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五期 翻开西汉历史

    中华鲍氏网 2011年5月21日 鲍训钟


                                                           翻开西汉历史
                                            ——纪念汉司隶鲍宣逝世2000周年 
                                                                 口鲍训钟
    楚汉之争,汉王刘邦战胜项羽。前202年,称帝建汉于定陶,继而迁都洛阳。后采纳屡敬建议,称都长安。史称西汉(或前汉)。西汉是后世对以长安为都城的汉朝的称谓。
    “汉承秦制”,西汉沿续秦统一集权的政治体制,其职官制度少有变化。而在地方,实行郡国并行制。具体的治国措施,与秦有明显区别。
    汉政权建立之初,社会残破,人民到处流亡,经济调敝,国家贫穷。汉高祖以秦亡为鉴,废除秦之苛政弊法,适时制定律令,颁布一系列诏令,以安定社会,蓄养民力,恢复并发展生产,复苏经济。当即推行与民休息政策。据《汉书•高祖本记》载:前202年5月,“兵皆罢归农”。诏曰:诸侯子在关中复者之十二岁(入关灭秦的关东人,愿留关中的免徭役1 2年),其归者复之六岁(愿回原籍的免徭役6年)。民前或相聚保山泽(战时逃亡山泽的),令各归其县,(恢)复故爵、田宅……民以饥饿自卖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军吏爵……无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七等爵以上的官员)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复其身及户勿事(七大夫以下免其本人及全家徭役)。
    前180年一前157年,汉文帝在位。他继续推行与民休息政策,重视农业生产,进一步轻徭薄赋,两次减田租为三十税一。前167年还下诏令全免田租,此规定到景帝元年(前156)才恢复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定制。
    文帝把算赋(人头税)由每年每人交120钱减为40钱,原一年服役一个月,改“三年而一事”。他还主张宽刑,前167年,下令废除肉刑。
    文帝注意节俭,提倡廉政。他曾打算建一座露台,预算要花一百斤黄金(当时一百斤黄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全部家产),文帝觉得浪费,取消了修建露台的计划。 
    有一次,有人来献千里马。文帝说:“皇帝出门,前有仪仗,后有从车,一日行五十里,我一个人乘千里马能跑到哪里去?”下令:朕不受献,令其四方勿来献。
    文帝的励精图治和注重节俭,节省了财政开支,形成了廉政风气,减轻了人民负担,治国效果显著。
    汉景帝是汉文帝的长子。他重农,曾和百官一起劝农,令皇后督导植桑,养蚕,纺织诸事宜。下诏说:“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食物。”
    景帝又减轻了文帝的笞刑,断狱从轻。因此狱事简省。但对贪赃枉法,从法甚严。规定:官吏收受贿赂,要没收其财物,并治罪,参与投机经营的官吏,也按贪脏处理。一时,官场风气较为廉明。
    当初,刘邦为争取力量击败项羽,曾封手握重兵的将领据地为王,称“异姓王”。异姓王拥兵自重,专制一方,是统一集权的障碍。汉政权建立不久;高祖采取断然措施,逐一清除了异姓王。之后,高祖感到无力控制全国,“惩秦孤立而亡”,又陆续封同姓子弟为王。以同姓子弟屏卫汉室。同姓王虽受中央节制,但相对独立,权力很大:可以任免官吏,征收赋税,铸钱造币,还拥有兵权。
    初封时,诸侯王年龄较小,可是二三十年后,随诸侯王年龄的增长和势力的渐强,王国居然对抗中央。到汉景帝时,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御史大夫晁错提出“削藩策”,主张大刀阔斧削藩,遭到诸侯王攻击和诽谤。晁错的父亲从颖川老家赶来,劝晁错罢手。晁错不为所动,说,削藩关系汉朝廷之安危。他父亲反复劝阻无效,回家便服毒自杀了。
    晁错尤其指出吴王刘濞最危险,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史记•吴王濞列传》),建议削灭王侯封地。景帝接受建议,于前154年削楚、赵、胶西三王之两郡六县。吴王早就蓄谋颠复中央政权,便借口以“请诛晁错,以清君侧”为名,串通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等六王起兵叛乱。刘濞发兵二十万,号称五十万,又勾结匈奴、东越和闽越贵族,举兵向西。开始,叛军一度得势,一直打到河南中部,形势非常危急。此时,景帝的削藩决心动摇,又听信馋言,便诛杀晁错,以乞求叛军退兵。刘濞见此气焰更为嚣张,公开声称要夺取皇位,继续进军。当叛军至梁国为景帝之弟梁武所阻时,景帝醒悟,方才命太尉周亚夫与大将窦婴率军东征,以骑兵断绝叛军粮道,只三个月就平息了这场叛乱。刘濞逃至东越,为东越人所杀。其余六王皆自杀。之后,景帝收回王国任免权,由中央派地方官到王国治理人民。汉政府对王国的控制加强。
    由于文帝和景帝重视生产,带头籍田,励行节约,紧缩开支,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国家财富日益增多,社会秩序日趋安定。史载:至武帝之初,“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圬而不可校,大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次治平之世,史称“文景之治”。
    汉初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是在长期战争之后,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经济凋敝,商人趁机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米价高至一石万钱,马一匹百金(100万钱),人民生活极端痛苦,国家财政也很困难。为社会稳定和政权的巩固,汉高祖颁行重农抑商政策。政府规定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官,不得占田,不得衣丝,不得乘车、骑马,携带兵器,并加倍征收商贾算赋。此政策对巩固封建制度,有积极作用,但它压制了工商业的发展,对自由劳动力的形成和资本积累,实在是起了抑制作用。
    到汉武帝在位(前140一前87)时,政府继续推行抑商政策,实行盐铁专卖和均输法、平准法,采取直接剥夺商人的措施(算缗和告缗),征收富商大贾、高利贷者和手工业者的财产税,同时惩罚那些匿财不报或报而不实的人,一经查出,罚戌边一年,没收全部资产。这样的政策,客观上打击了富商大贾,地方豪强和割据实力,同时也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此时,王国势力亦日见抬头。汉武帝接受主父偃建议,颁行“推恩令”。规定诸侯王除以长子继承王位外,可以推恩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子弟,由皇帝制定年号。以此从王国里分出许多侯国。侯国列侯只能衣食租税,不能过问政治。王国封地愈来愈小,权力愈来愈分散,再也无力对抗中央了。
    前112年,汉武帝“酹金夺侯”,规定每年八月会诸侯于祖庙中,各诸侯须出金助察,有“金少”、“色劣”者,即被夺爵。以此借口,汉武帝废列侯106人。通过“推恩”和“酹金”夺侯的措施,王国问题彻底解决。
    豪强势力在汉武帝时有很大发展。这些豪强外戚,结交权贵,藐视法度,欺凌孤弱,为害百姓。汉武帝要么将其迁至都城附近,严加控制,要么将其迁居于千里之外的边地。汉武帝还使用酷吏来诛杀豪强。这对压制豪强气焰,提高专制皇权,发挥了显著作用,但酷吏行事,或听皇帝旨意,或依自己好恶,制造了些“冤狱”和“错狱”,善良百姓也因此受到其害。
    汉初,币制混乱,各种货币杂行于市。除中央铸币外,各郡国官府,地方豪强都可造币。史载:自前193年至前113年,币制变动9次,也就是说,在铸币问题上,朝廷与豪强作了9次斗争。豪强役使贫民开采铜矿、锡矿,用铅、铁杂入铜内,铸劣金牟取大利。((汉书•食货志》说,武帝时盗铸金(伪造黄金)钱人,罪当死者数十万,豪强率众互相斗杀,不可计数;自首免罪的人多至数百万,不敢自首的人比自首的人还要多。事实说明,盗铸金钱的豪强,聚数百万对抗朝廷,严重危害中央集权。前119年,汉武帝下令禁止私人铸币,到前113年,武帝专令水衡都尉所属的上林三官(钟官、辨铜、技巧)统一铸造“五铢钱”通行天下。朝廷统一铸钱权的确立,有利于统一国家的巩固,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既方便人民生活,也增加了国家财力。 
    汉武帝“兴功建业”,多方建树。他即位的第一年,就下诏命丞相、御史大夫、列侯及二千石官吏,诸侯王国之相都要推荐品德好,威望高,敢于直言进谏的人才。下诏说:“扶正社会风气,引导百姓行为,最好的办法在于注重道德。”他还下诏策问贤良,要求接受皇帝亲自问卷考试。象董伸舒、公孙弘、主父偃、严助、卫青、朱买臣等人就是通过策问方式步入仕途。察举制度由此产生。
    那时,丞相田鼢骄横奢侈,其私宅在朝廷官员中最为豪华,由他举荐的人,有的从平民一直做到二千石的高官,权力凌驾于皇帝之上。武帝决定削弱相权而加强皇权,先后启用严助、朱买臣、主父偃,给予“侍中”、“给侍中”,“常侍”等头衔,与尚书令共议军国大事,参与决策,形成“内朝”,而原有三公九卿的机构则成了“外朝”,于是,“内朝”决策,“外朝”执行的局面形成。
    前106年,划全国为十三郡,设刺史监察地方,以“六条问事”。即第一条考察豪强,其余五条考察郡首,还有一条考察诸侯王,有罪状便奏。
    前89年,又在京师设司隶校尉,掌纠察百官。司隶校尉权威特重;专道行,专席坐,除三公外,皆得纠弹,与尚书令,御史中丞号“三独坐”。
    那时,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亦很活跃,为推行“德治”,实现思想文化领域的大一统,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建议,定“儒学独尊”。董仲舒是西汉时的大经学家,大思想家。他以儒家学说为主体,按需兼收,他说,糅合一处,其核心是“天人感应”。他提出“君权神授”的理论,以维护至高无上的皇权。说,皇帝行政,上天嘉许以风调雨顺;皇帝无道,上天会降灾害给予谴责。后来,他又提出“三纲”主张,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三纲”说长期为封建统治阶段利用。
    汉武帝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兴办太学,在地方兴办郡国学。设五经博士为教官,招收五经博士子弟,学习《诗》、《书》、《礼》、《易》和《春秋》。初,太学只有50个学生,至西汉末,增至一万多人。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大兴儒学教育,加速了儒学的传播,达到了封建道德的教育目的。
汉武帝统治五十多年,他对外用兵,扩张疆土,对内兴作,多有创建。但他宫廷生活奢侈,挥霍无度,加上大肆修建豪华宫殿,经常出行海滨等地巡狩、封禅、寻神仙、求仙药,浪费了大量财物,国力损耗,人民负担加重。晚年,社会出现动荡,于是下《轮台罪已诏》,宣布停止征战。减轻税赋,除去暴政,潜心兴修水利,改进农具,发展农耕,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得以避免。一代帝王,知错能改,可谓难能可贵。历史肯定他的政绩,算是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
    西汉后期,自元帝始50多年间,社会危机日趋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加深,中央集权削弱,外戚宦官频频干政。曾经十分强盛的西汉王朝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元帝刘爽优柔寡断,追求享乐,终日纵情于歌舞声色,不理朝政。成帝刘骜大兴土木,营造游宫、行殿,肆无忌惮地增加赋税,使得“公家无一年之畜,百姓无旬日之储,上下俱匮,无以相救”《汉书-谷家传》,而他却热衷于斗鸡走马,嗜酒好色,宠爱赵飞燕姐妹;他大用外戚,舅父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同时封侯。哀帝刘欣较之成帝更加昏庸,竞以国库钱财为其宠臣修建邸宅,先后赏赐董贤钱合计43万,田地2000顷,并封董贤为大司马,上将军,甚至还要让位于董贤。皇帝如此昏庸,贵族臣僚也上行下效,他们与上下豪强勾结,通过购买、请赐、强夺等手段大量兼并土地。如元帝时,丞相匡衡占地30多万亩,还不满足,又扩占了4万多亩。成帝时的丞相张禹占地4万多亩,都是泾水和渭水灌溉的上好肥田。可是农民却“无锥之居”。他们的生活有“七亡无一得;有七死无一生”,这是司隶校尉鲍宣呈哀帝的上书,叙述当时人民有“七亡七死”之苦:水旱灾害为一亡,官税重为二亡,贪官污吏为三亡,豪强兼并为四亡,徭役苛烦为五亡,盗贼横行为六亡,官兵骚扰为七亡。这七种灾害无一可以逃脱,都是死路一条。人民有七死而无一生,简直是没有活路可走。失去土地的农民不是卖身为奴“与牛马同栏”,就是大量逃亡成为流民。汉元帝时禹贡说:“各官府有官奴婢十万余人,良民出租税养活他们,每年废钱五六万万。”皇帝也同时占有十万以上的奴婢。所以说,土地兼并与大量的农民失去土地沦为奴婢是西汉后期主要的社会问题。前7年,由辅政大臣大司空提出“限田限奴隶”政策,但遭到外戚丁氏、傅氏和权臣董贤的反对,未得施行。
    哀帝宠佞臣董贤,一直遭到正直大臣的极力反对,丞相王嘉便是其一,他多次上书力谏:“陛下诏令裁撤皇家苑林,却用来赏赐董贤两千顷土地,官员限田的制度从此破坏……”。哀帝对王嘉十分不满,又假托傅太后的遗诏,要增加董贤采邑二千户人家。王嘉把诏书封起来退回。并上奏劝谏说:“我们说爵位、俸禄、土地是上天所有的……君王代表上天给人封爵任官,尤其应该填重。高安侯董贤是奸佞的宠臣。俗话说‘千夫所指,无病而死’,我常为他担心。”等到王嘉封还为董贤增加封邑的诏书时,哀帝大怒。孔光在一旁趁势弹劾王嘉说:“王嘉迷惑国家,欺骗主上,大逆不道,请召王嘉前往廷尉诏狱。”哀帝同意,即将丞相王嘉逮捕入狱,被杀害。
    有史称:王嘉入相三年,守正不阿,不可谓非良相,惜乎不得其人,所遇非主耳!且其称美孔光,亦无知人之明。孔光阴险,恶过董贤父子,嘉知董贤父子不肖,而不知孔光为大奸……
    王嘉死,孔光复任丞相。
    一日,孔光出视园陵,其从吏在天子驰道上乱跑,适为司隶鲍宣所见,喝令左右从事,拘住从吏,并没收了相府车马充公。有人将此事禀报了哀帝。哀帝信任孔光,饬令御史中丞查办。御史派人捕鲍宣下属官吏,却受了一杯闭门羹。当下奏闻哀帝,劾宣闭门拒命,无人臣礼,大不敬不道。哀帝不辨曲直,立命系鲍宣下狱。博士子弟(太学生)王咸等,都称鲍宣奉法从公,有何大罪!当即竖起一面旗帜,号召大众说:“想救鲍司隶,就在此旗下集合,”那些太学生们争先跑到旗下,不一会就聚集了一千多人。他们乘孔光入朝,拦住车前,要求救免鲍宣。孔光见人多势众,不敢驳斥,只好佯从众意,托言入朝奏请,表示一定让鲍司隶平安出狱。孔光入朝,怎么可能为鲍宣解免?那些太学生又一次聚集在皇宫门前上书请愿,为鲍司隶讼冤。哀帝只许贷鲍宣死罪,罚受髡钳,放至上党,鲍宣见上党地宜农牧,又少盗贼,便举家迁至上党居住。
    司隶鲍宣为孔光所排挤,如同王嘉,知董贤父子之不肖,而不知孔光、傅喜之为大奸。孔光是三朝丞相(元帝、成帝、哀帝),素为皇太后宠信。但他老奸巨滑,惯于见风使舵,暗中与王莽早有勾结。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侄,其家族在元、成两帝时权重一时。莽依其家族声势,曾被封为新都侯、大司马。他善于钻营,也善于玩弄权术。掌握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大权。为了排除异已,凡是他不喜欢的人,便暗示孔光递上弹劾奏章,以冤无辜。的确,西汉的礼制及法度被此昏君和乱臣践踏殆尽。 
     前1年,哀帝因痹瘘无治绝命。死前,他也曾想到成帝时政权脱离王室,又想到自己曾多次诛杀大臣,这都是宠信阿谀奉承的人,憎恨忠诚正直的人的结果。可叹汉室将倾,正在摇摇欲坠之中。
    哀帝死后,王莽与王政君合谋立九岁的平帝。太后临朝,委政与王莽。王莽又善于沽名钓誉,献田损钱,封官纳士,捞取政治声誉,为篡权大作准备。公元3年,凡不顺附王莽的,象何武、鲍宣等汉朝忠臣义士,共几百人全被处死。这事件让全国震惊,朝野上下纷纷议论:“君臣、父子、夫妇之道都已废绝,大祸临头哇!”
    公元5年年底,王莽趁腊日向平帝进献椒酒之机,毒杀了平帝。公元6年,王莽册立年仅2岁的刘婴(宣帝玄孙)为太子,称孺子婴。自称假皇帝。公元8年,王莽废孺子婴,公开称帝,定国号为“新”。
    从此,西汉结束了它210年的历史。
    王莽称帝后,为限制土地兼并,缓和社会矛盾,稳固自己统治,实行“托古改制”——改土地为国有,称“王田”,然后按“井田法”再行分封;还把奴婢改为“私属”,成为主人家的成员。田地和奴婢均不得买卖,又多次改变币制,大量侵吞人民财富。
    王莽新政没有缓和社会矛盾。由于“法令繁多”,“民摇手触禁”,“农桑失业”,“食货俱废,民涕泣于道”。人民更加痛苦,终于激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公元23年,一个长安商人割下了王莽的脑袋。一场荒唐的复古悲剧落下了帷幕。 


    参考文献: 1、司马迁著《史记》 2、班固著《汉书》 3、司马光著《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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