军政部次长、兼兵工署长俞大维；
　　
18.教育部京沪区教育复员辅导委员、兼该会京沪区代表徐鸿宝（森玉）；
　　
19.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教育部平津区特派员兼该会平津区代表沈兼士；
　　
20.监察委员、兼中央大学文学系教授、兼该会东北区代表金毓黻（静庵）；
　　
21.教育部国民司司长顾树森（荫亭）；
　　
22.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主任刘敦桢（士能）；
　　
23.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贺昌群；
　　
24.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张政烺；
　　
25.中央博物馆筹备处曾昭燏；
　　
26.版本鉴定家张凤举。
　　
其中，“部聘委员”为：顾树森、王世杰、俞大维、曾昭燏、杭立武、傅斯年、徐鸿宝、沈兼士、梁思成、张道藩、张政烺、陈训慈。
　　
为调查各地文物损失情况，“清损会”在各省设立了办事处，聘请著名学者为该会代表、副代表。他们是：
　　
1、京沪区（包括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代表徐森玉（同时是该会委员），副代表余绍宋（浙江）、黄增樾（福建）、江彤侯、程复生（安徽），助理代表金研僧，办事员顾廷龙；
　　
2、平津区（包括北平、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代表沈兼士（同时是该会委员），副代表唐兰，助理代表王世襄（北平），傅振伦（山东），郭子衡（河南）。（原定还有朱家济、田培林，后未聘。）
　　
3、粤港区（包括香港、广州、广东、广西）代表罗香林、简又文；
　　
4、武汉区（包括武汉、湖北、湖南）代表章树帜；
　　
5、东北区代表金毓黻（同时是该会委员）。

三
　　
陈训慈任“清损会”副主任，乃由朱家骅敦聘，并主持常务工作。1946年1月16日，朱家骅致函陈训慈：“叔谅吾兄大鉴。本月十一日手书奉悉，此事务请勉为其难，即日到会办公，至深企幸。……请兄全权办理，并依工作需要……即欲外添人亦无不可也。……弟朱家骅顿首。一月十六日。”2月8日，朱家骅再致函陈训慈：“叔谅吾兄大鉴。本月七日手札并附六日来牍均敬诵悉，战时文物损失调查会会务诸承襄助，感何可言！……弟朱家骅顿首。二月八日。”
　　

陈训慈(1901－1991)，即陈叔谅，陈布雷之弟，史学家和图书馆事业家，1945年任考试院考选委员。当时，储安平也是该会的工作人员（1945年储安平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1946春赴上海筹划《观察》）。
　　
陈训慈每天上午用半天的时间到会办公，处理日常事宜。
　　
关于该会的日常工作及人事问题，副主任陈训慈拟出了一个计划，呈报教育部长朱家骅：
　　
一、现时实际工作人员为郭志嵩君（负文书上主要责任）及一兼任助缮校之同志。整理蒐集期间，编撰纂述既需专职，抄印资料亦必增加。拟请补二人：（一）专员（或称编纂）一人，择文史与图书目录学有相当造诣者充之，专司整编已得之资料，及主动搜集。（二）缮校工作一人，希望叙科员薪，专责缮写兼油印制表等事。以后随业务之扩充再酌，惟仍以学力为重。
　　
二、目下经费预算，不知其详。拟先从事于分区之征询实际工作需要，汇齐而定，或陆续分别拨付（着重于事业费）。
　　
三、各委员之联系，必要时咨请分任（如托私人出信），公函外辅以私人访问与信札。
　　
四、与各区代表之联系：以前似多用公函或电，文人往往重视私人信，以后拟多辅以信札（由本人或托他委员出信），以策推动之效。
　　
五、教育部给予工作上之便利。（一）指定秘书或司长一人为主持联络者。（二）职员各项待遇概同本部各司科职员。（三）发电报等件，必要时拟请（教育）部代发官电（指定总务司方面一人主管）。
　　
六、工作地点：拟仍暂在中央研究院（以后如有必要再改请设教育部中）。本人每日上午赴会（1月15日开始。目下并责成郭志嵩君经常住会负责）。
　　
1946年1月13日，陈训慈的报告得到朱家骅批示“照办”。

四
　　
关于该会活动的经费预算：
　　
1945年4~12月，经临费原预算数为15，307，930元（生活补助等在外），行政院批准经常费为1，902，930元，后增加至9，600，000元，“以赴事功”，“上年经费因减削过多，工作未能顺利进展”。教育部令指示工作，另拟概算呈核。
　　
1946年预算的经常费为18，448，880元；员工生活补助费为36，303，400元；特别办公费（即主任、副主任月支××元）为776，000元；临时费（事业费、开办费）为16，200，000元。总计71，728，280元。
　　
关于生活补助费，原编额为99人（包括各区代表），工额26人。行政院指示“各区代表以省府职员兼任，不必列入。本年仍应遵案办理。员额减为80人，工友照规定至多只可用20名。”
　　关于生活补助费，该会（本会）1946年1月雇员的名单中有：应强、汪继武、朱耀南、储安平，底薪100元。各地助理代表的名单中有：王世襄、沈一予、吴诚、顾康、金延生、刘延哲、郭斌、张望湖。雇员的名单中有：梁盛、康志诚、李华甫、陈泽永、章士贵、江继承、颜季青、孙志敏。所用工友，大多为中英文化协会的工友。

五
　　
为详尽了解、登记战时文物损失情况，该会设计有《战时文物损失报告表》，细目包括文物类别、数量、损失时间、损失地点及情形、损失时敌伪负责人或机关部队名称、证件、损失时估计总价值、现时估计之价值等等。
　　
各地代表及工作人员满怀爱国热情，认真做清理战时文物损失情况调查。如王世襄（193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由马衡、梁思成推荐为平津区助理代表，因其英文底子好，还担负了《战时文物损失报告表》的中英文校对工作。当年10月，30岁的王世襄自重庆飞北平。他在《华北日报》上刊登通告，向社会各界明确了登记损失文物的地点、申请追寻的截止时间。王世襄在平津地区的工作成绩主要有：没收德国人杨宁史青铜器；收购收藏家郭葆昌瓷器；追回美军少尉非法接受的日本人瓷器；收购长春存素堂宋至清代丝绣；接收溥仪留在天津张园的珍贵文物；收回海关移交的德孚洋行的一批文物。王世襄在《回忆抗战胜利后平津地区文物清理工作》里说：“自公元1945年日寇投降后，奔走调查，收回被劫夺重要文物、善本图书两三千件，其中不乏国之重宝，由故宫博物院等机构接受保管，当属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参见《锦灰堆》）1946年底，王世襄又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调查、交涉、归还日军掠夺中国文物事宜。1947年2月，追还了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106箱，将其运回上海。
　　
1946年11月，重庆罗斯福图书馆开始接运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京沪办事处移赠一部分无主图书。先后从上海接运图书124箱，51，666册；从南京区接运图书69箱，34，525册；全部共计86，191册，均于1947年4月运抵重庆该馆。此类无主图书，不仅数量多，而且有大量的珍本、善本，总数高达605种9，873册之多，不仅是当时罗馆图书的主体，而且也是罗斯福图书馆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唐润明《写在“重庆图书馆”挂牌“罗斯福图书馆”之际》）。
　　
要详尽、准确统计出日寇破坏我国文物的总数是不可能的。各地工作人员经过辛苦工作，将统计数字汇报给重庆方面，最后的统计结果是：
　　
历史古迹类：受损741处
　　
书画类：　　公、私损失15，000多件
　　
古器物类：　公、私损失16，000多件
　　
碑帖类：　　公、私损失9，300多件
　　
书籍类：　　公、私损失300多万册
　　
杂件类：　　公、私损失60多万件

六
　　
1989年，热爱祖国文物事业而又历经磨难的陈训慈先生，将其珍藏多年的当年“清损会”的原始资料一并捐献给了重庆市博物馆（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陈训慈先生在向朱家骅报告的计划中，对“清损会”实际工作人员的要求是“以学力为重”（而不是“学历”），笔者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条，从上述人员名单来看，是以学有专长的文化人为主。在清理日寇破坏、掠夺我国文物的调查工作中，有良知、有责任心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做了他们的努力，而且取得了成果。
　　
在陈训慈先生捐献的资料中，有一页上有毛笔写的“伪档存查”四字，又有红铅笔批示：“此多陈迹，亦文物旧事之鳞爪耳。”又有陈训慈先生自书“当时余参与此会，时间与职责等皆详为交待。”看来，这些文字表明解放后陈训慈先生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交待”自己的历史。

（2007年8月22日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