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郎盐场
                                                                              口鲍翔麟
    鲍郎盐场，位于浙江省钱塘江北岸海盐县境内，是鲍氏先人江南留下的最早古迹之一。 鲍郎盐场的命名是在东晋。据《南史》记载：隆安五年(401)五斗米道“孙恩从海上犯海盐，刘裕筑城于故邑拒之，恩败，裕与海盐县令鲍陋率千人追之，鲍陋子嗣之战殁。不久，刘裕登基为宋武帝，为纪念鲍陋之子，把他的战殁之地的盐场，命名为鲍郎盐场。后人又把盐场附近的一条河道命名为“鲍郎浦”，一个集市命名为“鲍郎市”。鲍陋后来官至益州刺使。 
    海盐县建置于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县名是因“海滨广斥，盐田相望”而得名(见《太平寰宇记》)。据据范文澜《中国通史》考证，当时全国有两大产盐中心，一为江苏盐城，一为浙江海盐。海盐因产盐而建县，故其县境也根据盐场的分布而划定：北至娄(今江苏昆山)，南至钱塘(杭州市)，西到由拳(今嘉兴市)，东临海，成一沿着海岸线的狭长形。鲍郎盐场就在今海盐县南境的澉浦镇和秦山镇、通元镇的一部分。
    盐业与国计民生关系极大。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封侄刘濞为吴王，刘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海水为盐”，这两项收入，使“国用富饶” (见(使记•吴王濞列传》，并在马嗥城(今海盐县城)设司盐校尉。这是海盐县有盐官之始，后盐官演变为地名，属今海宁市。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海盐县先后分出海昌、华亭、平湖三县，而海盐县的县名，却奇迹般地经历二千年保持不变。
    唐代，鲍郎盐场仍是全国主要盐场之一。当时，朝廷设“监”管理盐业，在全国设十监，鲍郎盐场属嘉兴监。唐至德诗人、著作郎顾况撰《嘉兴盐监记》曰： “淮海闽骆，其监十焉，嘉兴为首。”唐开元五年(771)，唐玄宗把原在长州(今苏州)的“通元寺”移建至鲍郎市，并敕赐寺额，这就是今天通元镇的来历。
鲍郎盐场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首先是在海盐县海边，分布着大片海涂。据宋《澉水志》载： “旧传沿海有三十六条沙岸，九涂十八滩，至黄盘山上岸，去绍兴三十六里，风清月白，叫卖声相闻， (秦)始皇欲作桥渡海。”我们的先人，就把这广袤的海涂开发成盐田。后来，随着海岸线的变迁，海涂面积虽然有所减少，但据明《续澉水志》和清《澉水新志》记载，明嘉靖间有“滩场四千一百六弓一尺五寸”，清道光间有“滩场四千三百五十弓一一尺二寸”一弓合今制1．6米，：360弓为一里，故向东往海中伸展的滩场，当有十里之遥。滩场的两边，时北起海沙场的南四团，南至黄湾场的谭仙岭，长约20里。因此，海涂面积当在200平方里左右。
    在滩场后面，有荡地。即已经淤积成陆、尚未开垦、只长茅草的荒地，茅草正好是煎盐的燃料，俗称“草荡”。明代，鲍郎盐场有“荡地九十二顷一十四亩九分五厘二豪八忽，每个盐丁可分摊草荡十五亩六分八厘。”至清道光，有草荡三千五百九十九亩。随着外面海涂的淤积，里面的土地逐渐淡化，于是又有荒荡、熟荡和新耕荡之分，这里不再详述。
    除荡地外，盐场地附近还有低山小丘，划给盐民樵草煎盐，称为“灶山”。但在历史上，也常因争夺柴草，引起民间斗殴。据宋微水志》载： “澉镇长墙山、葫芦山、筱山、沈氏山、半潮山、青山、庙山、泽山、黄毛山、秦驻山、凡十山，官给亭户樵草煎盐。惹山、陆墓山、石屋山、杨山、碧里山、吴家山，凡六山，听百姓放牧。先是亭民、百姓互相争讼，自五代至本朝，屡经御判，以石匣驻文藏地，二百年来，尚无定属，每岁山上争杀，多死者。淳熙十一年，仓史石检详起宗委，干办公事，采酌舆论，各分定界，具奏，由是息争。”至清代，据《澉水新志》记载，道光间有“灶山”六千六百九十一亩。
    从汉代直至明清，盐民的户籍与农民的户籍，一直是严格分开的。农民叫“百姓”，盐民叫“亭民”、   “亭户”，也叫“灶丁”、 “灶户”。据明《海盐县图经》记载： “洪武初(1368)，鲍郎场盐课司，官使抬盐工脚一十五名，总催四名，头目三十名，灶丁并催目一千七丁，岁办盐三千六百五十三引二百二十八斤一十四两七钱，该给工本钞七百三十锭三贯七百五十文。”后来， “灶丁”演变为一种身份，具有分到滩场、荡地的权利，和交纳食盐的义务，与盐民的实际人数相差越来越远。至嘉靖二十四(1545)，审定为“大丁四百一十丁，小丁三千一百四十一户。”清康熙间，有灶丁3141丁配于各团，计南团785丁，东团636丁，西团739丁，北团981丁。民国十九年，有滩户、灶丁及雇工3400余人。建国初，1951年有盐民4337人。 
    古代引海煮盐的生产过程是：先在海边用土筑二条长堤，在堤上开几个缺口，缺口里面是沟曲，随着朝夕，海水可以有计划、有控制地流进来；海堤里面，顺着沟曲，把大片海涂整理成一方方光滑如镜的盐田，也叫“摊场”；趁天气晴和或西风时，把敲晒至细如粉的“生泥” (淡泥)挑进盐田，铺平摊匀；利用地形高低，或用人工车戽，把海水灌进盐田，让“生泥”吸收咸分，经过太阳连续暴晒和人工不断刮抄扒扫， “生泥”变成一层薄薄的白色盐花土，俗称“灰”；盐民把“灰”刮拢来，挑戍一堆，让里面浓度很高的咸水从灰堆底部慢慢淋出来，集中到旁边的灰池中，俗称“卤”或“盐卤”；“盐卤”积聚到一定数量，就可以挑到“盐舍”内，由几户盐民合伙，在盐灶上举火煎炼，制成食盐。
    从建国后在鲍郎盐场汤家团出土的一批制盐工具看，盐灶是一个长近2米，宽约1米、厚达5公分左右的大铁盘，铁盘置于盐舍内，四角用铁链吊起，下面挖一深坑，把成捆的柴草丢进去，烧至铁盘沸烫，然后让盐卤从铁盘旁边的一口大铁锅中流上铁盘，不断用铁铲翻动，约经过1小时半至2小时，盐卤就能结晶成食盐。盐盘有福字号和禄字号两种型号，每盘盐的产量，约180斤至200斤。 由于盐灶是制盐的关键工序，所以历代官府都对盐灶管理、控制极严，并把盐民按照盐灶组织起来。固定若干盐民为一灶，若干盐灶为一团，以此作为催缴盐课的依据。团、盘的数量，历代多寡不一：元代分19团；明嘉靖年间设5团，万历四十二年(1614)设东、南、西、北4团，有官盘229链；清光绪二年(1876)分20团，161灶；民国年间分15团。其中北团、顾家团、汤家团、周家团、小海团等都已演变成地名，流传至今。有关鲍郎盐场的生产工艺，在清乾隆朱琰的《晒海谣》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鲍郎盐场生产的盐，色白、粒细、味咸、质纯，在汉时名为散盐，优于他地“出盐直用不炼”的监盐。由于它产于吴地，所以又称“吴盐”，清著名学者朱彝尊有“煮就吴盐雪不分”的赞誉(见朱彝尊《鸳鸯湖棹歌》)由于食盐的质量好，海盐人不仅世世代代把盐运销各地，还用盐和黄豆酿造成优质酱油，运销上海等城市，由于途中运输酱油繁忙，连从海盐县至上海市中间的一段河道，也被人呼为“酱园港”，沿用至今。近百年来，上海形成大都会后，海盐人又运用当地所产的盐和传统技术，到上海开没冯万通、徐松盛、万升等酱园，酿造优质酱油供应全市，在上海市场占领半壁江山，从业人员近干人，称为“海盐酱园帮”。 盐丁的劳动是十分繁重，生活是及其困苦的。从宋代实行“榷盐法”起，盐户灶丁是替官制盐，按丁交纳，只领取微薄的工本钱，名为盐课。制盐受天时支配，每年产盐的旺季仅农历5至8月四个月，越是天气酷热，越是烈日当空，越要“担灰摊晒”，挑担比农业劳动还要多。如果三日之内碰到下雨，半干的“灰”被淋湿，就前功尽弃，必须重头再来。如果遇到台风，潮水过塘，则盐田尽废，损失更惨。而盐民要缴纳的盐课又十分沉重，据明《海盐县图经》载，1007名盐丁，每年要缴纳3653引食盐，一引为400斤，折合今制共146万多斤，即平均每个盐丁需交纳1400多斤。因此平常年景盐民都无法温饱，碰到连绵风雨或海堤崩溃等灾害，盐民就无法生存。据南宋常棠《澉水志》载：“庚子岁(1240)大歉，亭民相脔肉自救，九灶不烟，俸活无几。”已经饥饿到人吃人的地步。因此在唐朝末年，贩盐出身的钱缪在临平起兵时，鲍郎场盐民积极响应，有屠瑰智、朱行先等人成为开国功臣，名列“功臣塔”。元朝末年，贩盐出身的张士诚在苏州起义，鲍郎场盐民也积极响应，当地有“生不谢宝应杨，死不怨泰州张”的民谣。直到近代，上海明星影片公司还于民国二十年(1931)前来鲍郎盐场西海头盐区(今属南北湖风景区)，拍摄反映盐民苦难生活的电影《盐潮》，女主角由电影皇后胡蝶主演，作家阿英、郑伯奇编剧，徐欣夫导演，夏衍(建国后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也曾来鲍郎盐场(澉浦)作前期考察。作家阿英(钱杏村)还于1932年写《盐乡杂信》十多则，刊于上海《申报》，揭露盐民的苦难。
    由于盐业和贸易的发展，唐开元五年(717)，在鲍郎盐场的所在地置澉浦镇，辖境和鲍郎盐场相同，包括今澉浦镇全境和通元、秦山两镇的一部分。镇设镇遏使，由土豪杰领之，兼管盐课，隶嘉兴盐监领导。宋初仍沿用，南宋从绍兴壬申(1152)至嘉定辛巳f1221)．有24人曾兼此职。自嘉定十四年(1221)起，始设专职盐官，监鲍郎盐场。首任专官名朱俯，字伯昂，吴兴人，迪功郎，宰相之孙，在澉三载，把盐场治理得“井井有条，清夷不紊，课额独登”。当时鲍郎盐场的岁课是三万五千六百石有奇，并在廨西建“秀野堂”一座，堂外青树翠蔓，凄神寒骨；堂内骚人黑客，献瑰吐琦；堂上遥芩寸壁，石剑泉伸；堂下苍苔依砌，花影画帘，为澉浦镇历史上最早的园林式建筑。元代，场设盐司令、盐司丞；明代设盐课大使，清代因之，民国设盐事长。历代对盐宫都相当重视。有宋《鲍郎场题名记》、宋《鲍郎政绩记》和历代《海盐县志》收录其姓名和事迹，直至民国，共计165名。
    鲍郎盐场历史悠久，内涵丰富，所以除保存上述文献资料外，还有清末《灶户执照》和民国《灶课钱粮报单》收藏在民间，距今已近百年，可视为文物。清宣统二年(1910)《灶户执照》，长23公分，宽8公分，土纸木刻印刷，字5行，上盖“两浙鲍郎场正堂”长方红印；中华民国九年(1920) 《灶课钱粮报单连串》，长25．5公分，宽17公分，土纸木刻印刷，上盖“鲍郎场印”正方红印。
    由于钱塘江出海水道的北移，鲍郎盐场所处杭州湾北岸的海水变淡；也由于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加，原划给盐场的所有的“荡地”和“灶山”，已开垦成农田和果园，连部分盐田也逐年围垦，种上了庄稼。因此，至民国期间，食盐的产量和质量都严重下降，盐民的生存状况更加恶化。建国后，遵照1950年全国盐务会议“撤废若干无发展前途之盐场”精神，鲍郎盐场于1951年废场，海盐县人民政府给4337名盐民分配了土地，因当地人多地少，其中218户、1014人迁到离海较远的沈荡、欤城一带农村落户，同样分得土地，生活给予妥善安置。
    半个世纪过去，现在鲍郎盐场的旧址上，已经旧貌换新颜。大批摊场围垦成桔园、鱼塘和棉田，计黄沙坞540亩，老寨山外1050亩，葫芦山外2382亩，长墙山外397亩，青山外1067亩，合计5436亩。从2003年开始，又进入新一轮开发，拟围垦面积达1．8万亩。在原鲍郎盐场南部的西海头和黄沙坞，有“钱江潮源”、“沙坞橘香”、“石帆蜃气”等景点，已划为浙江省级南北湖风景旅游区的一部分，每年有游人40多万。在原鲍郎盐场北部的秦山麓，于1990年建成我国第一座自己研究、设计和建造的核电厂——秦山核电厂，标志着我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开始。 (2006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