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辩“泗城土府世系考”》之诡
和辨《论桂西岑氏源流》之伪
 

最近，宗亲岑仕达给我送来一本名叫《瓦氏夫人论集》的书，书后附录白耀天写的《辩“泗城土府世系考”之伪而论桂西岑氏源流》（以下简称《辩而论》）的文章。这本书是广西人民出版社于1992年8月出版的，据编者后记是把1990年召开的瓦氏夫人学术讨论会提交的论文结集成书的。白耀天的这篇文章是否就是这次讨论会提交的论文之一？是什么时候写的？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是1992年8月之前写的，距今已将近二十年了。对这样一篇老文章本可以置之不顾，但联系近年来否定岑仲淑的文章不断出现，觉得这是一个有计划、有布置的行动，而《辩而论》则是否定岑仲淑的急先锋，自然不能置之不理了。因此，还是耐心地阅读了《辩而论》，并写出本人的看法，标题就套用《辩而论》的形式，内容也针对《辩而论》分成两大部分。下面叙述的内容，便是本人对《辩而论》的回应。

一、论《辩“泗城土府世系考”》之诡
《辩而论》的第一部分，是集中辩《泗城土府世系考》(以下简称《世系考》)的，白耀天说：“正文（指《世系考》的正文），可谓是恣纵谬悠之说，荒唐之言，为了刊正谬误，兹先将该文逐一加以评点。”既然白耀天已逐一加以“评点”，那我就作个“评点”的评点吧。但我的评点不按其先后次序进行，而是按其“评点”中提出的看法和观点进行归类后加以评点。
1、有关词义方面“评点”的评点。
①《辩而论》首先对《世系考》这个标题进行“评点”，白耀天说：“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泗城州才以州升府。王守仁是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年）人，他怎么能称泗城为‘府’？不知道伪造者竟昏了头脑，忽略了此不当忽略的一点还是王阳明这位一代宗师有先见之明象个射击者一样来个‘提前量’？”又说：“《世系考》不仅是明嘉靖年间的王守仁与泗城的‘府’对不上号，而且文辞也不伦不类，第一，‘府’是行政区划建制，它只有沿革的历史，没有族姓的世系更迭，今‘府’而有世系可考，这可令人难作其想了。”从这两段“评点”中，人们可能会认为白耀天是个辞语大师了，号称阳明先生王守仁居然“文辞也不伦不类”，比一代宗师要高明呀！但人们还得细心一些，先作学生，翻开词典看看这个“府”字的词义是怎么解释的。词典对“府”的词义解释有三个：一是指行政区划，如州、府；二是指官吏办公的地方，如政府、官府；三是尊称，如贵府、府第。白耀天对“府”的词义只知其一，不知其余，王守仁所用“土府”这一词，指的就是土衙、土司、土官，那时泗城土官是岑氏当政，所以对“泗城土府世系考”，明白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泗城岑氏土官世系考”，这有什么“难作其想”的呢？白耀天这个“评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真有点不伦不类，“府”的词义连小学生都懂，而白耀天却自以为是并嘲笑王守仁，实在可悲。
②《辩而论》对《世系考》“四年九月，上命枢密襄公狄青为荆湖宣抚使”这一句“评点”说：“‘上’，本系仁宗朝臣对宋仁宗的尊称，王守仁为明人，不当尊其为‘上’。”“上”究竟是什么意思？辞典说“上”的解释之一就是旧时称皇帝为上，这种称法，没有在什么特定情况下才能使用的规定，并不是只有宋仁宗的朝臣对宋仁宗皇帝才能称“上”。白耀天不是熟读了滕甫的《征南录》和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么？因为在你的《辩而论》中多次引用了这两部著作。滕甫这个人据你说是孙沔的门徒，不会是宋仁宗的朝臣，可他的《征南录》从“皇祐四年，夏四月广源州蛮侬智高寇邕州，……”到“……狄以攘寇，难固已鲜哉，因录以示后世云”短短四页，就有“上曰”、“上信”、“上惊”、“上喜”、“上遣”、“上语”共十一处之多。李焘是南宋孝宗时代人，肯定不是宋仁宗的朝臣，而他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第13册第173卷第4170页中就两处用了“上问”、“上壮”，难道你所钦仰的这两位作者也错了么？看来，滕甫、李焘没有错，王守仁也没有错，错的是你想要耍小聪明，结果弄巧反拙。
2、有关词语简称“评点”的评点
《辩而论》对王守仁《世系考》中的一句话：“上命枢密襄公狄青为荆湖宣抚使，督诸军讨智高”几乎逐字作了“评点”，对“上”字的“评点”前面已说过了，对“荆湖宣抚使”和“督诸军讨智高”的“评点”留到下面再说，现就“枢密”和“襄”的“评点”作下面评点：
白耀天说：“宋朝官制，枢密院掌兵权，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4，其或省作‘枢院’、‘密院’、‘枢密’等，南征前，狄青官居枢密院副使，王守仁当知枢密院正副使间的等秩差悬，当知枢密院与枢密院副使的不同，不当冠狄青以‘枢密’之称。狄青得胜还朝，确曾荣耀了一阵子，可没过几年便让人于嘉祐元年（1056年）挤兑，放到陈州去了。他悲愤疽毒发作第二年便死了。宦海仕途，生时坎坷死后荣，宋仁宗给他谥号‘武襄’。‘武襄’与‘襄’有等差。余靖也同时参加征南之役，死后仅得‘谥曰襄’。王守仁身为明朝重臣，谙于封建‘礼教之大防’，不会糊涂到‘武襄’与‘襄’两种谥号也不区分的地步。”王守仁所说的“枢密”指的是机构即枢密院，白耀天也承认枢密院可省写作“枢密”，这样“上命枢密襄公狄青为荆湖宣抚使”便可还原为“仁宗皇帝诏命枢密院襄公狄青为荆湖宣抚使”，正如“上级命民研所研究员白耀天评点王守仁《泗城土府世系考》”可还原为“上级领导命令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研究所研究员白耀天评点王守仁《泗城土府世系考》”一样，这有什么错？而白耀天却偏把“枢密”作官职解，于是便认为王守仁不知枢密院正副使间等秩差悬，这实在可笑。再说“襄”字，查词典，“襄”是助理的意思，过去把经理的助理叫“襄理”，现在多不用“襄理”这一个名了，而直接称“助理”，如“部长助理”、“省长助理”、“县长助理”等，狄青和余靖都是宋仁宗的朝臣，都是辅佐宋仁宗皇帝进行统治的，他们死后，都分别授予“武襄”和“襄”的谥号。“武襄”与“襄”是否有等级差别？因我们没拿到国家的研究经费去博览群书，去引经据典找出它们的等级差，我们这些“穷人”只能从字面上去推敲，“襄”字前面加一个武字，只说明从武的方面协助皇帝进行统治的，但毕竟也还是助理，白耀天好象在为余靖打抱不平，说余靖死后仅得“谥曰襄”。从这句话看来，他认为“武襄”的级别要比“襄”高。果真这样，那你在2008年西林句町国研讨会上的报名册中何不把你的职称“研究员”前面加“民族”二字即“民族研究员”，不就可以提高你的身份和等级了？王守仁清楚这没有什么等级差别，把“武襄”公简称为“襄”公，既顺口又省字，使大家更便于阅读。世人只有白耀天感到不顺口，真是无事找事，庸人自扰。
3、有关官衔简列“评点”的评点。
继续回到上面提到王守仁《世系考》说的那句话：“上命枢密襄公狄青为荆湖宣抚使，督诸军讨智高”。对“荆湖宣抚使”这个官衔和“督诸军讨智高”这个任务，白耀天密集地作了“评点”。他说：“狄青受命南征，官衔是‘宣徽南院使’，职责是‘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宣徽院’是个官衙名，……权力极大。……不能略了，比如孙沔，……因他没‘宣徽院’这一官衔，便要受狄青节制。《考》文如出于王守仁之手，他当不会忽略了这么重要一点。……如狄青无‘经制广南盗贼事’这个钦定权力，他要管两广的事也管不了。《考》文署了狄青‘荆湖安抚使’，他能‘督诸军讨智高’？”在这里我先要指出白耀天前言后语的矛盾，前面说“宣徽院”是个官衙名，后面则说“宣徽院”是官衔，在前面第2个评点中，曾提到白耀天说王守仁不知枢密院与枢密院副使的不同，可真正不知官衙与官衔不同的正好是他自己了，把“宣徽院”当官衔。他“评点”中说的一段话：“狄青受命南征，官衔是‘宣徽南院使’，职责是‘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实是抄录《宋史·狄青传》，狄青传说：“青上表请行，……帝壮其言，遂除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对狄青征讨侬智高的官衔、职责、任务，历代多数有关著作如《宋朝事实类苑》、《太平治迹统类》、《涑水记闻》、《续资治通鉴长编》、《续资治通鉴》、《宋会要辑稿》、《宋故狄令公墓铭并序》、明万历《宾州志》都说：青“宣徽南院使、荆湖南北路宣抚使、提举广南东、西路经制贼盗事。”这是多数著作的共同一致的说法，这个共同一致的说法比较准确，《宋史·狄青传》的说法是有误的。因此狄青征讨侬智高的官衔有两个，即“宣徽南院使”和“荆湖南北路宣抚使”，任务就只有一个，就是“提举广南东、西路经制贼盗事”。侬智高叛乱是贼，因此，“提举广南东、西路经制贼盗事”最主要的就是督诸军讨侬智高。对狄青的官衔，有不少著作是简列的，如清朝吴乘权等辑的《纲鉴易知录》说：“以狄青为荆湖宣抚使，督诸军讨侬智高”。这个说法与王守仁说的一样，只是多了一个“侬”字。《征南录》说：“又以枢密副使狄青为宣抚使”，《宋史纪事本末》说：“会狄青上表请行，遂以为宣抚使，提举广南经制盗贼事。”宋《默记》说：“侬智高犯广南破诸郡，官军屡败，朝廷震动，遂遣狄青作宣抚招讨使。”《滇云历年传》说：“会狄青上表请行，遂以为宣抚使，提举广南经制贼盗事。”这些都简列和着重提狄青“荆湖宣抚使”的官衔，都省去了“宣徽南院使”这个官衔，他们都不认为省去了“宣徽南院使”这个官衔就不能经制广南东、西路贼盗事，就不能督诸军讨侬智高。其实王守仁“上命枢密襄公狄青为荆湖宣抚使，督诸军讨智高”这句话应作整体和连贯解读，不能分割，“狄青为荆湖宣抚使”是宋仁宗皇帝的诏命，“督诸军讨智高”也是宋仁宗的诏命。据《太平治迹统类》载：“辛己，……乃诏广南将佐，皆禀青节制，若孙沔、余靖分路讨击，亦各听其指挥”。有了仁宗皇帝这两个诏命，还怕孙沔和余靖不受狄青节制么？还怕不能督诸军讨智高么？还怕不能管两广的事么？如果认为只要有“宣徽南院使”这一官衔，就一切都可以从事了，那宋仁宗为什么还要下第二个诏命？你白耀天是不是认为是多余的？看来宋仁宗很清醒，并不昏（白耀天在另一篇文章《“内寇”？帝不点头谁作主》中说“宋仁宗是个昏君”）。对狄青的官衔和任务妄加“评点”，就再昏不过了。
4、有关古今地名使用“评点”的评点。
①《辩而论》“评点”说：“……宋皇祐四年……六月，宋仁宗……命杨畋为‘广南东西路体量安抚，经制贼盗’。……杨畋受命之时，侬智高军兵已在广东，杨畋自始至七月被免职都是在广东与侬智高周旋，不涉及广西，《泗城土府世系考》却说‘侬智高寇扰粤西，杨畋征讨’，明与史实不符。同时，今粤、桂二省区，……唐宋二代……除了有‘岭南’、‘广南’、……粤等统称外，也有……‘广东’、‘广西’……‘东省、西省’等分称，然而迄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包括王守仁的大量诗文奏章在内，没见有‘东粤’或‘粤西’等称的。成书于万历四十年（1612年）的《万历武功录》始有……‘粤西’等称。以此为端始，明末《粤西奏疏》、《粤西奏议》等书相继见世，……‘粤西’之称才流行起来。由此而知，《考》文称‘寇扰粤西’的‘粤西’一词，在王守仁时代未曾出现，说《考》文出于王守仁之手，大有‘天方夜谭’的味儿。”这一段“评点”，白耀天是要告诉我们：别人没说过的话，你不能说，别人说过的话流行起来了你才能说。这是什么逻辑？按照这个逻辑，你为什么要说“岑仲淑是天外来客”？在《辩而论》之前没见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呀！你违反你的逻辑说这样的话，自然是不能成立了，就等于乱放屁了。白耀天也承认宋代今粤桂二省区已有粤的统称，也有广东、广西的分称，把两者结合起来，把粤字替代广字，把粤的西部称为“粤西”那就是很自然的了，致于是谁先说先用的？没有去考究的必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王守仁有权利在《世系考》中用“粤西”这个词，他总不能只当学生，不当先生。而白耀天自然也不甘只当学生，不当“先生”，他毫不加思考地指出王守仁《世系考》所说“侬智高寇扰粤西，杨畋征讨”明与史实不符。怎么不符？他说杨畋是宋皇祐四年六月被宋仁宗命为“广南东西路体量安抚，经制贼盗”的职务的，七月被免职，在职只有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中，自始至终都是在广东与侬智高周旋，不涉及广西，所以他就认为“明与史实不符”。果真与史实不符吗？我们不妨再看看《续资治通鉴》，因为这部著作对事件发生的时间记述比较具体：
宋仁宗皇祐四年
六月乙亥（初二）前屯员外郎直史馆杨畋为广南西路体量安抚，提举经制贼盗。
七月甲子（二十一日），广东钤辖蒋偕击贼于路田（属贺州管辖），兵败。
八月丁丑（初五日），杨畋既趋广南，又奏请删康定行军约束及赏罚格颁下，并置捡法官。
八月己卯（初七日），诏谕畋曰：“智高乘飚锐窃发，二广之民日徯官军至，故委卿节制，以歼贼为期”。
九月戊申（初六日），侬智高杀广东钤辖蒋偕于贺州太平场。
九月丙辰（十四日），降广南东、西路体量安抚经制贼盗杨畋知鄂。
又据《侬智高研究资料集——历史文献中与侬智高有关的人物简介》载：张忠，官至英州团练使及广南东路兵马钤辖（一曰广南东路兵马都监），皇祐四年（1052年）六月二十日，被侬智高军击毙于贺州（治所在广西贺县东南之白田）。
据这些史料，杨畋的“广南西路体量安抚经制贼盗”职务从任命（皇祐四年六月初二）到解职（同年九月十四日）历时三个月又十二天，不是白耀天所说的一个多月。张忠和蒋偕这两员大将都是在受杨畋节制和指挥下在今广西贺州与侬军作战中战败被杀的。正因为兵败无功，杨畋才被宋仁宗降职。贺州属于粤西，怎么能说杨畋自始至被免职都是在广东与侬智高周旋，不涉及广西？明与史实不符的不是王守仁的《世系考》，而是白耀天对《世系考》所作的“评点”。“天方夜谭”的帽子还是白先生自己戴吧。
②《辩而论》对《世系考》“大破智高于邕州”这句话认为不准确。白耀天“评点”说：“准确地说应是‘大破智高于归仁铺’”。归仁铺距邕州城五十里，属邕州管辖，这本来不是什么大问题，但白耀天总是想在鸡蛋中挑骨头，只要有点空子可钻，他绝不放过。既然白耀天不想放过，那就再考究一翻，看是白耀天说的准确还是王守仁说的准确。为便于论证，不妨先引述《续资治通鉴长篇》对这场战争的描述，说：“皇祐五年春正月戊午，贼率其众，列三锐阵以拒官军，执大盾、标枪，衣绛衣，望之如火。及战，前军稍却，右将开封孙节死之。贼气锐甚，沔等俱失色。青起，自执白旗麾蕃落骑兵，张左右翼，出敌后交击，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复左，左者复右，贼众不知所为，大败走。侬智高复趋邕州，王师追奔五十里，捕斩二千二百级，其党黄师宓、侬建中、智中并伪官属死者五十七人，生擒贼五百余人。智高夜纵火烧城遁，由合江入大理国。”从这段描述可得出三方面的情况：一是归仁铺只是破了敌阵，侬军开始败走；二是王师追奔五十里，即从归仁铺经四塘、三塘、二塘追杀到邕州城下；三是追杀中杀死的多，生俘的少，说明在追杀中侬军仍有顽抗，并不都是举手投降，束手被擒，尤其是侬智高军师黄师宓、侬智高兄弟侬智忠、侬智高亲信死党侬建中是在追捕中被杀的，他们不会不作殊死的反抗，只是挡不住宋军的冲杀而已。从这三方面的情况看，可以这样说：整个战场是从归仁铺到邕州城下长五十里的线，归仁铺只是冲破了敌阵，灭了侬军的锐气，使之败走，还没有歼灭他的大部分有生力量，大部分有生力量是在长五十里的退路上被歼灭的，他的重要头目也是在退路上被杀死的。只有在歼灭了他的大部分有生力量和重要头目后，才可称得上“大破”。归仁铺只是五塘的一个地名，不能涵盖五塘，更不能涵盖四塘、三塘、二塘和邕州城，而邕州这一词就全部涵盖了，这样“大破智高于邕州”岂不更准确。类似王守仁这一说法的还有其他著作，如《纲鉴易知录》、《（嘉庆）广南府志》都同说：“（皇祐）五年春正月狄青夜度昆仑关，大败侬智高于邕州，智高走大理，广南平。”《（康熙）云南通志》说：“宋皇祐五年正月，狄青大败侬智高于邕州，智高走大理”。所不同的是这些著作用的是“败”字，王守仁用的是“破”字，字虽不同，但意思是一样的，难道这些著作说的也都不准确么？白耀天想从鸡蛋中挑骨头，结果挑出的“骨头”却把他的喉咙卡了，这就叫做自作自受。
③《辩而论》对《世系考》“智高窜奔广南”“评点”说：“‘广南’该是指今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然宋时‘广南’是指‘广南东西二路’，今广南县则称‘特磨道’。……王守仁当不会不具备这么点起码的历史地理知识。”“评点”多“好”呀！？但白耀天你不要高兴太早，前面你用“该是”这一词，说明你还有点踌躇，还有点不那么确定，但后一句就十分肯定了。前提未定，结果肯定，那有这样的逻辑？告诉你白耀天，王守仁所说的“智高窜奔广南”的广南就是原来意义上的广南，这个“广南”着重指广南的西部，因邕州以东的广南地区再没有可供侬智高窜奔的机会了。这个西部地区为什么要用广南来称呼？因为侬智高在邕州大败后，只率些小残部在邕州以西的广南东奔西窜，居无定所，很难找到他的行踪下落，直到今天，侬智高逃跑的线路还众说纷纭，有的说是经百色跑到特磨道，再跑到大理的；有的说跑到特磨道的是侬智高的老母和他的儿子，侬智高本人没有到特磨道，而是跑回了他的老巢广源州，再由广源州经交趾北部进入大理。这种争论，王守仁时代也会有。既然有争论，王守仁既不说窜奔特磨道，也不说窜奔广源州，而说窜奔广南，因宋时，特磨道和广源州都是邕管羁縻州，也都属于广南的管辖范围，所以用“广南”这一词很恰当的。白耀天嘲笑王守仁“不具备这么点起码的历史地理知识”，究竟谁不具备不就很清楚了么！
④《辩而论》对《世系考》“五年正月，仲淑平广南”“评点”说：“正月之时，狄、侬二军谁操胜券尚未定，怎谈及远去平‘广南’了？……‘正月岑仲淑平广南’无疑是凿壁虚拟之词。似此等悖谬荒诞，一代宗师王守仁能为之？”在这里，白耀天又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广南当特磨道。这段“评点”，他还抛出了一个怪论，说（皇祐五年）正月之时，狄、侬二军谁操胜券尚未定。古今的历史学家找不出一个有这种说法的。大家都知道狄青元宵夜（正月十五）度昆仑关，正月十七在归仁铺开战，当日宋军即追杀到邕州城下，歼灭了绝大部分侬军，侬智高的军师、死党、兄弟大多被杀死，侬智高只好当晚率少量残部弃城逃窜，从此再也没有力量反扑和顽抗。经这一仗，广南的西部就大体给平定了，侬智高的叛乱就完全失败了，这是铁的事实。而白耀天却胡诌“正月之时，狄、侬二军谁操胜券尚未定。”如果谁操胜券未定，怎么狄青会很快班师回朝？那样宋仁宗不就如你所说的“昏君”了吗？看来宋仁宗并没有“昏”，他可以放心在垂拱殿设宴招待狄青庆祝胜利了。白耀天以为制造如此“悖谬荒诞”的怪论就可以显示他比一代宗师王守仁还高明，人们只会一笑了之。
⑤《辩而论》对《世系考》“仲淑……原籍浙（引文写成渐）江绍兴府之余姚县人”这句话“评点”说：“明时浙江绍兴府，北宋皇祐年中是为越州。岑仲淑原籍果系其处，当不称绍兴府余姚县而称越州余姚县，……岑氏族人乖于常情常理，认了绍兴府不认越州，不得不让人对其原籍产生疑惑。”这段“评点”何等幼稚！王守仁写《世系考》是写给大众看的，不是专写给白耀天看的，他为了让大众读懂，便今人说今话，把治理范围没有变动的宋时的越州置换成明时的绍兴府，老百姓一读便知。这种情况很似下面的代数式：
∵余姚县=余姚县
越 州=绍兴府
∴越州+余姚县=绍兴府+余姚县
对这个高年级小学生都能看懂的代数式，白耀天却看不懂，甚至产生了疑惑，于是拿起红笔在最后一个等式的等号上打了一个“×”。
白耀天的这一段“评点”，又好象下面两个人的对话：
乙：甲兄，你的籍贯是哪里呀？
甲：我籍贯是广西北海市。
乙：你是哪年出生的呀？
甲：我是1958年出生于北海。
乙：不对呀？1958年北海是合浦县属下的一个小镇，而合浦县又属于广东管辖，因此你的籍贯不是广西北海市，而是广东省合浦县北海镇。
甲：那样说现在人家就听不懂了。
乙：唉呀！你不能乖于常情常理呀，你不能只认广西不认广东呀！只认广西不认广东，人家就会对你的籍贯产生疑惑的。
听了这个对话不觉得好笑么！不觉得白耀天为完成“评点”任务而“滥竽充数”么！
5、有关驻镇地“评点”的评点。
《辩而论》对《世系考》“仲淑驻镇邕州，建元帅府，都督桂林、象郡、三江诸州兵马”这一段话“评点”说：“《考》文既称‘岑仲淑’驻镇邕州，又说统攝广西一路，纯是无稽之谈。北宋广南西路二十五州，没有桂林、象郡之称，王守仁当不会说此等胡话。据《宋史》和《续资治通鉴长编》，北宋自皇祐四年（1052年）起中经至和……至元丰八年（1085年）三十多年中，广西经略安抚使依次为余靖、张子宪……苗时中，其间并无断缺。而邕州知州，萧注从皇祐五年（1053年）一直任到熙宁三年（1070年），萧注升任广西经略安抚使兼知桂州后由刘初、和斌、陶弼先后接替，中间也是名姓俱全，没让别人有插足的余地，‘岑仲淑’其人往哪里按呢？”首先，白耀天歪曲王守仁上述所说的话，王守仁只说：“都督桂林、象郡、三江诸州兵马”，并没有说“统攝广西一路”，桂林、象郡、三江诸州三者是并列的，并没有说桂林是州，白耀天将这句话歪曲后，再从广南西路二十五个州的州名中找不到桂林州，就判定王守仁在说胡话，这是十分恶劣的手法。至于在北宋有没有桂林、象郡这两个地名的称呼？肯定有。《平蛮三将题名碑》说：“二月丁亥，班师至桂林”。宋《东轩笔录》说：“狄青之征侬智高也，自过桂林”。宋《铁围山丛谈》说：“狄武襄青征侬智高时，大兵始出桂林之南。”嘉庆《广西通志》坛庙碑记在临桂县后加个（桂林），由此判断临桂县古时叫桂林，是县名不是州名。至于象郡，在宋代象州亦称象郡。这两个地名实实在在，王守仁没有胡说。至于桂林、象郡兵马是否归岑仲淑都督？笔者放到后面再谈。
王守仁只说“驻镇邕州”，并没有说“知邕州”，更没有说“统攝广西”，所谓“驻镇”、“建元帅府”就是把“沿边溪峒军民安抚使”的治所、帅府设在邕州，就好象当今前些时候南宁地区行署把署所设在南宁市一样。沿边溪峒不等同邕州，更不是广南西路全部，就好象南宁地区不是南宁市，更不是全广西一样，因此你要找“沿边溪峒军民安抚使”的任命，从邕州知州任命和广西经略安抚使任命的卷宗中是找不到的，卷宗所罗列的任命名单中自然不会有岑仲淑之名，就好象要找南宁地区专员的任命，也不会在南宁市市长和广西区主席任命的名单中找到一样。白耀天找错卷宗，找不到岑仲淑的任命就大喊大叫：“‘岑仲淑’其人往哪里按呢？”以为这样就可以有充分的说服力否定岑仲淑，就可以证明王守仁所说是“无稽之谈”，这样的手法就叫偷梁换柱。
6、有关岑仲淑官衔和谥号“评点”的评点。
《辩而论》对《世系考》“上命枢密襄公狄青……督诸军讨智高，以麒麟武卫怀远将军岑仲淑从”、“仲淑……封粤国公”、“自亭……后累加金紫光禄大夫、沿边安抚使、来安路都总管”这三段话“评点”说：“南宋初年，邕管羁縻安平州李棫被朝廷任命为‘提举两江峒丁事’，有权于邕州置使买马，其官秩为‘朝奉大夫’属从六品官。‘金紫光禄大夫’属正二品秩，与管天下兵马的‘知枢密院事’、‘太尉’同一品衔。朝廷对李棫何‘薄’，待‘岑自亭’何‘厚’？”对这段“评点”，首先要注意的是“朝廷”这个词，岑自亭被授“金紫光禄大夫”是发生在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而李棫的“授官”是发生在南宋高宗和孝宗年代，朝代不同，皇帝不同，处事不同，根本就没有可比性，不可能得出“厚”与“薄”的结论，为了使两者有可比性，他就施用障眼法，偷偷地用“朝廷”这一词替代了北宋神宗和南宋高宗，有火眼金睛在，你的障眼法有什么用呢！“厚”和“薄”不应用在李棫与岑自亭身上，用在岑仲淑与狄青、孙沔、和余靖身上还有点可比性，这应是白耀天的本意。如他“评点”说：“又据司马光《涑水纪闻》，狄青平南立了大功，关于该不该论功行赏擢枢密院副使狄青为枢密院使的事，朝廷‘争之累日’，结果还是‘加（狄）青护国节度使，枢密院副使如故’。由于参战诸将愤愤不平，过了三个月才转他为‘枢密院使’。孙沔，归仁铺战役前已兼湖南、江西，广南东西路安抚使，权辖大半个江南事后才迁了个正四品的‘给事中’，优惠给个富庶的杭州知州。过后，惟恐冷了功臣之心，在他赴任途经南京时才补了个‘枢密院副使’。余靖事前已是秘书监、广西经略安抚使兼知桂州，事后知桂州如故，衔则由秘书监迁给事中，虽与皇帝近了一步，可官品未变，都是正四品。过后有人为他鸣不平，这才赏了个‘尚书工部侍郎’，由正四品转为从三品。由此可知，宋皇朝对臣下官爵的赐予是很吝啬的。”“狄青……宦海仕途，生时坎坷死后荣，宋仁宗给他的谥号‘武襄’。”“余靖也同时参加征南之役，死后仅得‘谥曰襄’。”“‘岑仲淑’在南征中只不过是随‘从’狄青而已，怎么倒青云直上捞了个‘粤国公’的万户封？”这些“评点”表达了一个意思，就是宋仁宗和宋神宗对岑仲淑何“厚”？对狄青、孙沔、余靖何“薄”？对于这么一个问题，岑氏族人不好回答，即使我们回答了，你白耀天也不会相信，因为你觉得这是岑氏的“自谓”、“自叙”。那怎么办呢？那就只好请你去问宋仁宗和宋神宗了，也许你会说我不问他们，宋仁宗是个“昏君”，他们回答是不会令人满意的。那又怎么办呢？那就请你去问与此事有关的侬智高了，侬智高回答一定会让你相信的，因为你对侬智高很崇拜，很景仰。也许你会说，侬智高已是远去的人了，他不能再开口了。这不要紧，侬智高是死了，但他留下很多庙呀、传诗呀、族训呀这些东西，只要你仔细看，还是会给你满意的答复的。
越南高平省离省会约六华里处，有座供奉侬智高塑像的庙，庙的正大门门额上悬挂一块横匾，上面写“旗岑殿”三个大字。进入正殿，门额上却大书“卯岑庙”三个大字。正殿门两侧及前柱均写同一首对联。左联是“碑外象迵铺淑气”，右联是“案前凤舞殉文章”。这首对联还是比较对称的，“象”是指侬智高，“凤”是指侬智高死党，“淑”是指岑仲淑，“文”是指岑仲文，岑仲淑的别名又叫岑仲文，“文”与“淑”是相对称的，这样左联、右联都点了岑仲淑的名，其意思就是：侬智高从碑外经过，把岑仲淑的锐气压下去了，在案前焚烧岑仲文（仲淑）的通告，大家欢欣鼓舞。这座庙的门额横匾和对联都集中针对岑仲淑，对狄青、孙沔、余靖却只字不提，说明侬智高对岑仲淑“待遇很厚”，对狄青、孙沔、余靖很宽容，“待遇很薄”；还有《侬智高传诗》（见《侬智高研究资料集》280页），诗中只大骂两个人，一个叫岑重（仲与重同音，重是仲的误写），一个叫岑文，岑仲与岑文都是缩写，合起来就是岑仲文，岑仲文即是岑仲淑，所以《传诗》实骂一个人就是岑仲淑，而对狄青、孙沔、余靖也只字不提，半句未骂，确实对岑仲淑很“厚”，对狄青、孙沔、余靖很“薄”；还有侬智高遗嘱（侬姓把它作为祖训），交待后代不要同岑姓结亲。侬智高只讲岑姓，不讲狄姓、孙姓和余姓，说明侬智高对岑仲淑的后裔严加防范，严加制裁，对狄青、孙沔、余靖的后裔不作任何限制，也体现了“厚”与“薄”。高平侬智高庙不会是岑氏族人兴建的吧？侬智高传诗不会是岑氏族人编写的吧？侬智高遗嘱（祖训）也不会是岑氏族人伪造的吧？看了这些侬智高留下的东西，白耀天你感觉怎样？你的提问可以得到回答了吧。
其实，岑仲淑在归仁铺战役中所起的作用，宋仁宗、宋神宗与侬智高的评价是一致的，但还是侬智高讲的比较清楚，侬智高在《传诗》中说他之所以在邕州被打败，是由于一时落入了岑仲淑计谋所设的圈套，因此，宋仁宗与宋神宗要给岑仲淑以厚重的奖赏，侬智高要给岑仲淑恶毒的谩骂和加倍的仇恨。
如果侬智高的回答你还感到不满意，那又请你看看田林县的岑大将军庙，其中利周坛达岑大将军庙香火最旺，神位上写：“宋钦封怀远侯岑大将军护民天尊之钦位。”利周全乡所有的壮族村寨都立有岑大将军庙，其中坛亮庙供奉的是“宋朝勅封怀远侯讳仲淑岑大将军之神位。”去年（2010年）田林县乐里镇人民又捐资重建乐里岑大将军庙，田林县政协在重修岑大将军庙的倡议书中明确岑大将军就是岑仲淑，也叫岑仲文。这个庙数百年前就已存在。田林县有这么多的岑大将军庙，就表明岑仲淑普遍受到当地人民的尊敬，与宋仁宗、宋神宗给予岑仲淑厚重奖赏是一致的。白耀天你该相信人民吧！如果你对人民都不相信，那就是不可“救药”了。
白耀天接着又“评点”说：“‘沿边安抚使’其名亦不经。……皇祐以后为加强对桂西及桂北少数民族的治理，广西大‘路’之下设了邕、宜、融三‘分路’，作为广南西路经略安抚司的派出机构，所以其长官称‘广南西路安抚都监’，不得称‘安抚使’。此外，为了加强对桂西的管辖，宋时还设置了‘沿边溪峒都巡检’一职，……《考》文所说的 ‘沿边安抚使’令人费解，是指知桂州的‘经略安抚’，还是指知邕州的‘安抚都监’抑或是‘沿边溪峒都巡检使’？元代官制有‘沿边安抚使’一职，是否是撰者错把元官当宋官了？”“根据《宋史·职官九》，宋代官职有‘左右武卫将军’之名，从四品；武散官三十一种有‘定远将军’、‘宁远将军’之称，未见有什么‘麒麟武卫怀远将军’之名，元有‘怀远大将军’之称，是否是撰者宋元官制不辨，错把元人官名套到宋人的头上了？以此观之，《考》文给‘岑仲淑’这位‘天外来客’冠上此等令人目眩的官衔，禁不住让人想起小孩家吹出的在阳光下闪灼着五彩六色的肥皂泡儿。”
对白耀天上述的“评点”首先要指出瞎说的地方，以正视听。《续资治通鉴长篇》说：“皇祐四年冬十月壬辰，枢密副使王尧臣言：‘请析广西宜、容、邕等州为三路……其三州应并选武臣为安抚都监兼知州事，以统支郡。若蛮人入寇，即三路率支郡并力掩击之’。”这里所指的“蛮人”主要是指侬智高，所以析三路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对付侬智高，而白耀天却篡改为“加强对桂西及桂北少数民族的治理”。他又把“宜、容、邕”三路篡改为“邕、宜、融”三分路，把“融”替代“容”。人们是否会觉得“融”“容”同音，可能是笔误，但请注意：“容”管什么？容管白、高、窦、雷、化、郁林、仪、藤、梧、龚、琼，即管今桂东、桂东南、粤西南及海南岛这些地方，它怎能去治理桂西及桂北少数民族？而“融”就不同了，“融”在桂北，因此说设“邕、宜、融三分路”是为了“加强对桂西及桂北少数民族的治理”在地域上就没有矛盾了，所以说是有意篡改的。此外，他所说的“为了加强对桂西的管辖，宋代还设置了‘沿边溪峒都巡检’一职。”这是十分荒谬的说法，云南、贵州也有沿边溪峒都巡检，怎么可能只为加强对桂西的管辖而专设的呢？说来说去，他离不开桂西和桂北的治理和管辖，以此证明广西已设置了“广南西路安抚都监”，又设了“沿边溪峒都巡检使”，这些都是用来治理桂西北少数民族的，怎么还会另有一个“沿边安抚使”？这个官职自然是多余和不存在的了。白耀天的手法不可谓不“高明”，孰知他在这里又玩弄了一个障眼法，回避“土司”与直管州县的区别，模糊“土官”与“流官”的界限，我们可以用清楚的语言说：“沿边安抚使”是“土官”的官职，不是“流官”的官职，它是在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场合产生的，这个官职要在“流官”官职的序列中是找不到的，你要找也只能是白费心机，白费了心机可不要变成疯子乱咬人。
宋仁宗时代，宋朝发生的最大事件就是侬智高叛乱造反，他横行两广，从他攻破横山寨到邕州被打败，历时十个月。在此期间，许多州县被洗劫，官军将领及州官死了不少，人民生命财产也遭受巨大损失。这场叛乱使宋仁宗伤透了脑筋，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幸得狄青领军和岑仲淑襄助，在邕州给侬智高以毁灭性的打击，使局势转危为安。宋仁宗为吸取这一沉痛教训，他决心加强邕管羁縻州县的治理，将它进行彻底改造，以消除产生叛乱的温床。办法之一，就是对邕管四十多个羁縻州县进行“裂土分封”，将征讨侬智高有功的汉族将士派到某一个州县去进行治理，授以官职并世袭，让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世守边土。岑仲淑因对征讨侬智高的贡献大，就特封了他“沿边溪峒军民安抚使”和“都督三江诸州兵马事”的职衔，统领原来邕管的四十多个羁縻州县。这个封赏是在特定的平叛时期和需要加强羁縻州县治理的特别场合产生的，于是形成了新的土司制度。这种情况，刘锡蕃在他的《岭表纪蛮》中讲得很清楚，他说：“滇黔土司，多于元明两朝受封，广西土司则多于宋朝受封，此为桂与滇黔不同之点。在土司制度未建立之前，除桂、柳、平、梧、浔、鬱等郡隶属流官治理外，其余俱属地。……自狄青征其酋侬智高之后，其将士有功者，皆裂土分封。于是酋长之制度推翻，而土司之制度建立，其政治之根本组织完全改造。……此等土官悉受邕州都督节制。其时为都督者，即为田州始祖之岑仲淑。其后岑氏据有田州、泗城、镇安、归顺、思恩之地，广西之西半，几完全为土司区域——此区域中，亦几乎完全为岑氏区域——至于此时，蛮人之政权，乃完全入于汉人之手。”从刘锡蕃的论述可知，岑仲淑的官衔是土司的官衔，土司的官衔与流官的官衔没有类比性，也就不能判定孰高孰低、孰大孰小，名义上的官职似乎很高或很低，他还是管那么大的地方，“都督三江诸州兵马”也只是诸州土司的地方武装即民兵，正如瓦氏夫人所率的狼兵一样不是中央的官军。所不同的是他的子孙可以世袭，流官就没有这个“享受”。白耀天无法否认元朝封岑世兴为“怀远大将军”、“沿边溪峒军民安抚使”的官衔，因此他就不敢否认元朝有这个官衔，但元朝的其他地方如中原地区是否也有这些官衔的授予？看来是不会有的，它只有在广西的西部才有这种官衔的授予。授予这种官衔并不是如白耀天说的“势力大了，元朝不得不令（？）眼相看”，而是在于土司的世袭性。元朝统治者为维持对广西西部边境地区的统治，仍参宋制，继续实行土司制度，对土官的官职，也就参照他们父辈、祖辈的官职授予，让他们得到世袭，不然就不成其为土司了。因此这是宋官元袭，而白耀天却把它倒过来，说是王守仁把元官当宋官，这说明白耀天为了否定岑仲淑而不惜颠倒是非。
7、有关岑自亭仍留镇抚“评点”的评点。
《辩而论》对《世系考》“仲淑故，子自亭袭。时有流言，欲以叛逆中伤。自亭遂请谢邕州还朝。将装束，夷土拥众遮留不放，事闻，仍留镇抚”这一段话“评点”说：“‘夷土拥众遮留’，正是犯了赵家皇帝之大忌呢？”“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为免重蹈唐末以来藩镇割据以另一异姓人也‘黄袍加身’的覆辙，采取了几条措施：一、‘杯酒释兵权’；……六、有疑必贬，死了再行诰封。”从白耀天看来，宋朝皇帝没一个好的，无论何时何地都未做过一件好事。这种对事物看法绝对化的观点，也反映在对少数民族造反的评价上，他们不问具体情况，只要是少数民族造反，就一律称之为“起义”，抹上正义的色彩，对其首领便称之为“英雄”，如侬智高反宋，因侬是蛮夷，便把叛乱称为“起义”，侬智高自然是英雄了，而镇压侬智高叛乱的宋仁宗便称之为“昏君”了。北宋皇朝经历九个皇帝167年，它不是被人民起义推翻，而是因金兵南侵而灭亡的。流言、中伤什么朝代都有，不能与“疑”划等号，有流言、有中伤不一定“疑”，无流言、无中伤也可能有“疑”。“疑”不普通人疑就疑，关键在皇帝是否“疑”。皇帝总是希望稳坐江山的，要稳坐江山自然希望他所委任的官吏把所管治的地方治理好，也会希望会得到属地人民的拥护，这是稳坐江山的基础。作为皇帝，对其所委任的官吏也会经常进行考察，对业绩好又忠诚于皇帝的，自然会继续给予信任；对怀疑其有不轨、不忠于皇帝的，自然要革职或除掉，那怕他工作很好又得到群众的拥护。问题的重点，问题的核心是对皇帝是否忠诚，不在于他得到人民的拥护。白耀天说什么“‘夷土拥众遮留’正是犯了赵家皇帝之大忌呢？”完全是胡说八道。岑仲淑、岑自亭忠实履行‘戍边守土’的旨意，工作出色又忠心耿耿，宋仁宗和宋神宗有什么理由不让岑自亭袭职继续镇抚呢？白耀天为证明他的胡说能成立，于是举了萧固等六人，都因有心人告了一状而被贬、被流，这里就不是“有疑必贬”，而是“有告即贬”了。白耀天只列出这六个人的人名，没有列出具体事项，我们无法判断，因我们没有拿国家的研究经费，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去进行查考、去辨其真伪，但我们相信问题并不那么简单。比如白耀天对狄青被贬陈州的原因说成是：“一是其家‘狗生角，数见光怪’，不宜官居皇城；二是‘避水相国寺，行止殿上，人情颇疑’”。其实围绕狄青战功的封赏和贬职的角力，是宋仁宗朝内的一场政治斗争。狄青打败侬智高、平广南，军功卓著，宋仁宗有意论功行赏，要给狄青由枢密院副使提为枢密院使，可是这一主意遭到朝内一批邪恶势力的坚持反对，经过一段时间的争论后，宋仁宗还是力排众议，给狄青授了枢密院使，可那批邪恶势力为维护其地位和既得利益，不甘心失败，就以多种手段向宋仁宗施压，包括用“狗生角”、“殿上行止颇疑”等进行造谣、鼓惑、中伤。这些造谣、鼓惑、中伤宋仁宗不一定相信，只是那些邪恶势力控制了朝政，使宋仁宗陷于困难的境地，不得不屈服于邪恶势力给他施加的压力，只好情不自愿地罢了狄青枢密院使职务判陈州。狄青过早去世后，宋仁宗发哀苑中，赠中书令，谥武襄，表达了他的哀痛之情。对如此一个复杂的政治斗争，白耀天却简单归纳为“狗生角”的鼓惑和“殿上行止”的疑虑。对狄青是这样，对萧固等又何不是这样，如果宋朝皇帝真的是“有告即贬”，那岂不引起官员终日惶恐不安，哪有心机去做管治工作，从而引起社会混乱，宋朝皇帝能这样做吗？白耀天就是把宋朝皇帝看成绝对的坏，所有官员都被“有疑必贬”、“有告即贬”了，于是白耀天就站起来说：“‘岑自亭’何得天独厚？”意思是说“独厚”的情况是不存在的，岑自亭之所以能“仍留镇抚”，就在于根本就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官。白耀天接着又说：“设如事实确如《考》文所言，则‘岑仲淑’不是从浙江越州余姚县来的朝命边帅，而是邕州都督府下羁縻州峒首领。”真是万变不离其宗。
白耀天还不就此停笔，他继续“评点”说：“熙宁六年（1073年）九月癸卯，‘上批付枢密院’：勘会诸路‘见在都副总管、钤辖，并三路都巡检职位、姓名及到任、再任年月日，作揭帖进入’，君有令，臣下敢不恭敬从命？此时离侬智高起兵失败已经21年，难知其时‘岑仲淑’、‘岑自亭’父子谁见在，可总不会在帅臣上报的名单中漏了，却是可以肯定的。为什么在广西经略帅司的奏疏、皇帝的诏令以及其它官私著述中均未发现有‘粤国公岑仲淑’或‘沿边安抚使岑自亭’之名呢？熙宁九年（1075）正月，宋仁宗（？）一次追赠在抗击交阯（？）入侵中阵亡将官三十七人，其中有汉官有土官……怎没见提及驻于邕州的‘金紫光禄大夫’、‘沿边安抚使’的岑氏子弟？国难当头，不见镇守邕州的‘帅臣’，其人存在吗？”真问得“好”！？从这段“评点”的引文看，上批付枢密院要诸路作揭贴报进的是各大路的都副总管、钤辖并都巡检，这些都是军职，王守仁的《世系考》没有说岑仲淑、岑自亭曾任大路（比如广南西路）都副总管，也未任一省的钤辖，也不是都巡检，根本就不属于报进的范围，何况熙宁六年（1073年）九月，岑自亭还未袭职，还没有“沿边安抚使”等官衔，在报进的名单中没有这两个人这有什么奇怪？至于说熙宁九年（1075年）正月宋神宗追赠在抗击交趾入侵中阵亡将官三十七人中没有驻于邕州的“金紫光禄大夫”、“沿边安抚使”的岑氏子弟也是正常的，“金紫光禄大夫”、“沿边安抚使”指的是岑自亭，岑自亭获得这两个官衔是在1078年岑仲淑去世后获诏命的，自亭的儿子岑翔那时才九岁，其祖父岑仲淑显然是在病中，如果祖孙三人都要在阵亡将士的名单中出现，才能证明其共赴国难，才是镇守邕州的帅臣，也才能证明其存在，按此逻辑，我们倒要问一下白耀天，你不是对侬智高未能把广源州归附宋朝深感遗憾吗？那1979年我们中国对越自卫还击时你何不趁此机会，把广源州要回来，以申张正义。可是事后在边境的烈士陵园的墓碑中却找不到白耀天的名字，那白耀天的“正义”何在？其人存在吗？
8、有关岑自亭迁治乔利“评点”的评点。
《辩而论》对《世系考》“自亭……迁入乔利，跨有牂牁，子孙世守边土”这一段“评点”说：“明朝中央……同意岑瑛的请求，将思恩府治从今平果县旧城迁到离田州较远的桥（？）利堡（今马山县桥（？）利）。……《考》文说‘岑自亭’‘后遂迁入桥（？）利，跨有牂牁，子孙世守边土’纯是无根之谈。王守仁嘉靖初年镇抚广西，与思恩、田州的岑氏土官打了交道，是否是吃了岑氏施予的×魂药，昏昏然地将本朝发生的事推到宋时去？”其实，岑氏迁入乔利在历史上共发生了三次，第一次是岑自亭将沿边溪峒军民安抚使的治所从邕州迁入乔利，那是因为受到谗言并和邕州州治有矛盾的缘故，就像今天原南宁地区治所在南宁市与当地多少有些矛盾而搬迁到祟左改为祟左市一样，当然也为了更接近沿边溪峒和更好治理。但这次迁治驻留时间不太长，到了岑翔袭职后，又从乔利迁治田州，据1999年《田阳县志》载：“宋崇宁年间（1102～1106年）岑翔率兵平定右江一带诸峒（其组织形成类似部落），并定居田州。田州土司制度从此形成，岑翔成为田州岑氏土官始祖。”第二次再入乔利是元朝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由岑世兴封其次子阿刺兰分管思恩而重入乔利。据1989年《平果县志》载：“明朝洪武八年（1376年）思恩州知州岑永昌迁至州治故地旧城。……正统三年（1438年）思恩州知州岑瑛因功晋知府仍掌州事，七年迁治乔利堡（今马山县地）。”这是第三次以乔利为府的治所地。可以这样说：没有第一次的搬迁，就不会有第二次的搬迁，没有第二次的搬迁也就不会有第三次的搬迁。在元代，岑氏之所以控制了田州、泗城、思恩、镇安等广西西部大片地区，是由岑仲淑、岑自亭、岑翔有着沿边溪峒军民安抚使的职衔，从邕州往西逐步加强其属地的治理，走的是一条由东而西的路线，而白耀天为了否定岑仲淑、岑自亭、岑翔，杜撰出一条由今天的百色市右江区的汪甸、圹兴再到田州即由西而东的治理路线，可是到了田州之后，岑氏族人又怎么到今天的马山（思恩）的？对此他没有交待，也无法交待。由此便可看出，究意谁说的“纯是无根之谈”，不就很清楚了么！
9、有关岑自亭“来安路都总管”职衔“评点”的评点。
《辩而论》对《世系考》“自亭仍留镇抚。后累加沿边安抚使、来安路都总管”这一段“评点”说：“来安由州升为路，据《元史·成宗本纪》大德十年（1306年）六月壬戌‘来安路总管岑雄叛’及《元史·世祖本纪》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闰六月甲戌岑从毅降，诏其子岑斗荣为‘镇安路军民总管’，可知是在元至元末至大德年间。如此则《考》所言南宋时‘岑自亭’为‘来安路都总管’于事不符，于理有乖。”白耀天这个“评点”完全是胡说八道，第一，来安路不是由来安州升格而来，因来安路所属州县是在今百色市右江区及田林县、西林县、隆林县、凌云县即与云南、贵州交界的地方，并没有与交趾接壤的来安州或归化州；第二，来安路设置的时间应是岑自亭任职期间即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至宋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间，白耀天引用《元史·成宗本纪》大德十年（1306年）六月壬戌“来安路总管岑雄叛”，只能说明元朝岑雄有这个职务，不能说明来安路设立的时间；第三，岑自亭从袭职到去世都是在北宋，白耀天毫无根据说《世系考》言岑自亭任来安路都总管是在南宋时。
为什么要单独设置来安路？因为来安路所属州、县是蛮夷比较集中聚居的地方，又是侬智高败退后其残兵败将散落和潜伏的地方。单独设立来安路是为了加强对这些地方治理和应对可能发生动乱的需要，就像皇祐四年为了应对侬智高叛乱，析邕、宜、容三个州为三分路一样，具有加强军事镇抚的色彩。路的长官由沿边溪峒军民安抚使兼任，所以从岑自亭起，到岑翔，到国珍，到英，到雄，到世兴都是世袭“沿边溪峒安抚使”，同时兼任“来安路都总管”。为了更好地照顾到对来安路的治理，把驻镇地由邕州迁入乔利再迁田州也是原因之一。正因为从宋代到元代来安路都总管由岑氏主政的沿边溪峒安抚使长官兼任，所以这一时期岑氏族人在今百色市的利周、汪甸、圹兴一带活动就比较活跃。有人说，路的建制是元朝才有的，这是误解，在宋代也有路的建制，如广南西路，也有在大“路”下设“分路”的，如“邕、宜、容”三分路，不过大“路”以下仍以州为主，只是“分路”不普遍而已。白耀天把来安路设立的时间随意定在元朝，以此来否定岑自亭曾任“来安路都总管”之职，这才是于事不符，于理有乖。
10、有关仲淑善后“评点”的评点。
《辩而论》对《世系考》“襄公还朝，仲淑善后”这句话“评点”说：“是知败了侬智高，狄青即率师还京，留下孙沔督理后遗事宜，孙沔又北返后，余靖则继续以广西经略安抚使的身份驻节邕州，督知邕州的萧注经理西追智高残兵，掩袭特磨道事宜，不存在什么‘岑仲淑善后’。”前面已说到岑仲淑是随同狄青征讨侬智高的，因此岑仲淑是狄青的部下无疑。邕州一战把侬智高打败后，狄青很快班师回朝，可侬智高和他的残兵尚未彻底消灭，还要做很多善后工作。狄青、孙沔和余靖三个将帅谁先还朝？谁留下做善后工作？这自然不是狄青说了算，这应由宋仁宗下诏令决定，结果是狄青先行还朝是无疑的。狄青先行还朝本可将他直属的部队及将领全部率领还京，可当时群从对岑仲淑有好感，狄青是应群众的请求而将岑仲淑留下的，这是狄青自行作出的决定，当然狄青回到京城后，自然会将岑仲淑的贡献、群众的请求和他的决定向宋仁宗禀报，也肯定会获得宋仁宗的赞许，不然岑仲淑怎么会获得宋仁宗的厚重的封赏？当然狄青把岑仲淑留下，并不是要取代孙沔和余靖，王守仁的《世系考》是考泗城岑氏土官的世系，不是考平定侬智高叛乱的战争，所以没有必要去说孙沔和余靖。王守仁只想说明狄青直接指挥的部队中，只留下岑仲淑作善后。岑仲淑是否参加善后工作？是否参加了追捕侬智高的作战？可从上面提到的侬智高庙、侬智高传诗和侬智高遗训中得到答案。白耀天满以为可以从“善后”这一问题上抓到什么“把柄”，结果还是徒劳。
11、有关考证错别字和个别失实“评点”的评点。
《辩而论》“评点”说：“《考》中，‘舞阴’变作‘武阴’，余靖成了仲淑，宋时迁治乔利，元时有总兵之职，等等，犹如八十老妇扮十八，胭脂一挂落，还是满脸皱巴巴！”关于余靖和岑仲淑征讨侬智高善后的问题，岑自亭迁治乔利的问题，前面已经评点过了，此处不再重复。《世系考》中把舞阴侯写成武阴侯，肯定是传抄的错误，这本来不值得大惊小怪，而白耀天却把它视作可以捞取的稻草而大做文章，甚至把王守仁比作满脸皱巴巴的老妇。而传抄的错误在白耀天屡屡引用刘大夏的对话中也可见到，如刘大夏把泗城岑氏始祖怒木罕称作木纳罕，白耀天也看到了，但他却不去说刘大夏的错误，反说是王守仁和怒木罕子孙的错误，说什么“怒木罕”或即“木纳罕”之笔误，刘大夏和白耀天有什么权利把我们的祖先改名？还不止如此，《辩而论》通篇错误百出，如通篇把“交趾”变作“交阯”，多处把“乔利”变作“桥利”，把“宣徽院”、“沿边溪峒安抚司”当官衔[见《瓦氏夫人论集》（以下称称《论集》）第260页第8行、268页第9行]等等。更使人觉得可笑的是白耀天这篇《辩而论》在《论集》目录的标题与正文标题竟不一样，目录的标题是：“辩《泗城土府世系考》之伪而论桂西岑氏源流”，正文的标题是：“《辩泗城土府世系考》之伪而论桂西岑氏源流”，真不知哪个对，也许两个都对，查词典，“辩”是“辩护”、“辩解”、“辩驳”、“辩论”的意思。相信白耀天不会对《世系考》作任何的辩护、辩解和辩驳，那就只有“辩论”了，而在辩论中他所提出的观点、见解和举证却自认为是伪的。这真的太好了，白耀天的这篇文章已经自我作出结论，这个结论就是伪，不需要我们再说什么了，这不自我感到难堪么？
大凡比较重要的著作，著者往往在编后语中加上几句谦虚的话，说由于本人学识浅薄，加上时间仓促，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诚盼读者予以指正。可是号称“研究员”的白耀天却丝毫没有谦虚之意，以为他自己是了不起的伟大人物，结果还是落到如他说的是皱巴巴的老太婆。王守仁学识渊博，但也不是圣人，他的著作也不会无一点错误，就《世系考》而言，除了上述所说把舞阴错作武阴外，也有别的错漏，如说岑仲淑都督桂林、象郡兵马就可能有误，都督三江（可能是指左江、右江和红水河）诸州兵马事与沿边溪峒军民安抚使的管辖范围是比较一致的，而桂林、象郡就超出了这个范围。但也不排除在邕州打败侬智高后，为让余靖集中精力做好善后工作，在短时间内桂州和象州的兵马事暂由岑仲淑兼任，因余靖知桂州的职务未变，为不使误解就用“桂林”一词代替“桂州”一词，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但岑仲淑主要是都督三江诸州兵马事。《世系考》错漏之处还有：如“翔生英，英生雄”，应为翔生国珍，国珍生英，英生雄，中间漏了国珍一代；又如“长怒木罕，袭父职，次曰帖木儿……三曰阿次兰，四曰不花乜先，五曰刺辛”也有误。按现在《广西岑氏族谱》记载，应为长曰帖木儿，袭父职，次曰阿刺兰，三曰怒木罕，受封泗城，四曰阿刺辛，五曰不花乜仙，分管奉议。又如“怒木罕既袭父职，以侄伯颜入京”也有误，前面说了不是怒木罕而是帖木儿袭父职，伯颜不是怒木罕的侄，而是侄孙。这些错误因年代久远，族谱缺失，是难免的，是支节的错误，而主体是对的，为岑氏宗谱的完善和研究广西岑氏的源流提供了难得的史料。
12、有关王守仁与泗城岑氏土官的关系“评点”的评点。
《辩而论》“评点”说：“王守仁……他有什么必要去为一个与他无涉的泗城土官的祖宗涂脂抹粉？……怎会去穿凿岑氏祖宗的‘光荣史’以树岑氏的权威？而且弘治十八年（1505年）兵部尚书刘大厦曾当着皇帝的面斥责泗城土州族人岑九仙‘妄援汉岑彭世次，尘渎圣听’，请治其罪，明孝宗也同意‘摘发以破其奸’，时隔不远，王守仁敢来重复岑九仙的‘自始祖岑彭以来世袭土官’调子？何况，王守仁是重求请（？）心的一代宗师，他对泗城土官岑氏无交无知，胡唚这些于史无据的话语，内心会安然吗？”好一个“无交无知”的说断，王守仁真的对泗城土官岑氏无交无知吗？那我们就从王守仁与岑氏的关系说起。王守仁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余姚县也有一个岑姓的望族，王家与岑家就有亲戚关系，王守仁的祖母就是岑家的闺女。王守仁对其祖母十分孝顺和崇敬，幼年和青年时常到外曾祖公家探亲和玩耍，因此有机会看到余姚岑氏族谱，元朝至治三年三月谷旦由时任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枢密院使兼国史四明袁桷为岑氏族谱所撰的序文说：“……有孟祥者……生长二三，次二四，其从子，长正淑，宋进士，官上柱国卿，迁居广东。次仲淑，官拜沿边安抚使，银紫光禄大夫，即今广西泗城之派也。”这篇序文给王守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明嘉靖年间受世宗之命到广西平田州之乱时，自然忘不了要对泗城的岑氏世系作一翻考证，以作为袁桷谱序“泗城之派”的注释和补充。白耀天说王守仁与泗城土官岑氏“无交无知”，这才是真正的胡唚。
白耀天在他的《辩而论》中多处引用刘大夏的对话，说什么岑九仙“妄援汉岑彭世次”，其实地位并不比刘大厦低的袁桷要早180多年就说到了泗城岑氏是汉岑彭的后裔，刘大厦只凭看了一眼岑氏族谱，未作任何调查就武断岑九仙“尘渎圣听”，这是十足的官僚，欺上压下。王守仁刚直不阿，他会怕那个刘大厦不行？那个刘大厦还假借泗城岑氏族谱云“始祖木纳罕于元至正年间与田州知府之祖岑伯颜一时受官。”怒木罕生卒时间不详，但其四弟阿刺辛则是1283年出生的，怒木罕是老三，约生于1280年左右，到1314年（延祐元年）元仁宗授怒木罕任泗城土府职，而田州岑伯颜是1368年即明太祖洪武元年授田州府知府职的，岑伯颜是怒木罕的侄孙，两人受职于两个不同的朝代，相距54年，伯颜受官时怒木罕已经约八十八岁了，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怎么可能一时受官？而且岑伯颜的祖父帖木儿早就被封田州，孙子怎么可能是田州府之祖？泗城岑氏族谱会这么说么？完全是刘大厦在皇帝面前不负责的信口开河，可白耀天将这信口开河奉为至宝，还由此演绎出“岑氏初立谱系，或本身‘蛮夷’之迹显然，虽为一州之长，仍未敢攀龙，或其时未醉门第之风，‘粗朴’还存，不尚附凤，于是不加雕琢直示先人，以明血脉的前后承续关系。”这段“评点”实在晦涩难懂，相信白耀天也未见过泗城岑氏初立的谱系，仅凭刘大厦那几句话怎能就得出“‘蛮夷’之迹”？“未醉门第之风”？“直示先人”？看来看去是否就因为上面刘大厦那句话在“木纳罕”前面有“始祖”这两个字？怒木罕是泗城岑氏族人的始祖，而桂西岑氏族人（包括泗城族人）的始祖则是岑仲淑，从那里看出有“蛮夷”之迹？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思维紊乱。白耀天除爱引用刘大厦的对话外，还爱引用林富的话，说泗城“土官知州岑姓，旧为溪峒蛮夷酋长。家叶自谓汉征南将军武阴侯岑彭之后，无考。”后句不能笼统说无考，因为在林富编修《广西通志》前，王守仁已考过了，只能说林富本人没有考，他没有考却得出一个“旧为溪峒蛮夷酋长”的结论，这种话连鹦鹉也能说出来会有谁相信呢？岑氏族人更不会相信。
上面已就《辩而论》对《世系考》所作“评点”提出的十二方面的问题作出了回应和驳斥。白耀天满以为经过他的“评点”，《世系考》便会呈现“纰漏百出”、“悖谬荒诞”的情景，人们就可以相信这不是“一代宗师王守仁能为之”，于是就编造说：“《泗城土府世系考》是岑氏族人伪托之作，是膺品，目的是借王守仁的籍贯、权势、威望、学问来达到‘与遥遥华胄共相附丽’，洗刷家族‘土’的味几，……清初征集民间图书纂辑类书，岑氏族人将膺品献上（或者还打通了关节），编纂者有书便录，于是伪作《泗城土府世系考》便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的殿堂之上。”这个编造未免带有刑事案件的味儿，“打通了关节”就意味着行贿受贿，《古今图书集成》编纂出版者的子孙有权利控告白耀天诬告，如果提出控告，检察院也会受理，会要求白耀天提出具体的人、具体的时间、地点等情节，如果提不出，那就是诬告。可能白耀天也感到这种说法有点不妙，肯定提供不了具体的人和事，于是便改口说：《泗城土府世系考》还是王守仁写的，只不过是“王守仁嘉靖年间镇抚广西，与思恩、田州的岑氏土官打了交道，是否是吃了岑氏施予迷魂×，昏昏然地”写出来的。所以白耀天“评点”了半天，最终不知其所以然，只好如题目所标示的那样承认自己的“评点”是伪的了。岑氏家族本来就没有“土”的味儿，企图通过“评点”给他披上“土”的外衣，实是白费心机。

二、辨《论桂西岑氏源流》之伪。
白耀天《辩而论》整篇的重点是第一部分，即对《世系考》的“评点”。这个“评点”出了两个结论性的说法，白耀天虽自感难园其说，但仍硬着头皮要“论”下去。为了证明桂西岑氏的“土”，《辩而论》的第二部分是用来说明自宋代以来岭南就已有“岑姓的‘土著’蛮夷”了。这些所谓“岑姓‘土著’蛮夷”，白耀天便认定是桂西岑氏的“老祖宗”，用来替代已被“挂空”了的岑仲淑。这些“‘土著’蛮夷”他共举了七个人。现在就来看看这七个人是不是“‘土著’蛮夷”。
第一个人叫岑班，是《太平寰宇记》中的人物，居住在康州端溪县（今广东省德庆县），说是俚人。他入山采伐，拾到一颗园径五寸的宝珠，夜里发光，以火烧之，光虽少损，但宝珠更加明彻，能把一室照亮得如同白日。有人愿出千金把它买过来，俚人不肯，此人也就失踪了。按现代物理学来说，物体发光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外部光源照射，它能反光；二是它本身有发光的机制，并从外部不断获得能量补充。从这个故事情节看显然是不具真人真事的民间传说。白耀天把它端出来，用以证明岭南的“土著”中也有岑姓的。
第二个人叫岑宗闵。此人是侬智高围广州时，随杨畋来征讨侬智高的。杨畋征讨侬智高无功，还损兵折将，杨畋及下属受到了降职处分，独岑宗闵未见记载。于是白耀天便认为（特别说明是私意怀疑）岑宗闵是归顺受职奉调征战的“蛮夷”首领，因作战失利逃逸，宋皇朝也没奈他何。大家看，白耀天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宋军岑姓的将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把他打造成原是岭南的“蛮夷”首领，是归顺后受职的。但据《续资治通鉴》载：杨畋被委任广南西路体量安抚提举经制贼盗前是屯员外郎，任职直史馆，岑宗闵随杨畋出征前是内殿承制，可以说都是在皇帝身边工作的人，所率领的部队都是来自北方或中原的汉族人，岑宗闵怎么可能是归顺受职的“蛮夷”首领？白耀天已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
第三个人叫岑庆宾（白耀天在他的文章中有时叫黄庆宾，有时叫岑庆宝）。此人是门州贼将。据白耀天引用《续资治通鉴长编》说：“熙宁九年（1076年）七月己未，郭逵等言看详朝廷降敕牒（？），窃虑边人不晓文告之辞，须至划一，直说事理，所贵人人易晓，乃条上八条（？），请散榜州县溪峒从之。于是贼将黄金满、岑庆宾皆来输诚。”查对原文，白耀天改了三处，一处是将“敕牓”改为“敕牒”，一处是将“八事”改为“八条”，一处是将“皆来潜输诚欵”改为“皆来输诚”。又据白耀天说，门州即今越南谅山省同登。《续资治通鉴长篇》称岑庆宾为贼将，而白耀天在《辩而论》其它章节中则改称为“土著将领”，加上“土著”两字后就认为岑庆宾“自然是壮系族群的人”。贼将不等于就是壮族，侬智高的两个军师一叫黄师宓，一叫黄玮，作为叛贼侬智高的得力军师，自然也是贼将，可是这两个贼将并不是蛮夷壮族人，他们两人都是广州的进士，是汉族人。所以不能把贼将与蛮夷首领等同起来。而白耀天却偷偷地把贼将篡改为“土著将领”，其用心一看便知。然而最大、意思全变的改动是引文最后一句，所谓“潜输诚欵”，就是偷偷地托人送来列有几项条件愿意投降的条子，其本人并没有亲自来。原著在注释中说：“彼黄金满等未尝来降，但潜通降欵耳。”
第四个人叫岑利强。据白耀天引用《粤西文载》说：（宋）大观间（1107——1110年），改南丹为观州，“命（都巡检刘）维忠守之。……维忠伤死，继以黄璘代守，璘不能支，辞疾告罢，以岑利强代。”接着白耀天便作了两个设定：一是“由于中原人不服岭南水土，瘴死枕籍，常令北方人谈瘴色变，视广西为贬谪之地，不愿到广西作官。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宋朝采取……大量以‘土人充官阙’；”二是“按宋制，都巡检使刘维忠非‘蛮夷首领’无以任南丹诸处溪峒都巡检使之职。”基于这两个设定，白耀天于是便得出结论说：“刘维忠是‘蛮将’……岑利强当不会例外，也是‘归明’（即归顺王朝）的‘蛮将’。”
先说两个设定，第一个设定不是普遍的和绝对的，广西的邕州也是岭南之地，按白耀天在他的《辩而论》第一部分说从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起……至元丰八年（1085年）三十多年中，广西经略安抚使依次为余靖、张子宪……苗时中共十六位。邕州知州从萧注到陶弼共四位，就没有一个是“蛮夷首领”，可见这个设定是虚的，客观上是不存在至少不是普遍的。第二个设定把非“蛮夷首领”无以任南丹诸处溪峒都巡检使之职说成是宋制，这纯是胡说八道。在宋仁宗皇祐四年以前即侬智高叛乱之前，羁縻州的知州多由“蛮夷首领”担任，即土官。而宋仁宗平定侬智高叛乱后，所有羁縻州都“裂土分封”，一律以平叛有功的汉族将士担任，“蛮夷首领”都靠边站了，土官尚且如此，而都巡检使这一官职不是土官而是流官，更不可能由“蛮夷首领”担任。所以这一设定也是不存在的。两个设定既倒，而白耀天的结论自然也就倒了。他举不出岑利强在“归明”前是干什么的？是怎样“归明”的，可见，他为了找出一个岑姓的土生土长的“蛮夷”，他多么挖空心思。
第五个人叫岑汝弼。白耀天引用《粤西文载》说：“嘉定间（1208—1224）……以羁縻州岑汝弼与别种黄璨争招马之利。”
第六个人叫岑聪。白耀天引用《新元史·云南溪峒诸蛮传》云：“……唐兴州黄梦祥……结汪殿州岑聪引归仁州、归洛州、上隆州、利州军四千人焚掠罗佐州官农郎生所辖那村闷……、等十村。”
对第五、第六这两人，白耀天断言说：“是知宋末元初，岑氏族人已经占领了今百色市西北的一些地方作为自己活动的地盘。岑汝弼、岑聪，作为桂西羁縻州峒首领，其系壮系族群中人自不待言。”
在这里，我先要再说一下桂西岑氏的世系，始祖仲淑生子自亭，自亭袭职后，将沿边溪峒军民安抚使的府治从邕州迁至乔利。自亭生子二、长曰翱，无嗣，次子曰翔袭职，翔袭职后又将府治从乔利迁至田州，自此之后一直到元末，田州便成为沿边溪峒的政治中心。翔生子四，长曰国华，少年早亡；次曰国玙，从父平归化州蛮乱殁于阵；三曰国瑛，其子女族谱没有记载；四曰国珍，因从征有功，承袭父职。国珍生子一，曰英，袭职，生子四，长曰毅也叫从毅，次曰高，三曰总，四曰雄。一、二、三子为庶母生，惟雄最小，为续配嫡生。查族谱，雄生于公元1223年，其父于1226年去世，即岑雄出生后三年去世，寿67岁。这里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即英婚配后，约有20多年没有生孩子，近40岁时，前妻可能就去世了。于是便续配一个年约20多岁的女子，同样也没有生孩子，于是再娶一个妾，便先后生下毅（从毅）、高、总三儿子，当这三个儿子出生之后，续配却意外生下第四个儿子雄，比岑毅（从毅）晚出生约十多年。岑英去世后，按规例父职应由嫡生的岑雄承袭，但岑雄尚年幼，仅三岁多，父职便由庶母生长子岑毅（从毅）逐步代理。《广西岑氏族谱》说岑雄是次子，恐不准确。这便是从岑仲淑到岑雄共六代的世系情况。了解了这一段的世系之后，接着我就要说到上面所说的岑聪。岑聪实是岑总的笔误，繁体字，总写成總，聪写成聰，一个是糸字边，一个是耳字边，抄写时有可能把耳字边写成糸字边，或把糸字边写成耳字边。这两个名字出现的时间大体上是一致的，所以岑聪、岑总实是同一个人，他是岑英的第三个儿子。致于岑汝弼这个人，岑氏族谱均未说到，如果有这个人，应是四世国瑛的儿子，因国瑛未袭职，其后代便缺乏记载，从名字的用字看，也像汉族人的名字。因此岑汝弼、岑聪（总）都是岑仲淑的后代。这两个人的活动也是在沿边溪峒军民安抚使治理的范围内进行的活动。白耀天说：“宋末元初，岑氏族人已经占领了今百色市西北的一些地方作为自己活动的地盘”是不确切的，岑氏的活动地盘何止今百色市西北的一些地方？整个桂西原有的四十多个邕管羁縻州县都是他的活动地盘，不然他就不是沿边溪峒军民安抚使的职衔了。今百色市西北的地方，在北宋末到元朝属于来安路，其长官由沿边溪峒军民安抚使兼任，岑氏控制这些地方并在这些地方有较多的活动是不奇怪的。说岑汝弼、岑聪（总）是“壮系族群中人”纯是胡说八道。
第七个人叫岑从毅。白耀天引用《宋史·理宗纪》言：“[景定三年（1262年）冬十月甲戌]归化州岑从毅纳土输赋献丁壮为王臣。诏改归化州为来安州，从毅进秩修武郎，知州事，命世袭。”又引用《元史·世祖纪》说：“[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闰六月甲寅]右江岑从毅降。从毅老疾，诏其子斗荣袭，佩虎符，为镇安路军民总管。”根据这两段引文，白耀天就下断语说：岑从毅“其于宋时为右江羁縻州峒归化州首领，笃定其族系不是南来汉人。”上面已说到岑毅（从毅）是岑瑛的长子，与岑雄是兄弟关系，由于他不是嫡生而未能袭父职，因此他就一直霸占着归化州，与其弟岑雄分而治之，族人多有不满，但雄曰：“吾不欲骨肉相残”，一直持忍让的态度，直到元朝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因毅悖诏，获罪于朝，特命雄讨之，雄曰：“毅不忠不孝，辱我先人，彼既无君，我敢有兄耶？今奉明诏焉敢有违。”遂集数千余众，对毅进行讨伐，毅惧遁冻州，第二年，毅使人告罪，愿牧冻州地以终余年，不敢复陈师旅。这就是上面引文所说的“至元二十九年，右江岑从毅降。”这段历史纯是汉人岑氏兄弟内部之争，而白耀天却企图否定他们是南来的汉人，而要把岑从毅说成是蛮夷，他又不说不出其人的来历，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
白耀天在举出上面七个人后归纳说：第一、第二个人“说明宋初及其以前，岭南已经出现了岑姓的土著居民；”对第三、第四个人“是否与宋元明清的桂西岑氏土官有联系呢？尚等研究；”对第五、第六、第七个人“则是与桂西岑氏土官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第一个人是不存在的；第二个人则是原在皇帝身边工作的汉人征蛮将领，说他是岭南的蛮夷首领实在可笑；第三、第四个人既说尚待研究，可他在《辩而论》的第三部分却马上把岑庆宾当作始祖强加给桂西岑氏族人的头人，这种亵渎的行为，岑氏族人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对第五、第六、第七个人“则是与桂西岑氏土官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算是说对了，但他们不是蛮夷的岑氏，而是汉人的岑氏。
白耀天《辩而论》第一部分企图通过“评点”把王守仁的《世系考》推倒，结果不但没有推倒，反而暴露了他的浅薄、无知、还有狂妄和利令智昏；第二部分企图证明早在宋代之前岭南特别是广西就已有岑姓的土著蛮夷，结果什么都证明不了。这两部分的企图落空之后，第三部分企图树立一个蛮夷的岑氏始祖自然也就是空的了，本可以无需再费唇舌，但为了揭露白耀天的虚伪，本人还是在此多说几句。白耀天为要否定岑仲淑，他就必须要找出一位“蛮夷的岑氏始祖”，他就把他的《辩而论》第二部分里面说“是否与宋元明清的桂西岑氏土官有联系呢，尚待研究”的岑庆宾，急不可待地拿出来作为桂西岑氏的始祖予以肯定。此人是属于什么民族是不清楚的，为了证明岑庆宾是蛮夷并且是已投降内附和内迁的蛮夷，内迁不只是岑庆宾一个人，还有他的族人，白耀天便采取一系列的变换手法：
第一个变换，把门州贼将黄金满、岑庆宾“皆来潜输诚欵”变为“皆来输诚”。
第二个变换，把门州贼将岑庆宾变为“门州土著将领岑庆宾”。
第三个变换，把门州岑庆宾变为“七源门州岑庆宾”再变为“七源州岑庆宾”。
第四个变换，把岑庆宾来输诚（投降）变为岑庆宾“内附”。
第五个变换，把宋徽宗初年属于（贵州）黔南道管辖的七源州（即北七源州）“纳土归明”变换为“纳土内附”。
第六个变换，把宋朝与交趾交界处的七源州和属于（贵州）黔南道管辖的七源州，变成广西的一南一北两个七源州。
通过这六个变换，白耀天的目的和企图是什么呢？第一个变换是为了肯定岑庆宾已向宋朝投降，以此为开端，一步一步地成为桂西岑氏的“始祖”；第二个变换就是为了肯定岑庆宾是壮系族人；第三个变换是白耀天看上了据他自己说七源州有个叫“那岑”的地名，按白耀天解释，壮语“那”是田地的意思，“那岑”就是岑氏族人的田地。这样，岑庆宾不仅成了七源州人，而且还有很多岑姓的族人；第四个变换是想说明和告诉大家，“内附”不仅仅是岑庆宾一人“内附”，而是岑庆宾带领他的七源州岑姓族人一起“内附”，为了怕交趾报复，便一起往桂西北迁移；第五个变换就为了把属于（贵州）黔南道的七源州成为接纳“内附”北迁的岑庆宾等岑姓族人的地方，并由于黔南道奏闻宋徽宗而得到确认；第六个变换是为说明“北七源州”名称的由来，白耀天说：“宋代，在广西一地怎么会出现一南一北两个七源州？且北七源州的出现又晚于南七源州呢？很显然，这是居民移动的结果。……从现有的材料推断，北七源州一名的缘起盖在于南七源州岑氏族人的内迁。……而岑氏族人北迁定居新址，又以旧居名命新居地，于是出现了一南一北两个七源州。”通过这六个变换，就像耍魔术一样，由白耀天一手表演的桂西岑氏的来源就宣告完成了。岑庆宾就成了桂西岑氏的“始祖”。
白耀天表演的这套魔术，可以说十分拙劣，骗不了任何人。岑庆宾是门州的贼将，不是七源州的贼将，七源州据白耀天所引用的《宋会要稿·蕃夷五》载，早在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以前就已内附了，比门州贼将岑庆宾于宋熙宁九年（1076年）“潜输诚欵”起码早99年，岑庆宾属于什么民族？没有任何史料予以说明，绝不因把“贼将”置换为“土著将领”就会使人相信他是壮族。七源州“那岑”这一地名是否就如白耀天所解释的是“岑氏族人的田地”？解释可以有多种的，如西林县的那劳，是否可解释成劳氏族人的田地呢？看来不对，因当地就没有劳姓的人，据当地人告诉我，劳当地壮语是肥美的意思，那劳就是肥美的田地。还有桂东的岑溪县，据岑溪县志载，它的得名并不是因当地的溪河田地居住着岑姓的族人，而是当地是丘陵地带，山高而小曰岑，并有很多溪流，所以叫岑溪。而七源州是否有那岑这一地名我们无从考究，即便有，也可以解释成山高而小的田地，或纯粹是音译，与姓氏没有联系。所以不能证明那里居住着许多岑姓的族人，即使有岑姓的族人，也没有任何史料证明他们（包括岑庆宾）北迁到今田林与凌云、乐业交界的地方，这个地方在宋代是属（贵州）黔南道管辖的，不属广南西路（广西）管辖，这里早就是黔南道的一个州，叫七源州，它不是广西的一个州，只不过它与广西与交趾交界处的七源州同名而已。黔南道除了七源州之外，还有宽乐州、安砂州、谱州、四州等，这些州于宋徽宗初年“先次纳土归明”，“纳土归明”就是该州的土官愿意接受宋朝皇帝的治理，愿意做宋朝皇帝的臣民，有弃暗投明的意思。这种情况，由黔南道的官员向宗徽宗奏闻。这本来与广西和交趾交界处的七源州“内附”完全是两码事，地域不同，管治不同，时间不同，词义不同，“纳土归明”是内部的问题，“纳土内附”是外部的问题。白耀天就故意把这两事混淆起来，更可笑的是白耀天把黔南道早已存在的七源州说成是由于岑庆宾带领族人迁居这里而参照旧居地而命名。要知黔南道已有道、州的治理机构，那里不会是渺无人烟的地域，更不会是新发现的新大陆，怎么可能由外人迁入而更改地名？正像南宁市不会因白耀天的迁入而更名为“耀天市”一样。何况岑庆宾本来就没事实上的投降，没有投降就谈不上“内附”，就更没有七源州岑氏族人的“内附”和北迁，这些演绎就全是空的。
白耀天耍完魔术后，便给岑氏在桂西的发展“勾画”一条路线图。白耀天说：“南七源州岑氏自元丰年间北迁落籍于桂西北后，曾与宋皇朝疏远了一段时间，自北宋末年内附至南宋初年，由于西南马道途经其地才渐为世人所知，并由此为起点逐渐壮大其势力。……南宋景定三年（1262年）岑从毅趁归化州侬智会、侬进安父子亡故势力衰落之时，分一支力量沿着田州与特磨道间的夹缝地带即今云南省富宁县谷拉河河谷进占归化州。从此，岑氏跳出了黄氏压迫的圈子，开始与左江流域南宋以后势力强大的李氏家族携手，积极寻找契机，将头角显露出来。……留于原地的岑氏族人势力还不很大，……元初，此支岑氏已向外扩张，占领了汪殿州（今广西百色市汪甸）。……从延祐六年（1319年）起又对田州黄氏所属州县展开了频繁的侵夺，延祐六年七月占据唐兴州，十二月烧劫田州上林县那齐村，……泰定二年（1325年），岑世兴与其子铁木儿又北进占领广南西道侬氏所属的上林州（今广西田林西部兼及西林县）。迄于泰定时，岑世兴势力大了，元朝不得不另眼相看，将他与左江地区的黄圣许等列，于泰定元年（1320年）封他为‘怀元大将军、遥授沿边溪峒军民安抚使，佩虎符，仍来安路总管’。……元来安路辖有十六州一县二峒……是则岑雄一支岑氏，终元之世已经辖有今百色地区西部右江以北以及云南省富宁县东北、巴马瑶族自治县南部诸地。以此观之，元代来安路岑氏在右江地区已屹然可与田州黄氏分庭抗礼了，岑世兴成了继岑从毅之后又一个为桂西岑氏创立家业的英雄人物。”白耀天接着又说：“泰定二年（1325年），铁木儿曾随其父攻夺侬氏的上林州，他不待其父授官便死了，所以其子岑伯颜与伯父木纳罕于元至正年间（1341～1368年）一同接受岑世兴的分封。岑伯颜为人机警，善于寻找契机，当洪武元年（1368年）七月杨璟率师南下进入广西尚未攻下静江（今桂林市）之际，已经以‘元安抚总管’的职衔遣使赍印章到杨璟处输诚了，朱元璋知道后大为喜欢，‘嘉其诚，设田州府令伯颜为知府，子孙世袭’。……相形之下，真正的田州路总管黄志威是个不甚通于世故的人，待明军进入右江地区时，他才出来输诚效命。此时成命难改，……这样，岑伯颜轻易地攝取了田州府土官知府之职，领有除奉仪州、向武州、安州、侯州和阳县外的元田州路所有州县。”上述便是白耀天给岑氏势力发展所勾画的路线图，其中说到铁木儿不待其父受官便死了，其子岑伯颜与伯父木纳罕一同接受岑世兴的分封纯是胡说，前面第一部分第12小点已批驳过了。
对于这个由西向东南和向东发展的路线图，我们只需指出这么几点就够了，第一，根据白耀天自己的说法，从元初到泰定二年（1325年）岑氏族人才陆续占领汪殿州、唐兴州和上林州（今广西田林西部及西林县），而位于今田林县与凌云县交界处的七源州，其东面、南面和西南面在此之前均为异族所占领，岑从毅于南宋景定三年（1262年）在七源州有多强的实力能越过这些他族控制的州县去远奔与交趾接壤的归化州并把它占领？白耀天说是从田州与特磨道间的夹缝穿过去的。从地理上说，田州与特磨道没有交界，谈不上两者之间有什么夹缝，真正与特磨道交界的在宋元时期是来安路，即今百色市右江区西部，而那里是崇山峻岭，无路可通，能从那里穿过到达归化州，真有点像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了，真有这样神奇的事，早就会载入史册了，可史志并没有记载呀！如真有一条夹缝可以通过，当年侬智高败走时，何不走这条捷径而到特磨道，看来这种说法纯属虚构的“千方夜谭”。第二，岑世兴如果仅仅据有来安路十六州一县二峒，元朝只要授他来安路总管即可，为什么要授他包括田州、镇安、思恩、泗城在内的沿边溪峒军民安抚使的职衔？有了这个职衔就不仅仅是与田州黄氏分庭抗礼了，而是田州黄氏要受岑世兴的管辖和节制了。其实，田州路也像来安路一样是由岑氏直接管辖的，不存在所谓的“真正的田州路总管黄志威”。第三，白耀天承认于泰定元年（1324年）元朝封岑世兴为怀远大将军、沿边溪峒军民安抚使、佩虎符，仍来安路总管。来安路属沿边溪峒安抚帅府管辖，准确地说岑世兴的官衔是怀远大将军、沿边溪峒军民安抚使兼来安路总管。这一官职肯定有它的帅府和治所，而这个帅府和治所设在哪里？白耀天就故意回避不谈。这三个问题，白耀天是回答不了的。问题的根本就在于桂西岑氏不存在由西向东向西南发展的路线，而是由邕州迁治乔利，再迁田州由东向西的发展路线。从岑仲淑到岑佐先（野先）共九世都承袭沿边溪峒军民安抚使的职衔。到田州后也一直兼任田州、来安二路总管。从岑翔起一直以田州作为治所和帅府所在地，并不是如白耀天所说到了明朝洪武元年岑伯颜才侥幸据有田州。归化州的岑从毅也是在岑雄当政时从田州过去的，并不是从田州与特磨道之间的夹缝过去的。自岑翔到田州之后，沿边溪峒多数州县仍为其它姓氏所控制，其中有的是宋仁宗时平定侬智高叛乱有功的将士接受裂土分封而世袭州官的姓氏，但他们都必须接受沿边溪峒军民安抚使的节制，如果他们有的不接受节制甚至造反，沿边溪峒安抚使就会抽调治内兵力对他们进行镇抚，这是维护边境安宁、保证政令畅通所必须的，是履行职责的份内事，这种情况怎么可以说成是“侵夺”、“占领”和“扩张”？岑氏之所以在桂西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就在于把田州建成沿边溪峒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利用右江河谷这块肥美的土地，不断提供丰富的人力、物力，保障了边境的安宁和政令的畅通，树立治理的权威。这就是岑氏在桂西的发展史。
上面已对白耀天《辩而论》第一部分对王守仁《世系考》所作“评点”之诡辩作了论述，对第二、第三部分“论桂西岑氏源流”之伪作了辨别，本文本应到此结束，然而人们会提出这样的一些问题：在广西诸多姓氏中也有不少是他们的先辈在宋代跟随狄青征讨侬智高有功、被裂土分封受职而留在桂西的汉人，至今也留存有早年编写的族谱，为什么白耀天偏偏要选定岑氏作为攻击的目标呢？在《辩而论》中，白耀天把桂西岑氏描写成商道拦马、劫人行囊的人；夺人土地而内附的人；歪曲历史而捏造事实的人；标善隐恶而曲为其说的人。既然对岑氏不看好，为什么却要花费那么大的精力要为岑氏找一个“土”的始祖呢？还有对广西岑氏族人《辩而论》用了许多腐臭的语言进行诋毁，究竟白耀天与岑氏有什么利害冲突呢？不少人都想探个究竟。
其实，不看好岑氏只是表面现象，而骨子里却是对桂西岑氏垂涎三尺。在《辩而论》中，对广西岑氏的威望，也不得不有所提及，如引用明时的谚语说：“思、播田、杨，广西岑黄。”白耀天又说：“当时桂西左右江思恩、思明、田州、镇安四大土府，岑氏族人即居其三。”“岑世兴成了岑从毅之后又一个为桂西岑氏创立家业的英雄人物。”“桂西岑氏诸土官，……却出了一个颇受明皇朝赏识的人物，这就是田州府属下思恩州知州岑瑛。”而更重要的白耀天没有提到，这就是明嘉靖年间的抗倭巾帼英雄岑花（瓦氏夫人），到清代岑家又出了岑毓英、岑毓宝、岑春煊一门三督，不仅对广西，对全中国的历史进程都有巨大的影响。广西岑氏影响巨大，人才辈出，怎不令白耀天垂涎三尺？今天，广西是壮族自治区，设了一个民族研究所，作为壮族自治区的民族研究所，它的研究对象，自然以壮族为主。但研究要实事求是，对壮族的史实，是一是一，是二是二，既不能缩小，也不能夸大，更不能随意拔高。近来所召开的一些研讨会所发表的一些论文，就有随意拔高的倾向，要把壮族编织成具有辉煌历史的民族，如壮族在历史上是否有过自己的国家？古时在西林和云南广南两地有个句町国，宋代有个侬智高当仁惠皇帝的大南国，但大南国不是壮族的光荣，而是壮族的耻辱，但有些人为了增加壮族的“光辉”，而要把侬智高称作“英雄”，至今还有人要扯起“大南国”的大旗，这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把侬智高称作“英雄”、扯“大南国”的大旗，显然是不符合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和十三亿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感的。除此之外，壮族还有些什么英雄人物和辉煌史实值得书写和赞颂的呢？找来找去就发现在壮族聚居较多的桂西岑氏有过辉煌的历史，出过除岑仲淑外还有岑翔、岑雄、岑世兴、岑瑛、岑花（瓦氏夫人）、岑毓英、岑毓宝、岑春煊等英雄人物，只可惜他们是随狄青征讨侬智高的汉人岑仲淑之后裔，要是他们是土生土长的蛮夷酋长的子孙，那就多好呀！那壮族的历史就会非同凡响了。正好，明代由林富参修的《广西通志》云：泗城“土官知州岑姓，旧为溪峒蛮夷酋长。家叶自谓汉征南将军武阴侯岑彭之后，无考。”便认为有机可乘，于是一场有组织、有计划、有部署、有分工的否定《泗城土府世系考》、否定岑仲淑和岑仲淑墓的行动开始了，白耀天就充当了这个行动的急先锋。他的《辩而论》急于要作为附录刊登在《瓦氏夫人论集》上，生怕瓦氏夫人的英雄事迹与壮族沾不上边，荣誉要被汉人抢去了。《辩而论》与《瓦氏夫人论集》毫不相干，作为论集的附录就像一颗老鼠屎搅坏了一锅汤，使《瓦氏夫人论集》变成不伦不类。白耀天在《辩而论》中之所以表现出狂妄和对岑氏族人使用腐臭的语言进行攻击、诋毁，完全是为了在行动中能争到名和利，为了获得奖赏，为了有个更好的“前途”，对此，我们不要感到惊奇。
广西岑氏族人从来不隐恶，但必须扬善，通过编写自己的族谱，不但使后人知道自己的根，也使后人能承袭先辈的光荣传统，正象我们要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一样。岑氏族谱是用来给岑氏族人看的，不是为了向他族来炫耀自己，更不是要给白耀天看的。我们广西岑氏与遥遥华胄共相附丽没有错，这正是我们广西岑氏的优势。忠孝，是全国岑氏文化的精髓，自宋代岑仲淑戍边广西以来，广西岑氏在继承和发扬全国岑氏文化的同时，也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它的精髓就是“戍边守土”，岑仲淑牢记宋仁宗给他授以沿边溪峒军民安抚使和都督三江诸州兵马事官职的任务，就是世代戍边守土，广西岑氏很好地完成了这个任务。宋代把沿边溪峒军民安抚使的帅府和治所迁移到乔利和田州是为了更好地戍边守土，明代瓦氏夫人不顾年老、曾孙幼，毅然率狼兵赴江浙抗倭，是为了更大范围的戍边守土，清代岑毓英、岑毓宝在云南平定杜文秀之乱，抗击英法帝国主义的侵略，也是履行戍边守土的祖训。戍边守土这一传统文化，造就了岑氏许多英雄人物，难道我们不该发扬么？今天如有人要扯起“大南国”的旗帜，也必定会遭到岑氏族人坚决的反对。广西岑氏族人自岑仲淑以来已经历九百五十多年了，他们为了戍边守土，长期居住在壮族聚居的地区，不少人已成了汉裔壮化。如有人称瓦氏夫人、岑毓英、岑毓宝、岑春煊为壮族，岑氏族人并不反对，但若把桂西岑氏族人的始祖说成土生土长的“蛮夷酋长”，而否定岑仲淑，则广西岑氏族人是绝对不会认同的，并对那些诋毁、中伤岑氏族人的行为作坚决的斗争。
2011年初夏于南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