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宣与汉代的监察制度
                                                                              口鲍晓娜
    翻开汉代的历史，特别是西汉一代，会发现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即西汉二百年来，出现过许多优秀的监察官，他们政绩卓著，不畏强暴。甚至由于为民请命，触犯权贵而杀身成仁。他们在青史上留下的足迹，构成了我们古老历史上十分灿烂的一章。汉哀帝时的司隶校尉鲍宣，便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
    鲍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生于西汉末期，出身寒微，以好学明经，凭本身的素养与努力，从担任县乡啬夫等下级官吏开始，历经州丞、都尉、太守功曹、州从事等职。因得到大司马卫将军王商的推荐为议郎。至汉哀帝初年，由于大司空何武的赏识被推荐为谏大夫，迁豫州牧，进入监察官行列。尤其是汉哀帝曾拜鲍宣为司隶校尉，成为监督河内、河东、河南，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弘农七郡的监察官，以直言敢谏，名重一时。 
    鲍宣生活的时代，正值西汉末世。中央皇权呈衰微之势，外戚专权，朝政黑暗。哀帝的祖母傅氏与生母丁氏争权，一时竟出现四位太后并尊的荒唐局面。外戚王氏、傅氏、丁氏三大家族中获得封爵，任将军、九卿等高官的达数十人之多，令朝野侧目。一些正派的官员，如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何武，大司马傅喜等都因违忤太后的旨意而被免官。正当满朝文武都噤若寒蝉之时，身为秩仅八百石的谏大夫鲍宣，却敢力排众议，挺身而出，为尽其作为言官的职责，上书朝廷，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汉哀帝本人。他说：
    “窃见孝成皇帝时，外亲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亡度，穷困百姓……危亡之征，陛下所亲见也，今奈何反剧于前乎?”
    据((汉书-鲍宣传》称，他为人“少文多实”，十分沉稳干练。他的上书，绝无任何委婉曲饰之词。面对足以导致杀身之祸的外戚专权问题，他无所畏惧。指责汉哀帝即位后，不但不能纠正成帝朝的错误，反而变本加厉，遂使“外亲小童”、“幸臣”充塞公门省户，败坏了朝野的风气：“今世俗谓不智者为能，谓智者为不能”，于是“群小日进，国库空虚，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盗贼并起，吏为残贼，岁增于前”。
    鲍宣本是经世致用之臣，他做过县乡小吏、州郡功曹。对社会黑暗、民生疾苦，知之甚深。他的上书超越了那时一般大臣言事往往就事论事的局限，以对普通老百姓命运的极大关注与同情，对西汉末民不聊生的状态，做了最深刻而全面的概括，即“七亡”与“七死”。所谓“七亡”是：阴阳不和，水旱为灾；县官重责，更赋租税；贪吏并公，受取不已；豪强大姓，蚕食无厌；苛吏徭役，失农桑时；部落鼓鸣，男女遮列；盗贼劫略，取民财物。所谓“七死”是：酷吏殴杀；治狱深刻；冤陷无辜；盗贼横发；怨仇相残；岁恶饥饿；时气疾疫。鲍宣并尖锐地指出，“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他又说“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天牧养无元，今贫民菜食不厌，衣又穿空，父子夫妇不能相保，诚可为酸鼻；陛下不救，将安归命乎。”在这里，鲍宣表现了一种鲜明的“民本”思想；与历史上传统的“文死谏”的“忠臣”们，虽冒死上书，也不忘歌颂“天王圣明，臣罪该万死”的愚忠相比，不啻有天壤之别。
    鲍宣上书之后，哀帝因其是名儒，不得不有所优容，一时未予惩处。后拜其为司隶，成为京畿地区的监察官，享受比二千石的俸禄。鲍宣为人忠直，不但敢言，而且敢做。身为监察官，坚决依法纠察，即使是当朝丞相犯法，也决不留情。丞相孔光，也是西汉名臣，按制四季均需巡视各皇室陵园。一次其属官在巡视陵园时，违制驾车行驶在驰道中央三丈的御道中，被出巡的鲍宣遇到，立即纠察，将丞相属官的车马扣押。丞相即派人至司隶衙门兴师问罪，欲逮捕司隶手下的从事官。鲍宣据理力争，闭门不让丞相属官入内。孔光大怒，告鲍宣拒闭丞相使者，是藐视朝廷，为大不敬。哀帝遂将其逮捕入中央监狱，一时竞有性命之忧。其实，这是哀帝衔恨鲍宣，借机报复。但鲍宣是为民请命的优秀监察官，早已名满天下，于是有博士弟子王咸，举旗帜立在太学下召诸生说，“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一时聚会者千余人，拦住丞相孔光出行的车马自陈，并上书哀帝为鲍宣请命。哀帝不敢犯众怒，只得下旨，改判鲍宣“减死一等”，但要受“髡钳”之刑，即剃去须发如奴隶的形状，迁至上党地区安置，失去行动自由，遂家于长子。至今山西省长治地区长子县仍有鲍姓聚居，可能就是鲍宣的后裔。哀帝死后，平帝即位，王莽摄政，继续迫害忠直之士，鲍宣终于在狱中自杀而死，时为平帝元始三年，即公元3年。
    东汉光武帝时，朝廷再征鲍宣之子鲍永为司隶，并破格允许在司隶所行的文书中署鲍永之名，为了让天下知道“忠臣之子复为司隶”(语见《通典-职官十四•司隶校尉》注)。据史籍记载，鲍永之子鲍昱于东汉时也曾任司隶校尉。据说鲍氏父子祖孙任司隶出巡时，常乘菊花青色的骢马。他们是清官，马很瘦。京师中有谚语说，“鲍氏骢，三入司隶再入公，马虽疲，行步工”是历史对他们的极高评价。 
    纵观汉代的历史，尤其是西汉时期，如鲍宣这样才能卓越，正直无私的监察官绝不仅一二人而已，而是呈群星灿烂之势。这是与西汉一代，特重监察制度的建设与监察官的遴选分不开的。
    自秦统一中国以来，罢侯置守，实行郡县制，为中央皇权服务的官僚制度从此产生。为加强皇权及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监察制度便应运而生。秦代首先将周官中负责记事、管理典籍的御史，赋予了监察之任，巡行三十六郡国，以纠举不法。在中央则有御史大夫，为高级行政官吏。但秩仅中二千石，位比九卿，还没有三公之荣。因秦祚短促，一切在草创中，监察制度还不健全，其政治地位也不够明确。
    汉承秦制。西汉初年以来，随着重黄老之学无为而治局面的结束，以霸王道杂之为指导原则的汉家制度逐渐确立，官僚队伍也日渐扩大。哀帝时，全国的官吏自丞相至吏佐，已达十三万余人。一个健全的、有权威的、有卓越行政能力的监察官队伍，是必不可少的。自汉高帝就确立了御史大夫的副丞相地位，至成帝时，更名大司空，为三公之一。秩比丞相，月俸四万钱(丞相月俸六万钱)。御史大夫有官署，称御史大夫府或御史大夫寺，设属官多员，由御史中丞负责。其俸禄虽仅为千石，属下级官吏，但因负责御史大夫官署日常事务，身为中央监察官，所以地位尊荣。可以在殿中察举非法，也可以在外监督地方监察官部刺史。至东汉光武帝时，御史中丞朝会时不与众公卿同席，而与尚书令、司隶校尉居别席，称“三独坐”，表示其为皇权的特殊代表。汉成帝时，御史大夫府吏舍已达百余区，井水为之枯竭，可见御史大夫官属之盛。西汉除承秦制健全中央监察机构以外，还开创了地方监察制度的新建制，主要是汉武帝征和四年设置的司隶校尉及元封五年所设十三部刺史。此建制对以后历代监察制度都有深远影响。
    关于西汉的中央监察官御史大夫的政治地位自不待言，身为副丞相，位列三公，有作为的御史大夫当然很多。西汉一代，由御史大夫进位为丞相的大有人在。比如汉武帝时的公孙弘、元帝时的匡衡、成帝时的孔光、翟方进等都是。武帝时的御史大夫张汤，虽未得到丞相的官位，但特别受皇帝信任，“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于汤”他是实际上的丞相。成帝时御史大夫谷永曾精辟地概括过御史大夫一职的重要性。他说，“御史大夫外佐丞相，统理天下，任职重大，非庸材所能堪。”又说，“得其人则万姓欣喜，百僚悦服；不得其人，则大职堕皲，王功不兴。”他的话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哀帝时的御史大夫王嘉，坚决反对哀帝宠信幸臣董贤。董贤二十二岁为大司马，家中奴仆都受封赏有官爵。哀帝还要扩大董贤的封地二千顷，王嘉即利用御史大夫的特权，上封事驳回了哀帝的旨意，其权威可谓大矣。
    而作为地方监察官的司隶校尉及部刺史，同样出于加强皇权统治的政治需要，又有自己独特的表现。其最突出的特点是位卑权重。所谓位卑权重就是以品秩较低的地方监察官去监督纠举地位高的官员，甚至王公贵族。这是为了调动监察官的积极性和加强其责任感，正如顾炎武所说“秩卑则其人激昂，权重则能行志”(《日知录•部刺史》)，这是西汉重视监察制度建设所采取的重要措施，许多监察名臣便由此而产生。如部刺史，品秩最低，为六百石，比一个小县的令丞还低，他们的工作任务，主要是根据中央政府的有关法令——六条，来监察地方的大员——二千石，即全国十三部的守令。他们每年易地巡查，向中央政府报告，决定郡守的臧否进退。他们所面对的是某一地的官员，斗争当然激烈，牺牲也在所难免。然而真正履风霜之任的，是既亲民为地方监察官，又直接与中央权贵抗衡的司隶校尉。
    司隶校尉本为周官，管理罪徒。汉武帝征和四年，着手建立地方监察机构时，置司隶校尉，当时还是军官，率兵一千二百人，负责维持政治治安，如察巫蛊为奸等。后罢兵去节，专门纠举京畿地区，即京兆、左冯翊、右扶风、河内、河东、河南、弘农等七郡。俸禄为比二千石，属中级官吏之最低级。但其纠举的对象往往是王公贵族，即负责“行马以外”。所谓行马，是指宫门外挡马之物。其实是纠举皇太子以下。可见其责任之重大，工作之艰巨。惟其如此，西汉一代监察官之优异者，有许多是司隶校尉。
    西汉的司隶校尉，有如鲍宣一样，一般出身寒微，与王公权贵无任何先天性联系。又学有专长，能力卓异，大多是好学明经，或射策甲科高第，熟读经史、律令，还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如曾任地方吏员、下级地方官等。有很多是从实践中脱颖而出的，而且为人正派，有胆识，嫉恶如仇，能不计个人安危。但由于长期与黑暗势力搏斗，也养成了他们峻极深刻，好走极端的特殊职业性格。这往往给他们带来巨大风险，或牢狱之灾，或杀身之祸，屡见不鲜。杜佑曾说，监察官为“风霜之任”(《通典•职官六•御史台》)，用来形容司隶校尉是非常贴切的。除前文涉及的鲍宣之外，还有汉宣帝时的司隶校尉盖宽饶，“举刺无所迥避，小大辄举，所劾奏众多，公卿贵戚及郡国吏使至长安，皆恐惧不敢犯禁，京师为之清平。”他本人刚直高节，志在奉公。家贫，其子亲自步行戍边而无钱雇人替代。但他为人过于深刻，上书言事时触犯了皇帝的意旨，被劾为大不敬，将被收狱。盖宽饶义不受辱，在北阙下引佩刀自刭而死，“众莫不怜之”。汉元帝时司隶校尉诸葛丰，亦举刺无所避，京师谚语说，“间何阔，逢诸葛”，是指那些达官贵人久不出门，以避诸葛丰。他为逮捕犯法的贵戚许章，竞驱车举节，追入宫门，直达皇帝面前。王骏为司隶校尉，大胆纠举丞相匡衡多占田四百顷，收田租千石入家，是“背法制专地，盗土以自益”，结果匡衡被免官。汉哀帝时孙宝为司隶校尉，敢于抵制皇帝祖母傅太后对中山孝王母冯氏的迫害，开罪于太皇太后，被逮捕下狱。这些司隶校尉们虽然成绩卓著，但大部分没有好下场，诸葛丰、孙宝等都因故被免为庶人。 
    司隶校尉一职，在西汉的监察制度中，之所以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还因为它作为地方监察官却被赋予了皇权直接代表的地位。即所谓的“奉使命大夫”。这种特殊地位，增加了它的权威，但也引起许多重臣的排斥。成帝河平年间，司隶校尉涓勋与丞相薛宣、丞相司直翟方进，曾发生过一场争论。当涓勋受命为司隶校尉时，薛宣要他拜竭丞相，并接受丞相属官的督察。涓勋断然拒绝。认为司隶校尉是“奉使督察公卿以下为职”，“今丞相宣请遣使，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悖逆顺之理”。涓勋要求将这一问题交中朝特进列侯将军以下的官员讨论，以“正国法度”。受到普通的关注，很多人都倾向于涓勋，“议者以为丞相掾不宜移书督趣司隶”。但薛宣、翟方进等以官职大小、尊卑之别等“春秋之义”为理由压制涓勋，皇帝也抵不过重臣的压力，将涓勋贬为昌陵令。这种争论绝不是什么细枝末节之争，它反映了西汉监察制度建设的过程充满了艰辛。正因为司隶校尉的特殊历史作用，常受到疯狂的抵制，哀帝时，申成被任命为司隶校尉，前丞相薛宣的两个儿子想阻挠他就任，竞雇杀手在宫门外重创申成的面目，断其唇鼻，身被八创，何其残酷!
    尽管如此，由于许多先驱者的奉献，使西汉的监察制度获得成功，尤其是司隶校尉，几乎成为一种正义的象征。东汉亦然。魏晋以后改称司州、扬州刺史。称监察御史那是唐代及其以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