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之钟校四库书

                                             徐苏

    自乾隆皇帝下诏，成立四库全书馆，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任务以来，先后从翰林院、内阁、国子监和南巡所到之处选拔了一大批饱学之士，分别担任该书的总裁、纂修、提调和分校官。其中，镇江人鲍之钟就是被乾隆皇帝选中的一个，他以内阁中书的身份，被选为四库全书馆内的分校官。

    鲍之钟，清代诗人。字论山，一字礼凫，号雅堂，江苏丹徒人。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鲍皋，字步江，号海门，是国子监的生员，也是当地有名的“京口三诗人”之一。乾隆元年（1736年），鲍皋被推荐参加朝廷的应试，举博学鸿词，因病而辞。鲍皋不仅自己能写得一手好诗，他的儿子鲍之钟和三个女儿鲍之芬、鲍之蕙、鲍之兰都能吟诗，“一门风雅，为时所称”。鲍之钟少负俊才，文采秀逸，以一首《初月赋》而闻名于乡里，被当时的学官刘墉赏识，引起了外界的注意。乾隆皇帝南巡时，他被推荐献上诗赋，召试第一，授内阁中书。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考中进士，以后多次外放考官。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他到贵州担任了乡试副主考，五十一年（1786年）又担任了广东乡试的副主考，五十二年（1787年）担任了会试的同考官。

    鲍之钟多次担任过考官，阅卷拔人。但没有想到他自已却在参加科考时遇到了麻烦。清人陈康祺撰写的《郎潜纪闻》是一部內容丰富，材料广泛的史料笔記，其中讲了一段鲍之钟在会试中说不清、道不明的事，说是在乾隆三十四年会试后，皇帝在阅看朝考进呈的卷子时，对以拟取前列的严本、王世维、鲍之钟、程沅的卷子发生了怀疑，认为有隱藏名姓字样，迹涉关节之嫌。

    第一名的试卷里有此句：“人心本浑然也，而要必严办于动静之殊”，第一名的名字叫严本。第二名卷里有：“维皇降衷”名字叫王世维，皇，王也。第三名“包含上下”，考生叫鲍之钟。鲍，包也，在上下，在其中也。这些到底是附会，还是作弊，恐怕谁也说不清楚。由于当时参与阅卷的官员都是乾隆信任的大臣，没有就此兴大狱，从宽免究。但乾隆皇帝心里显然是又疑问的，他要求军机大臣会同原看官重新阅了一遍全部考生的试卷。结果是原来的前三名，最后被排到倒数的位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还是个谜。不过比他们更倒霉的算阅看推荐他们卷子的考官，被交部查处了。

    鲍之钟被选入四库全书馆，与乾隆皇帝南巡有关。这位皇帝出巡，并不仅是游山玩水，也重视在途中发现人才，选拔人才。他每次出巡，都会采用一种方式选才，由他亲自出题，来考试敬献诗赋的士子，从中挑选出满意的人才，带到京城去量才取用，取得过很不错的效果。第一次南巡考试江苏、安徽、浙江进献诗赋的士子时，江南（江苏、安徽）取了一等5名，依名次顺序是蒋雍植、钱大昕、吴烺、褚寅亮、吴志鸿。浙江取中一等3名，即谢墉、陈鸿宝、王右曾，均特赐举人，授为内阁中书。以后五次南巡，每次取中的士子，名额又有了一些增加。

    通过六次的考试，乾隆皇帝发现和培养了一批人才，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有的成为政界的重臣，有的成为学界的泰斗，有的成为诗文书画方面的名家。如他第一次取中的江南一等第二名的钱大昕，历任编修、侍讲学士、学政、少詹事，精研经史，诗文俱佳，著有《二十二史考异》、《元史艺文志》、《潜揅堂文集》等几十种著作，被公认为清代经史权威、学界泰斗、文坛大家、诗词巨匠。浙江的一等第一名谢墉，历任编修、内阁学士、殿试读卷官、吏部侍郎、上书房行走、国史馆副总裁、四库全书馆总阅。

    以后第二、三、四、五、六次取中的士子，也是人才济济。像孙士毅，历任四库全书总纂官、云南巡抚、两广总督、吏部尚书、大学士。王昶，历任鸿胪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史。特别需要强调指出的是，考取的士子中，不少人参加了《四库全书》的编辑工作，有些人还是重要人物，对编纂《四库全书》做出了突出贡献。据史料记载，当时被选到四库全书馆任事的官员有17人，其中鲍之钟也被挑选到到四库全书馆担任分校官。他和其他被选中的士子副总裁沈初，总阅官谢墉，总纂官陆锡熊、孙士毅，总校官陆费墀，翰林院提调官冯应榴，武英殿提调官韦谦恒，总目协勘官程晋芳，纂修官、分校官金榜、王念孙、张培、沈叔埏、杨揆、赵怀玉等人，尝尽了编书的酸甜苦辣。

    在四库全书馆担任分校官，即是一种荣誉和谋生的手段，也是要负相当的责任的。稍有分心，就会受到罚俸、降官的处罚。虽然干好了，也可以升官，进翰林，得到品尝皇帝颁发哈密瓜的机会；但更多的是受到处罚。在编书的过程中，几乎没有一个担任校勘的人员逃过处罚的。即使是饱学之士也无一幸免。当时，，规定四库全书的校勘也有一套严格的赏罚管理制度，有功者赏，出错者罚，一般每三个月就会考核一次，发现错误及时更改。总裁错至三次，复校错至两次者，均要交部察验。书内发现错误，书的总校要记过一次，分校要记过二次。后由于总校校勘的书较多，容易出错，标准稍有放宽，同总裁相同，对照错处满三次交部察验，然后视出错的程度，给予降职、罚俸的处罚。即使这样，担任总校的人也难逃处罚，如有一次考核中，担任总校的孙溶被记过三百七十次，何思筠被记过二百九十三次，徐以坤被记过二百六十五次。而分校最多的康仪均为七十八次，最少的王念孙为二次。一次就有好几十人送部察验，领受处罚。总校的责任最大，也最易出错，所以后来唯一负责总校的总校馆陆费墀，被搞得那么惨就不奇怪了。在分校官中，鲍之钟得到过品尝皇帝颁发哈密瓜的机会，也受到过记过两次交部罚俸的处分，但和其他同时的分校官来比，他受的处罚还算是轻的。

    鲍之钟居官以风骨闻。在四库全书馆散官后，他升到了户部郎中。但由于受到了权臣和坤的压制，就一直止步不前，官职再也没有动过。晚年，他喜欢流连诗酒，以结交文友为乐。在京城时，他与洪亮吉、吴锡麒、赵怀玉唱酬最密，法式善称为“诗龛四友。”著有《论山诗钞》等。

    作者信息： 徐苏 镇江市图书馆研究员，江苏省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镇江市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市三国演义学会副会长。联系电话 13775353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