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上才女——鲍亚晖
                                                                                   口鲍旭琦
         鲍亚晖，于清光绪二十四(1898)秋，出生在宜兴丁山白宕（dang）鲍氏世家，孩提时就受其母启蒙主习工笔花鸟。其母任氏，身出宜兴望族，是清末民初宜兴地区颇有名气的花鸟画家。亚晖女士七岁时所学绘的白描花鸟图案，就被“堆花工匠”要去照样堆帖到各式缸面上作装饰。光绪三十二(1906)年，宜兴城中开办“阳羡女学堂”聘其母执教花鸟画，她随母入学受教。
        当时的“阳羡女学堂”学科以女红为主，兼习琴棋书画，诗词曲赋”，是县里专门为地方上的富绅之家女子而设，“女先生”均聘地方名仕的夫人，校长由知县夫人担任。经过女学堂的四年学习，亚晖女士以绘画，诗词，围棋“三门功课为优。”辛亥革命之后，宜兴废“女学”创办“阳羡女子初级师范学校”学制四年，因亚晖女士人考成绩优异，直升二年级就读。当她初进新式学校读书，一切都感到新鲜，每当放假回家就在族中姊妹间沾沾自喜地讲：“新学堂规矩少，每天放学后老师还和我们学生一起吹歌弹唱，绘画下棋呢”!“有的老师功夫有些蹩足，画画还不如我，有的老师下棋不是我的对手，我们年级有位音乐老师，歌唱得很好听，可是放学后总要叫我与他下棋，抢先手还要饶他一子，每下每输，真烦人”。当这些话经姊妹们的嘴传进她母亲耳中，立即遭来一顿责骂：学了一点点雕虫小技，尾巴就翘到天上，疯得没脸了，再听到瞎讲，不打掉牙齿才怪”。儿时，亚晖女士很怕自己的母亲，因她是家中的长女，母亲对她规矩多，管的很严，三岁就给她包上小脚，不准下地，使她坐在床上哭了足足一个多月，好亏她父亲从英国回来，帮她剪掉包脚布，并责备她母亲，“不准给女儿包小脚”，她才会下地走路。她父亲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学院，曾留学英国二年，因患上了肺结核病才中途辍学回到家乡，当她懂事起就十分敬佩父亲的才华。另外她父亲很开明，常常在家中说：“丫头和伢伲都一样，只要读好书就能做大事。”对世族家庭中的一些封建观念，他总呵护着女儿讲：“这些东西不要去理会它，越理会人越蠢。”但当他得知女儿有所骄傲，蔑视老师时，就会一边开道一边批评：“丫头啊，肚里有货道，应该让人知道，但做老师的都有学问，不一定样样精通，你讲的那位老师，只是不精棋道，别的学问总要高过你很多吧!你平时画点花花草草和几只小麻雀就算有本事?山水，人物你还没摸着门坎，另外，人体比例、远近层次，明暗对比，这许多东西你快点好好学，学不出成绩别人要来羞你呢”!“丫头，你听好，男女都一样，学则优则仕”。
        在阳羡女子师范上三年级之时，恰逢徐悲鸿先生来校任临时国画教员，当年徐悲鸿先生刚二十出头，但绘画的名气在宜兴一带已露出锋芒。经他悉心教授，亚晖女士的画技进步很快。徐先生在阳羡女师执教二年，她也跟着先生潜心勤奋地学习二年，到女师毕业，她的绘画成绩获全校第一。徐悲鸿先生为了对她表彰和鼓励，特地与她联名在县府礼堂举办“徐悲鸿——鲍亚晖师生画展。”展出非常成功，轰动了整个宜兴城，开创了宜兴举办画展的先河。县长钟晓楼也亲自向他们师生特表祝贺。消息传到丁山，“鲍亚晖，白宕鲍氏才女”之名也在镇上鹊起。为了对徐悲鸿先生表示感谢，亚晖女士的父亲鲍青昂先生亲自到县城邀请徐先生到丁山鲍家作客，还请他参观了丁山白宕整个陶业生产的过程。当徐悲鸿先生看到鲍氏生产专销南洋各国的花缸、花坛上的装饰图案是全凭艺人的一枚拇指凭空堆帖时，连连惊叹：“此技为天下一绝”。并不断称赞帖花艺人真不简单，各种飞禽走兽、山水亭台、戏中人物，不用底稿，全凭闲熟的技法堆帖得精致合理，这是很难啊!画画也要学学这些艺人，暗熟于心，运技于笔，画才能画好。”亚晖女士的母亲也向悲鸿先生深表感谢，“赞他作画气度非凡，育人有道，女儿受他赐教，画技培增”。她父亲用他那宜兴荆南四镇八乡第一颜体的书法，书写一幅“秉志丹青，鹏程万里 赠寿康先生念存”。(悲鸿原名寿康)相赠，从而徐悲鸿先生与白宕鲍氏也结下了很深的友谊。
        民国初期，十五、六岁的姑娘就该谈婚论嫁了，“白宕才女”名声在外，许多世交老亲、纷纷上门说亲，可她父亲总说：“女儿婚事由她自定”，将上门说项者挡之门外，征求女儿意向时，亚晖女士却当着众长辈发誓，“五年之内不谈婚嫁”，她要择师深造。民国五年(1916)她考入南京“金陵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就读了二年后患上伤寒症，从而辍学。民国八年春，她随父亲到上海，拜父亲的好友，著名画家王一亭先生为师，成为王先生的人室弟子，她如鱼得水，跟在先生身后专攻写意画法。三年后又拜沪上名画家樊少云为师，精研墨骨画技法二年余。亚晖女士前后历经众位先生指导后，她广采博长，画技精进，当王一亭先生时隔数年，再观自己的女弟子作画后，当面对她父亲讲：“青昂兄，令媛日后定当扬名沪上”。在上海学画前后长达六年，画已学成，但亚晖女也失去当时婚嫁的最佳年限。回到家乡，她母亲为她的婚事整日唠叨，为此而烦恼，她自赴县教育局自荐，到宜兴城东女子师范学校任图画教员。因执教颇有建树，多次获县教育局嘉奖令。至二十五岁那年才与同乡潘序伦先生结为伉俪。
        1924年岁末，当她得知徐悲鸿先生从法国留学归来，并与昔日同窗蒋棠珍(碧薇)结了婚，居住上海时，即赴沪登门祝贺。师生间，同窗间九年没见，长谈了三天。当徐先生得知她与丈夫新婚一个多月，丈夫就赴美国攻读博士，她很自由，就推荐她到上海“沪东女子师范学校”任国画教师。从此她一边执教，一边潜心作画，每月总挑出最好的作品，挂到学校走廊边，让全校师生评判，时达数年，名声也在沪上日渐传播。1929年，她为了支持回国的丈夫创办“中国立信会计学校”遂辞去教职、拿出多年积蓄支持丈夫的事业，当立信会计学校建成开学后，她就摆脱一切事务，在霞飞中路买下一幢洋楼，专业从事绘画艺术，并将画室取名为《兰馨轩》。1934年，为了纪念自己三十六岁生日，她出版了《鲍亚晖女士画集》和《兰馨轩画册》画集封面是自己对镜自画的一幅肖像、书名题字是她父亲的书法，画集中山水，花鸟，走兽，人物一应具全。公开发行后，在沪上画坛中引起了轰动。因她是在沪上第一个出版画集的女画家，在北京美专执教的徐悲鸿也发电报向她表示祝贺。沪上许多知名的画家也在报纸上发表评论，赞誉她为“沪上才女”。
        1936年春，她父亲因病亡故，她回家奔丧。为扶慰母亲悲痛的心情，在家乡居住了一年多，每天午后与母亲对奕一局，总是输多赢少，以博母亲宽心。直至淞沪抗战爆发，宜兴与上海之间交通中断，她回不了上海的家中，与丈夫也失去联系，加上宜兴地区遭受敌机轰炸，她就随着全家避难于江浙交界的山区，直到1938年3月，才与“江浙战时学生团”一起迁至四川大后方。一路辗转，历尽艰难，在到达四川涪陵县时已是年底，经过多方打听后，终于在重庆与丈夫团聚。经过这段苦难历程的磨炼，性格本是柔弱的她，也变得坚强起来。 1941年，抗战到了最困难的阶段，她尽义务执教于重庆北郊的“江浙临时师范学校”，授课专教山水画，要求年轻的学子们牢记祖国美好的河山正惨遭日寇铁蹄践踏，长期讲解祖国各地的名山名水，激励学生的爱国之心。1943年10月，宋美龄女士视察该校，当听到校长介绍亚晖女干在校授课完全是尽个人义务，从没拿一分钱薪金，就单独召她长谈一个多小时。据她回忆说：“宋美龄女士对国画的欣赏水平很高，对笔法技法很有研究，才气非凡，令她十分敬佩”。抗战胜利后，她返回沪上，当年的楼房还在，却四壁皆空，一切物件和藏书藏画荡然无存，只有她父亲手书的《兰馨轩》扁额还挂于画室的门楣之上，让她在悲凉之中感到一丝安慰。忙了数月将家安下，布置好画室，即随夫到台湾核算敌伪资产，在台湾住四十余天回沪后便潜心于艺术创作之中。
        1947年春，宋美龄女士五十大寿，上海市长吴国桢专程到南京恳邀宋美龄赴沪，在国际饭店大办酒宴，为第一夫人祝寿，沪上各界名流也纷纷前往，亚晖女士也得到市府请柬，被邀出席贺寿。为了向自己敬佩的第一夫人表示贺寿之诚，她潜思数日，倾生平所学，用兼工兼意的技法画了一幅精美的“寿者寻梅图”于祝寿那天亲手呈送于美龄女士手中。花锦似海，礼品如山，但丹青仅此一幅，第一夫人命人当众展开，欣赏之后连称“用笔精妙，松梅双枝出峰、喜雀与寿者之间眼目传神，寓意尽映于画中，是亚晖女士的精典大作，实属难得。受此贺礼，日后定当酬谢”。时隔数日，上海市长吴国桢转送到她手中法币五万和宋美龄亲笔书写的一幅“画殿女冠赠鲍亚晖女士惠存”。并言明，“五万法币是弥补抗战中后方执教之薪俸。亚晖女士受此褒奖，曾一度惊喜若狂；逢人就讲：“她与蒋夫人有知遇之恩，一生为此感到荣耀”。可背后也落下了一个“贵族画师”的骂名。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达官贵人纷纷逃往台湾。是走是留，使她们夫妇疑惑不决，此时蒋经国亲自登门口传命令。要她们五日之内飞往台湾，临走留下二张机票。当她们正忙于收拾行装时，多年不见的同乡宗亲潘汉年先生突然造访，见他们正收拾箱包，就问：“大哥大嫂你们要去台湾吧?”你俩都到过台湾，那边的情况你比我了解，现在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残兵败将都逃往台湾，你们又不是国民党，跟着去做什么?哥嫂均年过半百，我看还是留在上海最好。你俩都是民主人士，又是专业人才，我保证共产党非常欢迎你们留下，等新中国成立之后，也是你们大展鸿图之时，根本没有必要跟着蒋介石一帮去台湾受罪。再说：“不要多久解放军就会攻打台湾，到那时，你们又能去那儿呢?现在只要你们不走，所有的一切待解放军入城之后都会得到保护”。“大哥大嫂总应该相信我吧!”经过潘汉年先生的一番工作，她们放弃了赴台湾的打算，就留在了上海。
新中国成立后，徐悲鸿先生得知亚晖女士未去台湾，特地写信给她，称她们：“能在关键时期分清大事大非，跟着共产党走，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精神可贺。”并叮嘱亚晖女士走出家门去外地看看，创作些新东西，画出新中国的人情风貌。1952年4月，上海成立国画院，亚晖女士是最早受聘的专职画家之一。为了跟上新的时代，她也经常随丈夫到外地去考察，为工厂里的女工和学校里的教师等画过许多肖像，让自己的艺术尽量跟上新时代的步伐。1953年11月，上海市开始“肃反”，因她与人民公敌蒋介石的老婆关系密切，被迫交出了宋美龄赠书后，还因有通敌嫌疑，检查不透彻而离开画院。1956年，丈夫潘序伦又被列入上海十大右派之中，夫妻双双受到强行管制，每天清扫里弄中的路面和厕所。到文革开始，她们进一步遭到迫害，抄家后画室被毁，扫地出门。亚晖女士被红卫兵剪掉头发，挂上大牌子在卡车上全市游斗，并被造反派打断了右腿，留下了终生残疾。粉碎“四人帮”后，她们得到彻底平反，亚晖女士十分高兴，年近八十的她请来泥木工，将退还她的楼房修理后，还将画室布置一新，自书《晚觉轩》三个大字挂于门楣上，开始欢度晚年的艺术生活。因她对己要求苛刻，决定闭门练笔一年，对许多求画的老友们常讲“手腕僵了要练练笔，精神虽好，息笔多年，要我的画，等我八十岁之后吧”。1979年一过八十岁生日，她就谢绝一切客人，闭门开始创作，第一幅，她画了幅四尺横轴，“嘉陵江上的舵手”，主题表达了江上的放排工，画面上嘉陵江蜿蜒曲折，两岸悬崖绝壁，起伏错落，江中水急滩险，岸边巨浪击石，水珠溅起扑面而来，一舵手赤膊躬身屹立于排头，一双有力的大手紧把着舵，目视远方，在惊涛中逐浪而行。左边题跋：“长流波涛心不惊，一日千里行”。第二幅，她创作了“群贤夜读图”。画面上八位书生姿态不一地在专心读书。其中一位一手秉烛一手拿书边走边看，双眼目光直视书中，现得专心致志，右上角屋梁上画一鼠望着秉烛书生慢慢远去的烛光，现出一副好奇的姿态。题跋：“学而当入仕，可报国。”第三幅她画了“竹菊寿带图”画面是一尊剔透灵珑的太湖石，石背面是一杆向上的老竹和一枝新竹，老竹枝叶稀疏，新竹枝叶盛，一只用工笔绘的寿带鸟栖于老竹枝上低着头在腑视着一丛金菊。边跋书：“清风清气可长寿。”当她最后在创作“阿里山温泉”时，画成一半突发脑溢血，倒在长卷之下，虽经多方抢救挽回生命，但终成口目歪斜、半身麻痹不能言语，卧床长达二年。于1982年4月17日凌晨亡故在《晚觉轩》，享年八十四岁。
        亚晖女士是我的大姑妈，她长我父亲整十岁。她一生未育，是潘序伦先生之妻。正因她醉心于艺术追求，一个大家闺秀也就耽误了当时的婚姻佳时。加上时代的变迁，也造就了她的多灾多难。儿时我逢春节去给她拜年时总感到姑妈语言很少，笑脸更少，故而对她很惧怕，直到1977年至1979年间我在上海同济大学打工时，住在姑妈处，才对她有了真正的了解，那时她得到了平反，脸上常挂着笑容，谈吐很开朗，每当晚饭后伴她散步，她边走就边向我讲着她那已过去的往事……。
                                                                                                                  鲍旭琦2002年元月写于尊彝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