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姓族系发展演化轨迹初探(五)
                                                                              口鲍亦冈
        在上期本文的连载中，着重介绍了我鲍姓族系发展第三阶段的中期，即东汉末期由于朝政腐败造成外戚和宦官之间开展激烈斗争。社会进入各豪强之间疯狂武装混斗，导致整个社会空前的大动荡、大破坏。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我鲍姓族系中涌现出鲍信和鲍勋父子二人，他们的杰出思想和事迹。
        历史的发展进入两晋时期，这一阶段应该作为我鲍姓族系发展第三阶段的晚期，本阶段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族系的南迁，鲍弘公于东晋咸和己丑年(公元329年)被晋成帝任命为新安太守，以后就占籍新安郡，鲍弘公成为迁徽州歙县鲍氏始祖。此前鲍姓族系的活动舞台在黄河流域，而从弘公占藉新安郡以后，鲍姓族系大量繁衍发展于长江以南，开启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本文将从促使南迁的社会历史背景、南迁的过程、以及南迁以前和南迁以后整个族系发展的道路出现明显的不同等几个侧面作一些介绍和探讨。
                                                                   一、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
         从东汉末期开始，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摇篮之地的黄河流域一直处于剧烈的战乱之中。人民的生产、生活遭受毁灭性的破坏，人口骤减，其中最严重、最疯狂的大混战有以下几次： 
        1．184年至208年：东汉后期外戚和宦官两个集团为争夺对朝廷的控制权而展开激烈的斗争，人民在这一大群豺狼盗贼的吞噬下，逼得生路全绝，184年爆发了黄巾大起义。但很快豪强武装镇压了黄巾军。接着各地豪强冲破了中央集权的外壳，疯狂地进行大混战，其中以董卓为首的一群凉州的下层豪强是极端凶残的豺狼，他们率军进入洛阳，进行最野蛮的破坏毁灭。而以袁绍为首的一伙所谓勤王将领，同样是割据混战的野心家，大混战一直延续到208年(赤壁之战)暂告一段落，中国境内特别是黄河流域成了一个大屠场。
       以后建立魏、汉、吴三国分立，虽然也有局部战争，但对前一阶段长达24年的大混战来说，还是一个喘息时期。
        280年晋灭吴，晋武帝司马炎统一中国，从280年至289年号称天下安业的太康年间，人民获得短暂的和平休息期。但从290年开始又爆发了一场延续时间更长，规模更为惨烈的混战。 
        2．290年至316年：公元290年晋武帝死，惠帝即位，杨皇后与杨骏合谋修改诏书，由杨骏一人辅政。次年惠帝妻贾皇后杀杨骏，逼死杨皇后，灭杨氏家族，并杀杨氏徒党数千人，大乱开始表面化，从而爆发了诸王之间的大混战——八王之乱。八王之乱是一幅群兽狂斗图，它使黄河流域居民遭受特别严重的战乱。战争再加上天灾，迫使人民无法生存。310年整个黄河流域遭受大蝗灾，草茎树叶，甚至牛马毛都被吃光，接着发生大瘟疫，饿死、疫死，以及被杀死的人“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富饶的黄河流域不再似人间世界。304年又引发了匈奴左贤王刘渊起兵反晋，终于到316年短短的西晋朝廷完全覆没。
        3．316年至439年：西晋灭亡以后，以反晋为名的战乱转入五个少数民族(匈奴、羯、鲜卑、氐、羌)的豪酋相继混战的阶段。在100多年的时间内，在中原地区这五个少数民族通过武力战争，像走马灯似的先后建立过16个国家，最后鲜卑柘跋氏部落强大起来，逐渐统一了中国北部成为北魏。
        长期的战乱使人民无法生存，就想方设法向着相对安静可能谋生的地区流亡。当316年西晋灭亡后，镇守在建邺、都督扬州、江南诸军事的安东将军琅邪王司马睿被推戴为晋皇帝(318年称帝)，建立起东晋朝。东晋朝的建立，有利于抵抗北方少数民族的侵入，经济和文化也逐渐发展，甚至远远超过北方，因此吸引了中原地区大批士族和民众渡江前来避乱。当时的皖南新安郡地区虽然还很落后荒凉，据载汉武帝时的徽州乃是山越人居住的蛮荒之地，但是它确是一块“世外桃园”。皖南地区多是一个个山间盆地，周围高山环抱，盆地中间水源充沛，景色秀丽，土壤肥沃，适于农耕，自然环境极为优越。盆地与外界沟通，多数要穿越一条条狭长的狭谷。像著名的具有徽派特色的古民居村落，已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西递和宏村都具有这种特点。这样一个优美的自然景观，加上当时当地淳朴的民风民俗，正是引发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写下他那不朽的传世名篇“桃花源记”的天然样本。“桃花源记”表述了陶渊明所追求的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而新安郡则是现实生活中躲避战乱寻求平静安宁生活环境的“世外桃源”。《鲍氏文苑》第六期刊出的鲍永臣所写“新安各族志”简介一文中提到了，当时共有83个姓氏族群大批迁入新安。这就是鲍弘公从山东青州府南迁新安郡占籍定居下来的社会历史背景。
                                                                               二、南迁的过程 
        鲍姓族系南迁新安郡是有一个过程的。最初是鲍伸于太康九年(公元288年)被西晋武帝(司马炎)授以护军中尉封户部尚书，镇守新安。新安郡为晋朝的一个郡名，所辖地区相当于当今浙江省淳安以西，安徽的新安江流域，西到祁门，往南包括江西的婺源等地。新安郡治所在地设在始新(今淳安西)。在任命鲍伸的诏书中写道：“新安乃万山之中，故盗贼不时往害吾民，特选智勇才全户部尚书臣鲍伸领兵镇宇。”以后鲍伸之子鲍泉于西晋惠帝时被任命为信州刺吏，信州即今上饶市，位于新安郡以南。鲍伸和鲍泉父子两代人都分别被派往镇守新安和信州，对这一地带的社会状况、风土民情相当了解，但他们在暮年都叶落归根回到山东青州府。在鲍伸去镇守新安的41年以后，鲍伸之孙、鲍泉之子鲍弘于东晋咸和己丑年(公元329年)被晋成帝任命为新安太守。鲍弘生于西晋惠帝元康二年(公元292年)，被任命为新安太守时正37岁，西晋灭亡于公元316年，又过了13年，到东晋咸和年问才被东晋朝任命为新安太守，这里就提出一个疑问，鲍弘是在什么情况下被任命的?鲍弘祖籍山东青州府，而东晋偏安于江南一侧，东晋朝不可能把任命诏书送到青州府去，调鲍弘到新安郡上任；当时鲍弘还很年青，并不是朝廷重臣，没有条件也不可能像其祖父鲍伸公那样，因为实际情况需要，作为一位当朝重臣被抽调去担任封疆大吏，以保一方疆域的平安。所以很有可能是鲍弘看到东晋朝已经建立，就设法投奔建邺(后改建康，为东晋的都城)，然后再被派往新安郡任太守，中间转了这样半个圈子。从当时的政治环境来看，这种推断分析是很有可能的，因为被推戴建立东晋朝的晋元帝(司马睿)向来缺少才能和声望，他能够取得帝位主要依靠王导的支持，王导出身于中原著名的高级士族，是老练的政治家，是东晋朝的实际创造者。王导在政治上的主要措施，就是大量收揽北方来的士族作骨干，同时联络南方士族作辅助，自己作为南、北士族的首领，其作用就在于协调各方面的矛盾，造成苟安江左的局面。很可能就是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促使鲍弘南渡到建康，而东晋朝考虑到其上辈曾镇守过新安和信州，对那一带的情况比较熟悉，就派任他去担任新安太守(郡的最高行政长官)。新安郡的治所后改在歙县，从实际情况考虑，鲍弘公已无法再返回原籍山东青州，遂占籍定居于新安郡城西门，成为鲍氏迁徽州一世祖。弘公卒于东晋兴宁二年(公元364年)，享年73岁，葬于歙县岩寺镇塔下。 
                                                              三、南迁后鲍氏族系的主要道路
        纵观鲍氏族系的发展道路，在南迁前后出现明显的差别。在南迁以前，其族系成员主要从政，且活跃在政治激流的主航道上，他们始终贯彻“从政必须为民”的思想，品格上为人梗直，敢于直面社会中的错误和丑恶，这可能由于家风家教的熏陶，以及遗传因子的影响。但也因此常不悦于当权者，受到打击、排斥，甚至在历史上不止一次地引来杀身之祸。到了南迁新安郡以后，鲍弘公这一族支发展繁衍很快，其后裔遍及东南各省，甚至远达贵州、云南和海外。但是在社会政治环境上已偏离开政治斗争的中心，追求“桃花源”式的宁静和谐的环境，“耕读传家”、“孝悌育人”，偏离开政治激流的旋涡，生活在总体上就显得较为平和。以后在科举制度下追求“功名”，考取进士者不乏其人，但进士及第后多数都进入翰林院，继续与文墨结缘，很少再涌现出叱咤风云的著名的政治人物。也有多位其政绩名扬后世者如鲍象贤、鲍源深等，但按现代的语言来说，均是省部级官员，他们为民谋利，造福一方。这些情况可能受南迁新安后的整体环境所造成的。到明、清两代徽商崛起，鲍氏族系也走向儒商之道，鲍志道、鲍漱芳均为清代儒商中的佼佼者。至今鲍氏子弟多数活跃于科技界、教育界、金融界、工商界、文化界、文艺界……在这些领域内不少成员通过努力取得骄人成绩；而从政者相对较少，可能与历史条件不无关系。 
        目前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是鲍弘公当时仅是鲍氏族系中的一个宗支，南迁发展。从弘公往下传承将近60代，整个谱系脉络大体清楚。但是留在北方的其他鲍氏众多宗支，如何繁衍、迁徒、发展，就缺少资料可查了。北方大地频受战祸、人员逃散、谱系资料失传，成为当今研究考证中的难点，亟待众多宗亲仔细发掘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