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中的夏朝——Memories of Old

�Z陳大舍 独立学者 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

  虽然在此之前，中原大地上已经存在着无数个城邦和若干个不同的文明系统，比如距今五千年的红山和良渚，以及之后的石峁和陶寺，还有再晚一些的龙山。这些上古文化遗址大都或多或少的能够对应到古文献中所记载的五帝时代后期，也就是唐虞之世。但之所以“夏”称之为第一个王朝，而不是被五帝时代的唐、虞，乃是因为从“夏”开始，中原大地上才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

  历史上夏朝的统治模式还不是宗周式的封建，而是一种以大邦领导小邦的城邦联盟。按照王国维的总结，就是当时的大邦与小邦之间有上下，而无君臣。刚才说过，上古时期中原有着诸多的文明系统，最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距今四千年左右的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分别有着山东、河南，一东一西两个不同的支派。也就是傅斯年所说的“东夷西夏”的格局。

  而夏朝的前身是一个叫做“崇”的城邦，位于今日河南嵩山一带，属于西部龙山文化。“崇－夏”与属于东部龙山文化的东夷诸邦国比如有穷、寒等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也就是在这个斗争之中，夏朝在夷夏诸邦中建立了自己的威名，从而得到了世代保有天子之号的权力。

  西部龙山文化的代表性文物就是玉珪和玉璇玑，这也是夏朝的权力象征；而东部龙山文化的代表性文物则是薄如蛋壳的黑陶。

  但是，这么一个存在了数百年的王朝，在近代却遭到了诸多质疑，很多人认为夏朝的历史乃是是一个虚构的传说。因为迄今为止在商朝的甲骨文中根本没有关于夏朝的任何记载，而且也没发现过任何一个能够证明夏朝存在的上古遗址。

  所以就有另外一些学者展开想象，认为夏朝会不会其实是一个“外国”的朝代，尤其是中科大的孙卫东教授认为夏朝其实就是古埃及，因为古埃及和夏朝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葬礼上的白衣哭丧、“奠”字和圣甲虫的“形似”。甚至大胆的实锤了《山海经》中的“众帝之台”就是金字塔；大禹有可能就是蝎子王——而且，古文献《尚书笺》不也有云：

  “夏，中国也。始自西夷，及于内地。”

  这种观点一出来自然是被视为哗众取宠，被认为不值一提。虽说学术讨论，自古以来就是多歧为贵，而且“文明西来”说也有一定道理，但是这种望文生义的认定“夏朝即古埃及”的高论确实也实在是太不客观。

  有人能有这种想法的主要原因是对历史，尤其是外国历史的一知半解。因为在很多人的想象中三千多年前的世界实在是太古老了，太久远了。想来当时全世界都是荒蛮恐怖的未开化之地，而大概只有古埃及才是文明繁荣的社会，于是就给夏朝按了个古埃及的身份。但是这些人可能全然不知在当时的中亚已经有了繁华如梦的埃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在西亚也有着盛极一时的西台帝国；在欧洲有着辉煌的米诺斯文明；而在印度雅利安人也建立了吠犬文明……也就是说，如果真如这些人所言，夏朝是埃及人建立的，那古埃及的法老和祭司们是如何越过了一个又一个和自己文明程度不相上下的帝国，跑到太阳升起之处去搞“秩序输出”呢？

  其实反驳“夏朝是古埃及”的说法都不用任何“学术”含量，很简单的事情——夏朝没有古埃及“猫奴”，夏后孔甲喜欢蓄养一种被称为“龙”的动物。

  至于关于商朝的甲骨卜辞中没有提到夏朝的问题其实非常容易解释——那就是商朝人对夏朝另有称谓。甲骨文是卜辞，也就是对鬼神、祖宗祈祷、占卜时的祈祷文。这种“应用文”类似于后世道教“青词”，而且有着一套严格的写作格式、术语。比如一条完整的卜辞有以下四个部分组成：

  首先是叙辞，也称述辞、前辞，记叙占卜的时间、地点和占卜者；

  其次是命辞，也叫问辞、命龟之辞，向神明陈述要占问的事情；

  接着是占辞，也就是记录兆纹情况及所得出的吉凶判断；

  最后是验辞，即占卜后的结果或应验情况。

  而占卜的内容主要是预测农业生产、狩猎、天气、战争、疾病、祭祀等日常生活，很少提到历史。而且，商朝的统治者素来有着很多的忌讳，总是尽量避免与鬼神发生冲突。所以在商朝灭亡夏朝之后，肯定对夏朝也尽量避免提及。即使不得已要提到，也一定要用自己的话语系统。这就好比在清代的官方史料中肯定不会出现明安宗或明昭宗的庙号或者以隆武、永历年号的纪年；而现在的也不会有太多的人承认大同、康德年号的合法性。这也就是为何目前为止，甲骨文中并没有关于“夏朝”的记载。

  不过在武丁大帝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却多次记载着一个当时已经灭亡的国家——“西邑”，意为西方之国。这个已经灭的国家经常被商王朝与开国元勋伊尹，也就是甲骨卜辞中的“黄尹”，同时祭祀。因为商朝人认为“西邑”能作祟危害商朝的太平，所以需要通过祭祀加以安抚。

  而这个“西邑”，在《尚书?太甲》中被明确的说明就是夏朝，书中这样记载了伊伊说的一段话：

  “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其后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

  翻译过来就是：“我，伊伊曾经见到了西方之国夏朝，在开国之初曾经有始有终的施政；而后代继任的君王却少于坚持下来的”。也就是说，从这里开看，商人对夏朝的称呼很可能是“西邑”，而不是“夏”。

  历史上的伊尹不仅仅是商朝的国父，他也曾经侍奉过夏朝的末代君王——桀，更试图调和过夏与商之间的矛盾。而伊尹一生所深爱的女人，就是夏后桀的元配“妹喜”。关于夏桀、妹喜、伊尹三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在当时定然是一个令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所以即使是非常严肃的左丘明也在《国语》中记载了这段历史：

  “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妺喜女焉，妺喜有宠，于是乎与伊尹比而亡夏”。

  虽然是寥寥数语，但却交代了妹喜和伊尹之间的关系。而成书晚于《国语》的《古本竹书纪年》则讲述了一个更完整的故事，夏桀抛弃了结发之妻妹喜，将其流放到了洛水之滨。在这里，妹喜和伊尹开始了交往，并最终向自己曾经的挚爱报仇，灭亡了那个盛极一时的王朝……在甲骨卜辞中，妹喜这个命运多舛的女性被称为“蔑”。她也和自己情人伊尹以及恩深怨深的故国一同在商朝的神坛上接受着膜拜和祭祀。

  而“夏”这个称号则是夏朝人自己和崇拜夏朝的周朝所使用的称谓。因为夏朝和周朝之间的关系即使不是唐朝和后唐、南唐那样的继承关系，也是类似于金朝和大清、大明和民国之间的精神传承。所以，周朝在与商朝争战时便十分强调自己和夏朝千丝万缕的羁绊，并经常自称为“有夏”，直接以继承人自居。比如《尚书》中周公就说过：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在武王伐纣、周公东征之后，“夏”的概念被天下之人普遍的接受。所以凡与周朝同盟的邦国也被称之为“诸夏”。

  石峁遗址出土的石雕和二里头绿松石兽面牌。

  最后再说一说关于夏朝没有城市遗址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早就给出了答案——匈奴为夏朝之后，也就是说夏朝其实是一个游牧国家。在《尚书?五子之歌》中也记载了夏帝太康“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生活特征。而夏朝的中兴之主少康也曾经做过“牧正”，也就负责畜牧的官员。可知夏朝统治者于畜牧业上有多么密切的关系。而夏朝存在的时期，也正好是东亚地区游牧文明开始大规模出现的时期。所以说，作为一个“行国”，也就是游牧的王朝，没有城市遗址简直可以说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