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宗府,驰名海内

--鲍照在隋唐的接受述论

□ 罗春兰

关键词:隋唐;鲍照;传播;接受;期待 视野 摘要:本文主要陈述鲍照在隋唐为读 者所接 受的状况,并对其原因进行全面 探析。鲍照在隋唐时期得到充分首肯和接 受,成为其接受史上的高峰期, 这主要是 因为鲍照的创作切合了隋唐人 的期待视 野,同时,鲍照资料在隋唐的广泛传播,也 为其广为接受提供了必要条件。

[中图分类号]I206. 2 [文献标识码]A [文 章编 号 ]1003-7535(2012)03-065 -05

叶嘉莹先生曾经指出:南北朝时期“给唐代影响最多的一位作者是鲍照”(1)。隋唐时期对鲍照的认知与接受有了重大进展,并形成了空前的规模,更多的作家、理论家,以宽阔的视野、深邃 的理性认识、接受鲍照,使得唐代成为鲍照接受的高峰期。随着历史的发展,后人论元嘉体诗逐渐以“谢鲍”并列,代替了初时的“谢颜”。鲍照作品内容的丰富多样性,在整个魏晋南北朝几乎无人可以企及,几乎在唐代诸诗歌大家和诗歌流派中, 我们都可以看到鲍照的影响。无论是豪迈奔放的边塞放歌,还是婉转柔媚的宫廷吟唱,无论是盛唐之李杜,还是中唐之韩、白, 都有接受鲍`诗的因子。明人张溥《鲍参军集》题辞说鲍照“诗篇创绝,乐府五言,李杜之高曾也”(2)(P176)。清人何焯甚至说:“诗至明远,发露无余,李、杜、韩、白皆从此出也。’"(3)(P9252 鲍诗富于力度、充满激情、自我形象鲜明的特点, 深刻影响了有唐一代诗人。大量“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作品产生,自然也包括有鲍照的影响。而鲍照的影响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与鲍照诗歌的特质顺应了隋唐人的审美期待视野又是分不开的。

一、隋唐人的鲍照评价

在隋唐人心目中,鲍照已不再如在南朝那样“沉沦下僚”,而开始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大家。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唐初史学家刘知已(661- 721)对于鲍照“文学宗府”的评价。刘知几于著史强调直笔,提倡“不掩恶,不属善”、“爱而知其丑, 憎而知其善”的态度。在其专著《史通》中,为鲍照大鸣不平:“至若鲍照,文学宗府,驰名海内,方于汉代，褒朔之流。事比阙如,何以申其褒奖?”(4(P529)对于裴几原《宋略》中把鲍照的事迹完全忽略提出强烈批评,认为鲍照完全可与汉代著名的辞赋大家王褒、东方朔相媲美。“文学宗府,驰名海内”也成为鲍照在唐人心目中位置的一个概括。我们还可从《史通》中看到刘知己对鲍照文本的接受,《鉴识篇》:“若《论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将烟尽火灭,泥沉雨绝,安有殁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4)(P473) 其中“逝将烟尽火灭,泥沉雨绝”即仿鲍照《芜城赋》“皆薰歇烬灭,光沈响绝”。它说明,鲍照之作已经于不知不觉中深人唐人诗心之中了。“文学宗府，驰名海内” 之论表明,唐代的鲍照已经不再是“才秀人微，取湮当代”了。与之可以相互应证的是,诗人李瀚的《蒙求》诗,概括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历数历代名家,以“鲍照篇翰”与“陈琳书檄”并称,将他视作诗家的代表。在唐人心目中,鲍照甚至成了“才子”、“诗人”的代名词。岑参《送弘文李校书往汉南拜亲》日:“未识已先闻,清辞果出草。如逢祢处士,似见鲍参军”。又如李端《赠康洽》“声名恒压鲍参军",以鲍照来衬托康洽的诗名。唐裴敬在《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中，称李白以前 “以诗称者”,仅提到何逊、谢眺、陶潜、 鲍照的名字。(5 附录一《河岳英灵集》 卷中“崔颢”条记载殷璠云:“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多陷轻薄,晚岁忽变常体, 风骨凛然。如‘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 错落金锁甲，蒙茸貂鼠衣' ,又‘秋风吹浅草,猎奇何翩翩。插羽两相顾,鸣弓新上弦’,鲍照、江淹,须有惭色。”6(83)赞美崔颢诗歌“风骨凛然”可掩鲍照、江淹而上。

从唐代诗人诗作中,我们可以一再获得鲍照已经诗名远播的确证。由陆龟蒙的《芙蓉》诗“闲吟鲍照赋,更起屈平愁。莫引西风动,红衣不耐秋”,可见唐人对于鲍照的文章已是烂熟于心。李群玉《言怀》云“白鹤高飞不逐群,嵇康琴酒鲍昭文。此身未有栖归处,天下人间一片云”, 以鲍照文章与嵇康琴酒相提并论。韦庄《江行西望》:“西望长安白日遥,半年无事驻兰桡。欲将张翰秋江雨,画作屏风寄鲍昭。”鲍照曾作《喜雨》诗,这里“寄鲍照”意谓江上雨意颇有诗情画意。戎昱 《送苏参军》:“常叹苏生官太屈，应缘才似鲍参军。”也是对于鲍照诗歌才能的首肯与仰慕。杨巨源《酬于驸马》诗:“戚里旧知何驸马,诗家今得鲍参军。”作者在这里以鲍照类比于驸马以示其才情之美。杨巨源似乎对鲍照情有独钟，在他的另外一首诗《酬崔博士》中，也引用了“玉壶冰”之典以明己志。

在唐代,鲍照在诗史上的地位无疑比 颜延之高,“鲍谢”比“颜谢”更多地出现于诗人论家的笔下。白居易《寄李蕲州》:“下车书奏龚黄课,动笔诗传鲍谢风。”白居易对于前代诗人首肯不多,对于鲍照,也批评其“狭”,这里“鲍谢风” 的概括,可视作是鲍诗流传之广的一个实录。冯伉《和权载之离合诗》“车马退朝后,聿怀在文友。动词宗伯雄,重美良史功。亦曾吟鲍谢,二妙尤增价。”作者把鲍谢并称为“二妙”,也是对鲍照诗史地位的 --种确认。此诗流传很广,《唐诗纪事》 卷三十一“冯伉"条有记载。可见这一评价,既是时人的议论,也为后人广为接受的定评。沈德潜《古诗源》云:“诗到于宋,声色大开,诗运转换也。康乐神工默运, 明远廉偶于前,允称二妙。延年声价虽高, 雕镂太甚,未宜鼎足矣"(7] ,也以鲍谢并称“二妙”而延年不足与之匹敌。可见唐人论元嘉体诗的意见，作为一份历史遗产被继承了下来,“谢鲍”(“鲍谢”)并列代替了南北朝时的“谢颜”(“颜谢”) 并称。当然,隋唐对鲍照的接受并非全然 是喝采,不以为然者也偶有所见，如王通就指责鲍照“急以怨”,有违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再就是白居易也曾在《与元九书》中从“美刺”标准的角度对鲍照提出过批评。在王通的观念中,鲍照的诗常常洋溢着激愤之情,有违儒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教”,是“险俗”的 “郑卫”之音,故被视为“古之狷者”。白居易认为:“晋宋以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奧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 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晋宋时代的谢灵运多写山水，陶渊明则偏爱田园,江淹、鲍照更不如陶谢,梁陈间更是 “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不过, 王通、白居易这样站在儒家正统立场上的立论,这样的偏激之声在整个隋唐时期非常微弱,称扬和广为接受鲍照才是当时的 主流。

二、隋唐读者的接受视野

鲍照在隋唐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这固然说明鲍照及其作品本身具有丰富而巨大的艺术魅力,但也与这--时期的社会风尚和审美心理密切相关。隋唐较之南北朝，在学术、审美风尚文学观念上的种种状况 均起了极大的变化。

鲍照诗与隋唐人接受心理与精神气度的契合。大唐的盛世气度,使得唐人在对文学传统承继问题上禀持着良好的兼容并包心态。他们“别裁伪体”“转益多师”,因此得以集大成,在诗歌创作上大有创获。虽然他们在思想意识、文学观念上以批判六朝绮靡为目标,但毋庸回避的是,隋唐诗人都深受六朝文学的浸染,观念的自觉并未妨碍他们对六朝文学丰厚积淀的接受。唐人正是本着继承前人而又不墨守成规,敢于创新的精神，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而超越前贤, 成就了文学上的巨大辉煌。

唐代又是个性充分解放、创造力激发的时代,人们对文学天才有着非常强烈的推崇心理，在诗文中恣意任才使气挥斥方遒,对美的事物极度敏感,“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的鲍照诗，恰好符合此时读者的审美标准。

鲍照诗歌所呈示的作者精神气质与唐人颇为类似,这是鲍照在唐代广为接受的重要原因。唐代对鲍照的接受首先根植于唐代尤其是初盛唐的建功立业、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这一时期充满着英雄主义的激情,鲍照诗正是在这个基点上与之遥相呼应。唐代政治开明,也为一代文人建功立业开拓了广阔道路,树立了强烈信心, 同时,由于唐代继承并发展隋制,用科举考试制度代替魏晋以来举人的九品中正制,打破了几百年来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制科与常科的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种风尚不仅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在政治上也激发了文人们的政治热忱。因此，唐代诗人无不对功业进取充满热情,对儒生生涯却表示鄙夷不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 行》)。“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王维 《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宇》。“万里何辞死,一.朝得成功。....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高适《塞下曲》)。“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岑参《银山碛西 馆 》 )。 “ 开口取将相 ”(杜甫 《 八哀诗》);“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 州 ? 请君暂上凌云阁 , 若个书生万户侯?”(李贺《南园》其一)在这种情形下, 充满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的鲍照诗,自然切合了唐人的期待视野,从而获得了接受理论所说的“视野融合”。特别是初唐、盛唐时期,隆隆上升的国势增强了唐代诗人豪迈的功业热情,对功业进取的共同期待,使他们对鲍照诗的接受极为自觉。

鲍照的寒微出身与唐代庶族文学的兴起以及审美风尚的转变相合拍,这是鲍照广为接受的又一个重要原因。隋唐以来, 朝廷自觉地开放仕途,吸引和控制寒士阶层。特别是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 将世族手中的选官权收归朝廷。“五服之内，政决王命,一命拜免,必归吏部”(《通 典·选举五》)。

从诗歌创作主体及内容上来看，唐前诗歌,除民歌及古诗十九首等少数篇什外, 几全为贵族文人之作品,写作题材狭窄, 内容贫乏,不能引起广大民众的共鸣。正如王运熙先生所说:“汉魏时代的乐府民歌中的文人诗作,直接写农民的虽少,但有一定数量的篇什，...可惜这个传统在建安以后整个魏晋的诗歌中没有得到继承。在这段时期中,出现了阮籍、左思、刘琨、郭璞等杰出诗人,其诗歌在内容、形式上都各有成就与特色，但共同的缺点是没有涉及下层社会。到东晋时代,由于玄学长期流行,玄言诗大盛,风靡诗坛。”“不关心动乱的社会现实,不关心广大下层人民的痛苦,是建安以后特别是东晋时期文学创作的一种普遍风气。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南朝,反映在刘勰、钟嵘等杰出批评家的言论中。”整个南北朝时期,诗人们倾心于林泉高致,除出身寒微的鲍照外,余者更不曾涉及下层人民的生活。

到了唐代,诗歌的创作主体有了很大的变化,已不再是贵族文人。初唐成就较大的诗人王绩、虞世南、李百药、上官仪、 苏味道、李峤、崔融、杜审言等人,或出身寒微,起于乡里,或家道中衰,人微言轻。而王杨卢骆等及“初唐四杰”更是“陟志远而心屈,遂才高而位下”(王勃《涧底 寒松赋》),乃典型的寒门庶族。盛唐以降, 知名诗人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 孟郊、张籍、白居易诸人,均非养尊处优之贵族,而为从穷困流浪中奋斗出来者。 在唐代即使出身名门,也没有实际的政治意义。经过隋、唐两次易代和唐初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原有的门第品级已失去了意义。杜甫说到画家曹霸,是“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9](《丹青 引赠曹将军霸》)这就表明,过去的高门士族,即使是曹霸那样出自帝王世系的人, 在当时社会上也被等同于庶族了。唐初新修著录门阀等第的《氏族志》,唐太宗就指示要“崇重今朝冠冕”，“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10] 在唐时,现实的社会地位显然比旧时的出身门第更显得重要。出身微贱的人是可以靠政治或文学才能致身通显的;而衰宗落谱的世家子弟的身分地位则与庶族无异。虽然有些文人出身贵族,如王勃、王维都出身于山东郡姓太原王氏,李华、李观出身于同样是山东郡姓的赵郡李氏，杜甫出身于关中郡姓京兆杜氏,元稹为后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孙,李贺还是李唐宗室贵胄, 如此之类,这种高贵的门第出身对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几乎没有实际意义。从他们的社会地位、思想习俗以至靠科举求进身 的经历看,与其他庶族的境遇无异 。 [11](P21)诗的社会基础因之扩大,一向由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至此转移至民间诗人手中，而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唐人爱好诗歌也成为普遍风气。《全唐诗》 中收录了很多和尚道士、尼姑宫人、歌妓, 以及无名氏的作品,可以看到诗歌在唐代的确不再是少数贵族文人的专利品。唐代小说不少引用诗歌,变文和其它通俗文学大量应用五言、七言诗歌作唱词,都说明群众对诗的喜爱。高适、王昌龄、王之涣 在旗亭听歌妓唱诗的故事,以及白居易的诗传诵于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的事实,更可以想见著名诗人作品在民众中 广泛流传的盛况。这种诗歌和群众之间的亲密关系,是过去的诗人所无法想象的。 唐代庶族文学的兴起,使得这一时期文学风貌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文学总的发展方向是清真、自然、平畅、质朴,而这正是六朝庶族文学代表鲍照诗的基本特点。其审美倾向,也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崇尚典雅纤称经由初唐的文学改革,转向中唐“尚实、尚俗、务尽”, 进一步走向平易质朴。与雅正典丽的颜诗相比,富有平民性格的鲍照诗歌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更能广为接受。正如王运熙、 顾易生先生所说:“南朝诗人，颜延之、 谢灵运、鲍照三家并称,在当时都很有影响。但颜诗往往大量用典,显得板重滞涩, 缺少‘自然英旨'(钟嵘语),成就实出谢、 鲍之下。唐人(包括王昌龄、李白、杜甫等)论南朝诗家,往往赞美鲍、谢，很少推许颜延之,是颇有见地的。这里也反映了许多唐代诗人崇.尚清真自然、反对‘错彩镂金’(汤惠休评颜延之语)的审美标准。”(12)(2)2)

鲍照独特的乐府诗创作与唐代乐府诗的复兴和盛行关系密切。鲍照在唐代广为接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唐代出现了古乐府创作的热潮。南朝乐府的创作有平民及文人仿古两类,到了隋唐,虽无平民创作的乐府,但文人仿古乐府却大量涌现。唐初为乐府者虽然不多,但初唐四杰各有乐府歌辞,王维善解音乐,王昌龄长于短制,岑参、高适为乐府创作大家, 崔颢乐府让“ 鲍照 、 江淹须有惭色 ”,13)(31) 李白以 “ 一切文学为乐府”,杜甫、元白倾心制作新题乐府,韩愈以文为乐府,其门下刘禹锡、柳宗元、王建乐府也甚著名,孟郊、李贺、顾况、大历十才子,无不擅长乐府....唐代几乎所有的名诗人都介人了乐府创作。权载之 《韦渠牟集序》:“君年十一，尝赋《铜雀台绝句》,右拾遗李白见而大骇，因授古乐府之学 。且以瑰琦轶拔为己任。”(《新唐书》卷一六七《韦渠牟传》也有记载)“乐府”成“学" ,尤可说明乐府诗在唐代的繁盛。出现这种局面,与唐代君主大力提倡有关,罗根泽先生认为唐代出现创作乐府热潮的原因就在于此:“唐初以至中世(玄宗)之君,皆知音善乐,又以天下平定,四海父安,休养生息,文人辈出,殿廷之上,变为唱酬弦歌之所。在此种空气、此种环境下，自然可以产生大批文人乐府。”(4)(P161)爰至唐代, 出现了汉以来又一个天下一统局面,唐帝国需要礼乐并举以张声威 、 以化民俗,“乐者,太古圣人治情之具也。人有血气生知之性,喜怒哀乐之情,情感物而动于中,声成文而应于外。圣王乃调之以律度,文之以歌颂,荡之以钟石,播之以弦管, 然后可以涤精灵，可以祛怨思。施之于邦 国则朝廷序,施之于天下则神祗格,施之于宾宴则君臣和 , 施之于战阵则士民勇。”(《旧唐书·乐志一》)唐王室本为西北以军功起家的六镇集团(由鲜卑及胡化汉族构成,以骁勇善战著名)，“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豆陵氏,高宗之母为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515SP5) 是故他们对节奏铿锵、风格劲放的军乐有着天然的爱好,如《破阵乐》,又名《秦王破阵乐》,当太宗为秦王时,屡有征讨,故有此曲,太宗亲制《破阵舞曲》，“观者见其抑扬蹈厉 ,莫不扼腕踊跃 ,凛然震竦。”(同上)继太宗之后,高宗更好音乐，命乐工对前代亡轶的琴曲加以整理,“定其宫商,然后教习,并合于歌”(同上)武 后亦复有乐癖,据载，《坐部伎》中《天授》及《鸟歌》,便是武后所作。

唐玄宗对音律尤为精通,其对音乐沉迷之深 , 在历代国君中更是绝无仅有:“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同上)玄宗既爱传统乐曲,又对当时的俗乐一五调法曲(所谓的 “胡夷里巷之曲”)迷醉至深，“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 教于梨园 , 声有误者 , 帝必觉而正之。”(《新唐书.礼乐志》十二)故“乐府至唐代,已至由分化渐成就至衰落时期, 而能产生大批之文人乐府,使乐府文学得 一完美收场,君王后妃之提倡,与有力焉 '[14](P161)鲍照于乐府诗成就甚高是为公论。“与鲍氏同时而略前者有两大诗人, 一为陶渊明,一为谢灵运。陶诗默契自然, 开后世田园一派;谢诗苞含名理,为千古山水之宗。其境界皆高,在诗史上之地位, 亦极重要,然陶谢二人,并绝少乐府之作, 陶仅临终所制《挽歌》三首,谢作较多, 亦不逮其诗。故以诗言,陶鲍谢三家,后先鼎足 , 以乐府 言 , 则当让鲍照独步。”(16)(P260)“元亮、延之,绝无七言,康乐仅一二首,亦非合作。歌行至宋益衰,惟明远颇自振拔,《行路难》十八章, 欲汰去浮华,反于浑朴,后来长短句实多出此。 与玄晖五言 ,俱兆唐人轨辙矣 。 '”[17](P45)(胡应麟《诗薮》)六朝诗人中在乐府诗创作方面有着卓越成就的鲍照,在唐代乐府诗创作出现热潮的情形下大受青睐,势在必然。“南朝唯一鲍照, 能自振于流俗,故唐人亦每乐道之。胡适之谓高适最得力于鲍照,其实何止高适， 唐代诗人得力 于照者固甚多。”(14)(P183)

三、鲍照诗文在隋唐的传播

鲍照诗文及传记资料在唐代的广为传播,也为鲍照的广泛接受提供了必要条件。在唐代，文学的传播方式可谓多种。对于前代作品来说,通常的形式主要是靠书籍流通的方式得以传播:一是通过选本。 除了《文选》《玉台新咏》等旧有的收录六朝作品的选本之外,如唐人编的《古文苑》收录大量六朝文人作品,对六朝文学文本的传播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文集的流行。六朝人诗文集在隋唐虽非极为通行，但是不少文人学者还是通过一- 些渠道阅读接受前代文本。而关于鲍照诗文的接受,其渠道主要有如下几种:

1. 鲍集的流传。据史书记载,唐魏征《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五)“宋征虏记室参军《鲍照集》十卷”并加以补注曰 “梁六卷”、后晋沈晌《旧唐书·经籍志》 (卷五十一)“《鲍照集》十卷”(18]、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艺文志》(卷六 +)“鲍照集十卷”。据此我们或可推知, 鲍诗在虞炎编集前，“年代稍远,零落者多,今所存者,倘能半焉”(虞序) ,但《鲍照集》自诞生之后,散佚不多,至唐代有十卷本及六卷本两种,鲍照文本得以较完整地进人唐人的视野,这对于鲍照的接受具有根本的意义。

2. 文学选本。据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9)<985-222)统计,唐人编的诗歌选本就有一百三十七种,另存目五十余种。其中通代诗选有《古今类序诗苑》、《玉台后集》等六种,通代诗文合选本有《文馆词林》《芳林要览》等十余种,惜乎现在流传下来的不多,无从考察收录鲍诗的情况。文学选本的广泛传播,尤其是 《文选》在唐代的备受重视,是鲍照传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途径。鲍照诗在唐代影响甚大，这与《文选》在唐代的广为流传密切相关。《大唐新语》、新、旧《唐 书》都有大量关于唐代学者注释《文选》、讲授《文选》的记载,都反映了此书在当 时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当时的流行程度。“如果说批评可以对于作家发生指导和帮助的话,总集就是一种具体的标本示范”(20)(P46) ,《文选》即是唐代集学术性与实用性于一身的总集典范。唐朝诗人李白、杜甫都学《选》诗,从《选》出。南宋理学家朱熹说:“李太白始终学 《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朱子全书.论诗》)相传李白曾三拟《文选》<《酉阳杂俎·语 资》)。杜甫也在《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 诗中写道:“呼婢取酒壶,续儿颂《文选》。” 在《宗武生日》诗中说:“熟读《文选》理,休觅采轻衣。”近代李详先生曾经对唐代大诗人的作品进行过全面考察,认为《文选》几乎影响了所有的唐代诗人,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鲍照的影响。(21)

3. 史书。史书中的《鲍照传》也是鲍照得以为唐人所接受的一条重要途径。隋至唐初纂修了一批重要的史书著作,自隋姚察的《梁书》至初唐史家魏征的《隋书》、李百药的《南史》、《北史》都留下关于鲍照的传记或一些记载。唐李延寿《南史》中涉及鲍照的材料六条,其中卷十三《临川烈武王道规传》下记载了“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有辞章之美"而为义庆所重用,后附《鲍照传》,除了照录沈约《宋书》资料外，还记载了鲍照献诗一事,此条材料为其他史书所不载;卷三十 四《颜延之传》记载颜延之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之事迹;卷五十五《吉士瞻传》载吉士瞻诵鲍照诗:“竖儒守一经,未足识行藏”;卷七十二《文学传·贾希敬传》宋孝武“问学士鲍照、徐爰、苏宝生”、 “青州世子,东海女郎”之铭之事;卷七 十七《恩幸传》载:“孝武以来,士庶杂选, 如东海鲍照以才学知名,又用鲁郡巢尚之, 江夏王义恭以為非选。”这些材料,对于人们了解鲍照,提供了比较直接的材料。 又,《梁书》卷四十九录有钟嵘《诗品序》, 涉及对鲍照的评价。唐李延寿《北史》卷五记载了北魏孝武帝在逃奔长安前,曾在宫中宴饮咏鲍照的《代淮南王》诗之事。 这些史书一方面为鲍照声名的传播提供了资料,另一方面,其对鲍照的评说也直接地影响着后人对鲍照的接受。

4. 类书及其他记载。唐代建国之初, 就已经承袭南朝编纂类书之习,开始大量编纂类书,这也是唐初把文学当学术来进行研究的一个表现。类书的大量编纂对于文学作品的传播,有着独特的作用,鲍照的诗文,也借助于类书而得以广泛传播。检索现存的四部唐代类书,均涉及鲍照。 如《北堂书抄》卷一百五十八录有鲍照的《河清颂》2194)) ,<艺文类聚》收鲍照诗 49 首、赋 8 篇、铭 2 篇、颂书各 1 篇, 共计 62 篇次。(23)徐坚编纂的《初学记》 录鲍照诗文计诗 15 首 16 次,赋 6 篇 10 次, 颂 2 篇、铭 2 篇,共 20 篇次。《四库提要》评价《初学记》云:“李商隐诗因鲍照《代白头吟》有‘清如玉壶冰'句,遂以“鲍壶” 对“玉琳”,实沿坚之失。”虽然是对《初学记》的批评,但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鲍照诗句流传面之广。此外,其它类别的书也偶有 一些与鲍照相关的资料,如许嵩《建康实录》卷十四记载了鲍照对颜延之 “雕绘满眼”的评价。24)唐杜佑政书《通典》卷一百四十五《乐典》在论及“盘舞” 及“鹤舞'时两度提及鲍照。唐代诗歌传播途径多样,对此论述甚多，如童岳敏、罗时进《唐诗的传播媒介及其范式》就把唐诗的传播途径分为传抄、寄赠、题壁等书面形式及宴咏、侍唱等口头形式。(25) 虽然是讨论唐诗的传播方式,但也是前代诗人及其诗作在唐代的主要传播途径。如具有“传抄”性质者,就有文馆学士抄录 《翰林学土集》、《珠英集》以及类书《初学记》中的相关内容。无疑,鲍诗与当时诗歌名作一样,也通过这种种渠道得以流传。

鲍照在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是盛唐文学的先驱之一。其作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跨越南朝而上,就其对隋唐诗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而言,堪称元嘉第一人。鲍照诗文在六朝的被忽略,及其在唐代的被发现和推崇，也许正说明,鲍照是超越于他的时代的,他更应该属于唐代,他“文学宗府,驰名海内”的地位是在唐代确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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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鲍照”自唐武后起,多避讳为“鲍 昭”,本文均改作“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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