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多征尘  碧血洒太河

——鲍辉烈士传略

   在淄川城东南的崇山峻岭之中，淄河的上游，镶嵌着一颗水上明珠—一太河水库。这就是当年“太河惨案”发生的地方。水库周围，群山环抱，叠峦起伏；库水一碧万顷，金波粼粼；岸边绿树成荫，鸟荫花香。望着这祖国的大好河山，人们难以忘怀在太河惨案中壮烈牺牲的革命烈士。翻开太河惨案纪念册，第一个映入跟帘的，就是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同志。他的革命事迹，至今仍在淄博人民中间传颂……      

                                         一

   鲍辉烈士，原名鲍继禄，一九0八年生于湖北省麻城县鲍家湾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里。鲍辉兄弟五人，他排行老四。鲍辉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就被疾病夺去了生命，从此，他就和哥哥鲍继兰、鲍继海、鲍继福（五弟鲍继洲）一起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他们靠种庄稼、替人加工面条维持生活。兄弟们起早贪黑，辛勤劳作，却依然在饥饿线上挣扎。

   一九二七年，鲍辉与一个叫王国永的农村姑娘结为夫妻。婚后的生活，并投有给他带来幸福与欢乐。夫妻二人男耕女织，省吃俭甩，家境仍是每况愈下。面对这黑暗的社会，鲍辉深恶痛绝，苦闷至极，但穷人的出路又在哪里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一九二六年十月，北伐军胜利攻占武汉，革命势力发展到长江流域，给黄（安）麻（城）两县农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时的党组织和农民协会由秘密转为公开，并且迅速地发展起来。“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声响遍城镇乡村。鲍辉在农民革命运动的洪流中，通过党的宣传教育，明白了穷人闹翻身的道理，由向往革命开始懂得革命。他和广大的贫苦农民一样，紧紧地团结在农民协会周围，同反动势力、封建地主进行了较量。经过斗争，土豪劣纯被打倒或赶跑，农民协会开始进行分田分地、减租减息。鲍辉同志在斗争的风雨中得到初步的锻炼。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分别发动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他们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到处解散农民协会，收缴农民自卫的武器，使黄麻地区的农民运动暂时处于低潮。在充满白色恐怖的日子里，鲍辉和广大农民仍在黄麻地区党组织的领导下,与敌人机智巧妙地进行了斗争。    

同年，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九月间，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传达到黄、麻两县，给正在坚持斗争的革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道路。同时，“八一”南昌起义和湖南秋收起义胜利，亦给当地党组织和农民群众以极大的鼓舞。鄂东特委和黄、麻两县党组织经过一番酝酿、组织和准备，在这年十一月十三日，声势浩大的黄麻起义壮举开始了。鄂东特委调集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全部，麻城县农民自卫军一部，共数万人，组成攻城部队，于当天夜间十时向黄安县城进发。十四日四时，在城内外人民群众的配合下，一举攻入城内，全部消灭了反动警察武装；摧毁了反动县政府，把土地革命的红旗胜利地插上了黄安城头。十八日，黄安城内举行万人大会，庄严宣告黄安历史上第一个工农民主政权诞生。并把黄、麻两县的农民自卫军改改编成“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在这次伟大壮举中，鲍辉作为数万名农民自卫军中的一员，参加了起义，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他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冲锋陷阵，奋勇杀敌。起义的成功，使他开阔了眼界，认清了中国工农翻身求解放的征途。

   黄麻起义的胜利，震撼了武汉等地的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立即调集军队进攻黄安县城，企图扼杀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起义军与敌人进行了激烈的搏斗，但终因众寡悬殊，黄安县城被攻陷。敌人对起义地区疯狂地进行了“清剿”。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党组织决定除留下少数同志就地分散活动外，大部分干部和积极分子转移至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鲍辉同志留在了家乡。他和隐蔽下来的农民自卫军战士一起，破坏敌人交通，奇袭民团武装，经常搞得敌人草木皆兵，不得安宁。

   一九二九年，红军乘蒋桂军阀混战之机，不断扩大自己的武装，我鄂豫边根据地日益巩固和发展。就在这一年，鲍辉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本村还没有党员，上级有什么任务，都由他们团支部来承担。他们对青年进行宣传教育，积极组织青年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领导青年支援前线，救护伤病员；组织少先队儿童团站岗放哨查路条。在他们的努力工作下，鲍家湾的青年成为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有力地促进了革命根据地的发展。

                                            二

   随着革命根据地人民武装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一九三零年三月根据党中央指示，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地区，建立了鄂豫皖特委和红一军，胜利地实现了鄂豫皖三省边界大别山脉的武装割据局面；这年，鲍辉的家乡建立苏维埃政权，他被调到区里当了交通员。一九三一年一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商城会师，改编为红四军。十一月，红四军与不久前组建的红二十五军组成红四方面军。年底，鲍辉经当地苏维埃介绍，参加了红四方面军。在革命军队里，鲍辉和战友们一起，积极粉碎敌人的清剿进攻，袭击敌人的驻地营房，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并在战斗的空隙，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发动农民抗捐抗税，打击土豪；开仓分粮济贫。由于他立场坚定，作战勇敢，在一九三二年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共党员，并先后在红四方面军十一师任战士、排长、指导员、教导员、特派员、师医院政委、独立团政委等职。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为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重新纠集数十万兵力，对我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蒋某采用逐次转移重点，各个击破的策略，首先进攻鄂豫皖、洪湖和湘鄂赣根据地，以便得手后，再移兵大规模进攻我中央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虽然进行了英勇抗击，但由于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盲目轻敌，不作认真的反“围剿”准备，使红军遭受不少损失；当“围剿”不能打破时，张国焘又惊慌失措，于十月擅自率领部队退出鄂豫皖根据地，向陕南、川北地区转移。当时由于时间急促，鲍辉同志回到家乡，匆匆告别妻儿亲属，便跟随大部队向西撒去。从此，他再也没有看到养育他的故乡。

   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导致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鲍辉所在的红四方面军于一九三五年四月离开川陕根据地，五月在川西懋功与中央红军会师。这时，张国焘大搞分裂主义，拒绝按中央的决议挥师北上，擅自率领被其欺骗的红四方面军从阿坝掉头南下，向川康一带退却。张国焘的叛党分裂活动，遭到包括鲍辉在内的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抵制和反对，但张国焘大权在握，依然我行我素。鲍辉这时担任红军某团的政委，他和广大指战员一样，历尽千辛万苦，遭受无数挫折，曾两次经过草地。他的一只脚后跟因受伤化脓而溃烂。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使他深受其害，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跟党干革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身的信念。    

   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四方面军在饱经劫难以后，终于到达甘肃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武装侵略，中华民族危在旦夕。我党在国难当头之际，及时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并制订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政策。为了培养大批优秀的抗日军政干部，迎接抗战高潮的到来，一九三七年，党组织决定选送鲍辉同志到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学习。

   鲍辉同志家境贫寒，只念过一年多的私塾。参加革命队伍后，因连年征战，没有机会系统地学习文化知识。所以，在他担任基层领导职务以来，特别感受到文化知识对革命工作的重要性。他渴望能有学习提高的机会，这次能够如愿以偿，他非常高兴，连连向身边的同志们传递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鲍辉同志来到日夜思念的革命圣地延安，来到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身旁，幸福的心情溢于言表。他望着高耸入云的宝塔，看着脚下欢快奔流的延河水，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竭尽全力，学好本领，杀上抗日前线，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抗大，鲍辉同志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叉的基础知识和毛泽东主席的有关著作，学习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政策，掌握了战略战术原则。使他更为兴奋的是，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深受教育和鼓舞，对中国革命途充满了信心。他听党的话，理论联系实际．政治思想觉悟和军事指挥能力有了显著的提高。

   一九三八年初，鲍辉同志在抗大毕业，为了巩固和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党中央决定从延安选派一批优秀干部充实到山东部队。鲍辉作为其中的一员，接受了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他稍作准备，便匆匆踏上了征途。

                                        三

   一九三八年四月，鲍辉等同志千里迢迢，满面风尘，来到八路军山东纵队司令部驻地沂水县王庄；受到山纵负责人黎玉、张经武等同志的热情接见。稍作休息后，领导上分配他和杨国夫同志前往四支队筹办教导队。杨国夫同志任教导队队长；鲍辉任政治协理员。在这期间，他经常对学员进行我军优良传统的教育，勉励学员刻苦学习，掌握杀敌本领。并亲自找学员谈话，做思想工作。六月，鲍辉同志奉命到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五军所在地。

   七月七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在邹平城召开了整编大会，宣布第五军改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马耀南同志任司令员，霍士廉同志任政治委员，杨国夫同志任副司令。当宣布到“鲍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时，一个身着灰军装，腿扎灰绑带，脚穿草鞋的红军干部出现在会台上；只见他中等瘦身材，四方脸盘，浓眉大眼，约有三十来岁。这就是战士们第一次见到鲍辉主任。党的信任与委托，使鲍辉同志深感自己任重道远；一到三支队，他就暗暗思索如何开展工作了。  

   三支队的前身是由我党领导发动的黑铁山起义而诞生的一支抗日队伍。人员大多由青年学生、农民、矿工等组成；但也混杂着少数投机分子。部队组建不久，党的力量薄弱，党员数量很少；而且处在地下活动状态；各项制度不够健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缺乏系统性；部队中还存在着封建残余、军阀作风和自由涣散的倾向。广大指战员虽有高昂的抗日救国的热情，但军事素质、政治素质有待于进一步提高。鲍辉同志通过调查研究，认识到只有按照党的建军原则；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党在军队的各项政治工作制度，开展实际有效的政治思想工作，才能清除部队中的投机分子，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这支部队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

   为了在部队中建立基层党组织，鲍辉同志首先注意发展优秀分子入党。他把一些有一定文化水平、政治思想觉悟高、作战中表现勇敢顽强的基层干部和战士，吸收到党内来；接着举办支书训练班，给他们讲授党的基础知识课。讲课之前，鲍辉同志先把根据记忆整理翻印的《支部工作条例》、《指导员工作条例》、《党章》等教材发给大家，然后进行宣讲。讲课的重点是怎样把支部建在连上，连队支部工作的范围等。经过培训党员们对基层支部的建设有了一个较完整的认识，他们被分配到连队后，就按照学过的内容，在各连先后建立了党支部，并在实际工作中，随时把够党员条件的同志吸收到党内来，使党支部成为整个连队的坚强堡垒，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在九至十一月间，鲍辉同志还举办了三期军政干部训练队（班）。每期一般有20—30人。学员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战士和连队干部。讲述的内容有红军的光荣传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讲政工干部的模范作用时强调指出：指导员的岗位是在最艰难的地方。作战时指导员要到收容队，接过伤病员的武器装备，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以后每逢激烈的战斗，三支队的指导员都形成了带突击排的习惯。这与鲍辉同志的倡导是分不开的。在平时与学员的接触中鲍辉同志还经常拉起红军长征中的故事。他讲过“十八勇士飞夺泸定桥”、说过红军战士爬雪山过草地所战胜的艰难险阻。红军的革命精神深深地教育了训练队的学员。他们回到连队，就把在训练队学到的，如数讲给战士们听。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真实故事，如春风化雨滋润了战士们的心田。他们觉得自己的眼界被打开了，胸怀更宽广啦，纷纷要求加入党组织，决心做民族解放的先锋战士。

   到1938年下半年，三支队各团都建立健全了政治机关，一九三九年春天，营、连普遍任命了教导员、指导员；有相当一批连队，建立了党支部；每个连队都建立了十人团，担负起锄奸防特的任务；战士中还组织了朱德青年先锋队。三支队政治工作的制度日臻完善。  

   鲍辉同志十分注意提高部队的组织纪律性教育。他根据红军的经验，在三支队普遍实行了班生活会制度，每个星期召开一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查纪律执行情况，培养人民军队的模范作用。他亲自教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要求战士们不仅会唱，还要会做，自觉用无产阶级的纪律约束自己，做遵守纪律的模范。对部队中出现的违纪典型实例，鲍辉同志都亲自过问，妥善处理，从而使整个三支队的纪律性普遍得到加强，为部队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作为我军的一个政工干部，鲍辉同志具备许多优秀品质。他的党性观念强，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当时三支队还没有建立党委制，支队政治委员就成为上级党组织的代表，对政委的正确指示，他不仅带头执行，还教育政治部的同志们认真贯彻实施。他经常说：“咱们政治部是培养干部的部门，一定要按党的指示办事，养成艰苦奋斗的作风，这样到哪里工作也能适应，叫党放心。”在他的教育下，政治部的同志大都具备了较强的党性观念和良好的政治素质，后来这些同志大部分都成长为我党我军的领导干部。

   鲍辉同志在生活上艰苦朴素，严于律己，为人表率。一九三八年冬，部队驻在邹平。有一次，负责给养的同志从老乡那里搞到几个馒头。这位同志看到长年的艰苦征战，使鲍辉主任的身体十分虚弱，就把馒头留给了他。可是，鲍辉同志没有接受，并严肃地批评了那位同志，要他把馒头送给了伤病员。他对自已如此，对同志们却深切的关怀。每逢政治部秘书科的通知打夜班写材料，他总是准备一点简单的夜餐送进去。同志们望着鲍辉主任那慈祥的面孔，顿时干劲倍增。

                                     四

   一九三九年初，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不断巩固和发展。自本侵略者将其侵华兵力的大部分逐步调回后方，向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攻。对国民党则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国民党对抗战更加动摇，投降危险急剧上升。这时，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奉中共山东分局命令，选派了六十二名干部、战士，去鲁南“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学习的同志计划先到沂水县王庄山东分局所在地，然后再分赴各校。为了确保这些同志沿途的安全；三支队决定派十团政委罗文华率领二、三两营护送越过胶济铁路至淄川县佛村，再抽二营的四连和三营的七连组成护送营（大约二百一十余人），由三营营长吕乙亭同志带领，继续护送到山东分局驻地。这支队伍的总指挥是去延安汇报工作的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同志。

   三月二十七日晚，学员和护送部队从长山县的卫固镇起程，二十八日拂晓分别进驻淄川县的佛村和井筒两村。这时，坚持淄河流域游击战争的我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冯毅之营已撤离太河，这一带已被国民党顽军王尚志部占据。为避免发生冲突，顺利通过王部防区，我军先派人与王部取得联系，说明从此路过的意图，他们表示可以通过。可是，我军沿着河滩前行不远，就被顽军阻止，停止前进。

   太河镇，原是博山县以东六十余里的一个山区重镇，是连接我清河、胶东、鲁中三大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要道。镇西是淄河，河西是豹岩山，山势陡峭。镇周围筑有围墙。在围墙与淄河之间，是一条仅三四米的狭窄通道。不久，我军经过交涉，绕过金鸡山，继续前行，当队伍大部聚集在太河镇西围墙外时，敌人突然从镇之制高点钓鱼台，居高临下，向我猛烈射击，把我军压缩在河滩上，吕乙亭营长和一通讯员当场壮烈牺牲。随后，太河镇西门大开，镇内之敌和埋伏在南山、西山、北山上的顽军同时从西面向我军包抄而来。    

   面对顽军的突然袭击，鲍辉同志怀着民族团结大义，一面命令部队“不要还枪”，一面向围墙上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不要对内”等口号。怎奈王尚志部是一伙破坏抗战、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他们的枪口始终对准我抗日志士不放。在此情况下，我军除尖兵排奋勇冲杀出去外，余皆被俘。鲍辉同志也身负重伤，落人敌人魔掌。

   王尚志顽军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太河惨案，惨杀我革命志士，又俘虏了包括鲍辉同志在内的众多干部、战士，自以为得计。他们对鲍辉同志引诱威逼，软硬兼施，妄图从他口中得到我党我军的机密。然而，鲍辉同志面对敌人的淫威，威武不屈，大义凛然，怒斥顽军背信弃义，丧尽天良，是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魁祸首，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最后，王尚志顽匪黔驴技穷，凶相毕露。于当夜在太河镇东门外将鲍辉同志秘密杀害了。烈士牺牲时年仅三十一岁。

   鲍辉同志从一九二七年一月参加黄麻起义，经过万里长征到达延安，为民族的安危，人民的解放，奔赴清河战场，最后把宝贵的性命牺牲在淄博的土地上。一生多征尘；碧血洒太河。鲍辉同志永远活在淄博人民的心中。  

编者附记：本篇根据鲍先志、景晓村、李曼村、崔醒农、张辑光、孙廷祯、王京建、王若杰、宋怡翔、高立业、韩杰、崔仕敬、鲍先文、鲍先祥等同志提供的情况和撰写的材料整理。在此，深表感谢。

作者简介    赵炜生，1961年10月生于山东省淄博市。种过田，当过兵，编过书，办过报。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3年曾获济南军区通迅报道二等奖。至今，已发表散文、小说、报告文学等各类作品60余万字，其作品曾获山东民俗学会二等奖、山东社会学会三等奖。系山东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淄博市聊斋文学艺术家学会副会长。现供职于淄障市民政局。（鲍成达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