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镇江鲍氏家族文学成就探略

　　摘 要： 清代镇江鲍氏家族是江南地区著名的文化世家，其家族素为书香门第，家学薪火相传。鲍氏家族“一门风雅”，代有诗才，其中出色者如鲍文逵，诗歌作品严整清俊，在乾嘉诗坛以“性情”诗说独树一帜。基于鲍文逵的诗歌作品内容，深入研究其人生轨迹与诗风流变，对于探讨清代中期诗歌的学术史价值，探究京江地域隐逸状态下世族文化的自身传承特点，以及儒家的功名思想、礼法准则与道家、禅宗的出世精神如何在清代江南地区自然传承与融合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鲍文逵 野云诗钞 镇江鲍氏 乾嘉诗歌
　　引言
　　中国古代鲍氏家族著于春秋，显于两汉。新安鲍氏自晋新安太守弘公始，后子孙分迁。虽则分迁，但由古迄今，各支派鲍氏家族均信奉儒家思想，家族文化氛围浓厚，文人墨客众多，南朝宋时著名诗人鲍照就是其中之一。杜甫极力称赞鲍照诗歌之俊逸，有名句“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广为流传，历代诗歌评论家则将鲍照与谢灵运、颜延之并称为“元嘉三大家”，由此可见其文学成就之高。
　　清代镇江鲍氏家族与鲍氏先祖一脉相承，为新安鲍氏承凤派迁润州支派，素为世家大族。鲍氏家族历来重视对子孙后辈的文化教育，族中无论男女，均饱读诗书，因此著称乡里，代以礼义传家。清代镇江鲍氏家族从新安鲍氏承凤派迁润州支派始于仲珍公，迄今已有十四世传。有清一代，镇江鲍氏家族共十一位知名诗人，先后经历了康、雍、乾盛世直到光绪年间国运衰亡，有大量诗作流存于世。一世祖鲍大儒于明末迁居镇江，从二世祖鲍彝始，即以诗、书、画名闻乡里；三世祖鲍皋为清乾隆年间“京口三诗人”之一；其后的四世祖鲍之钟和鲍之镛、五世祖鲍文逵和鲍迥、六世祖鲍上悦和鲍上传、七世祖鲍心增和鲍庆熙、八世祖鲍长叙和鲍鼎、九世祖鲍元凯和鲍智孙，等等，均以才学深厚、诗作众多而知名乡里，镇江鲍氏家族可谓人才辈出。
　　一、一门风雅与坎坷生世
　　清代镇江鲍氏家族诗礼传家，是江南地区屈指可数的文学世家。二世祖鲍彝醉心于画，善丹青，擅长山水花鸟，尤工人物。他“为人诚实忠厚，有长者风”[1]，师法明代画家唐伯虎和仇英，笔法古雅端秀。鲍彝奠定了镇江鲍氏家族的绘画传统，其画艺成就被其子鲍皋所继承。据《嘉庆丹徒县志?书画》记载，鲍皋“继承家学，善书画，为诗名所掩”。
　　鲍皋（1708―1765），字步江，号海门。鲍皋与余京、张曾一起被沈德潜誉为“京口三诗人”，他一生未曾参加科举考试，可谓“平民诗人”。鲍皋自幼聪颖，出口成章，有“奇童”之称，刘大??《海门鲍君墓志铭》称鲍皋“幼而攻诗，而不乐为应举之文”，王文治《海门先生传》云：“（鲍皋）家贫无书，请人借读，人或厌之，急索归，而书已成胸中矣。”雍正三年（1725），十七岁的鲍皋随父亲参皖幕僚，登采石太白楼，才惊长老，后往来于皖江、荻港间，名赫一时。后又出游苏杭，每至一处，唱发为诗歌。雍正九年（1731）至雍正十年（1732），鲍皋客居扬州，得两淮都运使尹会一赏识，被尹公招致门下。乾隆元年（1736）开博学鸿词科，尹公荐举鲍皋，鲍皋托疾不就。晚年的鲍皋则更加恣意颓放，“多吟诗于茶寮酒肆，或讴吟道上”[2]。
　　鲍皋一生著述甚丰，有《海门诗钞》正集、外集十二卷行世，其诗作高古雄浑，富有气韵。其夫人陈蕊珠及鲍皋子女皆有诗集传世，陈蕊珠髫龄聪慧，婚后侍奉舅姑，以孝谨闻名乡里。鲍皋常客于外，陈蕊珠除操持家务，还亲自教授子女诗书。在课教之余，亦作诗示范，其诗清雅自具性情，可惜多散佚，由子女搜存者仅四十九首，辑为《课选楼遗诗》。长子鲍之钟，字论山，为乾隆年间进士，官至户部郎中，在任期间，为官清正耿介，不阿权贵。其诗承父流风，但因阅历更广，交游更多，题材更丰富，有《论山诗选》存世。长女鲍之兰，字畹芬，适太学生何澧为妻，诸子辑其诗为四卷，即为《起云阁诗抄》。十四岁与兄长论山中秋看月时，以“若非今夜月，虚度一年秋”之句为王文治等诸位名公广为传诵。次女鲍之蕙，字?香，适张铉（舸斋）为妻，夫妇二人诗才相当，时有唱和。之蕙为随园女弟子，袁枚评其诗“五七古公然老手，今体音节清苍，兼饶神韵，闺中之白傅也”[3]，有《青娱阁吟稿》。季女鲍之芬，字浣云，适孝廉徐彬为妻，有《三秀斋诗抄》与《三秀斋词抄》流传于世。
　　鲍皋之后，在京口诗坛影响较大的鲍氏诗人当推鲍文逵。鲍文逵（1765一1828），字鸿起，号野云，乃鲍皋弟鲍翱之孙，鲍皋侄孙，鲍之钟、鲍之兰等兄妹四人的侄子。其祖父鲍翱、父亲鲍瑚皆工画，父早亡，其为遗腹子，由母周素贞苦节抚孤、亲自授课而成材。周素贞（1740一1813），丹徒人，诸生周本女，《光绪丹徒县志》记载：“（周素贞）幼聪慧，凡四书、《毛诗》、曲、礼、诗、古文词皆能口诵”。鲍瑚多病，于二十六岁时弃世，当时周氏怀着遗腹子文逵，历经艰苦，“教女弟子以自给，孝事翁姑，丧葬尽礼，布衣蔬食四十馀年，无怨色”[4]。周素贞生平亦写诗，但秘不示人，在其弃世后，鲍文逵将其诗歌整理以《传经阁遗稿》问世，共有五十八首。周素贞虽常年布衣素食，但教子极严，女淑、子文逵自幼从母学诗文。鲍文逵虽家贫居陋室，但敏而好学，并助母授徒，教童蒙以道义自重。
　　嘉庆年间，鲍文逵与应让、吴朴、顾鹤庆、王豫、钱之鼎、张学仁等七人因诗结缘，被后人称为“京江前七子”。还与前辈张铉、张??、郭坤、茅元辂等五人因文字相结识，号称“松溪五友”。鲍文逵科举考试府试第一名，嘉庆六年辛酉（1801）拔贡，入京师任武英殿校录官。嘉庆九年（1804），魁京兆榜。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选授山东海阳县令。在任期间，鲍文逵慎刑励守，廉能有为，蔬食如初。任上两年，辄有政声，因母老官贫不能迎养，鲍文逵力请得解组归。归里授徒为生，逾年母疾逝。其后，鲍文逵在丹徒城东桃花坞一角，构筑“澹存堂”栖居，后同里邹氏延请鲍文逵教其弟子。
　　鲍文逵工诗，喜交游，与京口众多文人交游甚密。著有诗集《野云诗钞》十二卷，文集《舞鹤山房集》。嘉庆初年，丹徒太守修县志未峻，鲍文逵后来参与了《丹徒县志稿》的编纂工作。鲍氏家族一门风雅，家中众人皆能为诗，然而鲍文逵独特的身世遭遇与丰富的交游经历，令他在诗歌领域另有一番造诣。 　　二、诗风流变与人生轨迹
　　鲍氏家族信奉儒家思想，儒家文化中济世安民思想、功成名就观念根深蒂固；乾隆己丑科（1769），鲍皋之子、鲍文逵伯父鲍之钟中二甲第三名进士，其后颇受宠信，为官数载，故而鲍文逵在早年怀有一腔报国之志，笔底不时流出豪迈之言，其诗《题鲁子山西华记事诗后》云：
　　谈兵自古笑书生，谁料奇功一夕成。虎穴独探身是胆，鸟巢全?S夜无声。
　　铙歌自拟长杨赋，花县翻为细柳营。安得如公三五辈，西南妖焰扫俱清。
　　虽是一介书生，鲍文逵亦有建功立业的凌云壮志。其诗作中，多有怀古慷慨之句：“谁写精云如素缣，眼角犹看泪横血。昔公首议倡勤王，十三战捷如驱羊。东京留守势益振，貔貅百万环其疆。”（《题宗忠简公遗像卷子》）
　　在项羽墓前题诗曰：
　　一炬咸阳王气终，五年血战霸图空。世间成败无非命，天下英雄独有公。
　　落日松楸重系马，深山叱咤俨生风。汉家事业今何在？寂寞长陵白露中。
　　其对西楚霸王的赞赏、向往之情溢于言表。
　　他自号“野云”，少年时代有长诗《野云行》曰：
　　野云孤飞何所止，一去无端忽千里。少微真人举手招，竟入千山万山里。山中何有有白云，朝飞暮返何纷纷。野云徘徊傍岩壑，白云腾笑非其群。吁嗟处州何可处，夕畏长蛇朝畏虎。野云之来亦良苦，寥落终年竟谁语。有时痛哭还放吟，边人只谓云无心。世间闲云亦自有，野云不愿空山守。愿随甘霖润枯槁，愿为剑气干南斗。奈何郁郁居此间，不敢高飞出林薮。噫吁嘻，
　　野云亦自有故山，胡为朝出暮不还。逝将乘风破巨浪，影动紫金浮玉间。故人焦先有茅屋，门对蓬莱云满目。江山大好不归来，野云野云何处宿。
　　野云不愿自守于空山之中，并趁着江山大好不想归来，正是鲍文逵此时踌躇满志、意欲成就一番事业的内心剖白。
　　但其中年诗作《题蒋梦峨太守梅花草庵纪梦图二首》中则说：
　　出岫无心是野云，梅花茅屋怅离群。浮生扰扰成何局，前路茫茫欲问君。
　　“无心出岫是野云”，中年鲍文逵的功名之心仿佛逐渐消散，诗作多为游湖登高酬和之诗，诗中便满是悠然闲适之意，不复见早年的豪言壮语：
　　霭霭春云过，萋萋芳草生。人闲知鸟乐，风静识花情。
　　池影虚含阁，山光半入城。遥怜京口渡，江水接天横。
　　（《东斋遣兴》）
　　一啸高崖万木风，秋声先到此山中。归帆破浪争飞鸟，急雨横江截断虹。
　　千里有怀同极目，半生吾道尚飘蓬。茅庵佳处如容借，拟向沧洲作钓翁。（《立秋前一日同钱鹤山登焦岩绝顶》）
　　已是伤迟暮，斜晖又满岩。乱鸦非不断，片片挂征帆。
　　江远寒潮泻，峰危古寺衔。樵人归欲尽，独醉倚松杉。
　　（《课选楼即事，同畹芳姑母分韵二首》选其一）
　　荻苇萧疏护石栏，楼开一角海门宽。竹摇斜日经秋薄，松杂惊涛入夜寒。
　　绝顶追攀盘鹤路，沧州浮动钓鳖竿。醉来欲唤焦先起，月上藤萝且共看。（《焦岩海门庵》）
　　由此可见，鲍文逵的诗歌创作从早年的豪迈慷慨，到中晚年的闲逸自适，诗风前后有别。仔细分析其生平、诗作，我们不难找到其诗风变化的缘由。
　　鲍文逵于嘉庆六年辛酉（1801）以明经科拔贡进京，入京师任武英殿校录官，其后居京师十年。嘉庆九年甲子（1804）中顺天经魁，直到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才被选授山东海阳县令。自嘉庆六年（1801）进京伊始，鲍文逵在京师长达十年的求官生涯并未有详细记载。在海阳县令任上两年后，鲍文逵以母病为由乞归。归故里后，授徒为生，其后再也不曾出仕。鲍文逵的辞官归乡与其恪守孝道、眷恋家园的性格相关，亦与其仕途艰难的经历、饱受挫折的心境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在《?H厂图题赠钱三》中，如是描绘京城十年求官生涯：“我尝潦倒羁长安，?袍屡傲严霜寒。遇君高歌酒家市，怜予客久衣裳单”，其内心深处的辛酸与凄凉令人侧目。间或又以杜少陵在长安的潦倒岁月自怜：“凄怆江潭心独苦，飘零京洛数尤奇。长卿有壁贫非甚，杜甫无家兴可知。”
　　甚至是在归乡多年以后，每每忆起京师岁月，鲍文逵仍难以自制，忍不住黯然神伤。当表弟张稼村亦因选贡即将入京时，他用自己的坎坷经历告诫表弟，字字伤怀：“鸾鹤翔青冥，垂翅宁不耻。言旋已无计，潦倒歌燕市。幸邀京兆荐，兼览石渠史。蹉跎八九年，晨昏旷盘?F。”仕途艰难、生活潦倒，凡此种种，困苦不堪，早已摧垮了他此前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在给法式善的诗《呈法时帆先生，即和寄顾子余元韵》中，他自陈坎坷生世、思乡之苦，以及对前途的无尽忧虑，全诗沉郁低落，颇有少陵遗风：
　　读书得闻道，忧患亦自适。家贫身复贱，安免为人役。逵生类赵孤，龆龀遭困?i。茕茕依母氏，学道岂干泽。耕无二顷田，居僦数椽宅。宗工忽见赏，贡廷教对策。垂翅堕青冥，霜毛更谁惜。先生敦夙好，苦慰风雨夕。岂有孔融才，居然李膺客。故乡渺千里，良友伤睽隔。况复白头人，倚闾盼长陌。百忧积中夜，俯首自镌责。层冰交霜雪，凝结何能释。
　　旅居京师十年之久，求官不得，日夜饱受煎熬，鲍文逵的内心早已是“层冰交霜雪，凝结何能释”，在写给友人和儿子的诗中，屡屡提及自己的疲惫厌倦：“清华仙史宜高咏，羁旅王孙已倦游”，“波澜宦海常生畏，竟欲乘流独泛槎”。
　　由此可见，鲍文逵在海阳县令任上两年，辄有政声后，便因母病乞归不过是他内心疲倦、想要就此弃官而去的一个契机罢了。自嘉庆六年（1801）拔贡入京，至嘉庆十五年（1810）授官山东海阳县令，鲍文逵十年蹉跎在京师求官，他的心中早已萌生了归隐的念头，在赠予的友人的诗中早有流露，如《赠汪怿堂》云：“才调如君仍偃蹇，买舟江上早垂纶。”这首诗在为朋友感到惋惜、鸣不平的同时，也包含了内心深处的苦痛与无奈。当一腔热血都成空，所有抱负皆化为水中月、镜中花，鲍文逵心中的伤痛与悲怆必然需要得到抚慰。在借母病乞归后，他顿觉一身轻松，有诗《解归》云： 　　韬解身轻病亦仙，呼儿裹药好归田。今朝消得坡翁福，扫地焚香闭阁眠。
　　他由此彻底走向自在闲适的隐逸生活。从踌躇满志到悠然自在，鲍文逵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转变，转变的过程是漫长的，也是迅速的；是痛苦的，也是愉悦的。他剔除和超越了现实苦痛，传承和进一步发扬了鲍氏家族乃至整个京江地区半隐逸半入世的文化情调。
　　道家的虚无缥缈与禅宗的清明空灵让鲍文逵逐渐摆脱了传统儒家文化中报国情怀的羁绊，令其开始思索人生，其有诗《寄槎歌为张五作兼送之山阴》云：“世间万物皆如寄，况是浮生去尤易。百岁光阴弹指过，当场都作侏儒戏。所以古之达者伦，寄身一事全其真。”浮生易去，万物如寄，百岁光阴弹指而过，世间种种仿若过眼云烟。既然如此，何必执著？为何不寄身一事、以全其真？他自此着力追求心灵超越、人生参悟。那么其所寄托者为何？无非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逸自得，如《赠种菊胡可陶居士》所云：
　　廉名胡质本传家，贫寄东篱谱菊芽。人澹霜愁千种色，晴多秋与十分花。
　　半生辛苦全清节，晚圃芳菲托绛纱。安乐有窝容此老，门前车辙任横斜。
　　禅宗思想亦对其影响甚深，在与诸多友人前往招隐山中庆祝五十岁生辰时，留下诗句：“五十年如指一弹，家山犹得共追欢。鹂音未老诗人耳，树色初浓古佛坛。”他将道家的出世精神与禅宗的高深莫测融为一体，构成了自己的悠闲自适，吟出了“风涛随意涌，鱼蛤识名稀。云暝钟初动，天空雁一飞”及“尚有名山容笑傲，无田也合买扁舟”等诗句，正是在这样立身行事的框架下理解、把握鲍文逵诗歌创作的独特风格。
　　三、诗歌理论与深远成因
　　经历了宦海沉浮之苦的鲍文逵，因母病乞归后，便开始啸傲山林、参禅访道，醉心于寻觅山水和诗酒风流。这也奠定了其诗歌的整体基调：清雅而悠远，诸如以下两首：
　　篱落秋花半可伤，更看婀娜两三行。搔头低压黄金钿，垂手轻翻碧玉裳。
　　照影频年怜瘦尽，含毫镇日费端相。飘摇尚尔多情甚，弃舍芳姿送夕阳。（《秋葵》）
　　云敛空山月欲流，寒蛩高下语僧楼。五更钟动孤峰晓，一涧泉鸣百谷秋。
　　磐石暂留今夕影，长松曾见昔人游。醉来试问明僧绍，仙药漫山孰可求？（《栖霞征云庵》）
　　鲍文逵身为鲍皋侄孙、鲍之钟从侄，为诗自然而然地师法鲍皋父子，诗风深受其父子二人影响。
　　鲍皋总体诗风继承六朝遗风，而折中于盛唐，俊逸之处与其先祖鲍照相类，如《题园友先生秋林按剑图》一诗：“迅商激高林，廓处寡欢怡。结缨佩长剑，策影下林陂。万汇肃已凝，惨淡余秋姿。君子乘金气，励钝当及期。繁霜侵我条，凄露封我枝。惟此坚贞性，历久而不衰”，与清朝诗坛学宋诗的主流诗风大相径庭。他“得乎温柔敦厚之遗迥，异浮华放浪之习。”[5]（王文治《海门公诗传》）力纠诗坛“以??为博，纤巧为新，力?推?孱，词富情索”[5]（王文治《海门公诗传》）之弊端。其诗集《海门诗钞》多为即兴、感怀、酬唱之作，尤爱京口山水名胜，极具地域色彩。桐城派“三祖”之一刘大??称赞鲍皋诗“天才鸿丽，山峙泉涌，放恣飘摇，极驰骛之能，不劳纪律部伍而自中于法度”[5]（刘大??《海门鲍君墓志铭》），乾隆二十五年探花王文治则说：里中学诗者“为诗多仿鲍家格律，皆皋之流派云”[5]（王文治《海门公诗传》），可见鲍皋诗对后世深有影响。其子鲍之钟曾云，平生有四爱好：花、月、酒、茶，故其诗集中吟咏风月、歌颂壮丽河山之作较多。因为官多年，鲍之钟较其父而言更关心民瘼，有拟乐府三章：《官平粜》、《借口粮》、《借籽种》，揭露时弊更增特色。其怀乡思亲之作，情真意切，譬如《棠棣铺怀舍弟镛》：“昨日濠梁上，含?⒕跞瓿铡＝窭刺拈ζ蹋?挥泪望君时。”朝署诗友唱和之作，则雅兴幽趣尤富，譬如《雨后南郊，次荆南韵》：“郊原前夜一尺雨，山色溪流相映鲜。快携笠屐寻旧侣，漫对缁流谈苦禅。秋气中人独潇洒，道心遇物多幽偏。寄奴泉畔竹林院，笑问别君今几年。”其他诗作如《荆门州》：“楚岫歇微雨，泄云犹未收。天低连梦泽，野旷见昭邱。霭霭渔村出，依依原树浮。平生笑王粲，不拟登楼赋”，则轻灵空幽、意味深远。
　　鲍文逵诗则“承海门、论山遗教，而有非海门、论山所能牢笼者焉”[4]，其“论诗出入唐宋，不名一家，然必洗涤明净，不使一俗字”[6]（张学仁《野云诗钞?序》），与友人赋诗时，鸿篇巨制，洋洋洒洒，继承与超越鲍皋父子的脉络十分清晰。同时鲍文逵极爱少陵、东坡，作诗字斟句酌，力求精益求精。
　　然而，仅仅参悟一家或几家的入门之学，尚且达不到能创造出独特艺术风格的高度。鲍文逵“遗腹子”的特殊身世，令他缺乏来自父系血脉的直接关照，他早年对于四书五经、诗词歌赋的学习，皆由其母亲自传授。其母周素贞是清代镇江鲍氏家族中继鲍皋夫人陈蕊珠之后，又一位能极有诗才的奇女子。她幼年聪慧，青年夫死守节，孝顺翁姑，抚遗腹孤，诗歌以雄壮明快著称：
　　命穷不碍乐清幽，霁月名花那解愁。自计展眉何处是，白云乡里待遨游。（《命穷》）
　　小窗初暖绽盆梅，扫地围炉对举杯。只为暗香灯畔发，引将清梦岭头回。
　　尘埃滚滚都难道，风雨潇潇不受摧。多谢严寒坚瘦骨，让他占断百花开。（《盆梅》）
　　母亲的安贫乐道与坚贞守礼，在不知不觉中影响了鲍文逵的行为习惯，令他性敏修洁，举止严谨，进而深深影响了其诗歌创作习惯与追求：字斟句酌，不著俗语，带有浓厚的儒家礼法色彩。
　　对于诗歌创作，鲍文逵并没有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或进行系统阐述，因而未能立起门派。与他亦师亦友的法式善在《梧门诗话》中记载道：“随园论诗专主性灵，余谓性灵与性情相似而不同远甚，及门人鲍鸿起辩之尤力，尝云：取性情者，发乎情、止乎礼义，而泽之以风骚汉魏、唐宋大家，俾情文相生、辞意兼至，诗人之诗也；若易情为灵，凡天事稍优者类，皆枵腹可办，由是街谈俚语、无所不可，芜秽轻薄流弊，不可胜言矣。”乾隆中期，袁枚因不喜诗坛拟古之风，主张“性灵”，即自由抒写，不拘格套，语言通俗，他有《自题》一诗云：“不矜风格守唐风，不和人诗斗韵工。随意闲吟没家数，被人强派乐天翁。”其诗歌洒脱而又通俗，闲适之诗诸如《烟景》，立意甚为别致：“天然烟景足清幽，底事齐梁闹不休。文士镌碑僧凿佛，万山无语一齐愁。”一时之间“性灵派”独领风骚，声势浩大。袁枚本人才高八斗，《遣兴杂诗》：“老妻怕我开书卷，一卷书开百事忘。手把陈编如中酒，今人枉替古人忙”等闲适之作，语虽近俚，但情趣不凡，能使“性灵”理论得到全面实现。然而“性灵”派的末流作家所写诗歌往往轻薄、油滑，甚至粗鄙。 　　鲍文逵从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的礼教角度，易袁枚的“性灵说”为自己的“性情说”，即不用诗歌表达不雅的情感，防止诗歌滑向粗俗丑恶的深渊。这种期待情感合乎雅正礼义、能够恰如其分表达的诗歌理想的最初来源，无疑是其母周素贞的坚贞守礼。其次来源于鲍氏家族三位闺阁女诗人。鲍文逵诗歌作品中多有与鲍之兰、鲍之蕙、鲍之芬等三位姑母的酬和之作，鲍之兰诗请和婉丽洵天性，抒写性情，且有深识；鲍之蕙诗冲和浑雅，律细神超，情深意炼；而鲍之芬则格律谨严，声情温雅清淑，几近中唐。鲍氏家族几位闺阁诗人的整体诗风对鲍文逵产生的影响不可谓不大。此外，“取性情者”的诗歌理论亦来源于鲍文逵的人格志趣。在宦途失意之后，鲍文逵既未自怨自艾、妄自菲薄，又未狂放不羁、张扬恣肆，反而自发转向山林田园、诗书歌酒，寻求别样的人生乐趣。这无疑彰显了其性格中悠然豁达、随遇而安之处，与东坡相类似。鲍文逵的“性情”写诗，是隐迹诗书的闲适自得，是参禅论道的空灵出尘，是诗如其人、恰如其分的情感表达，正如张学仁对鲍文逵一生诗歌作品的总结：“清新绵邈不越正轨，则少年寄兴之诗也；其天风海涛奔腾激荡，则中年感怀之诗也；其空山无人水流花开，则晚年自然流露之诗也。”（张学仁《野云诗钞?序》）[6]。
　　纵观鲍文逵一生的诗学成就，堪称“诗品醇厚”。这首先应归功于京江地域多隐逸之士的文化意境与鲍氏家族诗书传家文化意蕴。京江地区的隐逸之风源远流长，从汉末的焦光、晚唐的许浑，到宋末的米芾、清初的冷士湄，隐逸名士的悠闲身影仿佛随处可见。而鲍氏家族除其堂伯父鲍之钟曾官至户部郎中，其余均未宦游官场，与同为京江名门望族的张玉书家族“一门六进士”、“政事与文学兼之”的盛况截然不同。家族与地域悠闲不羁的精神状态深深植根于他的血脉之中，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其次应归功于与其交游的文人团体，如“京江前七子”、“松溪五友”等人。与友人共同游览江南美景、追求风流蕴藉，鲍文逵的诗歌作品逐渐如美酒般愈发醇厚，闪烁着独特的“性情”光辉。此外，还应归功于鲍文逵自身的学识气魄。“性情”诗论并非只停留于诗歌创作手法方面，更重要之处体现在诗人的精神志趣层面。他以博古通今的深厚文学功底，悉心揣摩各家诗风，敢对袁枚的“性灵说”提出质疑，并拨乱反正，最终融会贯通，自成一家。
　　结语
　　鲍文逵所倡导的“性情”，归根结底是率真灵动、圆润通透、闲适但不放纵、随意却不泛滥的“雅正”之情，这是清人对中国古典诗歌自诞生以来其所能寄托的情感的一次总结。通过对鲍文逵诗歌创作的梳理和论析，清代镇江鲍氏家族的文学成就即可见一斑。从明末遗民至民国初年，清代诗人群体庞大，诗歌数量众多，目前学界对清诗的研究不过冰山一角，可谓一大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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