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绵长久的思念——父亲百年祭
                                                                              口鲍风林
    一期期印刷清晰装祯精美的《鲍氏文苑》摆放在我的案头，她记载着我鲍氏先祖繁衍生息流变发展的大致脉络，也有鲍氏先人中出类拔萃者在中华文明数千年历史长河中为社稷为民族建立的功绩，更有现当代的鲍氏宗亲在各自的事业岗位上取得卓有成效的业绩，这些光宗耀祖人物都令我辈后生肃然起敬。我父亲乃一介平民，绝无惊天动地之壮举，但他对我的养育之恩以及对我的教诲和他的质朴的品格却始终影响着我的生活。有歌词唱得好：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今年恰逢我父亲出生一百周年，笔者有意假座《鲍氏文苑》一点点篇幅来追思生我养我的父亲。
    我少不更事，只是在慢慢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才从与父亲的多次交谈中逐渐了解到一些家世和父亲的经历。
家父鲍廷魁，一九零七年一月三十日出生于浙江省兰溪县(现改为兰溪市)朱家乡芦山村，幼时小名叫小坤，我爷爷名鲍双连，我奶奶陈氏。父亲在三兄弟里排行居中，哥锦坤，弟锦尧。我的家乡在兰溪县北面的山区里面，往北再翻过几个山头便是建德县的辖地了。芦山村是个座落在半山腰的大村寨，距县城五十余华里，农耕是主要的经济方式。父亲幼时家境贫寒，曾经替富人家放牧牛群，寒冬季节为了取暖，常把脚放进刚刚拉出来的牛粪里。为学得一门谋生的手艺，还到五十里外的兰溪县城表姐家学打铁。我爷爷奶奶就生了三个儿子，没有女儿，根据当时的家庭经济状况，三兄弟每人都只能接受两年的私塾启蒙教育，以后的发展则要看各人的造化了。这是上一辈给父亲这一辈灌输的平均观念，三个儿子中不偏袒其中任何一个，父亲又把这种平均观念的衣钵传给了我这一代。
    读完了两年私塾，为了谋生，我父亲九岁时就背井离乡到外面闯荡，这一离开家乡就是几十年，其间从未回过家乡。先在浙西的兰溪建德桐庐一带充当挑夫，为旧式军队挑运炮弹，后来不干挑夫就成了浙籍军阀孙传芳部的一名炮兵，师长是周凤歧，后来该部被国民党收编，成了国军，北阀战争期间流转于杭州、南京、九江、武汉、南昌、开封、徐州等地，最往北到达的是河北省青县，
    “离天津还有几十华里”，我曾多次听父亲这样说。部队当年驻扎在徐州时，父亲还看过站在讲台上的蒋介石先生对着国军训话。到后来父亲离开了旧式军队在江西南昌的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传达室当校工，干收发邮件、摇铃、烧开水等杂事。抗日战争爆发后，南昌局势日益吃紧，学校为躲避战乱南迁吉安，日寇攻陷南昌后，学校继续往南迁至赣州，再后来父亲离开女子职业学校，在江西的赣州、于都、宁都一带挑担卖水，做樵夫等，总之都是以体力劳动来维持自身的生计。到了1945年下半年，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父亲听说南昌比较好找工作，遂准备到南昌去打工，为节省路费，便邀了几个伙伴硬是从宁都县步行了十五天才走到鹰潭，然后乘火车到南昌，终于在一家旅馆找到一份工作，专门烧开水和热水，他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直到年迈退休。
    父亲的经历基本上与社会形势的稳定与否相吻合，前半生社会动荡，战火不断，他也迫于生计，四处颠沛，流落他乡，后半生由于人民当家作主，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父亲才正式有了固定的工作和收入，生活也算安定，娶妻生子，虽说不上富裕，却无冻馁之虞。 父亲辛勤劳碌了一生，性情耿直、诚恳待人，具有一般劳动人民最朴素最诚实的品质。然而就是这种耿直诚实的生活态度，却使得他在那场大革文化之命的荒唐闹剧中吃了苦头。那时候工作单位上的每个人都要讲清楚家庭出身和个人历史，父亲凭着回忆，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从哪到哪，做啥事情，有谁来证明等等，全部“招供”了出来，这下单位里的造反派们可来劲了，父亲被立刻揪出来批斗，衣服上添了一块写有“历史反革命分子”的白布条，名字上被画上红色的×，大字报上质问他：你为什么不加入共产党的军队而要加入国民党的军队?单位上并且派人到浙江兰溪朱家乡调查父亲的身世。到后来，单位不让父亲回家，要他继续交待历史问题，吃饭由家属送到单位去。有一次我给父亲送饭菜，看见他蜷缩在一个光线微弱的角落里，嘴边有些血丝，衣服也像是被揉搡过。看到这副情景，我不禁心酸难受，却又不敢流露出丝毫不满的表情，很显然父亲是被造反派们动了拳脚。在那个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疯狂年代，即便是开国将帅都难逃厄运，何况我那老实巴交的父亲。在此有必要提及这样一件事，父亲把写得有些零乱的交待家庭出身和个人经历的材料给我，让我用稿纸端端正正地誊抄一遍，要求不能有任何涂改的痕迹，不许写错一个字，因为这是造反派规定的。那时候所有稿纸的抬头都印有不尽相同的毛主席语录，父亲特地嘱咐我，要全部用印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这一语录的稿纸，为此买了数叠稿纸专门从中挑出来，而派上用场的却不多。父亲此举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他想是提醒造反派们注意党的政策，掌握分寸，然而造反派们一点也不屑于这种“提醒”，反而加重了对我父亲的“残酷斗争”，父亲的良苦用心只能是一厢情愿，结果适得其反。文革后期，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总算草草地得以了结。
    父亲对家庭、家人的关爱也是慈祥、温暖的，有许多事情，我至今仍历历在目。当我孩提时，父亲就教我认字数数，马路上的招牌和商店名称，在父亲的口授下，我不费多时就全都认识，以至于我三岁时，几乎能够认识近千个汉字。在我的印象中，有一天晚上，我自己不小心被什么东西扎到眼睛了，父亲赶忙抱起我，一路小跑到附近的一家眼科专门诊所去医治。我读小学时，父亲很关心我的学习情况，检查完我的作业本后，常常署上一个“鲍文樾”的名字，我知道这其实不是他的正式名字，但为什么父亲要署上“鲍文樾”这样的名字呢?因为我那时年纪还小，不记得问没问过父亲，也许是不敢问，即使问了，即使父亲解释过，我也记不清原因了。现在我明白了浙江兰溪的鲍氏都是若干年前从安徽歙县棠樾村迁徙出来的。可能父亲早就知道自己的根在棠樾，他或许在幼年的时候就听自己的父辈回忆过家族来历，听长辈们讲述那悠远绵长的家族故事……他甚至想用署名这样一种极为普通极为平常的方法告诉后代——我们是从那里来的。
    文革中，父亲试探着用家乡的老地址给家乡写信联系，并在信封的背面说明，自己有数十年未回家乡，请邮递员师傅不要轻易退回信件，如果地址有变动，请务必千方百计把信送达。信当然是送到了，家乡也很快回了信，地址也没有改变，改变了的是儿时的模样。我那年迈的爷爷奶奶终于在对远走他乡的儿子的呼唤和思念中，同在1947年双双离开人世，他们等不及儿子的回音，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那个叫小坤的儿子仍然活在人世，并且只是在邻省的江西南昌。通过家乡的来信，得知我的伯父和叔父都还健在。1973年春节，我尊父命专程赴浙江兰溪老家把伯父叔父接到南昌，兄弟三人历史性地来了个五十余年后的重逢。1977年，父亲带着家人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父亲将他的纵横老泪洒在了他童年玩耍的地方，洒在了他生身父母的坟茔。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父亲渐渐衰老了，我也成了父亲。1995年5月，我出差到河北省沧州，正好看到河北省青县出产的茶叶，想起了父亲说过的他最往北到的地方是河北青县，“离天津还有几十华里”的话语，于是特地买了青县产的茶叶带给父亲，勾起他对往日的回忆。
    父亲是因为年事已高摔坏了股骨，在卧床了一年半之后于1998年4月故世的，终年九十二岁。每当我回忆起有父亲在的时候，脑海中自然会泛出阵阵情感的涟漪。最近几年，我每年都抽出时间到江西的赣州、于都、宁都等地游玩，看看我父亲年轻时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尽管不清楚他具体的所到之处。
    我深深地怀念我的父亲。如果父亲能够活到今天，他应该是整整一百周岁了，如果父亲知道有个鲍氏族史研究会，他无疑会感到很欣慰的，如果父亲在天国能够看到《鲍氏文苑》，他肯定会是爱不释手的。
    还是那几句挥之不去的歌词常萦绕在我的耳畔：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