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日前，在中央电视台《人物》栏目制作的专题节目《立德树人》中，隆重推出了一位德业双馨的著名军事理论家——今年已经90岁高龄的鲍世修先生。他曾是军事科学院资深研究员，1959年调入军事科学院后，院长兼政委的叶剑英元帅签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任命书（第00295号）：“任命鲍世修为外国军事研究部翻译处翻译”。几十年来，他一直把这份任命书视为瑰宝珍藏。也因为这份任命书，他与军事科研结缘60年，三次全程参加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集》的翻译。鲍世修研究员以执着的追求诠释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要求，书写了不朽的人生华章。本期刊发鲍世修先生的这篇回忆文章，从不同侧面为读者讲述我军翻译马恩列斯军事文集的艰难历程。

                   叶剑英元帅任命我当翻译

                                    鲍世修（90岁）

        左上图：作者在阅读院报

        右上图：叶帅签署的任命书   本报记者 包国俊 摄

   那是1959年，中央军委要求全军中、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军事著作，提高自身军事理论素养。但是，当时国内还没有这方面的读本，所以要组织专人翻译。于是，刚刚成立的军事科学院承担了这一任务。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全军大力倡导学习马恩列斯军事理论的热潮中调入军事科学院的。而军事科学院是毛泽东主席根据叶剑英元帅提议于1958年3月批准建立的。叶帅亲任院长兼政委。

   对我来说，能到叶帅领导下的军事科学院工作，那真是有生以来的一大造化。1959年正是我的而立之年，也是我人生征途的新起点。我充满着美好的期待，希望在这样一片从一开始就带有创建人鲜明个性的军事科研沃土上踏实耕耘，有所作为。

   来到军事科学院，最让我感到振奋的事就是接受叶帅亲自签署的任命书，任命我为“外国军事研究部翻译处翻译”。

   尽管当时给我的任命只是翻译，但在那之后的几十年，我一直把这次任命看作是我走上军事科研道路的开端。正因为如此，直到今天，这份任命书，仍被我十分钟爱的珍藏着。

   为落实中央军委加强高中级干部军事理论教育的指示，军事科学院曾先后三次翻译选编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集。第一次是1959-1961年，第二次是1977年，第三次是1978-1982年。我有幸参加了这三次编译工作的全过程。

   由于选编和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军事著作是叶帅亲自过问的项目，我在选编组工作时有幸聆听到叶帅的指示和声音。叶帅考虑到经典著作的翻译不同于一般翻译，要求十分严格；又知道我们这些年轻人过去没有接触过正规的研究工作，要完成好任务困难肯定不小。因而他把我们不只看作是部属，更看作是他的学生，对我们的思想、工作乃至生活关怀备至，经常细加指点。有时甚至是把着手教，使我们获益良多。现在回想起来，我在军事科研道路上的成长最早点拨开导我的，正是叶帅的循循善诱和科学方法指导。

   翻译与研究相结合，落脚于研究。这是叶剑英院长对全院翻译人员的最基本的要求。当时在一些翻译人员中，普遍存在一种糊涂认识，即认为我们是干翻译的，搞研究是别人的事。叶帅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在一次对翻译人员的讲话中，专门谈了翻译与研究的关系。

   他说，我院翻译工作的最重要一点，就是所译的材料全都有着丰富的学术内涵，而要翻译好这样的材料，不进行认真地研究，是绝对办不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本身就是研究，翻译任何时候也离不开研究。在军事科学院搞翻译的人，思想上必须十分明确，你们绝不可单纯为翻译而搞翻译，而是必须为研究而搞翻译。简单地说，要做到翻译与研究相结合，落脚于研究。其二，搞翻译的人都有较高的文化程度，能直接通过外文接受和辨析外来的东西，最有条件从事研究，也最有能力搞好研究。其三，如果你们想在军事科学院当一个名副其实的学术翻译，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这三点。大家听了叶帅这富有哲理的讲话，都有茅塞顿开的感觉。我们这些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军事著作的年轻人，感触更深。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全都是19世纪写的，有着错综复杂的历史、地理、文化、国际关系、民族纠纷、阶级矛盾等深刻背景。试想一下，生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阅历不深的人，对这样一些内容丰富、学理深厚的历史文献，如果不事先进行认真细致的学习和研究，又怎么能够反映得完整准确呢！

   翻译是工具，研究才是目的；翻译最有条件搞研究，也最有能力搞好研究。叶帅的这几句话，既是对翻译在科学研究中所能起到的作用的充分肯定，又是指引翻译人员通过走译研结合的道路发展自我、刻苦成才的金玉良言。

   叶帅办军事科学院的指导思想从一开始就非常明确：一是出科研成果，再就是出军事科研人才。他认为，翻译和研究是融会贯通的。所以，他除了开导我们怎样去搞好经典著作的翻译外，还要求我们掌握做研究的基本功。

怎么样才能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研究员？这是叶帅多次跟大家谈论过的问题。他提出：搞科研要实事求是，做到“两敢”“三会”“四苦”，志在独创，淡泊名利，甘愿为科研事业奋斗终身。

   实事求是，就是研究问题要有客观的态度。“两敢”指的是敢想，敢说，这是做好研究工作的大前提。

   叶帅在一次谈论如何开展军事科研工作的讲话中指出：“时代的发展，现实条件的发展，不仅给已有原理、原则带来新的特点和问题，而且必然会产生新的原则。科学研究工作的最艰巨、最困难而又最光荣的任务就在于此……所以，不断发现事物的新规律、创造新原则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源泉，不承认新原则的产生，科学的发展就会停滞。”因此，这里非常需要敢想敢说的精神。

   “三会”指的是会想、会说、会做。这就是说，搞研究必须有一套正确的方法。叶帅不止一次要求大家：在研究问题时要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他说，从事学术研究，要做到不孤不空，就必须不断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他要求科研人员要以李时珍上山采药写《本草纲目》的精神，深入到部队和国防科研第一线，充分占有资料，进行认真分析研究，找出问题的关键，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推理和判断，并上升到理论高度，创造新的产品。研究人员所应当追求的“独创”，正是靠走“三会”的道路达成的。

   “四苦”指的是苦修、苦练、苦学、苦干。叶帅勉励军事科研工作者要以苦字当头：应有的修养，应有的本领要苦练，应具备的知识要苦学，应干的工作要苦干。他还说，研究学术，必须下苦功夫，有旺盛的求知欲。

   讲到淡泊名利、为事业献身，叶帅说，在和平时期，一个真正的铁血男儿，不论在什么岗位，都要有“马革裹尸还”的气概和决心，全力投入工作，无怨无悔的为事业奉献终身。

当时翻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军事著作，是军事科学院科研项目之首，并有主要领导亲自掌管布置，督促实施。宋世伦上将从副院长到院长，一直协助叶帅主持翻译选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集出版。他那忘我的工作“魄力”，对我们这些当时的年轻人来说，是最生动、最直观的工作引导和示范，至今让我难于忘怀。

   1978年，军事科学院确定第三次修订选编出版这套 “文集”，帮助我们的干部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体系。这就需要为他们提供一套收录的文章更全、理论观点更完整的马恩列斯军事文集。

   记得在选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集工程的动员大会上，他给全体参编人员规定的完工验收标准就是：文章什么时候收录全，任务什么时候才算完。可是，在那个年代把四位经典作家的军事著作都收集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文稿的来源，原本是前苏联出版的马恩列斯个人“全集”。但这些“全集”在当时并没有出齐，中文版缺的卷数就更多。怎么办？这样的难题如何解决？

   当时大家思想压力都很大，不知如何是好。宋世伦院长却胸有成竹。他鼓励我们要想方设法迎难而上，而且要树立任务一定能完成的信心。他说：“全集”没有出齐，这没有关系，我们可以从其他地方去搜集。比如说，查阅当时发表过他们文章的报纸、刊物或其他出版物。这就要求你们去蹲图书馆、钻旧书店。总之，要尽量收集齐全，收不全任务就不能算完成。不过有些文章没有中译文也不要紧，可组织专人翻译，也可请有关单位翻译后由我院最后校订。

   军科老一代人都知道，高标准、严要求是宋世伦院长领导科研的一贯作风。他提出：译校军事经典著作，必须慎之又慎。在领导选编工作过程中，他常向译校人员反复叮咛：译校军事经典著作，搞错了是会死人的。这一方面反映了他对经典作家理论观点的高度尊重，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广大读者的极端负责。他多次指出，我这样说并不是在搞耸人听闻，随便吓唬人，而是从经典著作译校工作的高度严肃性出发的。在人类活动的其他领域做错了事，有时还可以进行纠正和弥补，但在战争领域出了差错，就会付出血的代价。因此，从事军事经典著作译校工作的人，必须十分（九点九分都不行）小心谨慎，不仅文字要搞得非常准确，就是标点符号也不能出错。经过努力我们总能编出一套内容上比过去出版的各套“文选”充实得多的马恩列斯军事文集来。

   听了宋院长这段话，选编组的人员明确了工作方向，在思想上增强了信心。翻译处曹汀处长是著名翻译家。新中国成立后，他翻译了《恩格斯军事论文选集》，在全国翻译界都很有名望。在他带领下，我们一批年轻人参加了马恩列斯军事经典著作译校工作。他说搞翻译一定要做到“两个负责”，即既对原作者负责，又向读者负责；对原作者所表述的意思必须了解清楚，而得出的译文又必须让读者看得明白。他告诫大家：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写作的社会时代背景复杂，涉及的知识面广，阐述的学理深，许多句段，单从字面上看，往往很难断定其真实含义。而要彻底搞清，就必须去查阅相关资料，包括各种辞书、史书、人物传记、军事理论专著等。

   大家通过查阅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走访有关编译马克思经典著作的单位，终于收集到了一大批过去未能收入马恩列斯军事文选的重要文稿。这些文稿，有的是直接从当时的外文报刊中找到的，也有的是从外文的有关通信集中选取的，新收集到的文章内容十分丰富。在编译过程中，他明确规定：每译完一篇文章，必须把翻译过程中查找过的参考资料和解决疑难问题的情况做出说明，并连同译稿一并交他校核。他若发现问题，就召集大家进行讲评，以引起大家注意。并告诉我们说，这就叫做对原作者负责。至于对读者负责，他考虑到当时我军的高中级干部战争年代读书少，对马克思恩格斯军事著作里谈到的一些历史事件、地理环境、逸闻掌故等知道的不多，为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文章的内容，他就带着我们编写了很多的注释。

   一套题材广泛、理论观点丰富、学术价值极高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新版军事文集，终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受到全军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如果没有叶帅和宋院长等领导的驾驭把握这项重大科研任务上的巨大魄力和鼎力支持，完成分量这么重的七大卷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理论文集是不可想象的。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回头来看，我从当初当翻译开始，正是在叶帅的指引下，才逐步走上了军事科研道路，并在学术领域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我所取得的学术造诣，是军科哺育了我和成就了我，我感恩军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