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情报四杰：周恩来弥留之际才说出他的真实身份

原创：孙岩  品山文史  3月12日

1928年8月，蒋介石签署了一份手令，“特派杨登瀛在沪协助办理重要案件并处理之。此令。”

杨登瀛成为国民党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上海特派员，在上海的特务组织最高负责人。

1975年12月20日，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召见总理办公室副主任、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告诉了他一些鲜为人知的名字，其中有杨登瀛，嘱咐说：“对这些在我们党最危难时期帮助过我们的人，千万不要忘记了……”

2009年5月7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出了杨登瀛的事迹，《“中共情报四杰”鲍君甫：卧底上海滩屡建奇功》。

这个蒋介石重用、周恩来临终挂念、默默无闻近80年后荣列“中共情报四杰”的杨登瀛，是什么人？

 图、中共第一个党外特工杨登瀛

    一、中共第一个党外特工

杨登瀛本名鲍君甫，辛亥革命时留学日本，1919年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到上海的日本基督教青年会（日本对华渗透的一个重要组织）工作，并为日本的几家通讯社撰稿。

杨登瀛1924年加入国民党，成了国民党实力派陈立夫、张道藩的亲信；他与英、法租界警务处（俗称巡捕房）头目们关系密切；他作为日本通，又成为英、法租界当局与日本打交道要借重的人物。

蒋介石夺取国民政府领导权后，为了消灭共产党和打击其它派系势力，1928年2月建立了首个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任命陈立夫、张道藩为正、副主任。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设在上海，上海成为国共斗争的重心地区。蒋介石、陈立夫等反复拣选特务机关派驻上海、担负铲除共党重任的人选。

中共中央机关隐藏在上海租界内。要对中共中央机关采取行动，就必须取得租界当局的配合。

杨登瀛既有与英法租界和日本方面的诸多关系，又声色犬马、无所不至地交好陈立夫、张道藩。于是经陈、张联袂推荐、蒋介石反复考量，最后选择杨登瀛担任党务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

但蒋介石、陈立夫对杨登瀛进行审核，却疏漏了：杨登瀛在日本早稻田大学时读过马克思的著作，骨子里不排斥共产主义；杨登瀛的确擅于交际、有英法租界和日本的众多关系，但他暗中又与中共方面一些人物结交，如五卅运动时结识了顾顺章、陈养山等上海工运领袖和中共党员。

陈立夫、张道藩拉拢杨登瀛为党务调查科工作时，国民党政府要缉捕的中共特科成员陈养山正躲藏在杨登瀛家里。

陈养山将杨登瀛的情况报告特科后，实际主持中共工作、直接领导中央军委、组织部、中央特委及特科的周恩来，与顾顺章、陈赓等商议：杨登瀛政治上虽不可靠，是个花花公子，但有正义感为人仗义，已几次掩护中共干部，而能在国民党特务机关中打入一个内线实在太重要了！

周恩来最后拍板决定：发展杨登瀛为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陈赓受周恩来委派，出面做杨登瀛的工作。

陈赓黄埔一期毕业，参加南昌起义负伤，秘密到上海治疗，遂留在上海协助周恩来工作，担任特科的核心部门——情报科科长。（参见：千面周恩来，百变陈赓）

经过商谈，杨登瀛同意为中共工作；中共方面每月给杨登瀛三百大洋，特别花费另计，由陈赓与他单线联系。

为了充分发挥杨登瀛这个关键内线的作用，中共方面给了他最大限度的支持。经陈赓提议、周恩来特批，还给杨登瀛购买了一辆别克轿车，资助他在北四川路大德里的过街楼上设立办事处，派年轻漂亮的特科情报员安娥做他的专职秘书，派特科情报员连德生做他的司机兼保镖，以提高杨登瀛的社会地位和活动能力。

这一时期中共及特科的经费固然紧张，但毕竟有苏共和共产国际的援助，国民党特务机构的活动经费反而少得可怜，军统前身“戴笠十人团”全靠蒋介石的个人津贴和杜月笙给些资助（还没有中共特科给杨登瀛的钱多。参见：1933，最完美的暗杀），中统前身的党务调查科也只能给杨登瀛配辆自行车和少许经费。

就这样，杨登瀛成了中共第一个党外特工，中共还在国民党党务调查科的上海办事处安插了另两个特科成员。

蒋介石、陈立夫做梦也没想到：他们精心在上海建立的第一个特务机构，就被中共方面掌握了。

图、杨登瀛（右一）与陈立夫等国民党要员合影

二、制裁叛徒，保障中共中央安全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政权相继“清共”，在白色恐怖下中共党员自首或脱党现象严重，党员人数从5万锐减到1万，许多被捕人员叛变。据统计1933年秋到1934年秋被捕4505人，其中4213人叛变（～93.5%），出卖同志和组织，对中共党组织构成严重威胁。

有了杨登瀛这个关键内线，为中共中央特科制裁叛徒、保障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杨登瀛凭借其特派员身份，与英、法租界巡捕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警察局、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关系，当中共内部出现叛变人员、国民党军警宪特和租界巡捕房要对中共机关采取行动前，他一般都能提前获得情报，由安娥或连德生通知陈赓。有些中共叛徒甚至都没来得及叛卖，就被杨登瀛与特科配合除掉了。

一次租界巡捕房帮办谭绍良把一个叫王松生的人推荐给杨登瀛，说这人对共产党的事知道得最清楚。

杨登瀛见王松生一身中式短衫，见人点头哈腰，一看就是个上海滩的小流氓，怎么会知道共产党内的事情？便知其中有文章。

几天后王松生来到杨登瀛的办事处，带来一份中共中央的秘密文件，想卖个好价钱。杨登瀛做出不信任的样子：你这文件是真的还是假的？

王松生急切道，“当然是真的，是共产党一个头脑缺钱花，才托我卖的。”

杨登瀛给了王松生一个‘好价钱’，说还愿意收买这种文件。王松生得了钱兴高采烈，告诉杨登瀛，托他卖文件的人叫陈慰年，什么样的共产党文件都可以搞到，如果杨先生愿意，可以领他来见面谈。

杨登瀛约了时间请王松生、陈慰年到五芳斋吃饭，随即将情况通知了陈赓，让特科红队设好埋伏。叛徒陈慰年前来赴约，自然是有来无还。

有时都不用中共特科出手，杨登瀛借国民党或巡捕房的手就可以解决掉。一次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抓到一名嫌疑犯，嚷着要见大头子。警备司令部觉得此人非同寻常，就安排他见‘大头子’杨登瀛。

杨登瀛审问得知此人是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还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苏军情报局学习过，来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

经陈赓调查，核实了此人身份，确是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在苏联学习过。中共中央及特科的不少人，包括陈赓、顾顺章、安娥等，都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及GPU或苏军情报局学习过。若不除掉这个叛徒，祸患可是难以估量。

杨登瀛便告诉淞沪警备司令部说：此人确系共产党的一个大干部，但没什么利用价值。警备司令部见这个叛徒留着无用，就把他枪毙了事。

但有时事发突然，杨登瀛也无法掌控。

1929年8月23日，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通知政治局委员彭湃、军事部长杨殷、军委委员邢士贞、张际春、颜昌颐等人：24日到沪西新闸路613弄白鑫家开军委会议。

8月24日，军委书记周恩来临时因故未到，其他人员开会时，法租界巡捕和上海警察局探员突然乘钢甲车而来，将开会人员全部逮捕，关押在上海警察局的拘留所内。

这次杨登瀛事先未得到消息。事发后陈赓向他传达了周恩来“营救彭湃等同志、并查清被捕原因”的指示后，杨登瀛就到上海警察局的拘留所去询问案情，26日受邀参加审讯时又借训斥彭湃，巧妙地暗示了中共特科的营救意图。

彭湃是中共农民运动领袖，被毛泽东称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蒋介石对彭湃恨之入骨，一听说被逮捕，便下令立即处决。陈登瀛以要再审为由，要上海警察局长推迟一天，28日再把彭湃、杨殷等人押送警备司令部执行枪决。

杨登瀛向特科建议：在把彭湃等人从小北门的拘留所押往龙华的警备司令部途中，设法营救。中共中央紧急研究后，周恩来命令特科所有人一起出动，在中途劫囚车救人。

28日晨，顾顺章、陈赓率领特科人员装扮成拍电影的外景摄影队，埋伏在小北门到龙华的中途，但由于武器没能及时送到，营救行动功败垂成。彭湃、杨殷、邢士贞、颜昌颐四人在龙华被杀害。

彭湃等人被捕后，中央特科便分析可能是白鑫叛卖。经过杨登瀛到警察局询问，证实了这一判断。周恩来下令：“迅速查清白鑫的行止，定杀不赦，以绝后患！”

虽然中共上海地下党全力打探，白鑫却消失得无影无踪。直到9月下旬，白鑫突然在几名国民党特务保护下到达生医院看病，给他诊病的医生柯达文（柯麟）是中共秘密党员，这才顺藤摸瓜，侦知白鑫住在法租界霞飞路和全坊43号、大特务范争波的公馆里。

白鑫是黄埔军校四期，林彪的同学，参加了南昌起义，1928年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他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又因他的表弟在海陆丰根据地逃跑，被海陆丰根据地的领导人彭湃下令处决，怀恨在心，因此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情报处长范争波接洽，叛变并出卖了彭湃等人，事后便躲藏在范争波的公馆里。

要进入范公馆查清情况，唯有杨登瀛出马。于是杨登瀛找个事由，到范公馆拜访。范争波对这位党国要员殷勤招待，还把白鑫介绍给他，请杨登瀛帮助保护白鑫的安全。

不久，范争波安排白鑫逃往意大利、躲避共产党方面的追杀，并和杨登瀛商定：让白鑫夫妇11月11日深夜出逃。

周恩来决定：叛徒的死期就是他动身的那一天。

1929年11月11日晚11时，在白鑫走出范公馆、要上汽车时，埋伏在范公馆外的顾顺章、陈赓等10名红队队员，将他击毙。后来验尸见三颗子弹从不同方位射中白鑫要害，而从一个部位穿出，枪法之神令人震惊！同时还击毙数名国民党特务和保镖，范争波和白鑫的老婆重伤。当时一些报纸将之称为“东方第一大暗杀”。

三、搭救任弼时、关向应、周恩来

台湾当局在事过六十年后总结说：“钱壮飞、杨登瀛一在南京窃取国民党情报资敌，破坏国民党的反共组织；一在上海协助被捕中共人员脱险，保全中共秘密机关。”（《六十年前潜伏在国民党心脏中的共谍》，1992）

可见杨登瀛对保护中共中央、营救被捕人员所起的巨大作用；而钱壮飞能打入“党部调查科”并担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杨登瀛也起了很大作用。（参见：周恩来派出的十位“大秘”）

1929年9月，中共团中央总书记任弼时在去参加共青团江苏省委会议的路上，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但他被捕时将暗藏的文件嚼碎吞了下去，一口咬定名叫“彭德生”，巡捕房上刑也没有吐露真实身份。

周恩来派陈赓找杨登瀛设法营救。

杨登瀛先给抓捕任弼时的巡捕房探长陆连奎送去100大洋，请他转圜；又在德大西餐厅请租界警务处督察长兰普逊吃大菜。待兰普逊酒足饭饱，杨登瀛乘间说“那个彭德生是我手底下的人”。

之前租界警务处两个在码头工会中的眼线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扣押，兰普逊找杨登瀛帮助捞人。杨登瀛找了警备司令钱大钧，帮兰普逊要回了那两人。这次杨登瀛一说，兰普逊既没拿到真凭实据，陆连奎又松了口，就把任弼时放了。

1931年初，英租界巡捕房查封上海工人联合会，逮捕了关向应（中共政治局七名委员之一）。致命的是：在关向应英租界的寓所，巡捕搜去了一箱中共机密文件。

周恩来指示陈赓设法营救，并务必取回文件。

陈赓将这个棘手任务交给了杨登瀛。

兰普逊对着一箱中共机密文件，却不识中文。平时巡捕房有了重要案子，兰普逊都是请杨登瀛‘顾问’，于是就又电话请杨登瀛来帮忙。

周恩来得到杨登瀛的急报，立即派精通英文的特科情报科副科长刘鼎（“远东第一女谍”吴先清的丈夫，参见：谍王佐尔格背后的“王”，中国经济学家之父），随杨登瀛去见兰普逊。

杨登瀛把‘文件专家’刘鼎介绍给兰普逊。刘鼎翻看了一叠叠文件，告诉兰普逊说，“这不过是一个学者的书稿。”

兰普逊大失所望。刘鼎和杨登瀛又堂而皇之地把最机密的一部分文件，带回来‘鉴定’，然后用真正的‘书稿’替换了，交还给兰普逊。

“釜底抽薪”换掉了关向应的共党物证，事情就好办了。周恩来派特科成员黄慕兰请大律师陈志皋出面，保释了“有些激进的学者”关向应（参见：中共顶级特工中的“美人团”：她救了周恩来）

1931年4月，中共党员黄第洪从莫斯科培训回国，奉共产国际指示到中共中央特科工作。

黄第洪黄埔一期毕业，与陈赓同学，又与周恩来有师生之谊，到上海后要求面见周恩来，地点定在先施公司对面的邮局。

周恩来化好装准备去见面时，被陈赓阻止，说他先派人去侦查，如果情况正常，他再带黄第洪到备用地点与周恩来见面。

过了一会，派去侦查的人回报说先施公司附近情况没有异常。就在周恩来要出门赴约时，杨登瀛派连德生送来一封急信。

周恩来打开信封一看，不禁大惊失色——这竟是黄第洪写给蒋介石的一封效忠信的抄件。黄第洪在信中表示要效忠于校长蒋介石，讲他已与周恩来联系，可设计抓捕。信后还有蒋介石和徐恩曾的批示。

原来蒋介石接到黄第洪的信后，非常高兴和重视，指示新任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此人对党国一举摧毁共匪首脑机关大有用处”，命令从速处理。徐恩曾又将信转给杨登瀛，命他从速处理。

杨登瀛接信后，知事关重大，立即让安娥把黄第洪的信、以及蒋介石和徐恩曾的批示抄了一份，派连德生送交陈赓和周恩来。

周恩来随即派人通知黄第洪改期见面，同时派出特科人员全面监控黄第洪的活动。然后由杨登瀛安排，派特科人员拿杨登瀛的名片去召黄第洪。黄第洪没有起疑心，兴冲冲跟着去见杨特派员，半路就被两名特科红队队员无声无息地干掉了（参见：周恩来亲点、临危受命：特工天才传奇上海滩）。

图、青年和中年时期的杨登瀛

四、坎坷命运，周恩来临终才说出他的真实身份

杨登瀛的两面特工直到这时都干得满帆顺风：制裁一个又一个中共叛徒，营救一个又一个被捕人员，保障着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为了维持国民党对杨登瀛的信任，特科也安排杨登瀛破获一些可以放弃的中共机关，缴获一些中共文件，逮捕一些不可靠的党团员。

但1931年4月，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幸亏有潜伏在徐恩曾身边的特科情报员钱壮飞首先获悉，并赶到上海报告。中共紧急进行中央各机关的大转移。

在这分秒决定生死的时刻，陈赓连夜找到杨登瀛，让他立刻转移。

杨登瀛思考之后认为自己与陈赓单线联系，国民党方面拿不到自己为中共工作的确凿证据，而陈立夫、张道藩为了自保，有可能不让顾顺章将他为中共工作的事披露出来。

杨登瀛决定留下来，对陈赓说：“我哪也不去，不信顾顺章就斗得过陈立夫、张道藩！”

陈赓说：“那就要有一个思想准备，万一顾顺章咬住你，你就反咬他，别的一句话不要多说。”

陈赓告别前还向他保证，“共产党总归要得天下的，到那时候我们决不会忘记你。”

这天早晨，徐恩曾、顾顺章带着大批特务赶到上海，开始大搜捕，于下午逮捕了杨登瀛。

杨登瀛被捕后，始终没有供出他为中共方面工作的情况。而顾顺章果如杨登瀛所料：他在陈立夫、张道藩的威胁下，没有敢死咬杨登瀛，甚至没敢告诉蒋介石：徐恩曾的机要秘书钱壮飞是中共中央特科的卧底。之所以没能一举摧毁中共中央机关，就是因为徐恩曾外出嫖娼，他在武汉被捕叛变的密电落在了钱壮飞手里，紧急通知中共中央所致。

否则蒋介石绝对会毙了徐恩曾，再把陈立夫免职永不录用！

国民党方面没抓到杨登瀛的确实证据，陈立夫、张道藩为了自保，便竭力为杨登瀛开脱，因此他只坐了半年牢就被放了出来。

但杨登瀛从此穷愁潦倒，1949年解放时，他已沦落在南京街头摆烟摊为生。

镇反运动中杨登瀛被逮捕，幸亏陈赓和陈养山出面作证他为地下党做过工作，才幸免一死，但仍判处“管制”。

1956年，有关方面送杨登瀛到北京，会见了当年他保护过的陈赓、李克农、安娥、陈养山等人，给予一些馈赠，并委托有关方面安排他的生活问题（杨登瀛的外孙女回忆：1956年一个晚上，陈赓大将曾到南京探访杨登瀛。但杨登瀛的女儿鲍美云回忆他父亲是到北京见的陈赓等人。后来杨登瀛给安娥的信也是说，“这次在京蒙赓兄的多方安排，能和各位老友相聚一堂……”）

但在当时政治氛围下，杨登瀛的生活安排没有能很好落实。杨登瀛越发衣食无着。安娥先竭力援助，但她1956年中风失去了工作能力，随后安娥丈夫田汉又受到严厉批判，陈赓也于1961年逝世，都无法再给杨登瀛以资助和保护。

1967年文革中，杨登瀛被所谓的“专案组”带往北京，从此再没能回家。可贵的是，在“专案组”的淫威下，杨登瀛坚决拒绝提供有关周恩来、陈赓的“黑材料”。当“专案组”找来杨登瀛的妻子谭秀珍和子女劝说他‘合作’时，他回绝说：“明明没有的事我怎么能瞎说？”

杨登瀛还对子女再三说：“我不是特务，不是叛徒，也不是什么内奸，我到底算一个什么人，自己也说不清，但周总理是知道我的……”

1969年12月19日，杨登瀛辞世。

1975年终，周恩来在弥留之际，说出了杨登瀛的真实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