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和新任务

在鲍氏族史研究会第二届第三次理事会上的发言

（2016年2月27日）

鲍世行

各位理事、宗亲们、朋友们：

大家辛苦了！

一、形势

去年8月2日，我们族史研究会举行的民主选举，成立了新一届理事会。这一天将注定成为我们组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

我把第一届理事会工作的十余年，称为“初创时期”，又把新一届理事会成立后的时期称为“发展时期”。那么两个时期有什么不同呢？

初创时期是创业的时期，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万事开头难”，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是总的来说，一切比较简单，（1）任务是明确的。我们定了三项，一次“年会”，一期杂志，后来又办了网络。这三项任务作为我们的成果的“品牌”。当然，我们很早就抓了《丛书》的编辑工作，遗产的保护也一直没有放松。（2）领导层思想比较统一。当然也有不同的看法。譬如，有人认为，“我们不是文物部门，不是扶贫单位”，也就是对当时的一些作法有不同的看法。（3）领导间联系比较方便。大家多在北京，打个电话就行了，碰个头也不难。所以，十多年来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大家把这期间的工作，评选了“十件大事”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新的“发展时期”，情况有了很大的发展，总的形势很好。（1）新的领导班子年轻化了，很有朝气，分工合作，团结得很好。（2）队伍正在不断壮大，分会如雨后春笋般成立。（3）工作很有起色，正在有条不紊地开展。这一点大家都感受到，点赞如潮。

但是，也要看到（1）新班子成立不久，还处在磨合期。（2）分会有的刚成立，有的尚在筹备中，今后如何搞，正在摸索中。（3）大家对新一届理事会期望值很高。这当然是好现象，但是也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肩上的担子很重。

二、任务

对于今后的工作，我提两点意见。

1、始终要抓住“根本”。这个“根本”就是文化。这是我们十几年来工作的一条主要经验。踏石留印，抓铁有痕。我们要把这项工作长期抓下去。因为人的道德、品质、修养，都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这是几代人的工作，况且几十年来，我们的欠账太多了。大家都知道目前我们鲍氏家族内部存在着一些矛盾，其本质也是道德、修养的问题。去年，在温州开会丛松波会长的一席话，使我感慨很深。他说：看到你们组织十多年来，如此兴旺、富有朝气，就是因为你们始终抓了“文化”。我看到多少宗族组织，凡是主要抓旅游观光、抓招商引资的，无不式微了、萎缩了。这就说出了带有规律性的本质。

不久前，《济南时报》上刊载张丹丹：“十字路口上的姓氏宗亲会”一文，谈到山东长清卢氏宗亲会的情况，对于卢氏源流研究，2000年的《鲍氏文苑》（第74页）也有专文介绍。

长清卢氏源流研究会的成立与韩国卢泰愚有很大关系。1987年 ，卢泰愚当选韩国总统，就职后第五天，就召见了山东的一个代表团，1992年，在会见山东省副省长李春亭时，又说自己是山东人，恳切希望能帮他寻根问祖。为此1997年 后连续三年，韩国卢氏宗亲组织都派会长来长清，商谈筹备成立长清卢氏宗亲组织事宜。1999年4月，经长清人民政府批准，长清卢氏源流研究会成立，2000年6月18日，卢泰愚总统卸任后立即来长清卢故城寻根祭祖。因此，可以说，长清卢氏宗亲会的成立是由于韩国卢泰愚的祭祖促成的。

长清宗亲会称为“源流会”，是沿用韩国的叫法。在韩国，如果姓氏起源不清，宗亲组织只能称“花树会”，所以，韩国卢氏宗亲前期来华只能是“花树会”级别，只有在长清卢氏宗亲会成立以后，韩国卢氏才将组织更名为“韩国卢氏中央源流研究会。

卢氏和鲍氏有很多相似之处。鲍氏二世祖鲍叔牙和卢姓始祖卢傒曾为同朝高官，并共同推荐管仲为相。三人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两姓封邑均在济南附近（历城和长清）。田氏代齐后，两姓氏同遭株连。近年来，两姓氏发起开展姓氏源流研究，时间也均在上世纪末。

可是两家的处境却完全不同了。卢氏宗亲会作为国内最早一批宗亲会，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起点很高，是宗亲组织中极少数的“正规军”，不仅有齐全的注册手续，还有长清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担任名誉会长，令人羡慕不已；而我鲍氏族史研究会，基本上是民间组织。

张丹丹的文章说：卢氏宗亲会会长办公室的墙上挂着“招商引资，心系长清” 题词， 这就是成立宗亲组织的初衷， 然而，16年来，会长已经换了四任，可是投资项目没招来一项，令人深思，发人深省。。

2、要占领“文化战略高地”。什么是文化战略高地？我认为，就是“遗产”、就是“文物”。既然是“遗产”，必然是祖宗留下来最珍贵的东西，而且又要求我们，作为“传家宝”亲手传给我们的子孙，并让它“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所以“遗产”就是我们鲍氏的经典之作、精采之作， 传世之作。对于“遗产”，我们必须有敬畏的态度，认真地去挖掘它、研究它，千方百计地保护它，并且传承、发扬它。当然，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但是，难度再大，我们也要把它做好，因为这是我们的历史责任。特别在近些年正处在城镇化高速发展的阶段，一些文物、遗产正在迅速消失，更应该关注历史文化的保护。

大家知道，十余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我在这里仅就今后的工作说点意见。

首先，说说爱荆庄。爱荆庄的历史文化内涵是十分丰富的。特别在建筑形态方面很有特色。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关键是如何申遗的问题。因为，2008年闽南的土楼（主要分布在南靖、华安和永定等地）是以“福建土楼”的名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这就使我们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有了非常有利的条件。这样，只要我们努力工作，就可以先以“项目扩大”的形式，先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项目。

世界文化遗产的评估、修复和申报是一项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我们已经和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委员会商定时间，将邀请这方面的专家，对爱荆庄和闽北的庄寨进行评估，并对古建筑的修复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进行指导。

其次，说说安顺鲍家屯。这个项目我们已经搞了十年多了，下了不少功夫，也取的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还没有走出关键的一步。这是最令人揪心的。因为，很多文物是十分脆弱的，有的历史文化价值是隐性的，一下不宜被人认识和理解，因此，稍有不慎，珍贵的文物就可能毁于一旦，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如果没有一个科学合理的规划和完善的管理制度，这种情况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而且有时资金越多，动作越大，这种情况发生的机会就越多，所以我们应该继续努力保护好鲍家屯这个古村落。

以上两项我只是简单地说一下，现在着重说说第三项工作

第三，《中华鲍氏宗谱》申报文献遗产Memory of the World Register的工作。

十八年来，鲍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在我们的鲍氏研究处在一个新的时期。就是要走向世界，就是要把我们两千多年来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推向世界，这是历史交给我们这一代的任务。

大家知道，世界遗产已经发展有很多类型，有自然遗产、文化遗产、有自然和文化的双遗产、文化景观，还有农业遗产、水利遗产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专业的事情，包括它的整理、修缮、评估、申报等等。我这里主要说说文献遗产Memoryof the World Register（记忆遗产）的事。

世界文献遗产，就世界来说已启动多年（列入项目已达299处），但在我国国内尚是“冷门“，目前只批准了9处，而且，绝大部分属于国家主导（1、传统音乐档案，2、清朝内阁秘书档，3、东巴古籍，4、清代大金榜，5、样式雷，6、本草纲目，7、皇帝内经等），只是最近批准的一项，称“3万多侨批”（3万多封国外侨民的来信），可能属于“草根”，是民间主导的工程。其实世界文化遗产的申报也一样，开始被批准的项目，就是故宫、北海、天坛等均属皇家工程，到后来才有皖南民居、开平碉楼、闽南土楼等“民间工程”，或称“草根工程”。所以在这方面。如果我们能够抢先一步，当然胜算的可能就比较大些。

下面我说说“文献遗产”中的姓氏文献遗产。

中华姓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海内外学界都是肯定的。早在隋代《隋书  经籍志》已将家谱、家传列入史部，成为历史学的一部分。所以中华姓氏文化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是毋容置疑的。

我这里讲一个“故事”。1937年3月孔祥熙在伦敦参加英国国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他向国王自我介绍，是来自有两千多年的古老贵族家庭。乔治六世非常重视，给予贵宾级待遇。当时《泰晤士报》刊出漫画：一颗大树，旁有一个小蘑菇。意即孔氏是一颗大树，而英国王室虽历史悠久，但与其相比仅一小蘑菇而已。相比之下，我们鲍氏较孔氏历史更长。我们更应自豪。

最近，我认真研究我国近年来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的项目。因为要申报世界文献遗产，首先要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据查，目前先后已有四批共百余项（其中1-3批为113项），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其中，“名录”中涉及谱牒文化的有三项，即1、清代清漾毛氏族谱，2、史家祖宗画像及传记题跋，3、清初世袭罔替诰命。

《清漾毛氏族谱》，是民间修纂的私家谱牒，清同治己巳年（1869年）编纂，是三衢（衢州）毛氏现存最完整的编辑年代较早的族谱。它具体反映了毛氏特别是江南毛氏主支在衢州繁衍、迁移和发展的情况，对研究中国古代人口迁移、家族繁衍等方面有重要参考价值。   《史家祖宗画像、传记及题跋》，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史家祖宗画像及传记，可能作于明代中期,共有人物画像31幅，,第二部分是清代文人童槐、董澜等为此写下的题跋。详细记述了南宋年间鄞县史氏家族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情况，收录的内容较为珍贵，并附有传记，反映的史实也比较系统全面，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较好社会效应。

这两部分的内容，我们鲍氏宗谱中也有相应的材料。至于“诰命”的相应材料至今尚未发现。从前面两项来看，第一项完全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如果从国际的视野来看就没有任何竞争力了。第二项“画像”来看，我们鲍氏有《鲍氏宣忠堂十三代祖先容像》，其历史文物价值肯定会远远超过。

最近我和国强对 1949年以前编辑、出版的鲍氏宗谱做了一个统计，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即：安徽籍鲍氏谱（15种）、浙江籍鲍氏谱（39种）、江苏籍鲍氏谱（5种）、晉贛豫鄂粵貴籍鮑氏譜（6种）（附表另列）。总的来说，鲍氏宗族源头单一，流布清晰，数千年来人才辈出，众多事件可歌可泣都已载入史册，有大量史料可以佐证。

鲍氏的谱牒文化有自己的特点：一、鲍氏宗谱密度很大。我们80多万人，至今已发现近70部家谱（指1949年以前编撰的），平均一万多人就有一部家谱。二、鲍氏家谱大多是在明代初年开始编撰的，一般持续时间多达600年以上，这是很了不起的。三、宗谱质量较高，内容丰富，多请名人撰写序言（有的多达三十余篇），且不乏著名学者，如范仲淹、王十朋、朱熹、蔡元定、文天祥和纪晓岚等人。其中纪晓岚的文章涉及很多谱牒学的理论，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四、鲍氏宗谱在编撰中还有很多创新，不少家谱是多地鲍氏的合谱，如《三族宗谱》《著存堂谱》、《光溪谱》等，此外，如宣忠堂的祖像制作质量，还受到纪晓岚的赞赏。鲍氏谱牒的文化价值还需要我们深入发掘、研究，特别要对几部主要的宗谱作比较深入的研究和剖析，总结它们的特色和理论价值。

总之，我认为把“抢救濒危中华鲍氏宗谱文献，积极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献遗产”作为一个战略目标响亮地提出来，一定会大大提高鲍氏的文化自豪感和文化凝聚力，推动我们的工作，提升我们的工作质量。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