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执之(友恪)先生
                                                                           口杨贵时
    鲍执之(1869—1949年)名友恪，祖籍安徽和县，世居宝应著名士绅，曾任宝应县民政长公署民政长、县商会会长、江苏省参议会参议员，县救济院院长等职。
    鲍执之先生在主持县商会会长期间，实行保商办法，保护商民利益，即：“凡商人因事涉讼理直者得由商会派员同至县署观审。退堂后其人即交该员带走，不得无辜擅押。又入会商人，因案牵涉理应集讯者，地方官必先通知县商会协传，不得发差迳提，以免扰累等情。”(清宣统元年九月二十一日“苏州商会致宝应商会函”)受到商界同仁的拥护和支持。同时召集巨股，兴办实业。曾在宝应创办福运轮船公司；在淮宝交界处，与曹蜕蝉、沈韵涛二人合建“长湖垦殖公司”，投资近20万元，开垦九里荒等荒地近万亩。“其擘划周详，规模远大。以此热心毅力，洵为不可多得。”(1919年江苏省长公署第四科《江苏省淮扬道宝应县实业视察报告》)。1927年春，军阀孙传芳部杨赓和旅驻宝应泰山殿。一次将鲍执之绑架到一处树林里，勒索巨款。他面对枪口说：“要命有一条，要我向地方筹款办不到。”地方人士闻讯，恐遭不测，主动筹集一些款项送去，才被放回。
    1939年宝应县城为日军侵占后，鲍执之举家迁至乡间避难。由于国民政府军节节败退，乡间亦渐成为沦陷区，他于1941年初迁回城内，在自家大门西侧贴上“闭门谢客”启事，其意是，执之年老力衰，无能为地方效劳。此次回城，闭门思过，一切来客敬谢不敏。嗣后，维持会长、伪宝应县长蔡抟九竟盗用鲍执之名义，将宝应中山路改为高蔡路”，并立石碑，向侵华日军献媚取宠。鲍得知后勃然大怒，骂蔡抟九是“大龟”，然而又奈何不得。抗战后期，鲍执之在任伪宝应地方事业协进会主任委员期间，“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忠告下，力图减轻地方负担，支持抗日，不仅保护中共地下党员鲍虹、程瑞蒙等人的秘密工作活动，而且将协进会所开支的帐目交给中共宝应地下党组织负责人洪泽过目，并由洪泽转呈中共苏中区党委城工部部长白丁(徐平羽)。”(参见1988年9月洪泽《关于宝应地下党组织人员情况》)1945年8月新四军围攻宝应县城期间，鲍执之奔走于新四军、伪军双方之间进行调停，未遂。县城收复后，鲍失之偏颇，与地方部分士绅一起，向县人民政府联名保释被俘之伪县长江廉清。同年秋，寓居镇江，经常与民主人士冷御秋、民族工商业者陆小波等人来往。
    1946年4月应邀，他与冷御秋一起乘坐小火轮抵达高邮，由高邮地方人士设宴款待，商谈兴修运河水利等事宜。次日即返回宝应，宝应县县长张遗登门拜访。不日，在开展惩奸反霸斗争中，鲍执之被斗争拘捕。驻南京市民盟总部黄炎培获悉后，与冷御秋联合署名致函驻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副团长董必武。是时，周恩来离宁去延安，由董必武转告周恩来，周恩来电讯苏皖边区人民政府，终于在望直港获释。同年10月，新四军北撤后，鲍执之举家迁往扬州。国民党宝应县政府几番派人请他出任县“促进会”主任委员，主持地主向农民复田倒租事宜，均遭拒绝。来人说：“共产党斗争过你呀。”鲍说：“那是因为我有错误。”1949年6月病故于上海次子家中。                                              (鲍镕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