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鹏山：在传统中寻找凝聚的力量

邵思思

邵思思：诸子百家活跃的时代，大致从春秋后期到战国，结束于秦统一六国。诸子距离现在已经有两千多年，我们今天为什么还在读诸子？

鲍鹏山：看看中国的历史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民族有着其他民族都所不具有的强大凝聚力，是非常富有道德感的一个民族，是一个活得很体面的民族。而且中华民族是在全世界的范围里面，唯一没有中断过自己历史的民族。在漫长的时期里面，我们的历史是辉煌的历史，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我们靠什么？靠四个字：史官文化。孔子是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走上历史舞台的，老子也是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走上历史舞台的。老子的身份本来就是柱下吏，相当于现在的国家档案馆的馆长，实际上就是一个史官。孔子好古，他的身份除了教育家之外，真正的兴趣是历史，所以他整理出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编年著作《春秋》。史官的出现，预示着神话、巫术，还有“原始宗教”的衰落。反过来说，当我们这个民族“原始宗教”没有发展为全民族的信仰，没有变成“宗教”的一些重要的职能。所以在中国，历史就是宗教。西方的“宗教”里面有“末日审判”，中国有“盖棺论定”。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可能更明白一点。比如说道德问题，有个“前道德问题”：我为什么要实行道德？有“宗教”的民族就很好办，你实行道德就会升入天堂，不搞道德你会下地狱。那中国人用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做个好人，你会流芳千载；做坏人，你遗臭万年。所以在孔子的时代，就已经确立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不朽。人的肉体生命可以消失，但是假如你是一个对人类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你会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中，也就是活在历史中，你就可以不朽了。历史实际上成了我们道德上的屏障，我们什么都不怕，但是我们怕死后遗臭万年，怕别人最后给我们一个鉴定。中国人特别看重死后的悼词怎么写，为什么这么看重？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将来会成为历史的。所以我们说，历史就在这样的层面上影响了现实，它作为一种观念告诉我们：人不仅仅活在现在，我们还可能活在未来。你今天不仅仅要活得好，不仅仅要图今天活得快活，还要想着将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所以历史是一个无形的存在，它让我们的行动有所收敛，让我们不仅要过一个潇洒的人生，还要过一个有尊严的人生，经得起考验的人生，经得起将来别人推敲的人生。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阻止了道德的堕落。

   我们中华民族自己没有中断历史，这个民族一定是有强大凝聚力的。这种凝聚力就来自传统的教育，我们的传统教育之所以能起到这么大作用，能让整个民族产生重大凝聚力，就是读经典，而经典就是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这个民族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幅员辽阔。不能简单地认为，我们的教育就是培养劳动者。教育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培养全民族的共同的价值观。有了这样共同的价值观，这个民族就能够凝聚起来。

   先秦诸子，就是让我们当代人在生活中做个有良知的人。你在工作中，在做人中，要永远带着你的良知上路，在人生旅途中，一定要带着你的良知。孟子有一个很好的词叫“放心”，什么叫放心呢？他说牛羊跑掉了，叫放牛放羊，人心跑掉了叫放心。心跑掉了怎么办？要重新给你安顿好，所以有个词叫“安心”，这个词真是太好了。我们常常讲你要安心工作，实际上这里可以作动词讲，给你安一颗心啊。给你安一颗有良知的心，给你安一颗有道义的心，给你安一颗有正义感的心，然后你才能明白，怎样才能真正地体面地生活着。

   马丁?路德?金，美国黑人的领袖，他就讲过这样一句话：“国家强大不是经济强大，不是技术强大，不是政府强大，国家的强大是国民的强大。”难道国民的强大就是每人带着一把枪？不是这样的，国民的强大就是国民都是有人格的，国民都是有是非的，国民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是体面的生活，国民的内心里面都是有良知的。

   所以在中国，我们为什么要读诸子，为什么要读传统经典，是因为我们必须有一个体面的生活，然后所有人可以组成一个体面的民族，最终真正实现中华的崛起。

邵思思：关于传统经典，儒家的经典是“六经”，也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可否从“六经”谈谈经典的意义？

鲍鹏山：《诗经》是我们民族最美丽、最缥缈的传说，可它离我们是那么的近，“诗云”与“子曰”并称，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几乎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宝典，影响着我们的思维与判断，甚至我们表情达意的方式都蒙它赐予，也就是所谓“赋诗言志”。但它又总是与我们保持着距离。我们已经对“子曰”完全历史化，孔子其人其事已经凿凿可信，铭刻在历史之柱上，而作为“诗云”的《诗经》，却一直不肯降为历史。虽然我们也曾认定它与其它经典一样，是史，但那只是我们的“一厢情愿”。它本来就不是描述“事实”，而是表达“愿望”，如果说它是我们的心灵史，那倒更合适。其实，文学史就是心灵史。《诗经》的确反映了周代广阔的社会生活，堪称周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我们也因此把它冠以“现实主义”之名。但它真正的价值是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痛与爱，愤怒与柔情，遗憾与追求……到今天，我们仍然在痛苦着他们的痛苦，追求着他们的追求。它永远是鲜活的生活之树，而不是灰色的理论与道德教条。它永远是诗，是艺术，是感性的、美丽的，是作用于我们的心灵与情感并一直在感动我们而不是教训我们的。是的，它应该是，也一直是大众的至爱，是我们心灵的寄托与表达。

   它表达的不是历史真实，而是创作者的心理真实。它是情绪，是情怀，是喜怒哀乐，而且，和我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正是在这一点上，《诗经》终于成了“经”：它是个性的，却也是共性的；它是几千年前的某一些人在特定环境下的独特体会，却也是几千年来直至今天我们所有人的共同感受……它是我们共同道德观的经典表达，还是我们共同人生体验的经典表达。一句话，它既是我们民族价值观的经典表达，也是我们民族博大情怀的经典表达。

                           孔子的教育是“大人之学”

邵思思：孔子是历史学家，编撰了不朽的经典，而在现代人心目中，孔子更多是一位言传身教的教育家。孔子为什么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教育家？

鲍鹏山：对孔子这样的人，你能说他是有文化吗？不是，孔子本身就是文化，他的一举一动都是文化。你看那些很有教养的人，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说出来的话就是人生的格言，他做出来的事就是人生的榜样，行为世范，就是世上的楷模。所以文化这个词，和人之间是不能分开的。人如果跟文化分开，或者说一个人完全没文化，这个人是不能称其为“人”的。因为人跟动物之间的基本区别就是人是“被文化”过的。教育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传承文化，传承文化实际上就是让更多的受教育者“被文化”。

   在孔子以前，没有专门的学校，孔子真是靠自学的。所以有人就怀疑了，孔子有那么多知识，文化水平那么高，境界也那么高，他到底从哪里学来的？子贡的回答太好了：“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

   周文王、周武王这种伟大的文化传统，他们的“道”，并没有掉到地上去，在我们国人的身上一代代传下来了。所以我说，人跟文化不能分的。假如每个中国人都把文化变成我们自己了，变成我们内在的生命，这个文化就不会断绝。孔子的时代有很多人，有很多君子。从尧舜禹，然后商汤，然后周文王、周武王，传承下来的文明和规范，都在人的身上体现出来了。孔子就是从这些人身上学的。

   所以孔子首先是自己学了“道”，而且这个“道”一代代传下来。孟子的“道”讲得非常好，后来到韩愈，到朱熹，就正式提出了“道统”的概念。这是一个伟大的文化传统。孔子得到了这个传统，他觉得有义务把它传下去。教育就是把以前的伟大圣贤的心灵，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邵思思：所以在孔子看来，“道”是否教育的最终目标？“道”是什么？

鲍鹏山：在《论语》里，“道”包含“人间正道”“道义”“文化”“传统”这样的含义。可以看出来，孔子对“道”的尊崇，也可以看出孔子的教育，主要教学生什么？在教“道”。这就是“道”，宽泛一点理解就是文化和文明。文化，以文化人。文明，以文明德。《大学》上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以文明德，以文人。用文来变化我们，以文来增进我们的德行。传统文化中对人的道德分类是君子和小人。君子在《论语》中，有时候的表述是“大人”。在孔子之前，君子和小人更多的时候是指身份。上层社会的叫君子，下层社会的叫小人。但是孔子以后内涵发生了变化，更多的时候，君子是指德行高尚的人，小人是指境界低下的人。孔子的教育乃是大人之学，是把小人教成大人。孔子发现这个世界很多坏事不是由坏人做的，而是由小人做的。决定这个世界整体道德水准和文明程度的，不是君子，也不是坏人，是小人。因为君子数量不多，坏人数量也不多，小人数量最多。这个小人不是指品不好，是指境界未必很高。思想品德不成问题，但是境界不一定很高，判断力不一定很强。孔子希望通过教育让更多的普通人变成君子。所以他的教育就是“大人之学”。教育的最高境界还是“谋道”。人间有正道，有个词叫“人道”，人没有道，就不叫人了。

   “谋道”为了什么？就是认同价值，知道是非、善恶、美丑。

                           “求价值”是诸子百家的共同点

邵思思：为什么战国时期会涌现这么多的思想家？在诸子百家中，他们探讨的共同主题是什么？

鲍鹏山：这段时间涌现出这么多思想家，是因为：第一，这是一个大变动的时代，一个传统道德崩溃的时代，一个需要新理论和新价值来支撑当下指示未来的时代；第二，这也是诸侯国之间相互激烈竞争的时代，士阶层成为诸侯国君们的座上宾，应他们的需求，为他们出谋划策，因此各种主张、各种流派也就自然形成了。所以，诸子的出现，是因应着时代的需要，担负着时代的使命的。

   正是这样时代的特殊需求，造成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一个巨大差别。西方更多的是“求知识”“求真”；而在中国，更多的是“求价值”，即：伦理上的价值观，包括对政治的探讨以及很多政策方面的建议。战国时期处于列国纷争的状态，思想市场主要就侧重于各国间的竞争需求，所以政策话题自然就成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议题：诸子要给国君们出谋划策，要教他们如何在列国纷争之中占据上风……因此关于伦理道德的讨论就非常多。

   另外，至少从西周开始，甚至可以追溯更远的上古时代，中国人更多强调的是“德性”。这也是人们从历史中获得的教训：人们从商代以前的历史中发现，一个有德性的统治者能够长治久安，能够得到天下更多人的拥护。而一个德性不好的统治者，很快就会崩溃。因此，伦理、道德是诸子百家们喜欢谈论的话题。知识论让位于伦理学，是中国文化从春秋战国就区别于希腊雅典的文化特色。而且，中国古代的伦理学，尤其是春秋战国时候讲的道德，比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一开始并不是针对普通人，而是对君子的要求。君子就是国家上层的管理者们。儒家认为君主有天然的使命，就是“行道”。司马迁讲“失道”则“秦失其政”，这个“道”就是典型的儒家观点。

   道家对于战国时代的君主们是不抱儒家这样的希望的。儒家，如孟子，他们知道这些诸侯们的素质都是不高的，德性是不好的，孟子对他们的鉴定是：“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但对这些诸侯，他们仍然不愿意放弃。他们愿意做罪人们的老师，热心地教他们。所以儒家是“热心肠”的。而庄子，他认为这些诸侯根本是教不好的，所以就彻底地放弃了他们。这是儒家和道家的一个重要区别。当然，我们从中看出道家的理想化君主的标准，道家心中理想的君主跟儒家实际上一样的，它也认为君主是要“有道”至少要“行道”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儒家、道家、墨家，他们都认为君主是“道义”的代表，君主代表的是天下人的利益，而不仅仅代表自己。再说人际关系。在儒家看来，人际关系从人格的角度来说，是平等的；从政治运行的角度来说，是互相制约、互相平衡的；从双方关系得以确立的角度来说，是一种契约关系。“平等”“制约”“契约”是理解儒家人际关系的关键词。“平等”是人格平等。“制约”好理解，是合作和制衡。“契约”是什么？契约的核心叫“义”，“义”是契约的前提。君主如果没有道义的话，君臣关系自然就解除了，不存在一个天然的君臣关系，至少在先秦的儒家里是没有这样的观点的。君臣是“契约”关系，搞得好大家就在一起做君臣，搞得不好就走。所以，春秋战国各国的士，甚至大夫，在自己的国家里待着不舒服了就跑别国去了。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孔子到处游历，不是一直待在鲁国，当鲁国国君的臣子。孟子也是这样，他是邹国人，但他一生大多数时间不在邹国。在儒家看来，没有什么天然的君臣关系，必须要有个“契约”，也就是“义”。

   另外，人际关系往往是权利义务为一体的。在诸侯国里，君主是贵族的整体代表，这些上层大夫、士再往下面一层，叫“国人”，就是居住在城市里面的人，这是当初跟着始封君迁徙而来的周族人的后裔，是第二个层次。住在城外的叫野人，是本地的原住民土著。国人享受很多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权，也享有税收上的一些优惠。但野人就没有这些特权了。与此同时，国人负有保家卫国的责任，所以那时候打仗是国人的义务和责任，野人是没有义务去打仗的，也没有资格。

邵思思：诸子百家为什么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独特的？

鲍鹏山：诸子百家这样的文化现象确实是很独特的，但他们的思想并不是昙花一现，他们的思想一直影响到今天。在中国古代，还有一些时代思想是比较活跃的，比如说魏晋、唐宋、明清，但高度、宽度、厚度和深度，跟先秦时期没法比。

   我们来分析一下古代曾经有过的一些思想活跃时期。魏晋时期主要是由于政治的分裂导致自由空间的窗口被打开，像王弼、郭象这样的思想家就出现了；唐宋这两个朝代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代，政治上比较宽松，所以也出现思想活跃的现象，出现了理学的兴起；明清之际也出现了一些思想大家，比如王阳明、戴震、黄宗羲等。明清之际，中央集权在加强，而在南方，尤其是江南，商品经济发达，很多人可以不依赖朝廷，因为他们或有自己的土地，或依赖私人，或依赖文化市场（字画市场和图书出版），包括办私塾——“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郑板桥《道情》），也可聊以为生。

   虽然秦“二世而亡”，但秦以后的王朝基本上国祚都是几百年，实行的好像都是“秦制”啊，为什么别的朝代能持续几百年？奥秘就是“秦制”和“周制”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妥协和平衡。秦制管到县级以上，周制在县级以下，这叫“皇权不下乡”。我们可以理解为“秦制不下乡”，老百姓的生活更多还是像周朝一样，由长期形成的一些风俗习惯来决定，受一些传统规矩的约束。婚丧嫁娶、家庭伦理、邻里乡党、祭祖生子，都不是直接由皇权来管的，而是由乡绅或者大家族里面的族长来管。家族是靠礼乐文化来管治，这就是周朝的传统。历代的这些思想大家，他们生活在乡下，在这里他们找到了自己的生活空间。生活空间有了，自然有功夫思考了。

                             “荆轲刺孔子”是把目标找错了

邵思思：儒家被认为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近代以来，许多人对儒家思想有所反思。您是怎么看的？

鲍鹏山：我坚决反对那种把传统文化完全否定的主张，也反对人为区分精华糟粕的做法，这种主张和做法意味着对传统文化缺少敬畏。我们所能知道的，可能还真是九牛之一毛，面对传统文化，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自大和傲慢。制度是可以被设计出来的，而且实际上就是被设计出来的，比如秦朝的郡县制、西周的分封制。如果我们把一切的国民性的特点都归咎于文化的话，那就出现了秦晖所说的“荆轲刺孔子”。什么意思呢？秦始皇代表了一个制度，而孔子代表的是一个文化。我们不要把制度的问题当成是文化的问题，这样就找错目标了，你本来应该是刺秦的，结果变成了荆轲刺孔子。

   近代很多学者，急迫想让中国走向现代化。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并不认同他们的这种看法：只有彻底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够走向现代化。这不管是从操作的角度还是事理逻辑的角度，都有问题。

   现在很多人把传统文化中的糟粕打在了儒家身上，这是严重的误读。一种文化，就像大自然的生态，有鲜花还有杂草。文化是一种生态，要让它有生生不息的生长发育能力，让一个民族的人在这里能够不断地休养生息，就必须允许这种文化能够包罗万象。这是第一。

   有的人对儒家文化进行严厉的否定，但他们所指出的那些负面的东西、阴暗的东西，其实不是儒家的，而是法家的。班固讲“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儒家历来是倡导教育的。中国古代传统跟西方传统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西方是“宗教”，我们是文教。“文教”就是文化教育。孔子讲“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意思是受过教育的人民才是好的人民，所以儒家从来不放弃教育。主张这个的是法家，李斯讲“以吏为师”，废除“二心私学”，直接把教育废除了，不需要老师了。

   儒家讲的人格理想是什么？孔子推崇“君子”，讲“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孟子讲“大丈夫”，要做“豪杰”，要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这跟奴才人格有哪一点相同呢？如果读读中国传统经典，就知道，所有儒家的著作都在讲人要做个君子，要堂堂正正，要有骨气，要懂礼义廉耻，要忠孝节义。

邵思思：现在人们倡导传统文化，倡导国学，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传统文化、传统学说呢？

鲍鹏山：有这么一股“传统文化热”，很好。但是，它应该是个常态，而不仅仅是某段时间的一种现象。今天这个文化回来了，是个好事、好现象。生活中总要有一点美学，要有一点文化，要有一点诗意，要有一点超越衣食住行的东西，要有一点精神层面的东西，就是我们讲的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