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鲍文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记青少年时代的鲍文蔚先生
                                                                               口鲍旭琦
        鲍文蔚先生，江苏宜兴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月，出生在丁山镇白宕鲍氏世家。年轻时曾留学法国，回国后卅年代初在上海中法大学任教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及兼在东华门孔德学校任课。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文学家和教育家。他是中国翻译家协会常务理事，作家协会会员。他一生呕心沥血，传播东西方文化，终生执教，著书育人。学习和工作刻苦认真，淡泊名利，光明磊落，宽厚待人，赢得同事和后人的敬佩。
        文蔚先生四岁即入祠塾旁听受启蒙。他生性聪慧，深受塾师——阳羡名儒卢启愚先生偏爱。那时祠塾里有二十多个学童，以他最为年幼，在众多兄长的眼中他是个最好欺侮的小弟弟。但也是这个小弟弟，不但不好欺侮，反而是众位兄长为少受先生的责骂而与他结盟。他六岁时正式摆座听课，开学后，众学子均不敢坐面对先生的座位，而争坐远离先生的座位。因面对先生咫尺，稍有不慎，不知何时先生会手持戒尺，随时会打到手上，大家都十分惧怕。可是，文蔚先生在开课第一天就端正的坐到了先生的正对面，一动不动的聚精会神地听先生讲课。下课后毫无拘束的捧着书本，向先生问这问那。卢先生常捻着胡须笑着称赞道：“孺子可教也!”。学伴们大都挨过先生戒尺的责打，唯独他不仅从未受过责打，且还常能得到卢先生“三粒冰糖”的奖励。无怪乎卢先生在族长和长辈面前称赞文蔚先生“读书有天赋，千字文和古诗，读三遍就能背诵。有子健之才，日后定当大有出息!”
        按祠塾规矩，从摆座听课起，每个学童必须轮流为先生倒尿壶(宜兴人称夜壶)，每人一天。有几位年长的兄长，书读得并不好，但鬼主意不少，自恃人高马大，几人暗中商议，强令文蔚先生为他们代倒夜壶。起初迫于无奈，代倒几次就算了。岂知，他们以为文蔚先生人小可欺，一直要他代倒。一次他虽然口中答应，但有意不倒。学伴遭先生痛骂，心有不甘。放学后，几人将文蔚先生挟持进一小弄堂，不由分说开手打他屁股。乡下习俗，孩童问打架，只要不皮开肉绽，家长一般不予过问，孩童也不敢回家诉苦。文蔚先生数次受欺侮，心有不甘，想出一绝妙办法。某天放学后，他在家旁水池里捉了只癞蛤蟆放于陶罐里藏在祠堂后院的墙洞内。待兄长要他代倒夜壶后，偷偷将癞蛤蟆放入夜壶里并盖上，夜壶放在卢先生住宿的西厢房边。夜半先生起夜解手，夜壶里癞虾蟆蹦跳，吓得先生失手把绿釉夜壶摔得粉碎。此事非同小可，经排查，该日应是轮到族兄正生倒夜壶。不由分说，先生就大开杀戒，狠狠将正生双手各打了十大板，正生被打得嗷嗷直叫。族长获悉，命他头顶一碗水，长跪在祠堂角落里，由他父亲领回，不准再入塾读书。事情闹得如此之大，学伴们吓得不敢吱声。正生之父满腔怒火，将正生带回，一顿家法，正生只得道出原委。一家人不敢声张，过几天特精选了一只夜壶并三斤上等黄烟，携着不肖之子，前去向卢先生陪礼道歉。经族长求情，正生才得允许上学，但得受罚为先生倒夜壶一年。经此风波，兄长们再也不敢“门缝里看人”，更不敢恃强凌弱了。九岁时文蔚先生读完中庸，年考得第一名，将所有学伴和兄长都排到了自己的身后。为此，族长开了祠堂大门，在正厅摆酒席三桌，请出各房长辈，当众为他披红庆贺。这在当时丁山各氏族中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因此鲍文蔚被誉为“白宕鲍门第一才子”。 民国初年，江苏省成立省府办常州中学。民国四年(1915)，刚十三岁的鲍文蔚以全优的成绩考入了“省常中”。从宜兴丁山到常州有二百里水路，来去很是不便，幸好家族在常州城内开有陶器行店，吃住均可在店中，生活和学习上倒也无后顾之忧。十八岁时文蔚先生高中毕业即考取北京大学西洋文学系就读。他学习刻苦勤奋，毕业时成绩优异，被民国政府公派赴法国留学。在法期间，他就读于“法兰西大学文学院”，专攻法国古典文学及欧洲近代文学。历经四年潜心研读，获法兰西“古典文学学士”。
文蔚先生学成归国后，最初在上海中法大学任教，是最年轻的法文教授。他一边教书育人，一边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因他国学功力深厚，在向国内读者介绍西方文学作品时译作用语优美流畅，深受国内读者喜爱。并得到法国驻沪领事馆文化参赞的高度赞赏，也被民国上海市府特聘为法语翻译处首席顾问，每逢市府有对法国方面的外事活动，就会派小轿车前往学校接送。
        在上海从教期间，同乡潘汉年先生也常去看望他，他俩又是省常中的校友。经潘汉年的介绍文蔚先生参加了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外围组织。并经组织安排兼任了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中校翻译官的职务。利用当时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为共产党和革命事业做了大量有益的秘密工作。文蔚先生既是教授又当顾问和中校军衔，传到故乡丁山，族中纷纷传言：文蔚在上海做大官了，进出市政府坐着崭新的小包车，官阶可与潘序伦并起并坐了!(潘序伦是鲍氏的女婿，当时任民国政府财政部常务副部长)
        1930年文蔚先生在赴北京大学任教之前曾回家过年，族人获息，纷纷传言并告知族长庆培太公。他即刻召集族中长辈，在文蔚先生回到丁山时，率众亲往轮船码头迎接，并再次大开祠堂大门，为当上“大官”的文蔚先生连摆酒席两天接风洗尘。族人都听说他是坐着崭新的小汽车从上海送到无锡，才乘船回丁山的。那当然是做了大官了。过了年以后，文蔚先生将告别亲友赴北京。此时庆培太公悄悄的问他：你去北京将要当多大的官?文蔚先生语重心长的答道：祖公，我什么官都当不了，去北京还是当教书先生!族长听了，连叹可惜!可惜!，还说：读了那么多的书，又留过洋，怎么当来当去还是当个教书匠。让我们白忙了几天。对着族长懊悔莫及的神态，文蔚先生只能付之一笑道：“祖公，教书育人乃天下第一大事，比当大官要好百倍!”他这番朴实无华的话真实地写照了文蔚先生的终生的信念。“白宕鲍氏第一才子”，两度大开祠堂大门的故事，一直流传至今，成为美谈。
        鲍文蔚先生是我的堂伯父。与他，我也只见过一面。是在粉碎“四人帮”那年，他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会见了久违的族中亲友。交谈中，他和蔼可亲的话语，博大精深的学识。对我们晚辈提出殷切的期望，他要我们多读书，多学知识，钻研技术。他说粉碎“四人帮”后，国家将要大规模的建设，年轻人将大有可为。他的这番话语，令我终生难忘!
        今年恰逢鲍文蔚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借《鲍氏文苑》一角，记叙他青少年时代的数件往事，作为对他的纪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