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与潘汉年
?                                                                   鲍晓娜
今年是潘汉年诞辰100周年。我与友人在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看潘汉年纪念展时，无意中看到了我父亲的名字——鲍文蔚，三个字赫然出现在展板上……

封尘已久的往事
父亲鲍文蔚（1902-1991），祖籍江苏宜兴丁山镇，距潘汉年家乡归迳陆平村不远。当年在常州中学念高中。那是一所名校，张太雷、瞿秋白曾在那里读过书，刘天华在那里先读书后任教。校友中，胡焕庸、邵鹤亭、吕叔湘、方鹤年、段力佩等后来都成了各方面的精英。1920年至1926年父亲到北京大学，先在预科，后攻读于西洋文学系，师从鲁迅、周作人等名家。
1923年暑假，父亲回宜兴老家，正巧碰上以潘汉年为首的当地青年正在反对教育局长周品高，于是立刻投入进去。若干年后，他在回忆这段往事时对我们子女说：“斗争最激烈的那天，有一百来人参加。我一屁股坐到周品高的办公桌上，以北大学生的身份大声斥责他的种种劣迹……也就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汉年”。
事后周先生跑到宜兴县长那里告状，碰了软钉子后，又找了门路，终于把“为首分子”告到江苏省高等审判厅，这块展板显示的就是周品高诉状的内容。诉状正文点了七个人的名，父亲排第 二，邵鹤亭第六、潘汉年第七，而诉状封存面却只有潘汉年等三人了。因为此时已8月31日，距大闹的8月12日过去快二十天了，父亲及邵鹤亭等一批学生早已离乡返校，只可惜潘汉年等几个人受了数日牢狱之苦。张云的《潘汉年传奇》一书对此有较详尽的描述。
就在这场斗争中，父亲认识了当时年仅17岁的潘汉年。父亲对我们说：“汉年那时还是个小青年，可是人很精明，又能干”。他们从相识到相知，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语丝》周刊与文坛巨匠
两年后的初夏，潘汉年意想不到地得了一个美差——送一位与他感情甚笃的表妹去北平考大学。尹骐所著的《潘汉年传》对这段往事有比较精彩的叙述。作者笔锋一转写道：
“在北京短时间的逗留，对潘汉年来说，还有另一方面的收获。他的宜兴同乡鲍文蔚那时正在北京，并和“语丝社”有密切往来。潘汉年从他那里读到了许多的《语丝》文章，并且知道了许多鲁迅和周作人的情况。他对这两位文坛巨匠充满着敬佩之情”。
《语丝》周刊于1924年11月17日在北京创刊，主要发起人是周作人、鲁迅、林语堂、钱玄同等，俞平伯、刘半农、顾颉刚、孙伏园、徐祖正、曹聚仁等都是撰稿人，“语丝社”办公处就在北大红楼里。父亲那时在北大已待了五年，上述各位不是导师就是前辈，来往密切是不言而喻的。记得上世纪四十年代我已上小学了，父亲常带我到徐祖正家玩，徐老伯还送过我一只挺大的木制帆船。
周作人很喜欢民间文学，这也正合潘汉年的创作兴趣。潘回沪不久就把他的新作《苦哇鸟的故事》寄给《语丝》，很快在当年七月出版的第35期上发表了，同时还刊出了潘汉年和周作人之间的信函。这次北京之行为潘以后进入文坛并进而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打下了基础。
过了两年，即1927年，父亲从北大毕业到南通中学教英语，以便筹集路费出国留学。当年10月，鲁迅由香港汕头到上海定居，最初住在景云里。是年12月13日，父亲特意陪同潘汉年到鲁迅家中拜访，在坐的有章依萍、李小峰等。宾主交谈甚欢，还一同到一个叫“中有天”的地方共进晚餐。潘汉年由此正式结识了鲁迅，以后为他家的常客。这在《鲁迅日记》和黄说豫编《潘汉年在上海》中均有科要记述。父亲当年曾听过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他不止一次向我们提到拜访老师时的趣闻铁事。

参加隐蔽战线斗争
1932年3月，父亲留法四年后回到宜兴。此时潘汉年已是耳听八方的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他立刻约父亲到上海见面。对于几年间国内的变化，尤其是上海在“淞沪抗战”后的变化，父亲在国外也略有耳闻，可老朋友来信相约面谈却是求之不得的事。关于这，父亲在1985年11月曾经写了一份叫《鲍文蔚参加地下对敌斗争简况》（以下称《简况》）的资料，文中说：
“我到上海后在一个秘密地点见到潘，他问我回国后的打算，我说应留法同窗之约，打算到他们所在的北京中法大学教书和研究的地方供职。潘说你留在上海，跟我们一起干革命，我同意了。”
不久，潘就将父亲安插到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当外文秘书，少校军衔。当时的司令是十九路军抗日将领戴戟，前任司令熊式辉已在一年多前离开了上海。父亲上班地点在龙华，办公桌就在司令部的秘书室里，主要职责是将法文报刊的有关资料译成中文供戴参考，他们当时正准备跨入政界。父亲说戴为人比较正直，解放后曾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父亲平时戎装佩剑出入司令部，有时也西装革履地代表司令参加涉外活动。
关于父亲的住处潘也做了精心安排。孙科当时住在霞飞路霞飞坊（今淮海中路淮海坊），他的汽车大摇大摆地出入，潘就将父亲也安排在这里，一个留学生常穿着军装住在这里，会认为与孙科有某种联系。这个“保护色”，按现在的话叫“包装”，确实很到位！
父亲与潘之间常常通过一位化名李某且体态较胖的同志联系，父亲的住处就是他落实的。当然，父亲有时也在公开场合见到潘。
关于那时活动的内容，父亲在《简况》里这样写道：
“（一）利用秘书室的有利条件，将司令部的密电码逐字偷看在眼里，然后写成纸条，送到现在静安寺以西某石库门房子的楼上，从门缝送入，旋即脱身。（二）一件特殊使命： 一天，李告诉我说江西方面需要南昌地图，要求从司令部搞出来。我费了周折借到一看，上面密密麻麻的线条，无法复制。后来动脑筋到徐家汇天主教堂里与外国神甫拉上关系，将地图借到手，分成数次绘制又复送到上述秘密地点。一段时间以后李来说，多亏地图送到江西，使红军在作战上带来不少便利，组织上特别表扬，并给五十元以资鼓励。（三）又有一次，李要我以公开身份去某指定旅馆某特定房间的对面租一间房子供其他同志使用，我照办了。上午我照常去司令部，下午回来发现有陌生人在室内，知是自己人，不便多问。数日后党通知我房子可以退掉。又过数日，党再次告我，这回让我到西藏路上某大饭店，记得是指定五层楼某号房间，让我再租对面的一间使用，数日后又退掉。谁知第二次退掉后不数日，报上第一版有一条消息，说是日前上海地下共产党将国民党内公安局某要人（记得是个特务头子叫王华）处决在该大饭店的电梯内，而该要人的工作地点就在五楼某号房间。至此我才恍然大悟，才知道我配合其他同志将这个坏蛋秘密地处决了。（四）利用当时的社会关系，特意请公安局长文洪恩的亲戚在新雅饭店吃饭，席间从该人得知廖承志被关押的确切地点，送给组织。当时原想由组织上营救，后其母何香凝就按照上述地点公开到关廖的地方大吵大闹，迫使蒋介石令文洪恩放人。此外，也曾于1933年专程到南京去了一次，打算营救潘梓年，未成。应民主人士沈尹默的请求，也曾打算营救创造社社员穆木天，均未成”。
后来在回忆这段难忘的岁月时母亲对我说，当年也认识潘，记时在一次小聚时，潘说他有六十几套西装，“没办法，应酬太多了”。1955年潘出事被捕，父母都想不通，说：“那么干练的一个人，怎么会呢？大概是西装太多了，遭人嫉恨……”

1934年潘在何处
关于离开上海的原委，父亲在《简况》里是这样说的：
“后因戴戟等十九路军人物下野，蒋介石白色恐怖加剧，地下党活动处于低潮。我此时曾向组织表示请求去江西苏区，但考虑到其危险性而没有同意。后经潘本人同意，我离开上海，对司令部不辞而别，到北京中法大学教书去了。由于在沪的秘密身份，此后我就与政界脱离干系，以克不测。”
1984年，父亲在与夏衍谈及这段经历时，夏衍说，据他所知，1933年夏潘就离开上海进入江西苏区，1934年不大可能在上海见到他，问我父亲是不是记错了，因毕竟年代已久。但在第二年父亲写此资料时，仍坚持说当年他肯定是在上海见到潘本人，是潘同意他北上的。襟怀究竟如何，多年来我们做子女的也说不清。
直到上世纪末，因电视剧《潘汉年》的播出和有关书籍的出版，许多事情才逐渐为世人知晓。我们全家是又买书又一遍遍地看电视剧，心情特别激动。遗憾的是父母早已过世，不可能分享这份迟到的正义与激动。就在今年早些时候，有一天，我们又在翻看买来的《潘汉年传奇》中的一节——“出使闵省”讲的是1933年末福建成立人民政府的事，骤然看到中央指定的交通路线，经上海重返瑞金。噢，这不，1934年潘的确到过上海！证据找到了，细节也明确了，这足以证明父亲没记错。不但如此，还可以印证出，因潘那次在上海的逗留是非常短暂的，可还是和父亲见面，足见他们的关系不同一般。

竟然成了永别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十年过去了。我们一直在北京过着低调而平静的日子，只盼着日本鬼子早点投降。1944年冬，突然有一天晚上，潘汉年出现在我们家门口。父母双亲是又惊又喜，那时我已上小学，肯定也见到潘，只可惜没有丝毫的记忆罢了。寒暄之后父亲和潘两人就独自躲到我们家西屋子里长谈，直到第二天潘才离去。
关于这次刻骨铭心的见面，父亲在《简况》里是这样写的：
“一天晚饭后，潘汉年化名萧某，到我在北京的住地——地安门东不压桥火药局三条四号里来，直谈到深夜。我当时回顾说，不曾想因日本侵华，一别十年。潘说党中央认为日寇必降，但国共内战必起，他让我留在北京继续教书，什么也不要动。潘还说他来京以看牙病为名，且有日本共产党暗中保护，不会出问题的。”
其实潘在前一天就来过，父亲刚好不在。望着母亲略显得吃惊的面孔，潘安慰说：“不要紧！文蔚兄不在，我明天再来”。后来每提起这次见面，父亲就说十年无音信，潘却能找到这么小的胡同里来，并学着京剧腔调说：“汉年者，真神人也”！
“留在北京继续教书，什么也不要动。”这是潘汉年当时的原活。以后几年父亲正是照这意思做的，直到解放后才又“活跃”起来。他先后在山东大学，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外语学院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法语（二级教授）。1956年他以专家身份参加了中共“八大”秘书处的工作，负责大会法语资料的校勘。他精心翻译并出版了法国大师拉伯雷的长篇巨著《巨人传》、《雨果夫人回忆录》、《浪子回家》、《论巴尔扎克》《法国名家短篇小说选》等。他还曾将郭沫若的《先秦的天道观》、《<周易>的时代》等译成法语，受到了郭老的好评。当然，这是后语。
父亲所写的《简况》的最后几句话是：
“没有想到，解放后因他非常忙，我又赴青岛教书，不在北京，也未去沪，这一面竟成了永别。”
“竟成了永别”这句话，只有父亲自己能感悟到其中的滋味。

找不到“李胖子”
1983年秋，父亲已八十有一了，手抖，又患眼疾。他辞退了几个院校的聘请在家休息。有一天散步，听说潘汉年的冤案已经平反，骨灰也已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了。回家后，他急忙托人找来《人民日报》上夏衍的纪念文章，摸索着连看数遍，并陷入了久久的沉思。最后，父亲作出了决定：自己的事也必须说说了！而关键，是要找到联络员“李胖子”。
于是，全家出动——找人！
那段时间，我们先后拜访了夏衍、石西民、楼适夷、丁玲、潘菽、吴祖芳（潘梓年夫人）……也找了中央组织部、统战部、上海市委组织部等。夏衍对父亲说：潘案株连三千人，你老鲍没有被牵连进去算是幸运的；“李胖子”不认识，因那段时间潘的活动很机密，一点也不知道。石西民说：至少两千五百人受侏连，“李胖子”不认识。其他几位也都说得差不多。吴祖芳还说，潘汉年骨灰安放仪式的好友名单中有鲍先生，但多年无联系，没法通知，实在遗憾。父亲与潘叔已多年不见，回忆往事时，二耋匀欷欷不己。
寻找“李胖子”的事只好告一段落。后来父亲总是说，其实他当年知道“李胖子”的真名，现在也好像就在嘴边，只需提醒一下。可是，到哪儿去找这个能提醒他的人呢？
这成了父亲离开人世前的最大的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