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人鲍君甫以后的点滴旧事


鲍君甫先生是个奇人。
关于这一点，只要对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共两党特工在上海滩上的角力多少有所了解的人，我想无论对当年国共两党的立场判断如何，也无论对眼下大陆和台湾政情的观察角度如何，更无论是身在海峡两岸，还是生活在异国他乡，恐怕无一例外地都会承认：鲍君甫先生是个奇人。
我在网间大致收集整理了一番有关鲍君甫先生行迹的文章，林林总总大约总有百十来篇之多。当然，这百十来篇之中的内容大多或为互相转引之作，或为道听途说之词，文辞之间难免语焉不详，且在转引之中以讹传讹，舛误甚多，其中最为可笑者，居然将《六十年前潜伏在国民党心脏中的共谍》一文的作者周谷放进书名号中，题目由此变成《六十年前潜伏在国民党心脏中的共谍——周谷》，然后却在作者处注明为“佚名”！张冠李戴竟至如此，可见如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对于往事的记述也不免鲁鱼亥豕，囫囵吞枣，确有令人啼笑皆非之处。不过下列诸篇或是史料考订详实，或是发表出处颇具代表性，倒是值得一读：
一、周谷：《六十年前潜伏在国民党心脏中的共谍》（载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十六卷第一期）；
二、苏智良：《隐蔽战线上的奇人杨登瀛》（载大陆《纵横》一九九一年第二期）；
三、程堂发：《陈赓与一位“特工人员”的生死之交》（载大陆《军事史林》二ＯＯ二年第九期）；
四、白明：《中统鲍君甫实为中共卧底》（载美国《中国之春》一九九六年九月号）；
五、薛钰：《关于中共中央特科若干问题的探讨》（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文选，二ＯＯ一年）。
按说，当年的往事已经过去四分之三个世纪，况且在其后的岁月里，中国的政坛也早已是沧海桑田，发生过的的大小事件无不惊心动魄，令人梦萦魂绕，然而对于鲍君甫先生当年的这段公案至今仍旧能够引来众多的作者和读者，以至转引家们的关注和转载，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鲍君甫先生的确是个奇人。
眼下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获知一些珍贵的资料，从而得以窥见鲍君甫先生归于平淡，走入寂寞之后的生活境况。我自认这些轶事不但得以补充鲍君甫先生本人的生平事迹，让人以窥全豹，而且它们似乎比鲍先生当年在两党角力之中快意恩仇的事迹更能昭示出世事难料，福祸相倚的人生哲理。
况且据我的观察，政治学家与历史学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对待事物考究的兴趣不同。前者注重的是其开端和原因，而后者则注重其结尾和效果。我的兴趣当然属于后者，因此对于君甫先生当年行迹的兴趣远远不及对他后来人生境遇的关心，我想这也是我之所以对奇人鲍君甫其后的轶事更加注重的原因。
然而在讲述君甫先生后来的故事之前，不妨还是应该先将他作为奇人的那段经历再行做个大致的勾画，这样或许对其后故事的了解更加有所助益。
一九六六年在中国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不仅“揪”出了一个以刘少奇为首，与毛泽东主席势不两立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且“抓”出了无数隐藏在中国大陆上的各类“阶级敌人”。其中在国府时代的都城南京，毛主席的红卫兵小将们居然就找到了一个名叫鲍君甫的“中统特务”，他原是国民党上海特务机构的最高负责人。
已经被红卫兵斗得死去活来，奄奄一息的鲍君甫在临危之前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道：“我不是特务，也不是什么内奸，周恩来是知道我的……”，说罢便咽了气，离开了这个令他万分尴尬和痛苦的人间，离开了由于他早年经历的牵累而遭受重大不幸的家人。
一九六九年，鲍君甫在南京故去，时年六十八岁。他的撒手尘寰或许终于使他得以免去精神与肉体上的苦痛，然而却仍旧无法抹去布在他人生旅途上的种种疑团。
直至九十年代，上海某些不谙就里的媒体还在自说自话地称鲍君甫是个国民党的侦探，当年充当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要员。最后在一九九三年五月，鲍君甫的真面目才终于显露出来：这名曾担任过国民党中统驻上海的特派员居然是中共特科的高级特工人员，而且当年对于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和许多领导人物的生死存亡作出过具有特殊意义而且旁人无法替代的贡献。没有他的上下其手，如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恐怕有很大一部份需要重新改写。
鲍君甫原籍广东，早年留学日本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初期曾经受到日本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影响。一九一九年回到风潮涌动的上海，在日商银行担任高级职员，同时以日文为日本通讯社撰稿。一九二四年，鲍君甫加入国民党，并与上海滩上的三教九流均有往来，日本洋行和通讯社的上层，租界的巡捕官员，以及国民党在上海的许多要人都曾是他的座上客，他是个社交场面上长袖善舞的显眼人物。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党后，鲍君甫因不满其作为，被蒋氏手下抓进监狱。几个月后由国民党元老政要蔡元培保释出狱，蛰居上海。
在此期间，鲍君甫偶然结识了一位自称向他学习日语的青年，日后这成为影响他一生行迹的起因。这位“学生”就是共产党员陈养山，解放初期任司法部副部长。此后二人同气相求，渐成莫逆。
同时由于鲍君甫经常到伊文思洋行购书，相识了在书店供职的杨剑虹，杨与鲍因同乡之谊而成为密友。杨剑虹既是上海洋务工会的负责人，又是陈果夫、陈立夫的亲信，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上海特派员。后来杨剑虹将鲍君辅介绍给陈立夫、张道藩。一九二八年国民党着手在中央组织部内设立党务调查科，由机要科长陈立夫负责，同年初又由陈立夫、张道藩派遣杨剑虹等人在上海筹建侦探机构，当时已任党务调查科总干事的杨剑虹推举鲍君甫做为他的副手。
此时的陈养山在浙江发动农民暴动失败，逃到上海，找到鲍君甫。鲍对陈也是帮助有加，而且从不过问陈的行动。
正在此时，中共也在上海建立特科，苦于无法打入国民党的特工高层。当鲍得知杨剑虹力促他出山的消息之后便告知陈养山。陈把此事报告给当时负责特科二科（情报科）的陈赓（化名王庸），陈赓又上报给特科的最高负责人周恩来。周恩来得悉此事后，十分重视，认为这是一个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工机构的绝好的机会，于是派陈赓与他直接联系，力促鲍君甫加入。一九二八年五月，鲍君甫与陈赓晤面。陈鼓动鲍同上海各界建立关系，为鲍应酬之需，陈应允提供可观经费活动经费，中共特科派专人连德生充当杨的保镖。不久，又为提高鲍的社会地位，又破例地用中共活动经费为他添置了私人轿车，以壮其声势。从此鲍君甫开始了在国民党最高特工机构里的角色，同时也就开始了为中共特科的工作。
为了邀得当局的信任，中共特科经常提供共产党活动真真假假的情报给鲍，还有意布置一些机关，让他率员去破获，凡中共认为不可靠的党团员，也让他去逮捕，以作邀功的资本。这样，鲍很快获得了国民党高层的信任。
为博取国民党上层的信任，鲍君甫还步步打入其核心圈，与陈立夫、张道藩沆瀣一气，以巩固私人友情。
一九二八年八月，杨剑虹涉贪污大案自杀。经陈立夫、张道藩联袂推荐，蒋介石任命鲍君甫递补杨剑虹职位，从此鲍以杨登瀛作化名走马上任。后来调查科主任相继由张道藩、钱大均、叶秀峰担任，虽人事几经更替，但他们却无一不对鲍君甫另眼相看。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陈立夫以表弟徐恩曾出任调查科主任，徐也视鲍为重要助手。
凭着“中央特派员”的头衔，鲍君甫与松沪警备司令钱大均，公共租界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都结为朋友。后又成为法租界巡捕房的顾问。国民党方面见到鲍成了两租界的红人，也乐意将重要案件交给他处理，以减少麻烦。而中共特科则通过鲍君甫掌握了两个租界巡捕房的动向。
一九二九年十月中共中央特科替他在四川北路达德里对面的楼上设立办事处，让刚刚从苏联归来的中共党员安娥任其专职秘书。鲍君甫将收集到的情报全部拿给担任秘书的安娥。然后由安娥分析处理之后，选送陈赓。一九二九年底，由于陈立夫的信任，任命徐恩曾为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把陈立夫交来的上海方面重大案件，全部直接交鲍君甫办理，于是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工机关进一步置于中共特科的控制之下。
此后，鲍君甫利用他在特工机构里手眼通天的特殊地位，为中共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无数重要情报，屡建奇功。下面择要举例：
一九二八年秋，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将一封密件交租界捕房去破获中共地下机关。捕房请鲍去看密件，鲍获知告密信是一个名叫戴冰石的人所写。鲍虽然不得不跟捕房将中共机关的七个人全部抓走，但立刻通知陈赓。后来戴即被中共特科的人员杀掉。
地下党工作人员宋再生（宋启荣）经鲍介绍，担任松沪警备司令部第四号政治密查员。一次，铁路工会秘书顾某贪图五万赏金，企图出卖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正好撞在宋再生手上，其后将顾某杀掉。
一九二九年的初夏，有帮派人士找鲍，扬言有共产党文件出卖。鲍查问之后，得知是中共的一个领导人物陈慰年手中缺钱，愿意出售党内机密文件。鲍给了陈两根金条，但此后陈慰年很快丢了性命。
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四日，上海市公安局忽接中共党员白鑫提供密报，从而破获了位于新闸路麦特赫司脱路上的中共中央军委机关，彭湃、杨殷等五人均被捕。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本应参加会议，临时因要事未去，得以幸免。破获前两个小时鲍才获知，但已来不及通知陈赓，但查出是原中央军委秘书白鑫出卖，于是在白鑫赴意大利之前被特科杀掉。其后，鲍君甫又暗中通知彭湃，中共准备在引渡途中劫车救人。由于囚车突然提前两小时出发，计划功败垂成。四天后，彭湃等在龙华被处决。
一九三Ｏ年初，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共产党员黄弟洪从苏联学习归来。在安排黄去中央苏区途中，黄写密信给蒋介石表示“愿意归顺校长”，并告发中共的机密。蒋接信后即批给徐恩曾，派人找黄到南京。鲍君甫又通知给特科，结果黄被杀掉。
一九三Ｏ年秋，中共政治局委员任弼时被捕，鲍找捕房的兰普逊疏通。兰普逊最终将任放掉。出狱后，任离开上海，去武汉担任长江局组织部长。任弼时后来在中共建国时是五大领袖之一，可惜早逝。但葬礼备极哀荣。
一九三一年，中共政治局委员关向应被捕，并被巡捕搜去一箱绝密文件。巡捕不识中文，结果又让鲍君甫乘机请共产党员刘鼎假扮“中共文件专家”到捕房鉴定文件。几个月后由律师出面将关向应保出捕房。关出狱后即去香港，旋进入湘鄂西根据地，出任贺龙的红二军团的政治委员。
以上是鲍君甫在中共特科的周恩来和陈赓授意下所进行一系列活动中较大的几次，从中不难看出他对一九二七年中共处于劣势下的重大贡献。尤其是在一九二九年他被蒋介石委任为上海特派员之后到一九三一年四月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而遭逮捕之前这一段时间里，鲍君甫可以说是替共产党一手遮天，包打了天下。没有他的作用，周恩来、陈赓、任弼时、关向应等人都会是国民党的牢中之囚，凡是熟知当年内情的人都知道这样说绝非夸大其辞。
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在汉口的被捕叛变，从而根本破坏了中共特科在上海的格局，也最后在鲍君甫的双面特工生涯上画下了句点。
幸好由于徐恩曾身边的另一中共特工钱壮飞及时通知了中共，上海的中共要人如周恩来等才得以身免，但中央机关的运作毁于一旦。
四月二十八日，鲍君甫闻讯顾顺章的被捕叛变之后仍旧镇静自若，不为所动，相信他的上司张道藩可以帮他度过难关。不久鲍君甫与陈赓先后被逮捕关押于南京宪兵司令部。鲍在狱中仍旧通过关系，对陈赓予以照顾。陈极感动，对鲍道：“今后共产党要得天下的，到那时我们决不会忘记你”。
此后鲍君甫在狱中始终缄口不言，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件以后，位居国民党要位的张道藩暗中活动，果然将鲍君甫释放出狱。
这时周恩来、陈赓等共产党等要人已相继离开上海，或赴天津，或到苏区。一九三四年国民党再度启用鲍君甫，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但此时的鲍君甫已经完全脱离特工系统，与共产党也脱离了(失去)联系，生活归于平淡。
时过境迁，世事沉浮。一九四九年，当中共解放军攻进虎踞龙盘的南京石头城以后，这个时候的鲍君甫已经是个一文不名，在南京街头摆小纸烟摊为生的一介平民了。
其后，一九五Ｏ年十月，展开了中共建国以后的第一次重大的政治运动——“镇反”，即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一年一月，南京市公安局开始反动党团特务人员的登记，几天之内就有四五千名原国民党各级高官向政府自首，听候发落。由于鲍君甫担任过国民党政府感化院和反省院的院长，故被市公安局逮捕，并很快移送法院。经法院有关领导审批，准备处以重刑。这时鲍则提出他在大革命时期曾为中共地下党组织做过工作，要求陈赓同志作证。
时任南京法院院长的鞠华于一九五一年两次给当时担任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的陈赓发函，希望证实鲍在大革命时期的政治身份。陈赓给鞠华的回信内容如下：
南京市人民法院鞠院长：
关于鲍君甫（又名杨登瀛）之供词是否属实一事，据我所知，鲍确系一九二七年起即与我党发生关系，一九三一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我同狱，此时表面上还好，以后任伪中央感化院院长，据说表现不好，其他详情不知……，仍以注意，管制为好，特此函复。
并致敬意。
陈赓十一月二十四日
根据陈赓的证词，鲍君甫终于逃得性命，但仍旧被判管制。此后鲍君甫住在南京，生活无着。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闻讯后，写信给南京市公安局的局长，说明“鲍君甫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救出了许多我党负责同志……”。信中说：“我与陈赓同志商量给鲍作些救济，或想其他办法帮助一下。”一九五六年三月，由南京军区专程派人送鲍去北京，鲍在北京会见了早年曾受其保护的共产党人陈赓和陈养山等人。
后来直到文化革命，鲍君甫终于难逃一劫，又一次被作为前朝的遗孑被斗致病而死。
至今为止，所有关于鲍君甫的文章也都均收尾于此。几年前，当我偶然读到这些有关鲍君甫命运的文章之后，就象读过近几十年来造化弄人的无数坎坷命运的记述一样，只有对他不凡而又奇特的一生再作一回由衷的扼腕叹息。
然而，最近偶然获得数封鲍君甫及其家人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写给安娥的书信，让我得以窥见他的一家在政权易帜之后的生活境遇。这些点滴旧事，则更加叫我唏嘘不止。而这段故事的“出土”，却是因为我近来收集整理妻子的家史资料而得到的意外收获。
安娥，正是鲍君甫在一九二九年当上国民党中统上海特派员，而又在共产党方面大显身手时，共产党特科配备给鲍的秘书。当时安娥刚刚从苏联留学回国，奉命回到上海，立刻就被派到鲍君甫身边工作。
上文说到鲍君甫在顾顺章叛变之后被捕入狱，从此安娥与鲍君甫就失去了联系。不过安娥却没有离开上海，继续从事地下工作。直到一九三三年，由于姚蓬子（即“四人帮”时代的姚文元之父）的反水，安娥也终于与共产党失去联系，转而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后来直到一九四九年的解放前夕才重新加入共产党。关于安娥与其夫田汉在此之后的遭遇，那是需要另外一篇文字来叙述的故事了，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鲍君甫在解放后被判管制，这时他已是知天命之年，尽管我们已经知道他最终是死在文化革命里，但他是如何渡过后半段残生的呢？这些信件提供了一些难得的讯息。
首先来看看一九五六年四月鲍君甫给安娥(真名张式沅)的信函。根据以上所说鲍君甫曾在一九五六年到过北京的事实，以及信中的行文可以明显推测出，这是鲍君甫当年三月被接到北京与陈赓等人会面的时候，大约当年鲍君甫与安娥有那么一段工作的关系，所以也安排了安娥与鲍君甫的会面。而此信就是鲍君甫回到南京之后给安娥的回信。
北京 北新桥 细管胡同六号（崇外东四块玉中央体育学院）
安娥女士大启
南京鲍缄
式沅同志：
握别以来瞬已三周，我于四月二日晨安抵宁后即晚疚疾复发，现仍在时止时发，以至稽延奉书甚引为歉。这次在京蒙赓兄的多方安排，能和各位老友相聚一堂，受惠之处非笔能宣。回思昔日旧雨都能表见在时代尖端，能无愧煞！并承老友们的冲襟容纳涵盖多方至渥，蒙党和政府的优遇，五内交萦，愧惭忻感，尤其是您的相赠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厚谊隆情何以为报？惟有决心黾勉，扶植下代，仰副知己之期望耳。倘有在远不遗，尺素时惠，即无任感祷之至，肃此略布谢忱并致敬礼。
鲍君甫 四月廿二日

兹有华东水力学院陈婉瑜同学此次来京参加运动会，过去在我的困难中曾蒙其帮助，恩人也！今托其带上我回宁后的全家近影五张及“女党员”一册，如假时请向帅大姐代为致意为盼，尚有一本“一切献给党”没找到。遵嘱写我回忆往事，准备陆续奉上如能作供参考希善置之 又及。
（邮戳日期：北京 五六年五月十一日。 信封背后写：小册一本，照片五张 四局四七二四）
紧接着，在当年的岁尾上，鲍君甫又给安娥写了一封信。如果说第一封信是故友相逢之后的叙旧，那么这封信便不仅是感怀旧日的感情联系，而是另有所拜托了，信写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原信内容如下：
北京 北新桥 细管胡同六号
安娥女士启
南京宁海路一七七号
鲍君甫缄 挂号Ｏ三二七
春末晤别，不觉岁末，缅怀知交，刻未或已也。日前袁静女士自京来宁，盘桓数日，曾烦代达一切并申下悃，谅荷鉴。及刻舍下尚称粗适，惟内子旧有腰疾，近忽复发，卧床未起。入冬以来，御寒衣物深荷政府照顾，然以久处艰困，虽稍有添补，难期周全。忆昔蒙允以旧衣相助，不计大小冬夏之件，如能割爱者，不悉能否见急解衣推食之赐，不得不期于知交之前矣。不情之请尚恳见谅也。顺肃并颂
新年快乐
鲍君甫谨上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如有日文书籍或杂志等见寄一二为荷 又及

（邮戳日期：江苏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北京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时至冬日，御寒衣物都未能周全，可以想见这时的鲍家生活之窘迫，而且可以想到，当年在上海滩头叱咤风云，手眼通天之辈如君甫先生者，如若不是到了万不得已，举步维艰的困境，他是万万不会如此求人的。
然而非常不巧的是，此时正在河南郑州参加文代会的安娥却在会场上突患脑溢血。当时安娥的丈夫田汉也在侧，北京安娥的家中只有其子田大畏留守。大畏见到鲍君甫的来信之后曾于次年一月拟有一信稿准备寄给鲍君甫，所幸此稿历经四十多年的风雨之后，仍然保留，亦可作一物证：
田大畏致鲍君甫函稿（未发出）
君甫先生：
大函敬悉，我母亲突于上月十九日患脑溢血，现已脱离危险期，请勿挂虑。母亲卧病郑州，所接信件，概未拆阅，因而复信迟缓，恳希见谅。所托衣物一事，因父母都在郑州，我不熟悉家事，难做主张，故先寄上人民币三十元，权且应急。俟父母返京，再作处置。
又，顷接南京第四女中鲍小妹来信，不知是否即为令嫒，此信是去年十月发出的，辗转数月才到。可惜我母亲已经不能马上看到了。这样真挚可爱的信，如果她能看到，当会感到极大的快慰。随祝 健康
田大畏谨上 一月七日
时至冬日，御寒衣物都未能周全，可以想见这时的鲍家生活之窘迫，而且可以想到，当年在上海滩头叱咤风云，手眼通天之辈如君甫先生者，如若不是到了万不得已，举步唯艰的困境，他是万万不会如此求人的。
然而非常不巧的是，此时正在河南郑州参加文代会的安娥却在会场上突患脑溢血。当时安娥的丈夫田汉也在侧，北京安娥的家中只有其子田大畏留守。大畏见到鲍君甫的来信之后曾于次年一月拟有一信稿准备寄给鲍君甫，所幸此稿历经四十多年的风雨之后，仍然保留，亦可作一物证：
更加珍贵的是，信中提及鲍小妹的来信也有保存。来信的缘由大约是安娥在北京见到鲍君甫和读到鲍的第一封来信之后，多少得知鲍的生活困窘之态，所以陆续给南京鲍家寄送了一些生活用品，另外还专门送给鲍家小妹一辆小脚踏车。所以当年十月鲍家的女儿小妹给安娥回了一封感谢的信：
亲爱的安娥阿姨：
近来由于学习很忙，所以没有和您通信。您从北京寄来的车子我已经于九月二十八日收到了，真是万分地感谢您对我的一切照顾。爸爸上次到北京回来说您对他的帮助很大，还送很多东西给他带回来给我们。这些东西我分到了很多，如别花和一个小皮包，真是太好了，同学们看到都非常羡慕。上次我写信说到您那儿去，可是爸爸不同意，妈妈倒很高兴，所以我也就不想到您那儿去了。在上次写信中网及（忘记）谢谢您对爸爸的照顾，所以妈妈教我这次写信一定要谢谢您。现在家中的生活改善了，比过去好了一些。现在我们学校的功课很多，每天五点半放学。现在我对学校的制度还不习惯，可是我一想到刘虎（胡）兰和董存瑞的勇敢和坚强而深深感动，克服了一切困难。现在我在学校包伙，中午不回家吃饭。本来我很喜欢您给我寄来的那一辆小脚踏车，天天骑着上学，现在呢？根本也不想骑车上学了，因为车太小了，骑一次上学要费很大的劲，而且在马路上很多人都注意我的车子。有的还说那么大的人还骑那么小的车子。但这些我并不怕，最要紧的是小，买不着照牌。在路上警察不给走。而且下雨骑车子又没有雨衣和胶鞋。亲爱的安娥阿姨，您一定以为我很小吧。您知道吗，我已经有我妈妈高了呢。因为今天星期六，我在下课的时候抽了二十分钟的时间替（给）你写了封信。望今后我们多多通信。
敬礼 祝您身体健康。
小妹上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
南京市第四女子中学初一戊班鲍小妹
如今读到四十年前当初在上海滩上左右逢源的鲍君甫写给故知索要过冬衣物的信固然让人唏嘘不已，但当看到一个新的生命却也是由于父辈早年政治生涯里的恩恩怨怨而生活在困苦之中，则更加让人感动得泪下。
这里我之所以说此信比上述两封鲍君甫的来信更加弥足珍贵，是因为当时鲍君甫的生活高峰已经过去，他的人生轨迹不说论定（诚然其实根本还没有论定），但总归是走过大半截。而如今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正在人生的路途上蹒跚而来，这或许更是值得一个新社会、新政权需要呵护的地方。我们从鲍家小妹的来信中看到的天籁，这不正是社会需要的生命力么。
六年以后，当年的小妹已经长大成人，她又提起笔给父亲的故旧安娥写了一封感情真挚的信，但这一次已经不是答谢过冬御寒的衣物和一辆小小脚踏车，而是另有所求了：
尊贵的安娥同志：
您好。鲍君甫的女儿又在跟您写信了。记得六年前的我也曾经给您写了一封信，想起来那封信写得多么冒昧和幼稚，请您原谅才是。也许在您的脑海里，鲍君甫的影子已经淡漠了。作为他的女儿的我，您就更加淡漠了。六年前曾听陈赓先生说你的身体很不好，不知现在玉体是否恢复健康了？祝您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全家幸福。
在我急得走投无路之时，便想起高贵的您，希望能在您那儿得到一些帮助。当我回想到卡斯特罗能够满足一个外国孩子的读书愿望时，当我回想到彭德怀元帅能够满足一个青年入伍愿望时，我便会想到尊贵的您也许会满足我的读书希望，就鼓起了勇气冒昧地给您写了这封信，请您原谅我的幼稚和可笑。
去年我便高中毕业了。在中学里我的俄语是无可非议的，无论口语和笔试都名列前茅。遗憾的是因为作文和历史考得不够格而落榜了。我非常喜欢外语。我在家跟父亲学习了一年日语。今年当我看到北京外语学院日语系对南京招生时，我的心跳的是那样激烈，彻夜不眠的想着。我多么想成为北京外语学院的成员之一，但是一个人的愿望是不易走到的，今年在高考中每门科目考得一般，值是俄语考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几乎不及格。这样怎么能录取呢？我为之难过和失望，在沉痛之中您的影子在我脑际里一闪而过，我就这样来求您了。
亲爱的安娥女士，您帮助我吧！我总是这样想，您和田汉先生都是全国闻名的艺术界权威，您也许能够帮助我到大学里去深造，您跟校长说说看好吗？假如我我能进入大学，我绝不辜负您的希望和帮助，我会创造出优异的成绩来实现自己的诺言，在中学里我的品性不会使您失望的，您尽可以放心。
尊贵的安娥同志，帮助我到大学里去学习吧！我比别人更知道应该努力学习。一年的闲居给我带来了许多烦恼，当我接触到社会后，才体会到当学生的可贵。您对我有什么要求，我都可以达到。您可以决定我的一切的一切。我学习日语已有了一年的基础再则家里又有许多教科书和参考资料，加上父亲的帮助，我会把日语学得很好的。亲爱的安娥同志，我知道希望是很渺小的，但希望您和田汉先生尽力帮助我吧，把我当作自己女儿看待吧。假如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便会想到高贵的安娥女士和田汉先生帮助了我，我会报答您们的恩惠的。请相信我吧。
此致
敬礼
鲍雪波敬上
南京区报名号三一一三四二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日
南京南东瓜市二号
写这封信的鲍雪波就是第一封信中的鲍小妹。从信里的内容可以看出，她是急切想通过安娥的关系进入大学学习。如今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安娥是否，以及如何回复这封来信的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那个时候的安娥实在没有办法帮助实现鲍家小妹的愿望的。
鲍家小妹一片急于就学的心情溢于言表，但她却没有看到，横在她面前的是一道怎样不可逾越的鸿沟。且慢不说她的学习成绩如何，也不要说当年已经失语中风的安娥根本对此无能为力，只要看看当年的政局环境，便可以知道她的愿望会是如何的结果。如今世事全非之后，我们也已经一目了然，当年不要说是鲍家，就是许多与政治素无瓜葛的人家在当年的环境中也是碰得头破血流，遑论其它了。
从信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对在困苦生活中给予帮助的感激之情，而且她也具有一个生活在当年环境中的少年所具备的一切思想：刘胡兰和董存瑞这样当年共产党著名的英雄同样给予她上进的激励，一片天籁之情跃于纸上。
如今读到四十年前当初在上海滩上左右逢源的鲍君甫写给故知索要过冬衣物的信固然让人唏嘘不已，但当看到一个新的生命却也是由于父辈早年政治生涯里的恩恩怨怨而生活在困苦之中，则更加让人感动得泪下。
这里我之所以说此信比上述两封鲍君甫的来信更加弥足珍贵，是因为当时鲍君甫的生活高峰已经过去，他的人生轨迹不说论定（诚然其实根本还没有论定），但总归是走过大半截。而如今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正在人生的路途上蹒跚而来，这或许更是值得一个新社会、新政权需要呵护的地方。我们从鲍家小妹的来信中看到的天籁，这不正是社会需要的生命力么。
然而时过境迁，当年时局的若干细节如今也记不大清楚，于是不妨顺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典》里抄录几段一九六三年的大事记，以作旁证：
一九六三年
二月二日至二十七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总结了两年来创四好连队的基本经验，坚持“四个第一”。
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会议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作了关于反对修正主义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肯定了“四清”运动的做法和经验，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三月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
三月：停演“鬼戏”，批判“有鬼无害论”。认为这是“影射攻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四月：全国文艺工作会议，对“大写十三年”发生激辩。
四月二十五日：国防部授予经受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考验的某部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
五月二日至十二日：召开杭州会议，认为中国社会出现了尖锐的阶级斗争，决定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由此制定了《二十三条》，强调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为纲。
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对文艺工作作出批示，认为“文艺界基本不执行党的政策，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沿，如不认真改进，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就会变成匈牙利裴多斐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会后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开展整风，齐燕铭、夏衍、阳汉笙、田汉、邵荃麟等大批文艺界人士遭到批判。
走笔至此，似乎没有必要再做过多的诠释。三年之后君甫先生一家的运命其实这时早已注定，只是世人大多都未能洞烛先机，那么有什么理由来责怪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的“非份之想”呢？

于波士顿市郊，二闲堂。
二ＯＯ三年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