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我沛堂兄
                                                                         口鲍世行
     2005年2月28日，我计划去唐山市参加该市南湖地区城市设计国际竞赛评审会，接我的汽车已经到了家门口，这时，突然接到云南大理鲍操打来的电话，她说：“叔叔，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我父亲于2月23日突发心梗，离开了我们……。我一定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把爸爸的工作继承下去……，”说完，电话那边已泣不成声。下面只能由鲍光兄接着说下去了。这个噩耗实在太意外了，我当时仿佛进入了云里雾里，神情恍惚。
    匆忙登上已等我一时的汽车，一路上，我进入沉思之中，高速公路两侧飞速后退的景色，我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当晚久久不能人睡，一幕幕与沛堂交往的经历，都呈现在眼前，他的音容笑貌不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第一次见到沛堂是在2002年10月，在绍兴召开《鲍氏文苑》第三次座谈会期间。当听说远在千里之外的云南也派来三名代表参加会议时，全体代表兴奋不已。他们给大会带来了很多关于云南宗亲的信息，我们深感鲍氏研究的队伍在不断壮大，这都是《鲍氏文苑》杂志在起着无形的纽带作用。由于会期很短，我又比较忙，不及与沛堂细谈。 
    绍兴会以后，在编辑《鲍氏文苑》六期的工作中，有机会经常与沛堂电话联系，了解稿件撰写的情况。他在电话中谈到云南鲍氏繁衍的历史，谈到去昌宁寻亲时的兴奋，长长的电话，浓浓的亲情，溢于言表，深深地感动了我。
    2002年11月，我去昆明寻觅鲍象贤生祠，一路均由沛堂女儿鲍操陪同。鲍操热情有礼，工作认真。她对云南鲍氏宗谱十分熟悉，如此不大年龄，实属罕见。从她身上我看到了沛堂言传身教的熏陶和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她身上我仿佛看到沛堂的影子。
    2004年秋，在大理召开《鲍氏文苑》座谈会前夕，为了解会议准备情况，我提前去了大理。从昆明乘火车到达大理后，沛堂等大理的宗亲都到火车站来迎接，亲人相逢分外重情，直到次日下午我离开大理，沛堂始终陪伴着我。我们一起开会研究会议的准备工作，一起敞开心扉地叙谈，亲情切切。当晚，沛堂设家宴款待，嫂子做了满满一桌富有云南特色的菜肴，看来真下了不少功夫。每上一道菜，都由沛堂作一番介绍，所以这顿盛情的家宴，是我永远也不能忘怀的。次日上午我们一起去海东谒鲍杰公墓。鲍杰公墓在玉案山麓，要上几级梯步。当时沛堂兄说，我们三人(指鲍光、家国和沛堂)血糖指标都高，还说：我最近身体不太好，累了容易出虚汗。对于这些话，我当时只感到他们三人陪我上山，很过意不去(鲍光手上还拿着手杖)，但却没有细想。因为沛堂年龄比我小十多岁，且看上去脸色很好，不像有病的样子。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爬了一点不高的山坡，心脏可能已感到负担。鲍操在电话中说，她爸爸平时没有任何症状，忘我工作，疏忽了体检和保养。
    在大理的30余小时中，有机会和沛堂兄促膝细谈，了解到其父丽生公生前一直关注续修宗谱事，曾提供大量史料，病危时还嘱咐要完成宗谱修编工作。沛堂兄曾在党校任教，知识面宽，有很高的理论修养，古文学造诣很深，这些都是他成功地完成家谱修编的有利条件。编辑《鲍氏文苑》第六期时，云南寄来大批高质量文稿，其中大部分是沛堂的作品，还有不少诗词，竞成千古绝唱。
    次日，我经丽江去攀枝花，下午攀枝花市派车来接，在明珠宾馆前与大理众宗亲依依惜别，互道珍重，可没有想到这竟是与沛堂兄的永别，回想起来不胜感慨和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