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后“鲍氏……所出”之辩
                                                      上海 鲍世银

    一，鲍氏不知所出
    宋朝范仲淹在《新安鲍氏宗谱<序>》中说：“鲍始出轩辕，而周两汉之世功臣，照耀于史策，名儒配享于文庙”。
    虽以《浙江兰溪凤山（西湖）鲍氏源流》中“1 少典——2 黄帝……6 敬康/ 禹……10 相/ 贞（封于鲍以为氏）……15 懿父——16 瀞 / 洛/ 浍……44 敬叔/ 恭叔——45 叔牙/ 叔僾”所载，但从商朝殷墟出土的大量甲骨文的考古中，汇集四千五百左右个单字，还没发现一个“鲍”字。
    若说“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山海经•海内经》），白马是鲧之神形，鲧就是夏禹的父亲，是神话，传之有误。那么正史，司马迁《史记》说的，“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就完全可以说 夏禹是黄帝之后，那鲍氏就理当是“黄帝之后”了，可为什么偏偏要强调是“夏禹之后”呢？
    据现所见的姓氏研究者，与今之鲍氏者，皆称“鲍氏”为夏禹之后，并多以叔牙之父敬叔公，为一世祖，这完全是依唐朝林宝《元和姓纂》卷七“鲍，姒姓，夏禹之后敬叔仕齐，食采于鲍，因氏焉。”与《姓氏考略》：“鲍，系出姒姓，夏禹后。春秋时杞公子有仕齐者，食采于鲍，因以命氏。”之所说。
    然而以鲍叔牙，与相差39代的夏禹、或相差43代的黄帝，却只认定夏禹为始祖，而不认黄帝，这确实离谱，使人想不通。况且引文献《公羊传•昭公三十一年》“孝公幼，颜淫九公子于宫中，因以纳贼，则未知其为鲁公子……藏氏之母闻有贼，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贼至凑公寝而弑之。臣有鲍广父与梁买子者闻有贼，趋而至，藏氏之母曰：‘公不死也，是在，吾以吾子易公矣’。于是负孝公之周诉天子，天子为之诛颜而立叔术，反孝公于鲁”，早于敬叔公之前，周宣帝时已有即“鲍广父”其人。而“《公羊传》……相传为战国齐人公羊高所著，专门阐释春秋”（《辞源》），谁为鲍氏始祖？使人更是一头雾水。
    鲍叔牙时的“鲍”，较鲍广父时“鲍”，与战国公羊高说的“鲍”，究竟有什么区别。此“鲍”，到何时为成熟字，为何钟鼎铭文之中，终不见鱼包合成的鲍字呢？。
    所以不牵强附会、随意妄说的宋朝郑樵，于《通志•氏族略三》中说“鲍氏，姒姓，不知所出。或云，夏禹之后有鲍叔，仕齐，食采于鲍，因以为氏。鲍叔字叔牙，进管仲于齐桓公，遂霸诸侯”。
    但这无意间又出现了矛盾，其“不知所出”，怎又知是“姒姓”呢？

    二，五服内出始祖
    而在宋朝有一种“五世蕃客”“说明他们的祖先是落籍中国的穆斯林，而他们自己（连同他们的父祖以上几代）则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秦惠彬《中国伊斯兰教与传统文化》）他们在唐朝叫“藩商胡贾”，五代时叫“蛮裔商贾”，宋朝叫“五世蕃客”，尔后诞生了“回回民族”。
    由于有其“五世”，再从传统文化的《礼记》得“五服”之本义，以“旧时丧服制度，以亲疏为差等，有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緦麻”(《辞源》）为五服。许多姓氏，包括“五世蕃客”，即便是同姓，超过五服，即玄孙之下同姓、未续家谱、遗忘来历的男女，亦可通婚。况且早有传说伏羲女娲本是兄妹关系。而从自己，上溯上代的父亲、祖父、曾祖、高祖，能亲眼所见有血缘关系最上代的最多是高祖，如夏禹称黄帝为高祖，相和贞叫夏禹为高祖。
    于是，“封于鲍以为氏”的夏禹后代，就绝对和夏禹之间，不该超出玄孙至高祖的五服。超出五服，关系就疏远了。
    即使司马迁《史记》也误认为：“太康崩，弟中康立”，那么鮌就成了相、贞的高祖，贞为鮌的玄孙，贞就在“五服”之内“鲍以为氏”，“鲍”袭鮌字一半为氏，就所谓顺理成章，贞与夏禹，就变成曾孙与曾祖父的关系。至于鮌脾性暴躁，向尧讨封三公而被杀，列为四凶之一；禹则治水有功，禅帝位开国，为民敬仰，子孙引以自傲，故称之始祖。
    再者“贞”，所以“鲍以为氏”，虽在甲骨文中已有“贞”字，或许陶制炊器读“bao”音，但莫过于“贞”字形似，又涉及“贞”有陶器作祭祀禹德的其位谋事，则正好巧合于“封于‘豹’以为氏”的“豹变”为因素，所以豹（甲骨文为“豹”）字，就使“bao”氏之音从此流传。

    三，史显贞的功绩
    贞字，其甲骨文的“贞”，像祭祀的酒杯，是龙山文化代表器形，陶制炊器鬶的造型。
    贞，就职为保管“赏于祖……戳于社”（《书•夏书•甘誓》）的禹之“猗”的遗物，禹妻曾作“侯人兮猗”之歌，后羿对禹及遗物也极其崇敬。由于后羿欲代夏政，“虎变”的相迁到斟灌部落，斟灌就被后羿属部所灭，相到斟鄩，斟鄩又被灭，最后相被羿之叛逆子浇所杀；而对“豹变”的祭祀器皿字形贞的一行人，却能借道祭祖，随行车上，带着抱上抱下读“bao”音的陶制炊器、祭器。此行并由贞制造了身孕少康之相妻后缗逃至有仍的机会。于是贞能到大禹封禅泰山的会稽一带，如草木之茂盛而繁衍。会稽的“稽”字是后造之义，意寓天下氏族首领一起集中欲举行盛大封禅仪式几天前尤其要素食斋戒的地方，要不夏禹也不会把迟到的防风氏杀掉。会稽，有禹墓，用“神农时代一种农具的名称，类似锄”叫“杞”（《杞文化与新泰》）的农具而谋生计的夏禹玄孙贞，始为稽地的杞人，因其职迫使自己，每作有了国家之后的“颂”诗，而面对现状却是杞人忧天，但终于盼到少康兴国，助侄儿延续诗国的脉络。
    夏朝的衰败，从“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史记•夏本纪》），不再“设都于禹之绩”（《诗•商颂•殷武》），而贞之后代的杞人，亦留守在山东会稽一带。在《诗•商颂•长发》所载“相土烈烈，海外有载……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之时，说明山东会稽忧天的部分杞人，已把象征禹功绩的遗物，转移到海外，当然为夏朝立汗马功劳的相土，功绩也载入转移海外的史籍中。其“海外”，在商初时就是隔条长江，又隔条钱塘江的现浙江绍兴，从山东泰山经水路入海到绍兴，乃不知要多少里。所以对华夏文化的传播，贞及其后人，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贞的后人，从绍兴会稽山向西、向南、向西南的传播，方使如今彝族古文字得以存在，并填补了殷墟甲骨文之前的一段空白，而彝族的“彝”字，原本就是祭器通称的意思。
    所以，祭祀酒杯字形的贞，更是豹变至鲍的得氏之始祖。而贞的后人，至今还在会稽，保持着祭贞之高祖夏禹，年复一年的祭典。

    四，《易》多贞而隐鲍
    其实，贞字，其甲骨文的“贞”，又像商代周初盛酒青铜器角的造型。
    而在一本《周易》中，仅文王说卦部分，就出现一百一十一个“贞”字，其“贞”字在《易》中的大量出现，再纵观文王作《易》的历史背景，能够断定与夏禹之玄孙贞的事迹必有关联；再如“吉”，也大量出现，与《山海经》所载“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的甲骨文“吉”字有关联。伏羲画卦，文王作辞，文王被纣王囚羑里的处境，与当年身陷重围“贞”的处境极其相似，而何以贞在大军追杀之中能安然无恙，故以贞的事迹作为参照物，文王结合自己处境，进行系统的推算，这就成为文王的卦辞构成模式。人们不妨以夏禹玄孙贞事迹的原生态，融入各种辞典对《易》各种各样“贞”的解释，就能轻而易举地破解《易经》的奥秘，那时的周文王不可能把自己生死置之度外，去研究与自己生命无关的什么学问。若笃信网上可下载台湾曾仕强教授的《易经的奥秘》、及《朱熹注<周易>》、包括《周易》中“象曰……”“彖……”的阐释，为正宗，而不考虑当时成书的历史背景、不考虑贞的事迹所赋予贞字的本义，那么，您对文王卦辞阐释，只能是盲人摸象。《朱熹注<周易>》中有“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之图，但如“女后、革”等等卦名、及“太极”二字，在甲骨文中都是没有的，肯定此二图伏羲所创，一定是假的，则无须论及曾教授的《易经的奥秘》了。
    而以贞的事迹，对《易经》与“贞”相关的一些词句，进行贯穿，亦可明白文王说卦的本义。
    至于《易经•姤》的“女壮，勿用取女……包有鱼，无咎，不利宾……包无鱼，起凶……以杞包瓜，含章，有陨自天”，与《易经•革》的“已日乃孚，元亨。利贞，悔亡。《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大人虎变，未有占孚……君子豹变，小人革面，征凶，居‘ 贞’吉”，而《史记•夏本纪》有“禹曰‘女言致可绩行’ ……帝舜谓禹曰：‘女亦昌言’”亦有“女”，说明古时“女”字有别义，本非盲人摸象解《易经》之人们，只以“女人”来依瓢画葫芦的。
    周文王当时的处境，不以杞地忧天之人的心态，去数落唯独带鱼旁字的氏族首领，禹之父“鱼玄”的遭遇，如何“不利宾”的举止，及定性为“四凶”的起凶；不借鉴相、贞的史事，来寻找自身的出路，还会以抽象的东西为参照物，成为被囚文王思维之想象吗？
    显然周文王的“包有鱼”之“包”与陶器之“陶”音、义相同，意象取于甲骨文“贞”字，寓意“贞”与“鱼玄”的关系。
所以周文王的占卜，对于“贞”“豹变”的包容，依“鱼玄”而“包有鱼”，也就成为文王之后者造“鲍”字、有“封于鲍以为氏”概念的起源。

    五，鲍接轨于鲁史
    鲍，虽在《金文大篆体》中有“鲍”字，但出土的钟鼎铭文之中尚无发现其字；甲骨文中就更无此字，连“包”字也没发现。势必使人怀疑今之《金文大篆体》，许多后造通俗字却一字不落，而生僻古字定不入编，《易经》中“女后”字，是卦名，是周初非有不可的字，而《金文大篆体》无此字，再请看“鲍鲧鮌”被《金文大篆体》字体文件所转换“鲍鲧鮌”的三字，当信其所言。
    就“鲧鮌”两字，而说今之专家所识的甲骨文之中，非但没发现“鲧”字，就连“夏禹”二字也没发现。然在夏禹治水时，有位发明车的人，叫奚仲，甲骨文是奚仲，曾有力地协助夏禹治理水患，史载其功绩，奚仲后人就以此为姓氏，延续至今。奚仲是确有其人，说明夏禹、鲧等人的事迹也确实存在，只是古名字与今字异样，音同字不同，今人不识罢了。
    和这“鲍”字，同鱼边旁的“鲧”与“鮌”字，写法虽不同，但都指夏禹之父。“鲧”字，出于《山海经•海内经》“鲧复生禹”，而《辞海》说“《山海经》……作者不详，著作时代亦无定论，大约比《禹贡》为早。原为口头传说，可能战国时代录成文，秦、汉时又有增补”，“鲧”就可能通过“口头传说”成了《金文大篆体》的后造字。而“鮌”出于《国语•周•下》“有崇伯鮌……尧用殛之于羽山”，而《辞海》说“《国语》……传为春秋左丘明著，二十一卷”，又从《辞海》得“左丘明 春秋时史学家。鲁国人……曾任鲁太史，与孔子同时，或谓在其前”，这个“鮌”字，应是出于史学家左丘明之手从而定型，因其字，古老而生僻，连汉许慎《说文解字》都忘记编入。
    然鲁国的“鲁”字，在甲骨文中有其鲁字，因左丘明史书中，已有“鱼玄”字，鲁国人的孔丘，晚年删修鲁史官之书为《春秋》，更以“鱼日”之“鲁”字而发挥，接轨于“鮌”，为“鮌”的后裔而造了“鲍”字。孔丘周游列国，曾遇见鲍龙，是敬佩至极而下车，汉经学家刘向《说苑•尊贤》中提到“鲍龙”，北齐《刘书•刘子•知人》中还道：“故范蠡吠於犬窦，文种闻而拜之；鲍龙跪石而吟，仲尼为之下车”；当然孔子也非常赞赏鲍叔牙的为人，在《孔子家语•贤君》“‘往者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则贤者矣’ ……‘吾闻鲍叔达管仲，子皮达子产，未闻二子之达贤己之才者也’”；即便对鲍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饮，非妻所织不衣”（汉应劭《风俗通义•衍礼》），其弟子子贡不解而讥，鲍焦就“抱木而死”，儒家弟子也不得不佩服其廉介。
    在当时的齐国鲍氏还很显赫，并从事着其他行业，操纵较有规模的卖鱼市场。而鲁国同样有鱼市的鲍氏商人，是商人，多有要牟利的天性，使孔丘自然而然地对照于“管鲍分金”之举，从而叹息，将与鱼类无关“鮌”引申出的“鲍”字，硬和腐败的“臭”“鱼”扯在一起，在《孔子家语•六本》中说“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此后加上三千弟子“沿袭而诵之，小子朦聋而听之。万口一词，不可破也；千年一律”（明朝李贽《题孔子像于芝佛院》），成了儒家定义。
    于是后人大都忘了鲍龙、鲍焦之前的，鲍叔牙之“鲍”的原生字。

    六，文物再现鲍氏
    鲍龙和鲍焦的“鲍”氏之字，原本是上“陶”下“革”所合之字。
    北京宗亲鲍永臣老先生，花多年心血，对《鲍氏文苑》的贡献卓越。曾赠我的，他自己编订《回族鲍氏竟源<文选>•鲍氏历史文物•周、春秋中期青铜器“鲍紷鎛”》中，图文并茂，摘自《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在传世青铜器，自铭为〖鎛〗者仅此一器。传：此器于清•同治九年(公元一八七〇)在山西省荣河县后土祠出土，先由寻姓及江苏潘祖荫收藏，后由上海博物馆收藏，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其鎛有“铭文十八行一百七十四字”，其鎛，永臣《浅注》说：“此‘鎛’出土之后始现‘ ’之字形，初无人可识，即使文学大家郭沫若先生亦疑为一种古乐器名，后经过多名古文字专家考证，始认定为“鲍”之正字……‘鲍’是‘ ’之假借字，古陶与包音同，郭沫若先生晚期亦认可，近代‘ ’之原字形始收录于《汉语大字典》、《金文篇》、《汉文假借字大字典》等权威汉字工具书”。为此〖鎛〗，我在《辞海•历史分册•中国考古学•铜器》的文物比较中，录下“是从钟发展来的形式。盛行于东周时代。一般自铭为钟，自铭为鎛的仅有春秋时代齐国的‘素命 镈’”其解。此“素命”合一字的为人名，有髙傒的外孙之嫌疑，更有袭夏禹在会稽素食戒行的勉励。但《辞海》中上‘陶’下‘革’的合成字，未予提及。
    永臣老先生其《回族鲍氏竟源<文选>》中，还有《鲍氏历史文物•周、春秋早期青铜器“鲍氏钟”》，采集于“罗振玉藏日本田中庆大郎辑、日本明治四十二年（公元一九一〇年）东京影印本《三代吉金文存》”，其所“据《三代吉金文存》载：‘此器往岁见之都市，今不知归谁氏’”，并有“铭文五十四字”，虽是楷体转抄与象形字并存，而遗有‘ ’之字，及一些人们都不识之字的原形，永臣老先生再以《啸堂集古录》附为其遗钟之照片，而钟上首句“唯正月初吉”金文与齐国的‘素命 金専 ’”相同，其字体则柔软于‘素命 金専 ’”之字，介于篆隶之间，故铸此钟不会早于汉朝，是故该附照之遗物，只能是复制品。所以永臣其《鲍氏钟<浅注>》中，认为该“鲍氏钟”，是周、春秋早期，曾显现的出土文物，并在   《鲍氏文苑•第10期•非说不可的几句话》，意欲申明此钟、鼎本非一物。
    在下认为：若该钟的字体与其中人名同样古朴，刚劲简洁胜于“素命 金専 ”之字体，那么此钟当是鲍广父之前的文物，该是与周穆王游天下，要炊事涉及“陶”，要衣饰涉及“革”，和有贵池县香山《鲍氏宗谱原序》记载“昌龄公，生资敏捷，凡书一览即通记之，无复再读，周穆王奇其才……赐姓”有关。若钟上确实是楷书，那么此钟乃铸于三国钟繇在世或后，因书法家钟繇才反映由隶入楷的第一代字体，其铭文中有一不识的人名字，即是鲍信子孙，效仿或配盖于甲骨文“贞”的古字，同时也说明上陶下革的姓氏字，以及家谱是不示外人地代代相传，当然铸此钟，因鲍信救曹战死的功绩，子孙才有此资格。
    在永臣老先生《回族鲍氏竟源<文选>•有关图片选登》中，有“中国古青铜器， 公姞鬲 朝代 周中期 高31公分，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铭文拓片现藏中国科学院古文物研究所”、和铭文拓片之照。其鬲上，有行所识
    “叔牙父作姞氏尊鬲子孙永宝用享” 之字。在下转换金文是
    “叔牙父作姞氏尊鬲子孙永宝用享”
    能与拓片一一对应，惟“姞”字转换不得，再细看铭文拓片，非黄帝封其子之一的“姞氏”，是“吉”“中”左右结构合成一字。
    为有“吉中 ”之字，能说出一个故事。与叔牙共立小白为齐桓公的又一重臣，名叫髙傒，或叫髙奚，后人尊他叫敬仲，鲍叔牙当时避开有奴隶意思的“奚”字，且已有家小的他，称之高吉中 。请先查阅鲍世行在《鲍氏文苑第贰期•卢氏源流研究介绍》之文，是髙奚，而在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臣宰》“奚”有“奴隶”之“奴”的韵、义，“卢”是在“奴”韵、义上的翻新。为此“傒”字，查汉许慎《说文解字》无此字，《史记》《汉书》是“高傒”，《金文大篆体》字体文件转换不出此字，本是后人将“仲奚”，剔去“中”而造了“傒”字，为髙奚之名，“傒”字却隐现孤身无嗣之意。髙奚，所以其名，又叫“吉中”，是他效仿车圣“奚仲生吉光”（《山海经•海内经》），所生之子名叫“清”，也是寓意“光吉”之“光”，映射“水青”为“清”字也，请看金文的“光”与“清”亦有相似部分；“吉中”，所以为髙奚的名字，且看转成金文的“奚仲生吉光”，再以古代字的排版从右向左，其“光吉生仲奚”，剔去中间和两端多余部分，就是“吉中”字，“吉中”字有两代人之意。“吉中 ”与“傒”“清”之造字，同出一理，这也更是一个男子以功德，且作父系至子几代人努力，而为“氏”的常理了，故称“吉中 氏”。
    故叔牙所赠鬲的铭文拓片，其字的“中”偏右上角，“吉”偏左下角，这“吉中”两字间空挡很大，像是精心设计的代沟。叔牙对“吉中”之字，别有钟情，富有诗情画意，对髙奚，以示格外的友好，为此两家的后代也有着婚姻关系，“素命 鎛”的“素”与“髙奚”的“奚”，请看金文“素”与“奚”的比较，其有着部分融和，这就寓意着髙奚之“奚”与叔牙的先祖在会稽的“素”食戒行的融和，而成之为天“命”，故造了“素命”字。然而此“素命”字，被文字专家们根据“素命 ”字边旁的各自延伸，演变为“紷”字，读ling音。
    但“吉中”字，后缀“高”字，读xi音；前缀“氏”字，是读lu音，即是“卢氏”始祖之名在钟鼎上的正字，《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卢氏出自姜姓，齐文公子高，高孙奚，为齐国正卿，谥曰敬仲，食采于卢，济北卢县是也，其后因以为氏。”因髙奚佐齐桓公有功，有封邑，子孙为卢氏，现今已发展为中国人数排列第42名的大姓，在殷墟之时无卢字，周朝以此“吉中 氏”最早为卢氏。
    鬲上“叔牙父作”之“父”字，参阅《诗•尔雅•释亲》是男性长辈的通称；又《谷梁传•隐•元年》“父，犹传。男子之美称也”，或《春秋》亦释男子之美称，而更显鲍叔牙的文化底蕴，引文献《公羊传》“何贤乎叔术？让国也……臣有鲍广父……负孝公之周诉天子……立叔术，反孝公于鲁”，其“父”辅鲁孝公与己辅齐桓公，其“叔术让国”与己让高位于管仲，故铭刻“叔牙父作”其所字，不能不是鲍叔牙被诗教而言行必果于一生的必然。
    此“叔牙”，非鲍叔牙莫属，才能叫匠人，铭刻自己的名字，对名望不相上下的髙奚，由于关系密切，赠其“吉中 氏”之鬲，而叔牙公就没必要在鬲上，铭刻自己是禹帝后裔，“ ”那高贵的姓氏。 
    其字，应是周穆王远游时，讲究衣食住行，要炊事涉及“陶”，要衣饰涉及“革”，以上‘陶’下‘革’合一字，赐姓氏给昌龄，
    为鲍氏之正字。在周宣王（公元前796）诛鲁君伯御之前，鲁国“孝公幼……臣有鲍广父与梁买子者闻有贼……负孝公之周诉天子。天子为之诛颜而立叔术，反孝公于鲁”（《公羊传•昭公三十一年》）；在春秋第一霸主的齐国，有叔牙子孙居功作〖素命 鎛〗铭刻了鲍的正字，而鲍叔牙就是昌龄的第九代。
此鬲，叫它“公女吉 鬲”，永臣老先生早就认为会误导人，爱称其为“叔牙父鬲”，有《注》曰“此器对鲍氏很重要，应深究；‘是否系鲍叔牙铸赠姞氏’”，此“女吉 氏”实“卢氏”，当叫“尊卢鬲”，或叫“叔牙鬲”。
然在叔牙其姓氏，‘ ’之字，其上面“陶”的部分，虽“古陶与包音同”，但甲骨文中没“陶”和“包”二字，显然对陶器的文字定义，只是在殷墟之后，应与《周易》“革”字出现的时间而相近。
    但在“陶”字未有之前，伴随甲骨文“贞”字的陶制炊器，有中国象形字的本义，但无论是否以“bao”音而传承，则贞、相“豹变”“虎变”之变革的事实，“贞”本人亦以《革》最先涉及了质变的“bao”音。
于是上文“上‘陶’下‘革’”合为一字，上形下意，就意味着始于相、贞之时“虎豹变革”之典故，因豹向有“bao”音以传承，其《革》为《易书》之所载，所以‘ ’之字，就是以“革”边旁的寓意，而读“bao”之音。

    七，结论企望引玉
    综以上所辩，“鲍氏”文化之演变，整理如下：
    1， 禹之玄孙贞，豹变而得姓氏之“bao”音。甲骨文的贞字，形同龙山文化陶器的代表器型，职为保管祭奠高祖之遗物，使当时主要贮藏具的陶器，因而读“bao”音。“bao”音字的本义，一直流传到周初。
    2， 文王《易经•革》的道破天机，《姤》中“包”假借“陶”之义，又传bao音。到周穆王游天下时，要炊事涉及“陶”，要衣饰涉及“革”，以上‘陶’下‘革’合一字，赐姓氏给昌龄，为鲍氏之正字。在周宣王之世，鲁国已有“鲍广父者……仕鲁国”；在春秋第一霸的齐国，有叔牙子孙居功作〖鎛〗铭刻了鲍的正字，而鲍叔牙就是昌龄的第九代。
    3， 鲁国史官左丘明提及大禹父亲名讳的“鮌”字，而再修《春秋》、兼韦编三绝《周易》的鲁人孔丘以自始造“鲍”字，与“鮌”接轨，误以为得“鲍氏”之贞是“鮌”五服内的玄孙， 叔牙，就被假借于“鲍”字。
    4， 鲍和鱼，成鲍鱼的专有名词，最早出现在《孔子家语》“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之中，而孔子周游列国，遇到的圣贤鲍龙、鲍焦，将其在世之人的姓氏一同假借。
    5， 战国齐人公羊高所著，专门阐释春秋的《公羊传》，鲍鱼之鲍字为姓氏，已在正史中被世人确认。而正史的《史记》，却将bao氏始祖贞的父亲、祖父误认为是兄弟关系。
    6， 鲍氏，独自将家谱传承，不受外界干扰，汉字体演变到篆隶之间的汉朝，演变由隶入楷之后的三国时，鲍氏都以“ ”的姓氏正字，还铭刻在各个钟上。
    在下因为姓鲍，又正当天命年，有感于平身舞文弄墨，只益于自身的修炼，而各姓氏的志士仁人，对自身姓氏文化的研究，无疑在传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各自姓氏的优秀祖辈的举止，能使各自的子孙扬长避短，在现实社会中，能标新自己的人生。这本是有益于子孙后代之事，能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故在下欲以此做真学问，将近年符合逻辑的日夜所思，留在字里行间，向方家请教。
    莫笑在下多有所抛之砖，请明鉴在下以此引玉之心，在于得知“鲍氏”真正所出。

                                                                   鲍世银

                                                   2011-1-8作于松江叶榭

    此文因《天下第一鲍的字与氏》发表后，未尽其言，尚有新发现，而为之答辩，且由此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