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民族、人民利益至上 
                            ——鲍氏优秀家族文化的根本
                                                                              口鲍世修

    去年下半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会议，向我们展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美好蓝图，会上江泽民同志在充分论证小康社会物质文明建设重要性的同时，还强调了科学辩证治国必须贯彻“两手抓”原则的另一方面，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繁荣。”
    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状态往往能决定这一国家或民族的强盛兴衰。所以，文化建设的确不是一个一般的问题，而是一项事关全局、具有战略意义的头等大事。
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今天的中国是从几千年来华夏儿女努力耕耘、辛勤劳作、积极推进人文道德伦理建设、积攒有丰富精神财富的中华大地上走过来的。研究和发展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我们有必要、也有责任，对中国历史上各个不同时期先进的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中华民族大家族中各家庭长期积存的那一部分优秀文化，认真地加以继承和大力予以发扬。
    当然，要做到认真继承和大力发扬，首先必须对这部分优秀家族文化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我们鲍氏家族有着悠久的、以诗书明理传家的历史和丰富的伦理道德建设传统。鲍姓在历史上出现过一代又一代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做出过大量无私奉献的人和事，流传着这样那样读之人人叹赏、听之无不动容的感人故事。现在摆在鲍氏后人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切实搞清多少年来促使我们的前辈对国家、对社会义无反顾、倾力相许、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的精神支柱究竟是什么。须知，这一精神支柱正是我们鲍氏优秀家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或者说这就是她的根本。
    一个人一生的行为和操守，是他(她)道德良知的外在反映，也是他(她)人生价值观、伦理观的真实写照。那么，从根本上看，激励我们鲍氏先人竭诚而忘我地为社会尽力献身的价值标准又是什么呢?通观目前所能接触到的有关鲍氏先人创业、为官、做人光辉业绩的历史记载，我得出初步印象是：长期以来，鲍氏一代又一代先辈们据以规范自己行为和操守的，是一条“国家、民族、人民利益至上”这样的道德底线。而这种认识观念上的高尚信仰，应当说，正是我们鲍氏家族多年来在伦理道德建树上一直比较富有的根本原因。 
    从鲍氏整个家族各代族人修身做人的发展历史看，“国家、民族、人民利益至上”的处世准则，的的确确是贯彻始终的。它像一根红线把那些曾为构建中华各代优秀传统文化做出过有益贡献的我鲍姓杰出代表编串到一起，从而能让今人看清这其中必然存在的思想发展脉络和观念认识上的有机传承。
    把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置个人的功名利禄、身家性命于度外，这样的人，自然就能做到大公忘我、无私无畏、排除万难，为促使国家振兴、维护民族尊严、伸张社会正义、解除民间疾苦而奋斗终身。回顾鲍氏祖先走过的数千年历史，我们的先辈给后世留下了数不清的、发人深省、诲人励志的光辉篇章。
    2600多年前，叔牙公为了当时齐国霸业的振兴，坦然丢弃原本非他莫属的上好官位，推荐管仲出任宰相，辅佐齐桓公建功立业。他这种主动退避的做法，体现了一种高尚的人生价值取向：个人名利得失事小，国家社稷兴衰事大；让位举贤，舍我其谁!
    汉代鲍宣、鲍永、鲍昱祖孙三代，先后均任职司隶，负责监察京师百官。他们生性秉直，刚正不阿，不畏强暴，不计个人安危；为挽社稷于将倾，为救百姓于水火，秉公直陈，万死而不辞。由于他们的正义言行总是直指当朝的达官权贵，乃至还要直犯帝讳，以致终于引来了贬谪之灾和几近杀身之祸。然而，宣公、永公、昱公却并未因此而却步。那么，支撑他们这样义无反顾、勇斗权奸、据理力谏的精神力量又是什么呢?回答当然是不言自明的。这便是“国家、民族、人民利益至上”这样一种坚强的信念。
    其实，在鲍宣公的后辈族人中仿效先人一心为公、不计个人得失、报效国家的又何止鲍永、鲍昱父子。据目前有史料可考的，就有东汉末年三国时期供职于魏国的鲍勋。他是宣公的第九世孙，官至御史中丞。他在朝一贯以秉公执法、不徇私情、不怕得罪权贵而著称。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他不止一次地不避帝讳，冒死直谏。然最终还是遭权奸加害，为魏文帝曹丕诛杀。
    以上说的都是1700多年以前的事情。如果我们把望远镜的焦距调得离我们更近一些，那出现在大家面前的也并无二致，依然是一群在道德品行上带有一生只知以国家、民族、人民利益为重、不惜以命相许这样一种特色的鲍姓先贤。这里我想首先谈及的：一是晚清时期的鲍源深和鲍心增二公，再就是民国时期的鲍少仲公。
    鲍源深(1812一1884) 清道光27年进士出身，先后在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勤恳供职，佐理朝政，受到皇室器重。源深公居官勇于言事，恻隐民物，忧国爱人，唯独无我。他在任的后30年间，正值鸦片之患肆虐我中华大地，百姓深受其害，国运岌岌可危。源深公一度奉调赴山西出任巡抚要职，目睹烟毒在省境猖獗泛滥，而地方官贪利忘法，不加制止，深感忧虑，亦觉自己责任重大，乃上书朝廷提出禁种罂粟以期从根本上加以治理。在一道直呈慈禧和光绪的奏章中，他在陈述了帝王自古无不“重农贵粟”之常理后，悲愤地指出：“不意时至今日，竞有妨民之食如栽种罂粟一事者。腴田沃产不殖(植)养人之嘉谷，遍种害人之毒苗，使万民日蹙其生机，难施夫美利。此固自开田畴兴丰耜以来未有之巨患而创见于今日者也。”在谈到放任种植罂粟之危害时他又说：如“私种之风日浸月盛，若不于此时力挽颓流极其势之所至，窃恐数十年以后种罂粟者十居八九，种五谷者十无二三，民食将从何出，甚非天下之小故也。”最后，源深公在申述个人上书事的缘由时，还留下了一段很感人的话语，他说：“臣于查罂粟一事几竭心思，亦知力挽颓风良非易易。唯念民生以食为重，国计以食为先，不忍坐视妨食之大端流毒无尽，用敢敬效刍言。”寥寥数语，一颗悲国悯民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另从有关史料获悉，源深公在维护国家主权、保全祖国疆士完整、抵御外敌侵我中华固有权益等方面亦均有过深层思考，并曾向有关各方力陈利弊，俾我国土少遭外敌宰割。百姓免受异族蹂躏。
    鲍心增(1 852—1920) 清光绪12年进士出身，初始任职吏部，光绪24年补军机章京。公资性纯笃，志节刚方。为官期间，对清廷面临的内外交困、国力日益衰退的局势，很为担忧。他对义和团仅凭迷信的一套魔法就贸然同外敌开战深感不妥，并从当时清政府的实际国力出发，提出“妖术不可信，外衅不可启”的正确主张。从另一方面说，鸦片对国家、百姓之为害，更是使得心增公终日寝食不安的另一缘由。光绪25年，他在一道奏章中谈及鸦片洋祸贻害我中华时可谓疾首痛心。他说：“鸦片者，固外洋肆祸之根，而中国受病之源也。迩莱，中国赀财耗于此者，不知几千万万，而人才风化日益衰漓。论者共叹为开辟以来未有之奇劫。”接着，他列举根绝鸦片祸患之道，并对治理成果寄予厚望。他写道：“此事果行，则祸根拔而根源除。”至于倾全力灭绝鸦片之举，其所具要义，在心增公笔下也有申述。他写道：此“实与古圣人抑洪水驱猛兽同为拯民陷溺”；又说“此实今日国家盛衰胜负之一大关键，非细事也”。
以上便是心增公一生都表现得非常炽烈的忧国忧民情怀。
    鲍少仲(1873—1938)祖籍安徽歙县，后寓居江苏东台。清宣统元年拨贡。清末，内忧外患，国运日衰，政治腐败，公绝意仕进，而是常与诸文友聚会，纵论时弊，不忘国忧。辛亥(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奏凯，少仲公积极配合革命党人(亦系挚友)杨葆寅公，密召志同道合者谋划在东台起义，经多方努力，终获成功，从而使家乡得以光复。少仲公的报国之心表现得最为明显的一件事，是他拒任日伪职务投水以明志的感人壮举。抗日战争时期，东台曾两度沦陷。1942年，伪东台县县长吕某，曾专程登门请少仲公出山，任伪政权文教部门主管，遭到严词斥责。但吕轻易不肯罢休，后又数次派爪牙上门施压，逼公就范。面临如此重大屈辱，公孤愤难平，宁为玉碎，遂投河自尽。后虽经众人救起，但因身心受创太深，终致辞世。少仲公自保晚节的感人事迹，曾在东台乡里广为流传。
    以上我们从鲍氏家族2000多年繁衍发展的历史中推选出了若干位具有社会影响的、对形成我鲍氏家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代表人物，进而研究分析了他们思想品德中最带共性的东西，这就是“国家、民族、人民利益至上”的坚强信念和行为准则。作为鲍姓后人，现在我们需要认真想一想的主要问题是：鲍氏族人身上所带有的这种优秀精神素质的遗传基因究竟是出自何处?我想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出自我们鲍姓的伟大始祖大禹先王。他为治理水患凡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爱国爱民赤诚，万世传颂。他这种为国为民彻底忘我的高尚品质永远是我鲍姓族人报效祖国、服务社会与人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