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氏兄弟与商务印书馆
                                                                            口戴士清
    在旧中国，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遍及全国；出版的其他书籍，到抗战前夕，达到“日出一书”。其实力之强，规模之大，出书之多，影响之广，在中国出版界首屈一指。陈云同志在1982年曾写道：“商务印书馆是我在那里当过学徒店员，也进行过阶级斗争的地方。应该说商务印书馆在解放前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可能读者还不甚知道，这个名闻中外的商务印书馆，竟是从十几个人的小工场起家，而且主要创始人也是宁波人。
    宁波被辟为五口通商之后，外国传教士纷至沓来，单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从1844年到1850年的六年间，派来的传教士就达16人之多。他们办医院、办学校(当时叫义塾、书院)，免费入学，供应膳宿，甚至补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儿童。当然其目的在于传教布道，培养在华传教的接班人；而那些贫困人家，送子弟读教会学校，则多从为将来谋个职业角度考虑。鄞县三桥鲍家堨有个鲍哲才，父母家境贫寒，送他到宁波槐树路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崇信书院学习。毕业后去上海清心堂担任牧师，该堂隶属长老会。(据年近八旬的宁波基督教协会会长范爱侍牧师回忆：清末，在鲍哲才之后，鲍家堨还有一些人信教，记得起名字的有鲍哲庆，后来在1927年担任过甬江女中董事会董事长。他儿子鲍咸芳是范牧师的同学，现在美国。还有鲍哲生、鲍哲华等，他们和鲍哲才同是“哲”字辈。)
    鲍哲才在上海主持清心堂工作，筹建清心书院，由于生活清贫，工作辛苦，不久病故，遗下三子三女，家境困难。长女鲍大姑得到清心堂牧师照顾，到上海清心堂书院学习，她聪明伶俐成绩优良，毕业后留校教书，她把鲍咸恩、鲍咸昌、鲍咸亨三兄弟也送进清心堂书院半工半读近十年。毕业后，由书院介绍到美国人办的美华书馆当学徒，分别学刻字、排字和印刷。他们在清心书院时有个同学叫夏瑞芳，毕业后先学护士，后改学排字，在英商《捷报》馆当排字工。后来鲍家妹妹嫁给了他，两家成了姻亲，关系倍加亲密。夏瑞芳有个青浦同乡叫高凤池的，在美华书馆当老司务，也是鲍家兄弟的知交。他们会英文排字，收人比一般排中文的高。夏、鲍等都是贫苦家庭出身，平日省吃俭用，十来年之后，大家略有积蓄，又掌握了刻字、排字和印刷等技术，便商量集资自办印刷小工场。夏瑞芳、鲍咸恩、咸昌各出一股，每股500元，高凤池出半股，邀亲朋好友帮四股，共集资31750元，注册资金4000元。推夏瑞芳为经理，鲍咸恩、咸昌分管排字、印刷工作，招雇了十来个宁波籍工人，他们的家属也参加做一些折书装订工作。高凤池和鲍咸亨暂时留在美华书馆工作，到第二年才转到小工场来。
    小工场的业务主要是印刷商业用品，如名片，广告、簿记帐册、表报之类，也为英美圣经会和广学会印刷一些宗教用书。鲍大姑根据他们的营业性质，就起名“商务印书馆”英译为“Commerial Press'’。
1897年2月11日(清光渚二十三年正月初十日)，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北京路首德昌里末街3号的三幢西厢后进连披屋的民房里正式开业。次年迁到庆顺里美华书馆西首12间民房，作为新工场。当时的印刷机只有两部手摇小印机、三部脚踏圆盘机和三部手扳压印机。凭着他们和教会关系、宁波同乡关系，从洋行界兜揽些生意。那时宁波城内有一家汲绠斋书局，由鄞县三桥鲍家人在清道光初年创办，并设有作坊刻印古籍。商务印书馆开业前，鲍家兄弟以乡谊向汲绠斋求援。汲绠斋就选派熟练的印刷工人前去支援，为商务印书馆的开业助一臂之力。由于这种特殊关系，后来汲绠斋成为商务印书馆在宁波的特约经销处，凡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图书杂志，都可以在汲绠斋订购，方便了宁波的读者。 
    夏瑞芳和鲍家兄弟都从教会学校出身，所以都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那时上海青年学习英语的风气很盛，他们就翻印了英国人给印度小学生编的“Primer’”(初级读物)，很受读者欢迎。于是他们又请谢洪赉把它翻译成中英对照的《华英初阶》并将高一级的《华英进阶》也译过来出版。这两本书几经校译修订，日臻完善，一版再版，流行了十几年，从中获利不少。这便是商务印书馆从事出版书籍的开端，也为以后的印刷出版事业打下了基础。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维新派有的被杀，有的逃亡国外，有的避入上海租界，海盐人张元济也因为涉及变法，从京革职来到上海，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他进士出身又懂外文。商务印书馆为他印刷《外交报》，他为商务印书馆校阅译书，一来一往，就渐渐地熟悉起来。于是张便介绍了维新派的蔡元培、吴稚晖躲到印书馆楼上避风头。百日维新虽然失败了，但开明知识分子吸收西方文化学术思想和科技知识的愿望更为强烈，主张废科举办学校，渴望新学书籍。蔡、吴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热情很高。期间吴稚晖编了《国民读本》(第一课的内容是权利和义务，所以《国民读本》实际上是一本政治读物)，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后，十分畅销，获利颇丰。这样更增强了夏、鲍等人改变单一的印刷商业用品，拓展出版业务的信心和决心。但是小工场设备落后，手工操作效率低，质量差，跟不上业务发展的要求。遂于1900年接盘了日商的修文印刷局，可说是鸟枪换炮了。并开始采用纸型印书，提高出书质量，这在当时的中国出版界可谓开了先例。
    接着，另一个麻烦问题困扰了夏瑞芳、鲍咸恩、咸昌等人。出版书籍，先要有书稿来源。而他们是工人出身，虽然娴熟印刷业务，但文化水平不高，自己编写不了书稿；请他人编写，又怕不能如期完成。因此，深感有成立编译所的必要。于是托张元济物色推荐既有旧学根底又懂新学的人才主持编译所工作。张元济推荐蔡元培，而蔡元培终日为革命奔忙，不久《苏报》案发，蔡离开上海。他们就以重金聘请张元济为编译所所长(张在译书院月薪100元，商务印书馆给他300元)。1902年，张主持编译所，延请高梦旦、邝富灼、杜亚泉等一批学者专家成立国文、英文、数理化等部开展工作。当时着手编辑的第一本书为小学教科书。1903年，《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的出版，独步一时，风行全国，为中国出版业开创新纪元，当年的营业额达到30万元。以后又陆续编印了中小学教科书数百种，推动了全国新式教育的发展。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教科书，曾得到当时教育部的批准，规定全国通用，因此发行量极大，单是出版教科书一项的收人，就占商务印书馆全部收人的一半以上。
    编译所除了修订、改编、新编教科书，还配套出版各科《教授法》供教师参考，深受教师欢迎。以后又编辑出版《新字典》、《辞源》、《英华大辞典》等一批工具书，严复译的社会科学名著，林纾译的欧美小说，《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四库全书珍本》等古籍，以及科技著作、文艺作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从1904年出版大型刊物《东方杂志》起，陆续出版《教育杂志》、 《妇女杂志》、《小说月报》、《学生杂志》等20余种。
    在设立编译所的同时，又成立了发行所，在全国各大城市和香港、新加坡等处设分馆或分所。此时的商务印书馆已发展成为编译、出版、发行三位一体的新型企业了。商务印书馆从开业之初就实行每周六天工作制，星期天休息。这在中国产业界也是个创举。
    编译所成立以后，书稿来源有保证，而业务亟待发展。1903年吸收日商金港堂投资10万元，中方也出资10万元，成立中日合资股份有限公司。资金雄厚了，积极扩大规模、增添设备，购置了彩色石印、雕刻铜版、照相铜版、珂罗版等，改善印刷条件。并请日本技师指导使用。于1903年率先在出版图书上贴用著权印花。企业管理从手工作坊式逐步走上近代化经营的道路。到1913年，十年间资本增加到150万元，日股只占四分之一。经过一年左右磋商，于1914年1月6日签订了收回日股的契约。商务印书馆从此成为民族资本的企业。
    商务印书馆从创办以来，经过十几年努力，由十几个人的小工场发展成为中国出版界的巨擘，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在于：一是设立编译所，广招人才，重视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二是利用外资，增添设备、改造技术，改进经营管理。其不断提高营业收入的重要途径，则是大量出版发行受全国广大师生欢迎的教科书。
鲍氏三兄弟， “商务”人称为大鲍、二鲍、三鲍先生。 “大鲍”咸恩开始时主持编译、校对事务，后来负责印刷所，因病于1901年去世。 “二鲍”成昌继任印刷所长，“三鲍”咸亨协助其二哥。印刷所内分70多个部门，烦琐不堪。1913年，鲍咸昌出访英、法、德、奥、美、日本等国，考察印刷业务现状，订购新式印刷设备，借鉴他国先进管理方法，从而使工场生产秩序井然。印刷所新添了自动铸字机、彩色胶印机。并创制仿古活字铜模等设备，使商务印书馆的印刷设备如铜模、铅字、花边等为东亚之冠。 
    1914年初，夏瑞芳因为反对陈其美驻军闸北而遭暗杀后，馆内原创办人“教会派”与编译所“书生派”之间意见不甚协调，总经理人选一度相持不决。直到1920年推荐待人接物一向宽和的鲍咸昌出任总经理，仍兼印刷所所长，才使上下满意。
    鲍咸昌担任总经理之后，既要掌握几千人的公司大事，又要兼顾印刷事务，十分辛劳。1924年秋天的一个早上，他上班时突然遭到埋伏在门口的一伙歹徒绑架，塞进车子飞驰而去。途中，鲍咸昌趁歹徒放松警戒，机智地利用车子颠簸，跃出车厢，跳落车外，侥幸脱险，歹徒们驱车直驰而去，没有回头追赶。他冒险跳车，只是左臂受了轻伤。事后，他笑着对前来慰问的人说： “这些人也是为生活所逼，此事不值得担心(意思说不象夏瑞芳被害．涉及政治，比较复杂——笔者)。我已有这把年纪，死了也无所谓。只是公司的一切事务没有明白交待，心中不安。”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休养，很快康复，他又照常去公司上班。不过因这事得了气喘症，体质日衰，于1929年11月9日去世，终年66岁。
    鲍咸昌信奉基督教，办事切实，作风正派，取之有道，为商务印书馆同人所钦佩。他还热心于办学和社会福利事业，积极支持商务印书馆兴办小学师范讲习所、商业补习学校、艺徒学校、国语师范学校、师范讲习社等，为青年就业创造条件，为各类学校培养合格的师资。并和夏瑞芳、张元济、高凤池等在馆内创办养真幼稚园、孤儿院、尚公学校等，免费供职工子弟上学。他出钱资助爱国女校(清末中国教育会创办的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的学校，蔡元培为负责人——笔者)，将清心书院改建成为清心中学，并在清心中学建立“思鲍堂”，纪念其父亲鲍哲才；在孤儿院修建“粹德堂”，纪念夏瑞芳(粹方)。
    鄞县的鲍氏三兄弟，特别是鲍咸昌在商务印书馆工作30余年，从创建小工场发展到几千职工的现代化综合性文化事业单位，确是贡献了他毕生的精力。                                           (鲍贤昌供稿)

参考文献： 《商务印书馆九十年》、胡愈之《回忆商务印书馆》、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贾平安《记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夏瑞芳》、郑贞人《我所知道的商务印书馆》、钱普齐《张元济先生创导的商务优良传统》、马元恺《汲绠斋书局》。 
                                          (作者戴士清，宁海县人。曾从事新闻工作，后为中学教师，已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