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八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日在广西西林县举行了桂滇两省（区）首届句町国历史与壮族土司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显然，土司历史文化是研讨会的主要内容之一，会议期间还专门抽半天时间到那劳考察岑氏一门三总督故居建筑群及其文化。对土司之起源、变迁，民国初期，刘锡蕃有过深入的研究，在这里不妨引用他所著的《岭表纪蛮》（民国二十三年四月商务印术馆初版）第二十三章土司中说的几段话。
在土司之起源中说：土司原起，大概不外两种条件：其一，原为土著之酋长，归顺中朝，因而予以爵封者；其二，则历代政府，因征蛮将士有功，因而裂土酬勋，藉以镇慑蛮夷者，考通志云：“广西两江溪洞，旧为荒服。唐太宗时，诸夷内附，始置‘羁縻州县’隶于都督府，以其首领为剌史”。是即为土司之萌芽时期；通志又云：“宋参唐制，析其种落，大者为州，小者为县，又小者为峒，推其雄者为首领，籍其民为壮丁，以藩篱内郡。其蛮长皆世袭，分隶诸寨，总隶于提举。”土司制度，至此时乃完全确立——即为其成熟时期——惟其时为土官者，皆蛮夷酋长，而统之以汉人耳。到狄青讨平侬智高乱之后，悉以汉人易之，蛮人之政权，乃悉落于汉人之手。汉人乃代蛮人而为其土官。
在广西之土司中说：滇黔土司，多于元明两朝受封，广西土司，则多于宋朝受封，此为桂与滇黔不同之点。在土司制度未建立之前，除桂、柳、平、梧、浔、玉等郡隶属流官治理外，其余俱属地。在庆远者，曰抚水蛮；在邕、太、恩、泗、镇、色各属者，曰西原蛮，西原蛮东接柳梧，西连南诏，有兵二十余万，势甚雄强。侬黄两氏，操其大政，而侬氏尤盛。自狄青征平其酋侬智高之后，其将士有功者，皆裂土分封。于是酋长之制度推翻，而土司之制度建立，其政治之根本组织，完全改造。……各土酋，杂非客籍从征之人，而亦受支配于此等制度之下，与客籍土司冶化而为一炉。此等土官悉受邕州都督节制。其时为都督者，即为田州始祖之岑仲淑。其后岑氏据有田州、泗城、镇安、归顺、思恩之地，广西之西半，几完全为土司区域——此区域中，亦几乎完全为岑氏区域——至于此时，蛮人之政权，乃完全入于汉人之手。故狄武襄于广西之开拓史上，实为第一功臣。……狄氏而后，王阳明既定田州之乱，亦师袭狄氏办法，其所委土司中……亦皆为汉人。
在附岑氏土官述略中抄录广西岑氏世系和岑氏兵法后说：吾人观此，则岑氏之繁荣盛大，久而且强，其所由来，亦非偶然矣！故论开拓广西之功，以狄氏为最大，然筚路蓝褛，共启山林，使汉人在广西之势力，发扬光大，至于永久，则不能不归功于当日之诸土司，而尤不能不归功于岑氏土司，岑氏者，诚开辟桂西之先锋，而有大造于中国之版图者也。
从刘锡蕃这几段论述中可知：广西西部各个土司的首领，自宋仁宗讨平侬智高乱之后，其或其祖先必定是征讨侬智高有功的汉人，这一点十分重要，应当成为我们考察宋仁宗后广西西部各土司首领身世的出发点和指导原则。
然而，在这次西林研究会上所散发的《论文汇编》所辑录的广西师范大学计算机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教师邓金凤所写作的《岑毓瑛与“岑仲淑墓”》和依据这一论文在大会上所作的发言，却引经据典否认岑彭是岑氏族人的始祖，说是“无考”、“不足信”，甚至是已被“戳穿”。笔者认为，说“无考”、“不足信”，可以理解，也属正常，因为说这些话的人，他（或她）没有做深入细致的考察论证，只能说“无考”，手上没有足够的资料，只好说“不足信”。至于说已被“戳穿”，那就太过奢谈，你认为广西岑氏始祖是“溪洞蛮夷酋长”，你就必须指明什么时候、什么溪洞、什么酋长，并列出世系，你没有指明和列出，何谈“戳穿”？“应是”也只不过是一种猜测。明朝末年，广东南海奇士邝露（字湛若），因迕邑令，弃家走粤西，几乎跑遍了整个广西，对广西当时的政治、军事、古迹、歌舞、风俗、山川、动物等作了深入的考察，收集了丰富的材料，在此基础上，于明崇祯年间写成了《赤雅》一书。在土司世胄这一小节中他说：“土司惟诸岑最强，胄出岑彭，画像云台，精应列宿，布星祭神，威儗王者，世为外臣，颇袭得法。”岑彭是广西岑氏族人的先祖，邝露早就说过了，因此并不是岑毓英在编撰《西林岑氏族谱》时“凭空捏造”。对始祖岑彭，在这里不准备多说，只因邓金凤教师要来“戳穿”，表示“不足信”，只好多说几句。邓金凤的论文和发言的重点还是放在否定岑仲淑和岑仲淑墓上，笔者也准备在在这个问题上重点阐述本人的观点。
邓金凤说：“关于岑仲淑其人，学术界普遍认为是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物，完全是桂西岑氏族人杜撰出来的汉人始祖”，“在历代文献中找不到丝毫记载”。果真如此吗？清雍正三年，由陈梦雷、蒋廷锡主持编成的《古今图书集成》（中华书局影印）第175册刊载明王守仁所撰写的《泗城土府世系考》，全文如下：
“宋皇祐间，侬智高寇扰粤西，杨畋等征讨，久无功。四年九月，上命枢密，襄公狄青为荆湖宣抚使，督诸军讨智高，以麒麟武卫怀远将军岑仲淑从，大破智高于邕州，智高窜奔广南，襄公还朝，淑公善后，五年正月，仲淑平广南，智高复窜大理，遂死，函首至京师。仲淑驻镇邕州，建元帅府、都督桂林、象郡三江诸州兵马，封粤国公。仲淑系出汉武阴侯岑彭后裔，原籍浙江绍兴府之余姚县人。仲淑镇邕威惠并行，开拓疆土，抚绥蛮夷，大得民心。仲淑故，子自亭袭，时有流言，欲以叛逆中伤。自亭遂请谢邕州还朝，将束装，夷土拥众遮留不放，事闻，仍留镇抚，后累加金紫光禄大夫，沿边安抚使，来安路都总管。后遂迁入乔利，跨有 牂牁 ，子孙世守边土。自亭生子二，长曰翱，次曰翔，翱袭故绝，翔袭，翔生英，英生雄，雄生世兴，皆以原官袭。至元时，世兴以边功加总兵万户侯。世兴生子五，长曰怒木罕袭父职，次曰帖木儿，分封田州，是为田州始祖；三曰阿次兰，受封乔利，是为思恩土州始祖；四曰不花乜仙绝；五曰剌辛，受封东路，是为镇安始祖。怒木罕既袭父职，以姪伯颜入京谗谤追守封爵，改东路宣慰使。后复建功，封武德将军。怒木罕生福广，福广生善忠，皆袭宣慰使。至明洪武六年，改古墈峒为泗城土州，善忠改封土知州。”
王守仁是明弘治、正德、嘉靖时代人，弘治进士，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是思想家和军事家，世称阳明先生，也是学富五车之人。他为什么对泗城土府世系感兴趣？原来王守仁与岑仲淑一样，都是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是老乡，时代虽相差450多年，但境况相似，岑仲淑因平侬智高之乱来到广西的，他也因平仲淑后人田州之乱来到广西的，在南宁和广西其他地方停留较长时间。他有这个兴趣也有这个条件对岑仲淑和他的世系进行考证，通过考证便得出了上述结论。此外，王守仁还有一首颂题在岑氏族人中流传，颂题曰：“封爵列于汉廷，台阶联于唐室，将相之世家也，而苗裔之蘩他族鲜俪；前祠彰庆堂，后祠宁先堂，原系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上林乡石人里岑王村居住。”王守仁的这些深入、细致和准确的考证资料，被当时出版者汇集出版，便是最权威性的历史文献记载。
岑仲淑确有其人，除从正面考证得到证实外，也可以从反面考证得到证实。越南有座侬智高庙，座落在离高平省会约六华里处。正大门门额上写着“旗岑殿”三个大字，正殿门匾上写“卯岑庙”，两边柱子贴上对联，上联是：“碑外象迵铺淑气。”下联是：“案前凤舞殉文章”。后庙堂正中安放一尊一米多高镂金的侬智高塑像。为什么明明是供奉侬智高的庙，却要叫“卯岑庙”、“旗岑殿”？一方面是为了回避宋朝朝廷查处,另一方面用反义词和隐喻的手法来贬低和压制对立面。“卯岑庙”的“卯”字，谐音可当作“冇”字，“旗岑殿”的“旗”字，谐音可当作“骑”字，对联上联的“迵”字，按《中华字典》可作过解，“铺”字可作止解，下联“殉”字可作焚烧解，“文章”二字可视作宋朝皇帝的诏令和宋军的通告。把对联和匾额联系起来，可以表达这样的意思：大象从碑外经过，把岑仲淑的锐气压下去了，在案前焚烧宋朝皇帝的诏令和宋军的通告，大家都欢欣鼓舞雀跃，不仅如此，还要骑在岑仲淑的头上，进而把他消灭。按照这样的理解，这座庙也就成为考证岑仲淑存在的重要历史文物。这座庙的图片和参观记见范宏贵主编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侬智高研究资料集》。在这本资料集中，还收集了由侬兵提供由他堂伯祖手抄的手抄本——《侬智高传诗》（留予后代传看），现摘录一部分于后：
王城万丈千层高，思夺江山不惮劳。
只为罗候安大计，行五巾陈开兵刀。
战败出朝五兄弟，逃脱来避河桥东。
避难逃生何日暇，朝廷听闻追兵刀。
南宁逃难兵岑重，兄弟五人逃散身。
再逢后代岑兵战，勇壮才能动刀兵。
英雄土将兵岑重，勇战南宁动交锋。
布阵竹年有当对，千军万马抚钗钢。
冬月到竹交阵锋，一时落计兵岑重。
兄弟各散无相见，悲叹长天哀日红。
兄弟逃散别西东，可恨逃散取岑重。
三日绝粮守饥饿，何日见得黄红通。
吾为长兄名智高，四人我弟散难逃。
今生三子改名姓，封作农家武派劳。
农长子名为武康，汉儿宝号佐武章。
二男称上宁武成，可恨岑重兵痛伤。
兄弟五人别散逃，移来借在南宁郊。
逢生三子得还葬，埋记岩山万万高。
一死魂魄未升天，来在岩叹兵马仝。
可恨何时归汉路，英雄土将报仇完。
（土字原为上字，为与第七
行一致，改用土字）
兄弟四人上广南，岑重兵马上杀还。
这首诗是以侬治（智）高的名义写的，据侬兵说这是后人以侬智高的口气，根据民间传说写成。但不管怎样，它也多少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值得分析的是这首诗不把狄青当作对手，而却把岑重作为首要的敌人。在有关文献、考证和传说中都没有岑重这个人，这可能同音字之误。仲与重同音，岑重就是岑仲淑，七言诗，每句用字只能七个，而又要表达意思，就省去了淑字。这样分析，如属准确，便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证明有岑仲淑这个人，而且在与侬智高作战中，发挥过巨大作用，因而成为侬智高的眼中钉、肉中刺，发誓“再逢后代岑兵战”，“英雄土将报仇完”。
从上述王守仁的泗城土府世系的正面考察到高平侬智高庙和侬智高传诗的反面印证，都充分说明岑仲淑其人不是子虚乌有，不是桂西岑氏族人杜撰出来的汉人始祖。
邓金凤对岑仲淑在平定侬智高后“都督三江诸州兵马事，以功晋金紫光禄大夫，授殿前麒麟武卫大将军，沿边溪峒军民安抚使，卒赠粤国公”的封赏，似乎十分反感，说那样“就不会在历史文献中找不到丝毫记载”，是“欺骗”。说“找不到丝毫记载”不真实，上面的叙说已作了回答，确实的一点，就是记载不多。之所以如此，要从岑仲淑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首先，岑仲淑是狄青征讨侬智高的从将，是由狄青选定的，不是头面人物，不是像“三将”、“三公”的狄青、孙沔、余靖由宋仁宗皇帝钦命的，也不是率军冲锋陷阵的部将。其次，岑仲淑不爱抛头露面，或者狄青不让他抛头露面。基于这样的情况，所以有关史书对岑仲淑的记载就较少。那末，岑仲淑在狄青军中究竟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从所掌握的资料分析，很可能是军师参谋的角色。何以见得？一是岑仲淑文武双全。从征前已是进士、麒麟武卫怀远将军。二是岑仲淑有独创的兵法。邝露《赤雅》载有岑家兵略、云亸君兵法，《岭表纪蛮》作者，则把云亸君兵法改称岑氏兵法。岑家兵略、岑氏兵法就是岑仲淑兵略兵法。其要点是：七人为伍，每伍自相为命，四人专主击刺，三人专主割首，所获首级，七人共之。一人赴敌，则左右大呼夹击，一伍、一队赴敌，左右伍、左右队都要夹击，不夹击者皆论罪等。狄青宋军与侬智高蛮军决战于归仁铺，狄青所使用的战法便与此相似。据宋彭百川撰《太平治迹统类》中说：“及战，军稍却，右将开封孙节死之。贼气锐甚，沔等俱失色。青起，自执白旗麾蕃落骑兵，张左右翼，出城后交击，左者右，右者左，已而右者复左，左者复右，贼众不知所为，大败走。”三是侬智高说他中了岑仲淑的计。《侬智高传诗》有这么两句：“冬月到竹交阵锋，一时落计兵岑重”（岑仲淑）。这两句诗耐人寻味。究竟落了什么计呢？狄青至宾州，“下令人赋十日之粮，值元宵夜，青置酒，张华灯，大会将校。漏下二鼓，青入内，令孙元规代主席。将校候青出，未敢退。”这些举措，肯定是做给侬智高的谍报人员看的，会很快给侬智高和守关侬军通报，从而麻痹了侬军，以为宋军不急于进攻。谁知狄青离席后，即率轻骑从小道绕到关后，使侬军失去天险，退守归仁铺。从侬智高看来，这是岑仲淑出的计策。四是岑仲淑为狄青宋军选了一条绕过昆仑关从而致胜的小路。邝露《赤雅》昆仑关一节云：“狄武襄上元夜夺昆仑关，破侬智高，关扼宾邕两界，水于此南北分歧，岭险仄，皆通诸夷。若据昆仑，须防间道”。后两句话，很可能是他在考察了岑氏土司、岑氏兵法，听到岑仲淑后人有关其祖先领宋军走小道绕过昆仑关从而获胜的述说后写下的。仅从以上四点便可以判断岑仲淑在狄青军中担任军师参谋的角色，为狄青打败侬智高制订了策略和战法。岑仲淑在平定侬智高之乱中所起的作用和功绩，只有狄青本人最清楚，狄青不说，宋军其他将领，恐怕知道也不多。但狄青回朝后，详细向仁宗皇帝作了禀报，于是仁宗给予岑仲淑厚重封赏。当然，对岑仲淑的角色和作用，侬智高也会知道一些，因侬军也配有军师，军师就是黄师宓，也有谍报人员，他们不会不对宋军的构成、军师、将帅的资料、举动进行收集研究，所以岑仲淑其人和作用，在侬智高方面也得到了反映。
岑仲淑受封后便一直驻镇邕州，直到他去世。在他活着二十多年当中，究竟做了些什么？王守仁在他的《泗城土府世系考》中只说“仲淑平广南，……驻镇邕州，建元帅府，……威惠并行，开拓疆土，抚绥蛮夷，大得民心”。与此关联的具体人和事，包括其它史册、地方誌都少有记载，使人费思难解。最近，本人有幸阅读了《侬智高研究资料集》第138页刊载由侬兵提供、许继善、许成武收藏的《上映许氏族谱原序（摘录）》，上映今属天等县，这份谱序有个不同的提法，或许有助于破解这个谜。在这里也把这份谱序（摘录）抄录如下：
“吾祖之上祖，原籍河南洛阳许州人氏。后来宗族繁衍，乃分支过闽，而隶直于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白米巷，又名串钱街居焉。皇祐四年，侬智高陷邕州，九月，朝廷命狄青为荆湖宣抚使，督诸军讨侬贼，吾祖从征。至五年正月，狄帅妙算于上元之夜，张灯火，设大宴，饮通宵，与宾主将士共宴畅饮。即晚二更，称疾暂起，使孙元规主席，客至晚未散。忽有驰报，是夜三鼓狄军已夺昆仑关矣，大败侬军于邕州。侬贼败走云南大理府，死于广平南。狄帅调师，留武威将军岑仲淑，即田州之祖也。镇永宁军，羁击安南宣抚使，督孙沔、字立节代统。时吾祖有功绩，已封武威将军，复开拓边土。朝廷议奏，以吾祖开疆有功，且熟谙诸夷情，世守斯土。诏从之，遂得授世袭上映州职。”这段谱序部分标点符号恐有误，如“留武威将军岑仲淑”后，不需加逗号，“即田州之祖也”应加括号，括号后应为逗号，不是句号。经调整后，意思就比较明确，即岑仲淑留下的职务，由孙沔代统，孙沔回朝只比狄青晚约二个月，孙沔回朝后，岑仲淑的职务又极可能由余靖代统。这个“代统”可理解为，一切军令、政令岑仲淑可以提出或作出决定，但其颁发则由孙沔或余靖去办理和执行。这是一个全新的说法。这个说法很值得重视。它能够回答岑仲淑留驻邕州二十多年史册没有多少记载的问题。岑仲淑的做法有点像我们今天“退居二线”的做法，也衬托出岑仲淑有不爱抛头露面、不爱张扬的性格。
上面提出的许多看法，都是根据有关史册、资料的记载和根据这些记载作必要的分析推理而作出的。它已充分证明岑仲淑确有其人、其事。但这些看法都还属于小道理，我们还要抓住大道理，不能对大道理视而不见。这个大道理在本文开头引用刘锡蕃的著述中已说到了，在这里还有进一步阐明的必要。这是什么大道理呢？就是宋仁宗派狄青平定侬智高后，广西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侬智高为代表的蛮夷势力完全被摧垮。宋仁宗为吸取侬智高叛乱造成重大损失和危害的深刻教训，为防止蛮夷再次作乱，为戍边守土，确定了一条大原则，就是在桂西北蛮夷较多的府、州、县，其军政要职，都必须由汉人，而且是在平定侬智高叛乱当中有功的汉人来担任。对他们进行裂土分封并允许世袭。在这大原则下，很难设想宋仁宗会钦命一位没有任何战功却是土生土长小小溪峒的蛮夷酋长来担任州、府甚至大半广西的军政要职，还会允许他的后人世袭其职，充当桂西岑氏的始祖，宋仁宗再昏庸也不会昏庸到这个地步，会让这种情况发生。当初侬智高据有广源州，招兵买马，羽翼渐丰，提出要当邕州刺吏作为内附的条件时，宋仁宗都没有答应，何况一个小小的溪峒酋长乎！提出这种设想的人，看来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政治！正是宋仁宗这次裂土分封，开创了广西西部土司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经历宋、元、明、清四个朝代，长约六百至七百年，岑氏土司始终拥有泗城、田州、思恩、镇安四个州府，雄踞一方，为开发边土，巩固边防、发展当地经济作出了贡献。与此同时，岑氏族人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广西岑氏之所以有如此辉煌的过去，完全始自宋仁宗对一位在讨平侬智高之乱中建有丰功伟绩的汉人将军的高规格的封赏，这位接受封赏并留在广西的汉人将军就是岑仲淑，离开了岑仲淑就不能解释雄踞约半个广西，延续六、七百年的岑氏土司的形成和发展，就不能解释广西尤其是桂西岑氏的来源，这是铁的历史事实，是任何人篡改不了的。广西岑氏族人，对自己的广西始祖——岑仲淑，从来就没产生过怀疑，有个别怀疑的也是在特殊环境下所作的错误的表态。
上面谈了岑仲淑，下面就来谈岑仲淑墓。
邓金凤采用先入为主的手法，先否定岑仲淑其人，然后再否定岑仲淑其墓，没有其人焉有其墓？岑毓英重修岑仲淑墓她便可以轻松地宣判为“伪造”、“新墓”、“横空出世”、“杰作”、“创建”、“别出心裁”、“荒唐与滑稽”，是为了弥补文献的不足，为了“充当”汉人后裔，“于情于理都不通”等。岑仲淑墓重修完毕，当地有官员临墓致祭，并被列为宾阳县的名墓之一时，她又说是“权势有灵”、“世人糊里糊涂的认可”。这一长串的指谪，似乎越多越好，越多就会被人接受。当人们好好地思索从北宋到清初长达六、七百年为什么桂西会有一个强盛的岑氏土司从而岑仲淑的形象显现在他们面前时，这一切指谪便会土崩瓦解。
邓金凤采用的第二个手法就是划等号。她引用了不少地志，说都没有岑仲淑墓的记载，没有看到记载就是没有。但人们知道没有记载的事多着呢！这两者怎能划等号，史书少有记载会有它的具体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邓金凤抄录了岑毓英修墓的的碑铭，铭文对岑仲淑墓的地址写得很清楚，就是“出宾州城南二十五里，有村曰卡墨村，岭曰石合岭，岭上古墓岿然曰岑公墓”，但邓金凤认为这是岑毓英的自有说法，并有意避开它。她的“论文”写到岑仲淑墓时，都写在昆仑关上，这样的写法共有八处，用意十分明显。大家都知道昆仑关位于邕宾交界处，是当时南宁通往桂、柳、玉、梧必经之地，人来人往，在昆仑关上有宋代的岑仲淑墓，人们尤其是史志人员不会不知道，知道了不会不写在史志上，现在翻阅很多史、志都没看到有记载，不正好说明“事实上，昆仑关原无此墓”。 真可谓“独具匠心”。
其实，卡墨村石合岭离昆仑关还远着呢！不说大路、小路的距离，就是直线距离也在十公里以上，中间还有高山相隔。至今，卡墨村石合岭在宾阳还相对比较偏僻，在宋代，那就更为偏僻了。为什么有丰功伟绩，身居高位的岑仲淑之墓会放在这里？这自有岑仲淑之情和理，绝不是无缘无故的。原来，卡墨村石合岭正处在当年宋军绕过天险昆仑关，进军归仁铺小路的中间，是岑仲淑真正立功赞策的地方。岑仲淑怎能忘记当年大军抵达宾州后，面对侬军据有的昆仑关天险，怎样才能克敌致胜？怎样才能避免重蹈陈曙溃败的复辙？他苦苦思索。经过调查研究他终于找到了一条能插到关后的小道，使守关侬军不攻自破，或不经重大战斗就被迫撤关后退，为在较开阔和平坦的归仁铺，充分发挥骑兵的作用，彻底摧垮侬军的抵抗创造了条件。这条小道的重要性，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就如同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时的胡志明小道一样，是一条生命线、胜利线。所以岑仲淑对这条小路情有独钟，具有难舍难分的眷恋，现在这个墓地很可能是在他生前就已选定了的。他宁愿默默无闻，不为人所知，也要长眠在这条荒僻的小道旁，那些史、志有无记载对他来说并不重要。所以把史、志有无记载作为评判事实有无的依据是荒谬的。正因为这个墓地有着特殊的意义，他的子孙后人始终记住卡墨村石合岭。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他的子孙后代逐渐西移，留邕留宾的后人逐渐稀少，祭扫也会减少，或有一段较长的时间无人祭扫，坟茔就荒芜起来，久而久之，就会有人认为是无主坟墓而进行侵占。直至1876年（光绪二年），岑毓英不忘先祖，趁着家居期间抽空来到卡墨村石合岭（邓金凤故意说来到位于邕宁与宾阳交界处的昆仑关）祭拜仲淑公，看到公墓碑碣无存，他族藏骸侵及兆域而十分难过心伤。他愿意出资请他族迁离，不从只好对簿公堂。现在已事隔一百三十多年了，邓金凤还悻悻要为迁离者鸣不平，还以判官的姿态，数岑毓英的不是，隐喻岑毓英以地位和权势压人。我们不禁要问，假如有个陌生人闯进你的住家，你会不会叫他离开？如果他不离开，你会不会报警？当你要报警时，那个人就说你不要以势压人！也许邓金凤会说，这不能和岑仲淑墓比，在昆仑关上本来就没有岑仲淑墓。那人便接着她的话说：这个房子本来就不是你的。这两个例子都是同一种说法，就是强词夺理。
他族藏骸迁离后，岑毓英又出资对仲淑公墓进行重修、立碑，使墓地焕然一新，岑氏族人不畏路远，多来祭拜。新中国建立后，由于种种原因，来祭拜的就少了，有些年份就几乎没有，于是墓地又重新荒芜起来。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乘着改革开放的大潮，人们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于是又陆续有人前来祭拜，1996、2006、2007年又举行了较大规模的集体祭拜活动，2007年清明前对岑仲淑墓又作了一次较大的维修。令岑氏族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几次大的祭拜活动竟惊动了某些人，邓金凤便是其中之一。在她的论文中，虽声称“无权对岑氏族人此举说三道四”，但还是要说三道四。说什么“且不说外人对这座所谓的‘岑仲淑墓’抱否定态度，就连桂西岑氏土官后人岑建英也对其表示怀疑”。意思很明确，你们受骗上当，你们祭拜的是一座“假墓”。她还进一步说：“此举背后所包含的种种社会原因，值得人们深思”。近期，每年都举行盛大的祭拜黄帝陵和祭孔活动，报纸和电视都作显著和突出的报道。却未见有任何人出来对这些举动探讨其背后所包含的种种社会原因，惟独广西岑氏族人对其广西始祖很普通、未作任何张扬的祭拜，其背后就包含有值得人们深思的社会原因，真令人费解，也不知道“种种社会原因”指的是什么。好在论文结尾有一段话或许能解答这个问题。她说：“岑毓英如此别出心裁，热衷造墓，除却荒唐与滑稽，更多的是他赤裸裸的‘汉裔情结’的流露。桂西岑氏的‘汉人始祖’经过岑毓英的改进，其可信度大增，岑氏族人的‘汉人后裔’身份因而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按照这段话推演，来自广西各地好几百人的岑氏族人集中祭拜岑仲淑墓更是“汉裔情结”“赤裸裸”的流露，更使汉人后裔身份更加巩固，汉人“祖先之树更加枝繁叶茂”，好象这将要成为社会问题，对他们的学术架构、学术体系，将构成巨大的威胁，岑仲淑和岑仲淑墓是他们学术路上的巨大障碍，经过深思，就迫不及待地抛出这颗“论文炸弹”，要把岑仲淑这位汉人将军炸掉，把岑仲淑墓这个汉人碉堡炸掉，这样他们就可以高歌前进了。这就是邓金凤对众多岑氏族人祭拜岑仲淑墓所表现出的心态，和深思后所要采取的措施。
说实在，参加祭拜岑仲淑墓几百岑氏族人，彼此之间并不问其户口本、身份证填写什么民族，相信其中有填汉族的，也会有填壮族的，对这点大家都持开放的态度，并不介意。就拿岑毓英来说，最近一些著作说他是壮族的儿子，汉族的岑氏族人也不表什么异疑。因为自岑仲淑随狄青征讨侬智高到现在已经历了95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岑仲淑的后人多生活在桂西地区，与当地的原住壮族生活在一起，还彼此通婚，如壮学家侬鼎升就说他在广南的侬氏宗亲就与西林那劳的岑氏宗族相互通婚，关系非常密切。当然也有不通婚的，如参与研究侬智高的侬兵就说他老家下雷，因过去岑兵追剿侬智高，结怨成仇，侬智高留下遗嘱，交代后代不要同岑姓结亲。被他的家族当做祖训，不敢与岑姓攀亲。这是个别的。不仅大多数彼此通婚，而且风俗习惯、语言、文化也慢慢融合，正如刘锡蕃所说已冶为一炉。这些经历八、九百年的岑氏后代，说他们是壮族又有何不可？岑氏族人不会去说他“壮族情结”，更不会说他充当“壮族之树的园丁”、荒唐与滑稽。申报的民族不同，并不妨碍他们一致认为他们广西的始祖是岑仲淑。出于孝道，遵循数典不能忘祖的训导，大家都积极参加祭拜先祖，不存在所谓“汉裔情结”的问题（“汉裔情结”这个词，是某些学者杜撰出来的，是否有科学性？在这里不作探讨）。如果岑仲淑的儿子、孙子的配偶是壮族人，他们的后人也会对其祖母的墓地进行维修和祭拜。岑氏族人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并不把汉族的身份当作“大树”，岑毓英是依靠自己的奋斗、聪明才智和一颗赤诚爱国之心被清朝皇帝推上云贵总督的高位的。与其广西始祖岑仲淑当时的情况不同，与他的汉族血统无关。当今岑氏族人非常尊敬岑毓英先辈，他为国、为本宗族和为家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学术界的大多数对此都作了充分的肯定。我们尊重学术的自由讨论，但决不容忍为适应某种需要而对岑毓英进行恣意的攻击和对广西（主要是桂西）岑氏始祖岑仲淑的抹煞。现在看得很清楚，恣意篡改历史的不是岑毓英，而是那些自我标榜出于公理而非私利的人。岑氏族人决不会上他们的当，受他们的欺骗。

撰写人：广西岑仲淑后人岑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