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图书馆风云

                                        本报记者 黄昉苨 

    作为一个普通的上海市民，宋铮从没想过自己的家庭会有什么特别。

    与很多上海人一样，她从小就和父母姐妹挤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她的记忆里藏着食物匮乏、衣服上打满补丁、脚趾头露到布鞋外面的生活。虽然上世纪80年代以后，曾有亲戚回忆“家里从前有个五进五间的大宅子”，可当她跟着长辈们跑到据说是“我们家”的地方一看，只见到满地瓦砾。

    直到有一天，她听说，绍兴老家的花厅里，解放前办过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

    图书馆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正是她的父亲鲍世远。

    1947年，鲍世远是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学生，他与同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读书的兄弟们，把能找到的“好书”送回老家，供大家庭里的年轻人阅读。

    在风云变幻的时局中，他的这一举动，无意间改变了绍兴老家一批年轻人的命运。而在将近70年后，通过重建这一图书馆，宋铮也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家庭。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家人朋友之间恢复了联系，她才渐渐发觉，长辈的沉默背后，有许多前尘往事

    宋铮已经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说“家里办过图书馆”这件事的，她只能肯定一点：这件事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有人说起。

    那之前，长辈们从来不提绍兴老家的事情。

    她印象里，家里一直都“很清贫”，直到出嫁，她才离开自家那间住了5口人的小屋子。父亲鲍世远是上海文化局的干部，按理有资格分配大房子。宋铮听姐姐说过，父亲曾带着大姐去过一处“公房”，在一个常年蜗居的小孩子眼里，那间屋子简直大得可以骑自行车。而父亲对组织说，这房子太大了，我们不能要。

    于是全家人一直住在那间20多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没挪窝。

    “文革”时，家庭成分更是敏感话题。不仅父亲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就连早已离开老家绍兴、多年不工作的祖父鲍颀孙，也被要求写详细的家庭情况交代，其后更被居委会叫去开批斗大会。

    1970年，稀里糊涂被重新归入“人民群众”队伍的老人问居委会：我究竟是什么成分？

    对方说：“家庭工商地主，本人银行职员。”

    他这才算明白了自己的性质。

    在绍兴，他们家世代居住于城内的前观巷，那里有两座五进五间的大宅院，院落里还有池塘花园。鲍氏祖上是盐商，却偏偏看上了明代文学家徐渭（字文长）的故居青藤书屋，把宅子买在书屋边。门口墙上，还刻着四个字：青藤旧邻。

    到上世纪40年代，这个宅院里住着四世同堂的60多口鲍氏族人，以及40多个男女仆人。

    然而这些都是宋铮不曾见到的过往。她随母姓，自小在上海长大，家里充满革命氛围，大人们与地主家庭坚定地划清界限。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家人朋友之间恢复了联系，她才渐渐发觉，长辈的沉默背后，有许多前尘往事。

    母亲当年师范的同学与他们相见，不止一次说，“那个图书馆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啊”。亲戚间互相交流的小册子上，也有人写，“家里那么多人参加革命，都是因为有个图书馆”。事实上，《绍兴人民革命史》里也记载了这个图书馆：“绍兴联合图书馆，在存在的两年时间里，以革命的、先进的思想，滋润和培育了鲍家的青年一代和他们的许多同学。”

    名为“联合图书馆”的这个“革命文化团体”，是当年鲍家大宅院里的年轻人一起办起来的私立图书馆。

　　最初只是寒假在家无事可做的学生们把各自的书凑在了一起。家里原有一处藏书楼，是花园边上的花厅，名叫“万卷楼”。这些年轻人便“联合起来”，将万卷楼的一楼拿来收为己用，把“联合图书馆”的招牌，挂到了大门口的“翰林第”匾额下。

　　“那个年代，对我们来说，书是很珍贵的，我们都是一本书几个同学交换着看。”1947年，联合图书馆初建的时候，它后来的读者夏春娟正在绍兴简易师范读书。这个当时只有16岁的姑娘记得，她是从同学口中听说，绍兴城里有那么一个图书馆，里面有好多进步书籍，别的地方都没有。

　　于是她跟着同学一块儿上门，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一直读到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

　　这些“进步书籍”，都是鲍世远兄弟几个从上海带回来的。

   “我就是想给他们打开一扇窗。”12月初，在上海苏州河边的一栋居民楼里，宋铮的父亲、当年“联合图书馆”的创建人之一鲍世远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但那之后的事情，我是万万没有料到的。”

    在上海为未来的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时候，他也想到了老家的亲人们——怎样能让家里的年轻人感受到这里的氛围呢？

    联合图书馆诞生之时，正是内战局势风起云涌之际。用鲍世远的话说，“那局势，一触即发”。

    他是复旦大学法律系的系会主席，在学校里吃着掺沙子的糙米饭，看着国民政府腐败透顶，特务渗透到校园中抓捕学生，觉得忍无可忍。1947年，名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爆发，鲍世远投身其中，在学校里罢课、“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还与同学们一道上街游行——那次游行，上海的所有学生通通上街，大家不分彼此，“都团结在一起”。

    鲍世远至今难忘那些岁月。当特务冲进校园捉拿学生时，有进步教授站出来保护学生，拦下闯入者；当学生们办活动，却被校外闯进来的军警在小礼堂里围困了一天一夜的时候，也有好多同学在窗口偷偷给他们递粮食、点心。

    “那时候，复旦大学里人才济济。”他说，“特务混在集会的人群里要抓人，学生上台演讲，几句话就把现场镇住，让特务不敢轻举妄动。你能不能想象这场面？”

    在上海为未来的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时候，他也想到了老家的亲人们——怎样能让家里的年轻人感受到这里的氛围呢？

    也许读书是最好的办法。

    “现在看回去，你会觉得非常惊讶：一户盐商家庭，都是做实业的，吃穿不愁，他们怎么这么重视读书呢？”宋铮说。

    鲍氏万卷楼楼下挂着一块匾，上书“顽石点头处”几个大字，取的是“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典故。

    差不多在40岁之后，宋铮开始关心与这个图书馆有关的故事。那之前，她和父亲“好像没有太多交流”，父亲还未退休，她也一直忙于自己的工作。“也就这十多年，他退休，我也老了”，父女两人终于有时间坐下来，聊聊过去的事情。

    1947年，鲍世远的六叔鲍亦皆，正在绍兴读中学，他被一众兄弟姐妹们推举出来做图书馆的馆长。鲍馆长年纪虽小，但是手巧。他自个儿动手，刻了“联合图书馆”的印章，给一本本书盖上戳，还准备好了“借书证”。运营的经费不够，他就带着弟妹去附近街市上募捐，反正开店的多半是自家亲戚，筹来了钱，就去买书。最多的时候，这个小图书馆里的藏书有一千多本。

    “我其实就是觉得好玩。”如今年过八旬的鲍亦皆，说起当年做过的淘气事，两眼眯成月牙。

    鲍家大宅里上学的叔叔、侄儿、兄弟姐妹，大约有30多人，分布在绍兴的各个中学。宋铮的母亲宋佩新那时已经嫁过来了，也在绍兴简易师范读书。这些人各自带着书去学校里读，很快吸引了大批同学来借书。

    图书馆里的收藏既有鲁迅、茅盾等作家，也有苏联文学，甚至赵树理、丁玲的著作……当年，这些书籍在绍兴其他地方根本没办法看到。

    在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中，绍兴城里的年轻人读到了这样的话：

    “他们（国民党政府）在各方面都采取这样的两面政策。例如：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中国经济，一面又在实际上积累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一面又在实际上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中国人民争得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一个统一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这种联合政府已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

    参加了几次“联合图书馆”时事讲座的鲍有庚回忆说，除了这样的途径，当时他们再没别的法子了解政治局势。

    鲍有庚也是简易师范的学生，与夏春娟一样，他出自贫苦的家庭，但通过联合图书馆的书，看到了一种崭新的生活可能。

    “就是要为民主，争自由。”鲍有庚说。

    “里面的活动，就跟解放区差不多——都是我从大学里学来的”

    很多个傍晚，吃过晚饭，因“联合图书馆”而聚集的年轻人会在鲍家门外，一块儿唱歌。《团结就是力量》《坐牢，算什么》和《山那边呀好地方》等进步歌曲，都是他们的选择。

    其中一首《茶馆小调》，是这么唱的：

    “晚风吹来，天气爽啊！东街的茶馆真热闹……有的谈天，有的吵啊，有的苦恼，有的笑啊，有的谈国事呀，有的发牢骚。只有那，茶馆的老板胆子小，走上前来，细声细语说得妙：诸位先生，生意承关照，国事的意见，千万少发表，引起了麻烦，你我都糟糕……”

    最后的歌词几乎成为了怒吼：“倒不如干脆大家痛痛快快的谈清楚，把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混蛋，从根铲掉！”

    鲍亦皆的妹妹鲍紫珍现在已经记不起在联合图书馆里看过什么书，却记得自己拉着妹妹惜珍，在活动现场久久不愿离去。鲍世远暑假回家的时候，还会在家里办晚会，鲍紫珍看得激动不已，回屋了都睡不着觉。

    “关上大门，外面人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鲍世远说，“里面的活动，就跟解放区差不多——都是我从大学里学来的。”

    鲍亦皆记得自己在家里紧闭门窗，偷偷听新华社的广播，当听到解放军渡长江，“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扫清了腐朽的一切，激动得几乎要流泪。

    “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另一位联合图书馆的老读者鲍有庚，至今还能背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最经典的那段话，“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

    这本书，他也是在联合图书馆，才第一次读到。

    “我们那个时候，大家想事情，跟现在不一样。”他说。

    鲍世远的妹妹鲍越曾回忆，自己当年和简易师范的同学讨论“妇女如何摆脱身上的枷锁”，在一旁默默聆听的宋佩新突然说了一句：“妇女的解放，离不开全民族的解放；只有全民族彻底解放，妇女才能求得自己的解放。”

    这句话深深地启发了鲍越，她在心里暗下决心：“等待时机，冲破这个束缚，走自己的路。”

    绍兴解放后，她与同班几名同学一起离开学校，走向解放战争前线。

    在黎明即将来临的时分，她与兄弟哄骗家里的看门人打开大门，一去不返

    不管是鲍世远、鲍亦皆，还是夏春娟、鲍有庚，到今天，都还能清晰回忆起他们与解放军相遇的那一天。

    眼看着当官的都跑了，夏春娟和鲍有庚跟着一位老师跑出城去迎接解放军，鲍亦皆和妹妹则在绍兴的街上见到了进城的解放军。紫珍记得，解放军男男女女很平等地在一起，文工队里都是和她一般年纪的年轻人，看上去开朗活泼。尽管年迈的父亲命下人关紧大门，他们还是找机会溜出大宅，和解放军待在一起，唱唱跳跳。

    她暗暗在心里下了决心，告诉家里一个“看起来应该是地下党员”的侄子说：我想参军。

    瞒着家里，她跟部队离开了绍兴。

    临行前，哥哥鲍亦皆送她出门，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银元，塞给她，弟弟也把身上仅有的两角钱都给了她。16岁的鲍紫珍，就这样离开了家庭。

    “联合图书馆是我启蒙的地方。”她说。

    那两年，鲍亦皆数了数，鲍家当时30多个年轻人中，走出家门参军、参干的，大概有25个左右。宋佩新在简易师范的同学，也有一大批去参军的。她与他们许多人都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解放前后，也没人动员，他们就会有那么多人去参军。”鲍世远说。

    “我觉得有一点感到欣慰的，就是我们家里那许多年轻人，都自己走上了革命道路，改变了人生。”回想起来，在不可思议之余，他又感到庆幸，“我们家里的女孩子，能有这样的变化真不容易。冲出去，参军，自由恋爱，这和从前完全是两个世界。如果没有这样的变化，她们可能就像我姐姐那样，被包办婚姻，嫁给一个没有感情的丈夫，逃不脱上一辈的命运。”

    在行军途中，身体瘦弱的鲍紫珍多次被政委劝说回家。“像你这样的大小姐，会受不了的。”但鲍紫珍不愿意：付出了这么大代价才逃出家庭，怎么能就这么回去呢？她坚持跟着部队一起走，一晚上步行100多里路，脚底长满了血泡，也不喊累。

    下一回，政委见到她不再劝说，只递过来一根枯树枝，让她当拐棍用。

    “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母亲。”在写给哥哥的信中，鲍紫珍兴高采烈地宣布。

    “我想如果不是读过那些书，她的革命信念不会那么坚定。”鲍亦皆说。

    绍兴解放了，他回到学校，重见同学，乐呵呵地和大家都来了个拥抱——不论男女。这在解放前是不可想象的。也有同学看见这架势就避道而走，但鲍亦皆并不在意，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前方，是满满的希望。

    很多年后，鲍紫珍回忆自己偷偷溜出家门参军的那一天。在黎明即将来临的时分，她与兄弟哄骗家里的看门人打开大门，一去不返。

    跨出鲍家大门前的最后一刻，她回头望了一眼，在黑夜中，万卷楼静静矗立，分外庄严肃穆。

    “对我来说，这个事情从来没有结束。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一个梦，一个振兴家国的梦”

    这两年，宋铮揽下了一个任务：恢复当年的联合图书馆。

    鲍家前观巷的宅院早已不复存在，但当地政府另外拨给了他们一处场馆。同样是上世纪鲍家的产业，位于绍兴郊外马山镇豆姜村。一片再普通不过的当地民居里，矗立着一栋带有洛可可风格装饰纹样的小洋楼。

    为这个新图书馆出力最多的，是仍然住在绍兴的远房叔叔鲍世济。“可能对一些人而言，这件事已经是过去时了，但对我来说，这个事情从来没有结束。”他说，“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一个梦，一个振兴家国的梦。”

    刚开始着手恢复图书馆的时候，鲍世济曾面临一个抉择：可以把这个图书馆交给公家办，那就不用愁经费的问题了；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办，那样就得自己筹经费。

    尽管不知道费用从哪里来，他还是选择了后者：“如果只是挂块牌子，那这个图书馆和普通的乡图书馆、村图书馆，就没有任何区别了。这可不行。”

    又一次，鲍氏的兄弟姐妹们翻出家里的图书，送到“联合图书馆”。

    有一个念头，负责场地布置的宋铮一直很坚持：要体现出这里是个“家庭图书馆”来，为此，她在书柜旁放了沙发、台灯，让现场看起来就像一个客厅。

    读建筑的叔父，凭记忆做出了一座前观巷鲍氏祖居的模型，宅院中央的万卷楼，被贴上了显眼的红色标识。

    “我们现在的想法，可能和老一辈不一样了。”宋铮说。

    “对他们来说，指引人走上革命道路，是图书馆的主要成就。可是了解了这段历史后，最打动我的，是书籍的力量。就像万卷楼里原来挂的那块匾写得那样，书本可以令顽石点头。”

    旧联合图书馆的最后一点活动，是在国民党的监视下偃旗息鼓的。1949年初，两个自称是“青年救国团”的国民党军人闯进鲍家，正在阅读进步刊物的鲍亦皆被逮了个正着。之后，家人多方奔走才把他保回来。

    解放后，鲍亦皆把图书馆里的书全打包了，捐给了公家。

    如今，他们竟然还能从鲁迅图书馆里找出七八本旧书，上面盖着朴拙的、不甚规整的椭圆形印章：浙江绍兴联合图书馆收藏。

    早在1949年，图书馆的读者们就想过要复馆。在那年他们编辑的油印刊物《麦青新一号》上，大家已经讨论好了“新的借书方式”。编辑们甚至告诫读者“书要看得快”：“我们的书籍太少，读者却很多，为了让大家借书时不碰头，使书籍流通得快，请读者把书看快些。”

    副刊上还教了一首新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人民翻了身，不愁食米，不愁衣呀，年年快乐享太平。

    这些材料都陈列在如今的新馆之中。

    但上面的那些愿望并没有实现。很快，大家或参军参干，或随着学校迁往乡村，四散各地，从此失去联系。

    在筹办图书馆的过程中，宋铮觉得，自己把祖辈走过的路看得更清楚了。

    “老一辈人的想法就已经很对了：读书是最重要的，有学问才是家族兴旺的关键。”她说，“是因为老一代重视读书，重视学习，又把他们送到上海读大学，才能让他们接触到革命、政治。”

    她看着父辈在“文革”的时候，纷纷跟大家族划清界限；又看到如今他们老了，回望一生，到底还是感激祖辈，在毗邻青藤书屋之处，给了他们一片这样的安宁读书地。

    如今，这个图书馆并没有太多远道而来的读者。然而，它有一批固定的小读者——来自附近一所农民工小学的学生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回忆录里，鲍世远的父亲回忆了他对万卷楼的最后一瞥：

    “1950年，我家要补缴农业税，再要缴付地产税，应付有困难……适值有田姓友人前来联系，国家粮食公司想要我们两宅房屋……他们愿以一千两百担米为代价，每担米以人民币十七元五角计算……追忆遗唐公迁居城中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先后几经扩展添造，一宅而兼有两宅。形势变幻，月换星移，不堪回首。我在离开老家前观巷最后一瞬间的感想，久久不能自已！”

    29年后，他回过一次绍兴，特意去改成农机厂的老宅看了看，从大门外面望到“万卷楼依然高耸存在”。但数年后等他的孙女宋铮第一回探访祖宅，那里已经是满地废墟。

    他一边难舍，一边又庆幸自己卖祖宅卖得早：“当时我家将住屋售脱，舆论诸多非议，不到一年，形势关系，亲友家在故乡的房屋也纷纷步了我们后尘；而代价越来越低，才认为我家有先见之明。”

    2014年，当绍兴联合图书馆新馆落成的时候，当年的创立者与读者，“只要还能走的”，都到齐了。

    为了赶过来，住在绍兴城里的夏春娟“转了好几班公交车”，才抵达这个图书馆。

    “我心里想着，这下好了，我要再借两本书回家看看。”

    因为地理位置与经费的原因，如今，这个图书馆并没有太多远道而来的读者。然而，它有一批固定的小读者——来自附近小学的学生。那是位于绍兴乡下的一处农民工子弟小学，学生来自18个省份。他们未必知道这个家庭图书馆的渊源，但每周总有一天，他们能在这个建筑中，尽情阅读其中的书籍。

    图书馆墙上挂着一幅字。那是宋铮向“联合图书馆”的老人打听了从前的环境后，特意布置的。

    就五个字：顽石点头处。

    绍兴城区，前观巷鲍家祖宅如今已变成一处居民区。鲍世济绕到小区旁的巷子里，指给记者看：这里就是原来我家的后门。

    传统式样的黑色台门，台阶上停着一辆电动车；褪色的门板上，挂着五颜六色的送奶箱，四个报箱，和一两个塞满了缴费通知单的小匣子。

    2007年，绍兴青藤苑小区的一处花坛里，竖起了一方“绍兴联合图书馆旧址”纪念碑。

    万千的风云，最终都随时间湮灭无痕，只留下这句镌刻在石碑上的话：

　　此地是当年鲍氏万卷楼的旧址，以鲍亦皆为馆长的绍兴联合图书馆在此成立，为推动一大批青年走向革命，迎接解放，作出了贡献。谨立此碑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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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图书馆风云

                                                            本报记者 黄昉苨 

    作为一个普通的上海市民，宋铮从没想过自己的家庭会有什么特别。

    与很多上海人一样，她从小就和父母姐妹挤在一间20多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她的记忆里藏着食物匮乏、衣服上打满补丁、脚趾头露到布鞋外面的生活。虽然上世纪80年代以后，曾有亲戚回忆“家里从前有个五进五间的大宅子”，可当她跟着长辈们跑到据说是“我们家”的地方一看，只见到满地瓦砾。

    直到有一天，她听说，绍兴老家的花厅里，解放前办过一个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

    图书馆的主要创建人之一，正是她的父亲鲍世远。

    1947年，鲍世远是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学生，他与同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读书的兄弟们，把能找到的“好书”送回老家，供大家庭里的年轻人阅读。

    在风云变幻的时局中，他的这一举动，无意间改变了绍兴老家一批年轻人的命运。而在将近70年后，通过重建这一图书馆，宋铮也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家庭。

    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家人朋友之间恢复了联系，她才渐渐发觉，长辈的沉默背后，有许多前尘往事

    宋铮已经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第一次听说“家里办过图书馆”这件事的，她只能肯定一点：这件事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有人说起。

    那之前，长辈们从来不提绍兴老家的事情。

    她印象里，家里一直都“很清贫”，直到出嫁，她才离开自家那间住了5口人的小屋子。父亲鲍世远是上海文化局的干部，按理有资格分配大房子。宋铮听姐姐说过，父亲曾带着大姐去过一处“公房”，在一个常年蜗居的小孩子眼里，那间屋子简直大得可以骑自行车。而父亲对组织说，这房子太大了，我们不能要。

    于是全家人一直住在那间20多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没挪窝。

    “文革”时，家庭成分更是敏感话题。不仅父亲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就连早已离开老家绍兴、多年不工作的祖父鲍颀孙，也被要求写详细的家庭情况交代，其后更被居委会叫去开批斗大会。

    1970年，稀里糊涂被重新归入“人民群众”队伍的老人问居委会：我究竟是什么成分？

    对方说：“家庭工商地主，本人银行职员。”

    他这才算明白了自己的性质。

    在绍兴，他们家世代居住于城内的前观巷，那里有两座五进五间的大宅院，院落里还有池塘花园。鲍氏祖上是盐商，却偏偏看上了明代文学家徐渭（字文长）的故居青藤书屋，把宅子买在书屋边。门口墙上，还刻着四个字：青藤旧邻。

    到上世纪40年代，这个宅院里住着四世同堂的60多口鲍氏族人，以及40多个男女仆人。

    然而这些都是宋铮不曾见到的过往。她随母姓，自小在上海长大，家里充满革命氛围，大人们与地主家庭坚定地划清界限。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家人朋友之间恢复了联系，她才渐渐发觉，长辈的沉默背后，有许多前尘往事。

    母亲当年师范的同学与他们相见，不止一次说，“那个图书馆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啊”。亲戚间互相交流的小册子上，也有人写，“家里那么多人参加革命，都是因为有个图书馆”。事实上，《绍兴人民革命史》里也记载了这个图书馆：“绍兴联合图书馆，在存在的两年时间里，以革命的、先进的思想，滋润和培育了鲍家的青年一代和他们的许多同学。”

    名为“联合图书馆”的这个“革命文化团体”，是当年鲍家大宅院里的年轻人一起办起来的私立图书馆。

　　最初只是寒假在家无事可做的学生们把各自的书凑在了一起。家里原有一处藏书楼，是花园边上的花厅，名叫“万卷楼”。这些年轻人便“联合起来”，将万卷楼的一楼拿来收为己用，把“联合图书馆”的招牌，挂到了大门口的“翰林第”匾额下。

　　“那个年代，对我们来说，书是很珍贵的，我们都是一本书几个同学交换着看。”1947年，联合图书馆初建的时候，它后来的读者夏春娟正在绍兴简易师范读书。这个当时只有16岁的姑娘记得，她是从同学口中听说，绍兴城里有那么一个图书馆，里面有好多进步书籍，别的地方都没有。

　　于是她跟着同学一块儿上门，从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舍的《骆驼祥子》，一直读到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

　　这些“进步书籍”，都是鲍世远兄弟几个从上海带回来的。

   “我就是想给他们打开一扇窗。”12月初，在上海苏州河边的一栋居民楼里，宋铮的父亲、当年“联合图书馆”的创建人之一鲍世远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但那之后的事情，我是万万没有料到的。”

    在上海为未来的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时候，他也想到了老家的亲人们——怎样能让家里的年轻人感受到这里的氛围呢？

    联合图书馆诞生之时，正是内战局势风起云涌之际。用鲍世远的话说，“那局势，一触即发”。

    他是复旦大学法律系的系会主席，在学校里吃着掺沙子的糙米饭，看着国民政府腐败透顶，特务渗透到校园中抓捕学生，觉得忍无可忍。1947年，名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爆发，鲍世远投身其中，在学校里罢课、“反对美国扶植日本”，还与同学们一道上街游行——那次游行，上海的所有学生通通上街，大家不分彼此，“都团结在一起”。

    鲍世远至今难忘那些岁月。当特务冲进校园捉拿学生时，有进步教授站出来保护学生，拦下闯入者；当学生们办活动，却被校外闯进来的军警在小礼堂里围困了一天一夜的时候，也有好多同学在窗口偷偷给他们递粮食、点心。

    “那时候，复旦大学里人才济济。”他说，“特务混在集会的人群里要抓人，学生上台演讲，几句话就把现场镇住，让特务不敢轻举妄动。你能不能想象这场面？”

    在上海为未来的民主、自由而奋斗的时候，他也想到了老家的亲人们——怎样能让家里的年轻人感受到这里的氛围呢？

    也许读书是最好的办法。

    “现在看回去，你会觉得非常惊讶：一户盐商家庭，都是做实业的，吃穿不愁，他们怎么这么重视读书呢？”宋铮说。

    鲍氏万卷楼楼下挂着一块匾，上书“顽石点头处”几个大字，取的是“生公说法，顽石点头”的典故。

    差不多在40岁之后，宋铮开始关心与这个图书馆有关的故事。那之前，她和父亲“好像没有太多交流”，父亲还未退休，她也一直忙于自己的工作。“也就这十多年，他退休，我也老了”，父女两人终于有时间坐下来，聊聊过去的事情。

    1947年，鲍世远的六叔鲍亦皆，正在绍兴读中学，他被一众兄弟姐妹们推举出来做图书馆的馆长。鲍馆长年纪虽小，但是手巧。他自个儿动手，刻了“联合图书馆”的印章，给一本本书盖上戳，还准备好了“借书证”。运营的经费不够，他就带着弟妹去附近街市上募捐，反正开店的多半是自家亲戚，筹来了钱，就去买书。最多的时候，这个小图书馆里的藏书有一千多本。

    “我其实就是觉得好玩。”如今年过八旬的鲍亦皆，说起当年做过的淘气事，两眼眯成月牙。

    鲍家大宅里上学的叔叔、侄儿、兄弟姐妹，大约有30多人，分布在绍兴的各个中学。宋铮的母亲宋佩新那时已经嫁过来了，也在绍兴简易师范读书。这些人各自带着书去学校里读，很快吸引了大批同学来借书。

    图书馆里的收藏既有鲁迅、茅盾等作家，也有苏联文学，甚至赵树理、丁玲的著作……当年，这些书籍在绍兴其他地方根本没办法看到。

    在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中，绍兴城里的年轻人读到了这样的话：

    “他们（国民党政府）在各方面都采取这样的两面政策。例如：一面在口头上宣称要发展中国经济，一面又在实际上积累官僚资本，亦即大地主、大银行家、大买办的资本，垄断中国的主要经济命脉，……一面在口头上宣称实行民主，还政于民，一面又在实际上残酷地压迫人民的民主运动，不愿实行丝毫的民主改革。”

    “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中国人民争得自由越多，有组织的民主力量越大，一个统一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便越有成立的可能。这种联合政府已经成立，它将转过来给予人民以充分的自由，……”

    参加了几次“联合图书馆”时事讲座的鲍有庚回忆说，除了这样的途径，当时他们再没别的法子了解政治局势。

    鲍有庚也是简易师范的学生，与夏春娟一样，他出自贫苦的家庭，但通过联合图书馆的书，看到了一种崭新的生活可能。

    “就是要为民主，争自由。”鲍有庚说。

    “里面的活动，就跟解放区差不多——都是我从大学里学来的”

    很多个傍晚，吃过晚饭，因“联合图书馆”而聚集的年轻人会在鲍家门外，一块儿唱歌。《团结就是力量》《坐牢，算什么》和《山那边呀好地方》等进步歌曲，都是他们的选择。

    其中一首《茶馆小调》，是这么唱的：

    “晚风吹来，天气爽啊！东街的茶馆真热闹……有的谈天，有的吵啊，有的苦恼，有的笑啊，有的谈国事呀，有的发牢骚。只有那，茶馆的老板胆子小，走上前来，细声细语说得妙：诸位先生，生意承关照，国事的意见，千万少发表，引起了麻烦，你我都糟糕……”

    最后的歌词几乎成为了怒吼：“倒不如干脆大家痛痛快快的谈清楚，把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混蛋，从根铲掉！”

    鲍亦皆的妹妹鲍紫珍现在已经记不起在联合图书馆里看过什么书，却记得自己拉着妹妹惜珍，在活动现场久久不愿离去。鲍世远暑假回家的时候，还会在家里办晚会，鲍紫珍看得激动不已，回屋了都睡不着觉。

    “关上大门，外面人也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鲍世远说，“里面的活动，就跟解放区差不多——都是我从大学里学来的。”

    鲍亦皆记得自己在家里紧闭门窗，偷偷听新华社的广播，当听到解放军渡长江，“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扫清了腐朽的一切，激动得几乎要流泪。

    “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另一位联合图书馆的老读者鲍有庚，至今还能背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最经典的那段话，“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斗争’。”

    这本书，他也是在联合图书馆，才第一次读到。

    “我们那个时候，大家想事情，跟现在不一样。”他说。

    鲍世远的妹妹鲍越曾回忆，自己当年和简易师范的同学讨论“妇女如何摆脱身上的枷锁”，在一旁默默聆听的宋佩新突然说了一句：“妇女的解放，离不开全民族的解放；只有全民族彻底解放，妇女才能求得自己的解放。”

    这句话深深地启发了鲍越，她在心里暗下决心：“等待时机，冲破这个束缚，走自己的路。”

    绍兴解放后，她与同班几名同学一起离开学校，走向解放战争前线。

    在黎明即将来临的时分，她与兄弟哄骗家里的看门人打开大门，一去不返

    不管是鲍世远、鲍亦皆，还是夏春娟、鲍有庚，到今天，都还能清晰回忆起他们与解放军相遇的那一天。

    眼看着当官的都跑了，夏春娟和鲍有庚跟着一位老师跑出城去迎接解放军，鲍亦皆和妹妹则在绍兴的街上见到了进城的解放军。紫珍记得，解放军男男女女很平等地在一起，文工队里都是和她一般年纪的年轻人，看上去开朗活泼。尽管年迈的父亲命下人关紧大门，他们还是找机会溜出大宅，和解放军待在一起，唱唱跳跳。

    她暗暗在心里下了决心，告诉家里一个“看起来应该是地下党员”的侄子说：我想参军。

    瞒着家里，她跟部队离开了绍兴。

    临行前，哥哥鲍亦皆送她出门，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银元，塞给她，弟弟也把身上仅有的两角钱都给了她。16岁的鲍紫珍，就这样离开了家庭。

    “联合图书馆是我启蒙的地方。”她说。

    那两年，鲍亦皆数了数，鲍家当时30多个年轻人中，走出家门参军、参干的，大概有25个左右。宋佩新在简易师范的同学，也有一大批去参军的。她与他们许多人都保持了终生的友谊。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解放前后，也没人动员，他们就会有那么多人去参军。”鲍世远说。

    “我觉得有一点感到欣慰的，就是我们家里那许多年轻人，都自己走上了革命道路，改变了人生。”回想起来，在不可思议之余，他又感到庆幸，“我们家里的女孩子，能有这样的变化真不容易。冲出去，参军，自由恋爱，这和从前完全是两个世界。如果没有这样的变化，她们可能就像我姐姐那样，被包办婚姻，嫁给一个没有感情的丈夫，逃不脱上一辈的命运。”

    在行军途中，身体瘦弱的鲍紫珍多次被政委劝说回家。“像你这样的大小姐，会受不了的。”但鲍紫珍不愿意：付出了这么大代价才逃出家庭，怎么能就这么回去呢？她坚持跟着部队一起走，一晚上步行100多里路，脚底长满了血泡，也不喊累。

    下一回，政委见到她不再劝说，只递过来一根枯树枝，让她当拐棍用。

    “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母亲。”在写给哥哥的信中，鲍紫珍兴高采烈地宣布。

    “我想如果不是读过那些书，她的革命信念不会那么坚定。”鲍亦皆说。

    绍兴解放了，他回到学校，重见同学，乐呵呵地和大家都来了个拥抱——不论男女。这在解放前是不可想象的。也有同学看见这架势就避道而走，但鲍亦皆并不在意，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前方，是满满的希望。

    很多年后，鲍紫珍回忆自己偷偷溜出家门参军的那一天。在黎明即将来临的时分，她与兄弟哄骗家里的看门人打开大门，一去不返。

    跨出鲍家大门前的最后一刻，她回头望了一眼，在黑夜中，万卷楼静静矗立，分外庄严肃穆。

    “对我来说，这个事情从来没有结束。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一个梦，一个振兴家国的梦”

    这两年，宋铮揽下了一个任务：恢复当年的联合图书馆。

    鲍家前观巷的宅院早已不复存在，但当地政府另外拨给了他们一处场馆。同样是上世纪鲍家的产业，位于绍兴郊外马山镇豆姜村。一片再普通不过的当地民居里，矗立着一栋带有洛可可风格装饰纹样的小洋楼。

    为这个新图书馆出力最多的，是仍然住在绍兴的远房叔叔鲍世济。“可能对一些人而言，这件事已经是过去时了，但对我来说，这个事情从来没有结束。”他说，“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一个梦，一个振兴家国的梦。”

    刚开始着手恢复图书馆的时候，鲍世济曾面临一个抉择：可以把这个图书馆交给公家办，那就不用愁经费的问题了；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办，那样就得自己筹经费。

    尽管不知道费用从哪里来，他还是选择了后者：“如果只是挂块牌子，那这个图书馆和普通的乡图书馆、村图书馆，就没有任何区别了。这可不行。”

    又一次，鲍氏的兄弟姐妹们翻出家里的图书，送到“联合图书馆”。

    有一个念头，负责场地布置的宋铮一直很坚持：要体现出这里是个“家庭图书馆”来，为此，她在书柜旁放了沙发、台灯，让现场看起来就像一个客厅。

    读建筑的叔父，凭记忆做出了一座前观巷鲍氏祖居的模型，宅院中央的万卷楼，被贴上了显眼的红色标识。

    “我们现在的想法，可能和老一辈不一样了。”宋铮说。

    “对他们来说，指引人走上革命道路，是图书馆的主要成就。可是了解了这段历史后，最打动我的，是书籍的力量。就像万卷楼里原来挂的那块匾写得那样，书本可以令顽石点头。”

    旧联合图书馆的最后一点活动，是在国民党的监视下偃旗息鼓的。1949年初，两个自称是“青年救国团”的国民党军人闯进鲍家，正在阅读进步刊物的鲍亦皆被逮了个正着。之后，家人多方奔走才把他保回来。

    解放后，鲍亦皆把图书馆里的书全打包了，捐给了公家。

    如今，他们竟然还能从鲁迅图书馆里找出七八本旧书，上面盖着朴拙的、不甚规整的椭圆形印章：浙江绍兴联合图书馆收藏。

    早在1949年，图书馆的读者们就想过要复馆。在那年他们编辑的油印刊物《麦青新一号》上，大家已经讨论好了“新的借书方式”。编辑们甚至告诫读者“书要看得快”：“我们的书籍太少，读者却很多，为了让大家借书时不碰头，使书籍流通得快，请读者把书看快些。”

    副刊上还教了一首新歌：东方红，太阳升，中国人民翻了身，不愁食米，不愁衣呀，年年快乐享太平。

    这些材料都陈列在如今的新馆之中。

    但上面的那些愿望并没有实现。很快，大家或参军参干，或随着学校迁往乡村，四散各地，从此失去联系。

    在筹办图书馆的过程中，宋铮觉得，自己把祖辈走过的路看得更清楚了。

    “老一辈人的想法就已经很对了：读书是最重要的，有学问才是家族兴旺的关键。”她说，“是因为老一代重视读书，重视学习，又把他们送到上海读大学，才能让他们接触到革命、政治。”

    她看着父辈在“文革”的时候，纷纷跟大家族划清界限；又看到如今他们老了，回望一生，到底还是感激祖辈，在毗邻青藤书屋之处，给了他们一片这样的安宁读书地。

    如今，这个图书馆并没有太多远道而来的读者。然而，它有一批固定的小读者——来自附近一所农民工小学的学生

    上世纪80年代初，在回忆录里，鲍世远的父亲回忆了他对万卷楼的最后一瞥：

    “1950年，我家要补缴农业税，再要缴付地产税，应付有困难……适值有田姓友人前来联系，国家粮食公司想要我们两宅房屋……他们愿以一千两百担米为代价，每担米以人民币十七元五角计算……追忆遗唐公迁居城中以来，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先后几经扩展添造，一宅而兼有两宅。形势变幻，月换星移，不堪回首。我在离开老家前观巷最后一瞬间的感想，久久不能自已！”

    29年后，他回过一次绍兴，特意去改成农机厂的老宅看了看，从大门外面望到“万卷楼依然高耸存在”。但数年后等他的孙女宋铮第一回探访祖宅，那里已经是满地废墟。

    他一边难舍，一边又庆幸自己卖祖宅卖得早：“当时我家将住屋售脱，舆论诸多非议，不到一年，形势关系，亲友家在故乡的房屋也纷纷步了我们后尘；而代价越来越低，才认为我家有先见之明。”

    2014年，当绍兴联合图书馆新馆落成的时候，当年的创立者与读者，“只要还能走的”，都到齐了。

    为了赶过来，住在绍兴城里的夏春娟“转了好几班公交车”，才抵达这个图书馆。

    “我心里想着，这下好了，我要再借两本书回家看看。”

    因为地理位置与经费的原因，如今，这个图书馆并没有太多远道而来的读者。然而，它有一批固定的小读者——来自附近小学的学生。那是位于绍兴乡下的一处农民工子弟小学，学生来自18个省份。他们未必知道这个家庭图书馆的渊源，但每周总有一天，他们能在这个建筑中，尽情阅读其中的书籍。

    图书馆墙上挂着一幅字。那是宋铮向“联合图书馆”的老人打听了从前的环境后，特意布置的。

    就五个字：顽石点头处。

    绍兴城区，前观巷鲍家祖宅如今已变成一处居民区。鲍世济绕到小区旁的巷子里，指给记者看：这里就是原来我家的后门。

    传统式样的黑色台门，台阶上停着一辆电动车；褪色的门板上，挂着五颜六色的送奶箱，四个报箱，和一两个塞满了缴费通知单的小匣子。

    2007年，绍兴青藤苑小区的一处花坛里，竖起了一方“绍兴联合图书馆旧址”纪念碑。

    万千的风云，最终都随时间湮灭无痕，只留下这句镌刻在石碑上的话：

　　此地是当年鲍氏万卷楼的旧址，以鲍亦皆为馆长的绍兴联合图书馆在此成立，为推动一大批青年走向革命，迎接解放，作出了贡献。谨立此碑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