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受尽磨难，屡遭挫折。还在懵懂少年时代，就因不懂事和好奇心的驱使，曾做过一件荒唐无知的愚蠢事，并因此而受过记大过一次和留校察看、以观后效的行政处分。这也是我人生历程中唯一受过的一次处分。今回忆起来，实在愚昧可笑。这件事发生在特殊的年代，但在我的心灵深处却打下了永远难以释怀的历史烙印。
这事还得追溯到距今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大跃进年代。

       一九五九年下学期开学不久，时年九岁半的我正在南岳完小读小学三年级。正是秋天，风和日丽、秋高气爽。一天晚上，妈妈带着我在座落于南岳大庙正前门进门处右侧的电影院观看了南岳文工团演出的大型现代革命斗争题材花鼓戏《一家人》。这是我第一次跟着母亲看戏，其实什么剧情都不懂，只看见舞台上敌我两军双方互斗互打，又唱又做，很好看。我边看边听妈妈讲解，他不时地还问我∶“容颐，咯戏好看不？”我回答妈妈∶“真好看！”妈妈指着舞台上的国民党军官扮演者，故弄玄虚地又问我∶“你看咯甲穿黄军服的军官是哪个？”我回答∶“不晓得！”妈妈又提示我∶“你再仔细看看，那国民党军官到底是哪个？”我们因为是该剧团演职员家属，是免费观看，故只能坐在后面几排没有卖出去的座位。加上我人又小，根本就看不清舞台上的演员角色扮相。于是，我狐疑地问妈妈∶“妈妈，我真的不晓得他是哪个。”这时候，妈妈才直言相告∶“那是你爸爸”我又好奇地问妈妈∶“妈妈，爸爸为什么成哒大坏蛋？”妈妈告诉我∶“傻来几，那是演戏，坏蛋也是好人扮演的。”我恍然大悟，天真幼稚地说道∶“哦！我晓得哒，爸爸是好人，不是坏蛋。那国民党是吗咯党？”妈妈又告诉我∶“国民党是和共产党争天下的一派反动势力。”我又回答∶“哦！我晓得哒。那共产党又是一个吗咯党呢？”妈妈又不厌其烦地告诉我∶“共产党就是帮老百姓打天下的党，他的头头就是毛主席。”我听了妈妈的回答，若有所悟地说∶“我晓得哒，原来是课文上说的毛主席共产党啊。”妈妈说∶“对！你莫再问哒，我们看戏，莫妨碍人家看戏。”我说∶“好！”于是，我在妈妈的引导下，似懂非懂地看完了演出。
       散戏以后，妈妈带着我来到了后台侧面的化妆室，我好奇地看着叔叔阿姨们卸妆，又看了看爸爸，觉得爸爸穿着那身军服真好看又威武，心里很是羡慕。不久，爸爸他们卸完了妆，我便跟着父母亲回了家。
第二天上午，我在学校里把我昨晚看戏的事情眉飞色舞地告诉了小同学们，且边说边模仿剧中人物的言语动作，同学们也听得出神入化，纷纷对我说∶“容颐，你明天就把你爸爸的军装带来，给我们看看。”我毫无顾忌地回答他们∶“咯要吗咯紧〔没关系〕，你们明天看我的。”
俗话说∶“童言无忌。”说到做到，次日清晨，吃过早饭后，我瞒着父母亲，偷偷地把父亲的戏服、即国民党尉级“军官服”和“军帽”一并装进了书包，连蹦带跳地来到了学校。当年，戏服都是由演员各自保管。
那天，第三节课是体育课，老师带我们做完体操之后，布置我们自由活动，几个和我要好的调皮男同学不约而同地问我∶“容颐，你爸爸的军装带来了没有？”我无所顾忌地回答∶“带来哒。”他们迫不及待地说∶“快，你快拿出来穿给我们看看。”于是，我手忙脚乱地从书包里拿出那套“国军服装”，胡乱地穿戴了起来。
       不一会儿，我穿着一身与我的身材、年龄极不相称的“伪军官服”、头戴“军帽”，我活像一个武大郎，装模作样地在众同学们的面前胡乱地表演做作了一番。好不痛快，好不过瘾，也很得意。
这时候，老师来到了教室，她见我这般滑稽可笑的模样，既好笑又可恨。她严厉地对我说∶“唐容颐，你这是在干什么？谁叫你这么做的？你看，这像什么话？”话未说完，校长肖至全恰巧路过，见状便声色俱厉地大声训斥我∶“你叫什么名字？”老师告诉他∶“他叫唐容颐，一贯调皮捣蛋，不守规矩。”校长听后，严肃认真地说∶“这事得好好管一管，决不轻饶！”我胆怯地连忙脱下了那套“伪军装”，又装进了书包，心想，糟糕，大祸临头了。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第二天上午，全校师生按年级班次排队到学校大礼堂开大会，我所在的18班被安排站在礼堂前排靠中位置。大约九时整，大会开始了。待会议主持者〔记不清是谁了〕宣布会议开始后，肖校长神气十足地从主席台中间座位上忽地一下站了起来，对着话筒，神情严肃地说了如下一番使我终生难忘的话，他滔滔不绝地说道∶
       “老师们！同学们！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主要是批判教育初18班的唐容颐同学。”他看了看台下，润了润喉咙，接着又说道∶唐容颐同学一贯调皮捣蛋。不遵守校规，公然在光天化日之下，身穿国民党伪军官服，在全班同学面前大肆炫耀。他小小年纪就向往国民党，无视老师的劝导，真是太反动了，太无耻了。经校委会紧急商量，决定给予唐容颐同学“行政记大过”处分，留校察看一年，以观后效”。
       我听了之后，顿时吓得全身直冒冷汗，浑身哆嗦，异常害怕，更感后悔。至于肖志全校长后面又讲了些什么话，我已无心去听了。熟悉我的师生们都用异样的目光看着我，我当时却像个罪犯似的，一直不敢抬头直视他们。
      散会之后，我灰溜溜地没精打采回到了教室......
     自那之后，我的性格完全变了，从一个爱蹦爱跳的活跃份子变得沉默寡言了。
不过，以后的几年里，学校一直没有撤销对我的处分，也没有开除我，我好不容易地读完了小学六年级，直到一九六四年六月，由于这种原因，我虽然学习成绩优秀，却不能进公办学校读书，便被“考”进了南岳民中读书。
     这是我一生中受过的唯一一次政治处分。说来也很冤枉。说实话，当年才九岁多的我，又能懂多少事呢？哎!只怪那个“反右”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