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中抗日女杰鲍有荪

作者：赵东云　　

   提起“鲍有荪”这个名字，似乎并不为人熟知，但要说起抗战时期的“舒城女县委”却是大名鼎鼎。其实，鲍有荪就是“舒城女县委”书记。当年，面对祖国山河破碎的危局，鲍有荪挺身而出，组建游击队，点燃皖中抗日烽火;面对严峻局势，她率部灵活机动，多次打击日寇;为了打开抗日新局面，她毅然东进，担负创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使命……如今，在鲍有荪曾经战斗过的舒城、庐江、巢湖等地，她的抗日事迹仍然为人们津津乐道。
　　求索真理路漫漫
1916年12月，鲍有荪诞生于合肥名门望族，其祖父鲍叔宜曾为合肥总商会会长。父亲鲍哲文早年参加同盟会，民国年间曾担任冯玉祥的高级参议，后遭军阀迫害，只得化名在安徽大学任文字学教授。鲍有荪成长的年代，正是中国内忧外患日趋严重的时期，国内军阀混战，社会黑暗;国外强敌环伺，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加深对华侵略。革命家风的熏染、社会现实的惨痛，使鲍有荪将个人前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起来。
1932年，16岁的鲍有荪进入安徽省立第六女子中学读书。省立六女中所在的合肥，位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外围，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重要据点。其时，正值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可蒋介石不仅不组织抵抗，反而加紧对苏区的“围剿”，严厉镇压革命群众，使神州大地一片血雨腥风。
　　面对危机，六女中的青年学生无法平静下来。鲍有荪和李静一、蔡柏等同学，在进步教师谢立惠的支持下，组织了“朝曦读书会”。读书会名义上是交流学习心得，实际上经常讨论时局问题、妇女问题，还组织会员阅读进步书刊，谢立惠有时还组织一些积极分子座谈，对政治问题进行交流、探讨。鲍有荪逐步意识到：腐朽的旧势力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源，只有共产党领导人民反帝反封建，打倒新军阀，民族才有希望。
　　鲍有荪并不知道，谢立惠其实就是共产党员，他有意将读书会发展成党的外围组织。不久，经谢立惠介绍，鲍有荪加入了党组织。回忆往昔，鲍有荪说，正是在合肥参加了朝曦读书会，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自己才最终走上革命道路。
1934年9月，中共皖西中心县委（即原合肥中心县委）遭重大破坏，鲍有荪、谢立惠等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谢立惠先后派李静一、鲍有荪等前往上海寻找党组织，但毫无结果。由于学校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和教育当局的恶意刁难，谢立惠被迫离开合肥。1935年，鲍有荪也离开家乡，先后到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上海新华艺专读书，并因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被当局列入黑名单。
　　奔赴武汉意志坚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悍然挑起全面侵华战争。鲍有荪被迫中断在上海新华艺专的学业，回到家乡合肥。失去与党组织联系的鲍有荪，就“像失去爹娘的孤儿，整日心神不定”。
　　后来，鲍有荪获知八路军在南京设有办事处，她心情急迫地爬上火车前往南京。可是她刚赶到淮南，却听说八路军办事处已经迁往武汉，于是又折返合肥。此时，全国已掀起抗日运动热潮，鲍有荪炽热的心情无法平静。蓦然间，她想到不如去舒城，舒城是老苏区，或许那里有党的秘密组织。于是，鲍有荪给她在舒城的同学韩同华写了一封信。韩同华很快回了信，表示欢迎鲍有荪前来舒城。在韩同华的帮助下，鲍有荪来到桃溪第二高小任教，她一边教书，一边待机寻找党组织。
10月，鲍有荪应邀到舒城民教馆工作。不久，鲍有荪与吴云?、高治民等人以民教馆的名义成立了舒城县抗敌后援会，这样，鲍有荪的工作就比较方便了，抗日宣传工作也由城区延伸到乡村。在舒城山区的东沙埂，鲍有荪陆续联系上了陈先朝、于胡子等10多个进步分子，这些人有的曾参加过游击队、赤卫队，只是由于红军主力转移，才被迫隐蔽下来，他们都希望有继续参加革命的机会。鲍有荪以自己的所见所闻，控诉日本强盗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启发大家的觉悟，希望大家组织起来，保卫国家，保卫家乡。听了鲍有荪充满激情的动员，大家一致表示要团结起来，保卫乡土。在鲍有荪的提议下，陈先朝、于胡子担任了联络工作。东沙埂原本是老苏区、游击区，当年红军游击队常在此活动，群众基础好，此时犹如干柴烈火，一点就着。仅仅经过不到一个月的工作，一支60多人的抗日突击队就组成了。不久，鲍有荪又派人设法弄到了一些武器、弹药。
　　然而，怎样才能带好这支队伍？上级党组织究竟在哪里？这些问题始终困扰着年轻的鲍有荪。
　　恰在此时，鲍有荪听说同学傅承铭从苏州监狱被释放，回到舒城城关的家中。鲍有荪便前去看望她。傅承铭是一名党员，组织关系也丢失了，同志相见，又有共同的经历，自然有说不完的心里话。鲍有荪向老同学介绍了组建东沙埂抗日突击队的情况，并坦诚地说出了自己的困惑。傅承铭静静地听完，沉思片刻，建议俩人一道去武汉寻找党组织，因为她知道那里有八路军办事处，而八路军是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傅承铭的想法，与鲍有荪不谋而合，于是，她俩于11月底启程，西去武汉。俩人一路奔波，除了搭载一段路的汽车外，其余三四百里全是徒步行走。行至武汉时，鲍有荪两腿犹如灌了铁铅，脚板也磨出了许多血泡，疼得钻心。
　　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实际上也是中共中央长江局所在地），鲍有荪、傅承铭见到了董必武。董必武给她们倒了水喝，又亲切询问到武汉来的情况。鲍有荪将俩人一路寻找党组织、自己在舒城东沙埂组建抗日突击队等情况向董必武逐一汇报。她要求恢复俩人的组织关系，并请求派遣一部分新四军和得力干部，前往大别山和舒城一带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董必武起初想留鲍有荪在武汉工作，但鲍有荪真诚地告诉董必武：“我们要到舒城搞武装，打游击;如果有了武装，日本鬼子一来就跑不了呐！”董必武对鲍有荪的革命热忱深表赞许，他说：“你们回去以后，可以先建立一个特支，发展党组织，再建立县委。”他还指示鲍有荪回去后要开展好三方面工作：“一、发展党组织;二、组织工人、贫雇农搞武装;三、搞好统战和抗日救亡工作。”
　　在武汉期间，鲍有荪还多次去听华北某地游击队女领导人刘青阳作报告。刘青阳的报告深深打动了鲍有荪，鲍有荪便专门去拜访刘青阳，向她请教进行游击战的经验。刘青阳告诉鲍有荪：华北平原地区搞游击战的经验是“一靠群众，二靠挖地道”，大别山山峦起伏，地势险要，进行游击战有许多优势。刘青阳的鼓励使鲍有荪更有了信心。 　　皖中抗战燃烽火
1938年1月下旬，鲍有荪不顾漫天大雪，天寒地冻，和傅承铭一道回到舒城东沙埂，并很快召开了积极分子会议。会上，鲍有荪向大家传达了董必武对舒城工作的指示，接受60多名积极分子为中共党员，成立了东沙埂党支部，任命陈先朝为书记，于胡子为副书记。接着，又成立了中共舒城特别支部，领导全县工作，鲍有荪担任书记，傅承铭、李默予为委员。特支成立后，积极发展党的组织和武装力量，加强统战工作，进行抗日宣传动员。经过几个月艰辛努力，先后组建了6个党支部和4个区委，不久，新四军第四支队从鄂东七里坪出发，一路东进来到舒城，使党组织又有了很大发展。
5月，董必武亲临舒城，视察已在舒城地区战略展开的新四军四支队。董必武亲切会见了鲍有荪，对她的工作给予肯定，并应邀向舒城各界代表作时事报告。
3个月后，中共舒城县委正式成立，县委机关设于新四军四支队政治部驻地东港冲，鲍有荪担任县委书记，随四支队来到舒城的女青年徐平、林轩分别任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由于县委几位主要负责人都是女性，所以群众亲切地称之为“舒城女县委”。
　　由于舒城党组织的恢复和迅速发展，加之新四军第四支队又东进来此征战，皖中大地上燃起了抗日救亡的熊熊烈火。
1938年初夏，日军飞机轰炸舒城县城，接着便大举进攻。皖中工委书记李世农向鲍有荪传达紧急指示：“日寇就要来了，你们的中心工作就是尽快组织游击队，准备抗击鬼子兵！”6月，日军向皖西进攻，国民党军队虽然在舒城南港、七里河、鹿起山等地组织抵抗，但一触即溃，战地附近丢弃了大量武器、辎重。鲍有荪立即组织游击队和当地群众，收集了大批枪弹武器，并正式宣布成立“东沙埂抗日游击大队”，鲍有荪被推举为大队长。游击大队张贴告示，号召当地人民“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并召开当地绅士、地主开会，向他们阐明抗日保家的道理。通过宣传，游击队募集了一批布匹、粮食等物资，群众更是踊跃捐助，报名参加游击队。不久，东沙埂抗日游击大队发展到300余人。
6月13日，游击大队在南港活捉了一个叫“洪龙保章”的日军通讯连长。日军发现丢了连长，立即回头寻找，包围了东沙埂。经两天激战，游击队经受住了考验，打退了敌人。日军没有达到目的，恼羞成怒，撤退时竟将东沙埂沿街房屋焚烧精光。
　　一天，鲍有荪得到侦察员的报告，南港沙河里发现5个日军在洗澡，一个日军站岗，枪支都架在岸边房子里。鲍有荪立即带人赶过去，然后隐秘接近沙河岸边。几个战士悄悄上去绑住哨兵，其他战士快速冲进屋子缴获了枪支。正在河里洗澡的几个敌人见状，吓得往水里乱钻乱窜，游击队战士犹如猛虎下山一般扑过去，跳进水中，先将日军按在水里好一番呛水，然后像捉落汤鸡一样将其提拎上岸。游击队不费一枪一弹就活捉5个日军，打了一个漂亮仗！
　　抗战初期的3次战斗中，东沙埂抗日游击大队先后抓到10个日军，其中8个被送往四支队司令部。他们后来被转送到延安，后经教育，都参加了日人反战同盟。
　　游击大队还积极配合新四军四支队在舒桐山区和合安公路沿线打击日军，他们埋地雷、断桥梁、砍电杆、割电线，破坏日军交通和通讯，阻滞日军西进。同时，游击大队还广泛开展缉私，将所查收的违规违禁物资送给四支队后勤部，使四支队的供给紧张状况得以缓解。
9月，东沙埂抗日游击大队大部参加了新四军，被编入四支队第二游击纵队。当时，战士们多是舒城本地人，有些同志不愿意离开家乡，鲍有荪在将这支亲手带起来的部队送到四支队后，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她与战士们促膝谈心，交流思想，使大家懂得了舍小家保国家的道理。不久，这支部队开往皖东抗击日军。留下的小部分战士，很快扩编为一个排，并再次成立了“东沙埂抗日游击大队”，继续坚持当地的抗日斗争。
　　与此同时，舒城地方党组织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截至1939年底，中共党员达2000余名。为了提高党员政治觉悟及理论水平，适应形势变化和斗争的需要，舒城县委先后在西港冲举办了4期党员训练班，进行思想和组织整顿。鲍有荪、林轩等为主要授课人。经过培训和整顿，当地党员素质和党组织的纯洁性得到提高，培养了一批党的地方干部，为党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强基础，也为领导舒城地区的抗日运动和斗争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革命伴侣赴皖东
1938年的一个仲夏之日，鲍有荪前往舒城东港冲韦家大屋向皖中工委书记李世农汇报工作。一进门，就见屋里除了李世农外还有两个人，一个是早已熟悉的皖中工委委员、舒城中心县委书记桂蓬，另一个人却不认识。李世农先向那人介绍了鲍有荪，然后转身向鲍有荪介绍说：“这位就是跟我一块坐过牢的刘大哥刘顺元，他现在在安徽省工委工作。”“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刘大哥呀！世农他们多次说起你学问高、骨头硬哩！”鲍有荪久闻刘顺元大名，她热情地与刘顺元握手。
　　刘顺元1903年生于山东博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学识渊博，为人耿直。1931年5月，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上海中央局组织部工作，后因叛徒出卖而遭逮捕，被长期关押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人监狱。在狱中，刘顺元遭到敌人的残酷折磨和威逼利诱，但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经受住了种种考验。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再次合作，刘顺元被释放出来，经组织审查后留在南京（后转至武汉）工作，担任中共代表团干部审查组组长。1938年6月，受中共长江局派遣，来安徽担任安徽省工委组织部长。此次舒城之行，正是来巡视检查皖中工作的。
　　从李世农、桂蓬的口中，刘顺元已了解到鲍有荪在舒城创建党组织、组建抗日游击队的许多事迹，不由得对这个“能带兵打仗的女英雄”心生敬意。在刘顺元巡视皖中的过程中，鲍有荪又几次亲自陪同，使刘顺元对这位22岁的巾帼英雄有了更多更深入的了解。鲍有荪干事泼辣利落，待人真诚热情，斗争意志顽强，对革命胜利满怀憧憬，这些都给刘顺元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刘顺元对鲍有荪暗生了几分爱意。后来，刘顺元向鲍有荪表达了爱慕之情，但鲍有荪起初并没有接受，她担心恋爱、结婚会影响工作。刘顺元向她坦诚表白，结婚后，不仅不应该影响工作，还要相互支持，互相帮助。刘顺元的渊博学识、善解人意和坦荡胸襟，终于打动了姑娘的心。从此，俩人在为革命事业奋斗的漫长道路上，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相伴终身。 　　1938年秋，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安徽省工委撤销，成立鄂豫皖区党委和皖东工委，刘顺元担任皖东工委书记。不久，鲍有荪也调任皖东巢县县委书记。这年10月，夫妻二人一同东进，担任起开辟皖东、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重任。
　　巢县县城早在半年前已被日军侵占，战争所造成的凄惨景象触目皆是。在刘顺元的领导下，鲍有荪到巢湖地区后，四方奔走，积极活动，并与进步县长、冯玉祥将军的侄儿冯忍言、冯文华等搞好统战关系，很快就建立了农抗、工抗、青抗、妇抗、商抗等群众性抗日组织，地方党组织也有了迅速发展，新成立的巢县人民抗日自卫军实际上也为我方掌握。1939年2月下旬，巢县人民抗日自卫军积极配合新四军四支队八团，在方集乡方老人洼，英勇抗击日军“扫荡”，击毙击伤100多名日军，这是新四军进入皖东地区的首次大胜仗。捷报传来，巢县柘皋镇各界群众欢欣鼓舞，举行盛大祝捷大会和提灯游行。躲在皖西大别山区的国民党省政府闻讯惊呼：“巢县一带已经被共产党赤化！”
　　于是，国民党省政府决定将与共产党有良好合作关系的冯忍言县长调往他处，来个釜底抽薪。冯忍言急忙与刘顺元商议此事。在刘顺元建议下，冯忍言将巢县人民抗日自卫军精锐部队抽调出来，另行组建巢县抗日游击大队（简称“巢抗”），由新四军八团直接领导，中共党员冯文华任大队长，张恺帆任政委。鉴于“巢抗”装备较差，鲍有荪亲自登门，动员她的叔叔、商抗会会长鲍春谷捐资3000元，购买来一批枪支弹药给“巢抗”以支持抗战。这支队伍，从此就在党的领导下活跃在巢县、合肥、和县一带，狠狠打击日伪军。
　　此后，这支部队先后被编入新四军江北第二游击纵队、新四军第五支队，这是地方党组织为新四军发展所做出的又一次贡献。其中，鲍有荪功不可没。
　　淡泊名利严自律
　　鲍有荪在抗战之初就担任县委书记，在工作中又表现出卓越才干，是我党为数不多的优秀女干部，但她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从不居功自矜，始终是那样谦逊自律，淡泊名利，却又心系群众。
1939年路东区党委成立后，组织上曾决定由鲍有荪担任区党委的妇委书记。刘顺元知道后，心情很不安，他对鲍有荪说：“我是区党委书记，如果你当妇委书记，不是一家两票了吗？”鲍有荪理解丈夫的心思，知道他素来反对夫荣妻贵的封建陋习，于是对刘顺元平静地说：“我喜欢在基层工作，你去把这件事回掉好了。”这事传开后，淮南根据地的干部群众都感到由衷敬佩。
　　解放以后，环境安定了，鲍有荪、刘顺元有条件在一起工作、生活，但为了避嫌，俩人从未在同一个机关工作过，鲍有荪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她不愿意跟着丈夫一道在大机关里工作，甘愿到教育部门、群众团体去工作，即便是在家里，鲍有荪也从不干涉丈夫的工作。鲍有荪对子女也很严格，要求他们凭自己的才学闯荡世界，寻找适合自己的岗位、职务。
　　离休以后的鲍有荪，重拾青年时代的爱好，时常在斗室中手绘丹青，直抒胸臆，或者写一点文章。有时，她和老友、访客交流谈心，回忆过去，展望未来，在言谈之中，不乏睿智的见解。鲍有荪一生衣食简单，生活俭朴，被人们誉为“四清老人”。 刘顺元90大寿时，夫妻二人既没有到大酒店请客，也没有收受任何人的礼物，甚至没有声张这事，鲍有荪只在一张红纸上手书“福寿松龄”四个大字，送给心爱的丈夫，以示祝贺。但是，鲍有荪的精神生活却多彩而富足，一如当年在抗日战场上，尽显一位巾帼女杰的飒爽英姿和战斗豪情。
　　                                                  （鲍成达荐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