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12期 《老墓》问世之后
- 中华鲍氏网 2011年10月21日 牛成孝
《老墓》问世之后
山西 牛成孝
《老墓》是我选在《树影斑斑》散文集里的一篇短文,后来,在《精卫鸟》创刊号上转载。它回顾了我童年时期记忆中的老墓,介绍了墓中主人鲍宣的生平事迹,考证了南北朝时期著名的诗人鲍照与鲍宣的血缘关系。文章写的并不怎么好,甚至《漳河水》主编王广元先生提出“淡化考证的学术意识”的修改意见:但文章毕竟史海钩沉,揭示了长子这块古老的土地上一种沉沦已久的文化现象,开拓视野,使人们重新审视这一文化现象的含量,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旅游业此起彼伏,弘扬祖国文化的当代,更有必要在弘扬主旋律的前提下,百花齐放,推陈出新。长子各大景观中老墓算是唯一具有历史份量的人文景观,也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小文刊世之后,引起一连串的反响:首先,是北京社科院鲍氏后嗣鲍永臣来访;其次,随着对历史资料的发掘,使人们重新认识老墓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兴衰枯荣;第三,对鲍宣忠烈满门所积淀的民本文化有了进一步的理解,从而产生了在南鲍村街心建造鲍宣公园的构思。故而为文,是谓《老墓•问世之后》。
一、北京鲍永臣来访
二000年五月的一天,《树影斑斑》刊世后第二年,鲍永臣先生不远千里,从北京亲自登门造访。当时,我由于心理上没有准备,对突如其来的客人有点不知所措,但因为访者满面春风、谈吐自如,具有一种学者的风范,使我顿失疑虑,马上介入“有朋自远方来”的氛围,谈吐入港,令人有久逢故交之感。
鲍先生说“我属北京社科院的,市政协介绍我来府上冒昧,愿不辞为盼——我想了解有关鲍宣的事迹”。接着授以我名片,大名鲍永臣,算是鲍氏后裔。
我说:“我的散文集《树影斑斑》,有一篇题为《老墓》的文章,具体介绍了这方面的内容。”随手赠鲍先生书稿一册,先生接着取出像机为我拍照留念。闲谈中,我向鲍先生详细介绍儿时对老墓的印象和文革时老墓被毁的具体情况。鲍先生辞别后,走访了南鲍、鲍庄以及长子政协鲍根籽女士。北返大同时,在电话上向我道谢辞行。别后不久,接到他从北京发来的第一封来信,信曰:“牛教授,您好!《老墓》让我如获至宝,我代表鲍氏家族感谢您!我们拟出《上党专刊》转载大作,以示族人……(2000年5月29日)。”
时隔不久,又接到北京的第二封来信,信曰:“成孝老先生,您好,上次我去长治,有幸拜望了您,并得您的帮助,我再次表示感谢。现《鲍氏文苑》已刊出第二期,特敬赠一本,望你指教。上次我从府上走后,即去长子南鲍和鲍庄专访),当地老乡和宗亲都很支持我,和几位长者一起座谈回忆‘老墓’的情况,不过,还是您那篇《老墓》的文章精彩。2003年是鲍宣逝世两千年,我们特拟专刊,你的文章《老墓》将是突出的一篇……(2000年11月8日)”
11月底,我接受同志们的建议,对《老墓》一文做了两点修改:一、强化了儿时的记忆;二、对鲍宣为民呼号呐喊的行为放在西汉末年的大背景下做了适当品评,发表在中共长治市委《创新》杂志上。改文寄出之后,又接到北京第三封来信,信曰:“牛老师您好!你的来信和《老墓》改稿均收到,拜读之后令我动情,你对鲍宣的评价深刻而确切,我这个鲍氏后裔自愧不如。《鲍氏文苑》纪念鲍宣公辞世二千年专刊,将在2003年出版,是北京、山西两地鲍氏后人撰稿辑成,目录定稿当寄你请教。《老墓》一文则是一篇‘重量级’……(2000年12月11日)”
鲍先生又在《上党之行》一文中写道:“上党之行中,尤其是拜访了一位在鲍墓(当地人称老墓)之前长大的,现为长治市教育学院古文学教授的牛成孝先生,他的一篇《老墓》将儿时在鲍宣墓周围玩耍、成长做了生动的描述,是任何史书上都看不到的。”
《老墓》一文鲍先生如此青睐,这和他是鲍氏后裔,情有独钟有关,至于称《老墓》为“至文”云云,则我不敢自负,然而这种信息交流与传播,确实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则无可贬责。行文至此,我伏案沉思:原先科学院南北朝文学研究所,对鲍照的身世打了多年笔墨官司,那么现在可以定论。不仅可以定论:鲍照祖籍上党而无疑,而且具体地说他祖籍为上党地区长子丹朱镇鲍庄也证据充足,无可非议。《后汉书》清楚地载明:宣之子为永,永之子为昱,昱之子为德,德之子为昂。《鲍氏文苑》的《安徽和州鲍氏简图》从昂一直排到照(鲍照),鲍照为鲍宣的十七代孙,确切无疑。曹道衡先生推测鲍宣在鲍店定居,现在可以清楚地告诉他,不是鲍店而是鲍庄。历史的沉迷,随着“引玉抛砖”的交流,展现出“绿水青山”。
二、老墓的兴衰枯荣
《老墓》问世之后,省作协会员李秋保同志特地给我送来了明代马暾编撰的《潞州志》,让我参阅有关老墓的史料。从而,我又深究了老墓的兴衰枯荣。
《老墓》作为人文景观的历史文物已寓于天地间经过漫长的二千年岁月。(鲍宣死于公元3年,至2003年为2000年)“秦宫汉阙,变做牛养野”,“多少豪杰,投至狐踪兔穴”,历史沧桑,它的寓存怎能不染上斑斑驳驳的史痕?直到文革时期,老墓荡平,无迹可寻,难道不是一种历史的演变吗?根据《潞州志》的记载,老墓的香火鼎盛时期,应在汉光武刘秀即位之后的东汉初年。《潞州志》载:“世祖即位,褒表(鲍)公子孙,皆至显官,立祠于墓以祀之,”由此推断,在老墓前面修建祠堂,在东汉初年就有了,并能和民间传闻结合起来。我童年时听老人讲:“南鲍村,因看坟而缘起。”我想:墓前既然修建供人凭吊祭祀的祠堂,一定要有人看管,老墓离鲍氏居所鲍庄,不仅有二华里之遥,而且中间还隔着一道丘陵,如无人看守,那祠堂不等于狐窝狼穴吗?从村名也可以看出这种承传关系,北曰:鲍庄,南曰:南鲍,都有一个“鲍”字。由此推断:南鲍在东汉时就开始建村了。
老墓香火鼎盛的第二个时期,应在明代弘治五年之后。《潞州志》记载:“历汉、唐、宋涉元,沧桑变易,祠宇尽废,而墓犹巍然。仰惟我朝列圣相承,重念先代忠臣祠墓,累命有司,封树护守,第治县者,漫不留意。”意思是说:“老墓经历了汉、唐、宋、元等朝代的沧桑变化,到明代,原来的祠堂殿宇,均已不复存在,只剩巍然屹立的墓丘。”大明朝“列圣相承”,一再考虑到先代的忠臣祠墓,不断命令有关部门对其“封树护守”,只是治理县衙的官吏,都漫不经意,不予以关照,致使老墓荒芜,“为人樵牧”。
明代弘治年间,监察御史周琰和蒋勋,两人曾先后两次至上党视察,都关照鲍宣墓祠。因此,潞州知州马暾与长子进士阮勤(曾任南京刑部左侍郎)于弘治三年冬,同到南鲍“寻其遗址”,见“墓址榛芜”,“心恒测然”“命工剪除荆棘,周围筑墙以护樵牧”,从此老墓周围建起围墙。弘治五年(公元1492)长子知县孙玺建祠于墓前,以奉香火。府志载曰:“构堂三间,左右厢房各三间,门一间,加以绘饰,砌以砖石,龛卓,供器悉备”。看来规模宏伟,雕梁画栋,朝拜鲍宣的享殿颇具一派气势。当时的老墓“过者兴思,见者起敬,天下后世莫不歆慕。”应该说是老墓又一个香火鼎盛时期。据考证:此时长子县城南街有鲍公祠一座,也称郡学乡贤祠,监察御史周琰、蒋勋以及知州马暾都曾到这里上香凭吊。北高庙东侧路右有“鲍宣故里”石碑一块,解放后我的老同学王世显从北关入城求学屡屡见到它。
我童年时见到的老墓,正是抗日时期,它隆若小山,巍然屹立于南鲍村当中,既没围墙,也不见享殿,只留两幢古碑,一块立在墓腰(记载逝者生平),一块立在墓下,上书:汉司隶鲍宣之墓。我记得清楚,墓下那块碑为清代所立。我在老墓前长大,记得居住在老墓东侧的一家和姓,因修房盖屋向西偏出一点,这时有鲍庄来的鲍姓(据说他叫鲍矛以)阻拦说理,说是占了他们的坟地。我推断——鲍庄的鲍姓应是鲍升的后裔。鲍宣有二子,长子鲍永,次子鲍升。鲍永之死于兖州任所,故鲍永定居山东,其子鲍昱在京城居官,可能乔居洛阳。其子鲍德累官南阳太守,此时鲍永一系迁居河南,直至鲍宣十七代孙鲍照在江苏镇江出生。这是“永”系一支,因累官在外而不断迁徙,辗转江湖。汉光武九年左右,鲍永因葬母而从任上返回长子老家,葬母之后,而自己又到任所,流徙天涯。
老墓会不会有第三次繁荣时期呢?尽管老墓在“文革”中一举荡平,似乎无迹可寻。我看,还是有第三次繁荣的迹象:我在精卫鸟文学会成立大会上遇到长子县委宣传部长李世钟同志,他说:“南鲍能不能堆土丘,立碑记,保存一个鲍宣的纪念点呢?”我想:部长的提示很有启发。县土地局的秦晴局长几次向南鲍村通电话,要村民找一找原来老墓的墓碑。原中共长治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创新》杂志主编赵善读同志,近些天来,为南鲍小学的危房改造而积极奔波,筹资改建。他说:“再筹资一万元,即可在街心建造《鲍宣碑林》,拟刻十幢碑:除原文一字不动地镌刻鲍宣、鲍永,鲍昱,诗人鲍照及鲍宣的夫人桓少君的生平事迹以及历代文人墨客拜谒之作,同时撰写新的碑文,介绍碑林建造原委。
这样,一个“鲍宣碑林”的完整构想,便焕然于脑际。我觉得新颖可观,确实可行。是夜,善读给我打来电话,他说:“你不是和鲍永臣有来往吗?他们在2003年纪念鲍宣逝世2000年出专刊,是不是让鲍氏后裔的各地名人集资在南鲍为鲍宣雕一尊汉白玉石像?”这一想法,使我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于是披衣下床,挑灯独坐以遣幽思,于是乎想改填杨慎的《临江仙》词丽打发不眠之夜,词曰:“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作者从历史的角度,用形象的语言,说明人生短暂,宇宙永恒,从而给人的心田涂上一层淡淡哀愁。我不想要这消极的历史情绪,不想说这“事非成败转头空”,历史文化的积淀,留人以启迪,只想说“是非成败后人评,时间验真理,历史最无情。”历史文化现象,通过时间的隧道延伸,像大浪淘沙,烈火炼金一样,总是留给人以探求真理的思索,变成文化财富,昭示后人。老墓这一历史文化现象,不是正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悄然兴起,孕育着再一次复兴与繁荣,向人们昭示它深刻的文化底蕴吗?
三、忠烈满门赞遗风
《老墓》问世之后,意犹未了,由于学院图书馆缺《后汉书》,我只好每天到新华书店去翻阅二十四史。不仅翻阅了《鲍永传》,《鲍昱传》,而且还拜读了《后汉书》中的“烈女志”关于鲍宣妻的记载。
翻阅之余,我感到鲍氏一族,惠教传家,忠烈满门,遗风炳炳,浩浩正气,正如明代诗人黄立世在《鲍公墓》一诗中写道:“三世三司隶,千秋动汉京”。
鲍宣一身正气,两袖清风;鲍永关心民疾,不畏强权;鲍昱奉法守正,政化仁爱。三世出任三司隶,为史载所罕见。即使鲍宣之妻桓少君,也贤淑聪慧,名垂青史,《后汉书》烈女志而传之。更不说南北朝著名诗人鲍照为文坛巨星,他的妹妹鲍令晖有才情超越著名才女左芬的美誉。
翻阅之余,不仅为鲍氏满门忠烈遗风所感染,而且深深品味一种文化底蕴——春秋战国时期兴起的民本文化,在鲍氏几代传承中得以充分的弘扬,也可以说生生不息。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犹水也,既能载舟,又能覆舟。”什么是“民本”文化呢?那就是“治国平天下”必须以民为本。君主、国家、人民,这三者比较,人民是第一位的。在《国策•齐策》里,有一段“赵威后问齐使”的佳话。齐国的使者来到赵国,赵威后先问收成,后问百姓,最后才问到郡主,致使齐国的使者很不高兴,齐使说:“哪有‘先贱而后尊贵’的道理?”赵威后据理以对,道出了“苟无岁,何有民,苟无民,何有君”的千古名言。威后言之凿凿,步步进逼,齐使狼狈不堪,嗫嚅语塞。赵威后从此威风八面,青史垂名。这就是一种民本文化。
这种文化,在鲍氏三代传承中都得以充分的弘扬,鲍宣在给皇帝上书中指出“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欲望国安,诚难;民有七死而无一生,欲望刑措,诚难”。这些都是解救人民于水火的诤言。西汉末年的做官人都以“苟容曲从为贤,拱默尸禄为智”,就是该做的事不做,该说的话不说,曲从上司,巧取俸禄,明哲保身,利己害公。这些人心目中已根本没有老百姓,当时皇帝宠信的一个没有心肝的小人,叫董贤,皇帝的一次赏赐,竟给他二千顷土地,致使他家豪大富,不可一世,胡作非为,为害百姓。这样专横拔扈的人,谁敢说他一句坏话。这就是鲍宣,他心里装有“老百姓”三个字,所以上书弹劾他。
有道是“心存老百姓的人,老百姓心中自有你。”一次丞相孔光出视辕陵,随从的官吏不行旁道,而是在辕陵中央驰马乱跑,不守规法。鲍宣一举扣留了孔光的车马随从,因而获罪下狱,再加上当时哀帝正宠信孔光而龙颜大怒,便问鲍宣的死刑。这时在京师求学的太学生王咸(博士弟子、济南人),为解救鲍宣,在太学院中央竖起一面大旗,召曰:“愿救鲍司隶者,在此旗下集合”。于是上千名太学生,群情激奋,拦住丞相上朝的车马为鲍宣请愿,并上书给国君。终因民意难违,哀帝以鲍宣“减死一等”,处以“髡钳”(即剃去头发,颈项加锁)“刑后徙家于长子”。
鲍宣为民呼号,嫉恶如仇,指陈时弊,一针见血。终于因忤孔光而被刑。公元三年,受当朝执政的王莽所迫害而自杀。
鲍宣死后,明代阮勤在鲍宣的《墓碑》中赞曰:“公之气,天地之正气也。唯其养之充,故抵奸回,抑权亻幸而行之勇决,陈时政、论安危而无所疑惮,被髡钳刑徙,而此心不动;以罪法案诛,而视死如归。非禀天地之正气者,能然与?”鲍宣的高风亮节、无私无畏得以高度的评价。
到鲍永任司隶时,已经过王莽新政,农民起义,到刘秀坐天下的东汉。这时汉光武有个叔父,名叫刘良,曾被封为赵王。他依仗自己是皇亲国戚,曾不可一世,鲍永以“大不敬”一举弹劾了他,使朝野震惊,上下肃然。
鲍永秉承父母遗风,刚正不阿,他发现陕西扶风人鲍恢秉性无私,品德高尚,鲍永大胆地提拔他,起用他做自己的“都官从事”(司隶校尉府中主要官属)。致使他的府属,正气炳炳,王道堂堂,关照下情,执法如山。有时候光武帝也陪着一定的小心,有一次汉光武刘秀警告自己的皇亲国戚说:“你们可都得收敛点,不敢放肆,小心二鲍。”皇帝都这样陪着小心,可见鲍永执法威严的程度。
到鲍昱做司隶时,已到建武中元元年,鲍昱秉承祖、父遗风,在任职期间,奉法守正,循循理事,深得民心。汉明帝永平一年,他出任汝南太守。当时汝南的水利设施荒废,堤堰年年溃决,水患无穷,年年国家救灾,需消费三千余万银两。他到任后,发动民工,筑方梁石渠(即后世的水闸)变水患为利,灌溉农田,因而民得殷富,被称颂不已。
汉章帝建初元年(公元76年)大旱谷贵,章帝召鲍昱问:“旱既太甚,何以消灭灾情?”鲍昱回答说:“臣闻圣人理国,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践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失得;何以致异?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系者千余人,恐未能尽当其罪。先帝诏言,大狱一起,冤者过半。又诸徙者,骨肉分散,孤魂不祀。一人呼嗟,王政为亏。一切还诸徙家,蠲除禁锢,兴灭继绝,死生获所。如此,和气可致。”
鲍昱提出平雪冤狱,安抚民心的策略来救灾,也不失为“心怀黎民”之举。尤其“一人呼嗟,王政为亏”一句,更是语重心长,如果说国内有一人鸣冤叫屈,那就是我们国政有亏,没有给老百姓办好事。当时章帝年幼登基执政(据考:章帝登基时才十九岁),所以鲍昱有“臣闻圣人理国,三年有成”之句,希望章帝耐心治国,有功于民而后立威。奏文中说到“典理楚事,系者千余人,恐未能尽当其罪。”是说楚王刘英谋反一案,牵连入狱,流徙的人很多,大多“未当其罪”,应该解除禁令,让骨肉团聚,孤魂得祀,兴灭国,继绝世,让死去的鬼、活着的人都有所安置,如此,方能使百姓渡过饥荒。章帝采纳了鲍昱的建议,民心得抚,社会秩序安定,平安渡过荒年。
三代三司隶,他们祖孙三代为官,都能心怀一个“民”宇,鲍氏三司隶,它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所积淀的东西——就是为官者心目中要有“老百姓”。这种民本文化今天仍然应该得到弘扬。
最近读到一则消息,其引题曰“十六个‘一把手’都是巨贪,政府、法院、检察院没有一处干净的”,其正题曰“沈阳市政府还是人民的吗?”这则消息令人伏案沉思:哪里共产党领导的政府不是人民的呢?其腐败之巨令人触目惊心,毛骨悚然。
沉思之余,我不禁想让民本文化在历史积淀中得以“升华”,从而升华出一个朗朗乾坤——它既没有假冒伪劣的乌烟瘴气,也没有因铜臭污染灵魂而伤天害理,或出卖皮肉和青春去赚黑心钱;更不愿看到:不念下岗苦,只看大款肥,官商相勾结,腐风肆虐吹。任何做官的,只要他心目中没有“人民”这个字眼,他将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行尸走肉,从而腐烂下去,变成一具祸国殃民的蛀虫!民本乾坤将不得安宁。只有不折不扣地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神州大地才会云更白,风更清,水更碧,天更蓝!
四、贤淑的桓少君
桓少君,鲍宣之妻也。她年幼从父学习,品学兼优,属大家闺秀。《后汉书烈女志》中记载了她两件小故事:一是从俭嫁夫,二是达不忘穷。传载曰:鲍宣妻,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装送资贿甚盛,宣不悦,谓妻曰:“少君生富骄,美饰,而吾实贫贱,不敢当礼。”妻曰:“大人以先生备德守约,故使贱妾侍执巾栉,既奉承君子,惟命是从。”宣笑曰:“能如是,吾志也。”妻乃悉归侍御服饰,更著短衣布裳,与宣便挽鹿车归乡里。拜姑礼毕,提瓮出汲,修行妇道,乡邦称之。(宣)哀帝时,官至司隶校尉。孙昱从容问少君曰:“太夫人宁复识挽鹿车时不?”对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
桓少君,在嫁给鲍宣的时候,摒退家里的一切丰盛的嫁妆,脱去往日豪华服饰,穿着短衣裳,从俭,驱鹿车嫁给鲍家。足见情志高洁,月白风清。婚礼之后,即提瓮打水,行妇道,勤俭持家,决不因鲍家贫困而更改宿愿。真乃“不因荣利缨素志,敢将孝友式群伦。”
这是少君红颜少妇时候的故事,随着时间的流逝,地位的变迁,鲍宣提任了朝中的司隶校尉,家富位尊,少君也由红颜少妇,变成苍容花发的祖母,仍能富不忘贫,达不忘穷。一日,她的孙子鲍昱问奶奶说:“太夫人,这时你还记得挽鹿车的情形吗?”少君回答说:“先姑(死去的婆母)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我哪里能忘记呢?”
试想:鲍氏三司隶,为政清廉,能和少君的贤妻,良母,尊祖的惠德影响分得开吗?
五、鲍宣纪念园的构想
我的同村人、原市委政研室主任赵善渎同志提出一个很好的设想,在南鲍村建造鲍宣纪念园。我想立意很美,但不易实现,不是别的,主要是囊空,拿不出钱来。最近出现一线转机,听说南鲍村要把村中的舞台拆掉——那舞台正在老墓旧址上。又听说,为了建设通往交里村的油路,要把舞台南边的民房拆掉——那民房也建在老墓旧址上;这样老墓原址就能空出来。县里有文字记载:老墓占地二十亩。我想:不确切,根据我儿时的记忆:我觉得最多也不过有十几亩。如果东西拓宽,南鲍村中辟一草坪,辅之以苍松翠柏,碑林,按照明代的记载规模,中间盖一红墙绿瓦的鲍公享殿,内陈鲍氏文物,外立鲍宣塑像,一座小小的园林,便会焕然于人世。县里名人柴贵禄先生诗作《谒鲍宣墓》曰:“慕名城东谒鲍宣,枯枝古土两茫然。金风烈烈颂往事,史书洋洋赞先贤,频频上书惊大地,耿耿赤胆感苍天。鲍公忠魂若有灵,惩恶扬善续宏篇。”他的诗发表在2001年《精卫鸟》第二期上,我估计是新作,也是近作。诗写的不错,不过他谒鲍宣墓,只是空“谒”,因为城东根本无墓可言。如果南鲍落成鲍宣纪念园,诗人诗兴大发,再谒再诗,那将别有洞天了。
是夜,潜入梦乡,见一女子,玉貌梨花,干净洒脱,衣著黑衣黑裙,操着甜甜乡音,陈述着动听的导游词,沁人心脾。她边走边说地导我在青松如洗、绿草如茵的曲径回廊间漫游。
享殿巍峨兮,红墙绿瓦,
壁画参差兮,金戈铁马。
忠魂炳炳兮,民本传家,
三代司隶兮,刚直生涯。
不觉步出祠林,一乡亲邀我在家乡小住,让我品品“晓看万亩青椒翠,夜闻农家泛海歌”的农家风尚,啊,故乡太美了。
正甜酣时,忽听女儿呼床,原是一梦。《老墓,问世之后》一文就要结尾了,我想借用《梦想剧场》节目主持人常说的一句话做结语:——“梦想剧场,让你梦想成真”。
(作者系山西长治教育学院副教授,长子县南鲍村人。《老墓》一文请阅《鲍氏文苑》第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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