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样式雷”，是指清代一个雷氏家族，他们祖祖辈辈从事皇宫的工程设计工作。在清代，凡是宫中的兴建，在选定地点后，首先，由内廷按着皇帝的建筑要求提出方案，然后由负责建筑设计的样式房设计绘图，并制做出烫样（下文有解释），呈请皇上首肯后，交由算房估算工程的用工和用料，最后施工。雷氏世家自清初至清末一直从事执掌绘制、设计样式房的工作，因而被人们称为“样式雷”、“样子雷”或“样房雷”。

关于“样式雷”，民间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清康熙中叶，朝廷大兴土木，修葺明朝留下的宫廷——紫禁城。重修太和殿时，一切准备就序，只等上梁典礼开始。按照清代制度，宫殿中建造重要殿字，在安装大梁、安吻合拢时，皇帝必须亲临行礼。太和殿是皇宫里的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之一，是皇宫的正殿。因此，当时的执政皇帝康熙自然是要亲自参加上梁典礼的。典礼开始了，眼见大梁徐徐上升，终于升到应有高度，但榫卯悬而不合！典礼无法继续进行。火烧眉毛之际，“样式雷”的始祖雷发达挺身而出，急忙攀上梁架高处，手持斧头，连续用力敲打，榫卯很快就全部合拢——上梁成功。于是，康熙皇帝高兴之余，当面“敕授”雷发达为工部营造所的长班。故后来民间流传：“上有鲁班，下有长班，紫薇照命，金殿封官”的故事。

最先记录这一传说的是朱启钤先生的《样式雷考》，此后被一些人引用，雷发达之名因之蜚声遐迩。传说中称雷发达是在康熙中叶修建三大殿时建立的业绩。太和殿继明以后初次重修是在康熙8年，这属于康熙初期。康熙中叶重修太和殿，是指唐熙34年的第二次重修，这也是我们现在所见的太和殿。雷发达卒于康熙32年，怎么可能在死后的两年有此业绩呢？因此，后来有人将此传说修正为康熙8年所发生的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技术史》上就足侍此观点。但文中并没有讲明此观点的出处或证据。1987年第2期《故宫博物院院刊》所发表的由王其亨先生和项惠泉先生合写的《“样式雷”世家新证》中就否定了这一观点。他们的依据是雷发达的堂兄雷发宣之子雷金兆于康熙58年（1719）研撰《雷氏迁居金陵述》（《北晨画刊》1935年10月第6卷第9期），他们认为：“康熙元年，雷发达等因趋避兵火差徭之累而暂居金陵石城，后历经“三藩之乱”，于康熙22年（1683）冬才与其堂弟雷发宣‘以艺应募赴北’。”由此，他们说：“这样，康熙8年初修太和殿之役，雷发达既不可能参加，又焉有太和殿上梁之功可言？”文章进一步言道：“退一步讲，如果雷发达确有康熙初年‘太和殿上梁之功’则与雷金玉于畅寿园正殿上梁立功一事相较，二者雷同迭次，也不免使人疑窦重重”。最后，他们得出结论：“完全有理由说，后者作为‘故老传闻’，也是事出有因，不过阴错阳差，张冠李戴，把雷金玉的真实业迹，传讹为雷发达的功勋了。”

对此，笔者有以下两点看法：

第一，在《雷氏迁居金陵述》中，有关雷发宣赴北的事是这样记载的：“……癸亥冬，父以艺应募赴北，仍携卷复居石城。”此外并无雷发达同行之意。纵观全文，也看不出雷发达是与雷发宣同赴北应募。原《北晨画刊》上所载陆伯忱的注：“康熙二十二年，西历一六八三，此雷氏北上以艺供职之始，自此定居海淀，直至圆明园焚毁始迁城内。”不知这一注释有何依据，也许在无其它资料可供参考的情况下，便据此作注。从现有史料来看，并不能断定雷氏堂兄弟是康熙22年同赴北应募的。

第二，退一步讲，就算雷发达是与雷发宣于康熙22年赴北，但并不能断定这就是雷发达第一次赴京。要知道，康熙22年不再是康熙元年的战乱时期，雷发达他们需要离乡迁居金陵，此时是在“三藩之乱”平定之后，时局已很稳定，经济也开始繁荣起来，雷发达也已是64岁的老人。要把此次作为雷发达第一次进京献艺，似也不合情理。

根据有关资料推论，笔者对“样式雷”的传闻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雷发达早在康熙22年雷发宣赴北之前就去过京师。试想，康熙初年，雷发达继南迁至金陵后不久，仰仗着自己身强力壮（当时他四十多岁），技艺出众北上谋生。到康熙8年，清朝第一次重修太和殿肘，他也不过五十岁，体力还不错，加上超众的技艺，完全有可能在康熙面前露上那一手，由此成为长班。经过十多年的经营，雷发达已有一定地位，又值康熙中叶时局稳定，清宫大兴土木，堂兄雷发宣也动赴北之念。雷发达便接堂兄来京共图大业。

第二，《“样式雷”世家新证》一文中提到的雷发达在太和殿上梁一事与雷金玉在畅春园上梁一事“雷同迭次”，“使人疑窦重重”，笔者认为，上梁在修建房屋中是一件大事。上至皇帝，对于重要殿堂的上梁要亲临典礼；下至百姓，上梁之时也要大大地庆贺一番。即使到了今天，人们在上梁之日也要行礼庆贺。因此，皇帝对于太和殿和畅春园正殿上梁有功之人都加以赞赏、思赐，且相隔二十一年，这就并不为怪。

第三，朱启钤先生记录的故老传闻中，雷发达是被“面敕授工部营造所长班”。《雷金玉墓碑》（同治四年立）上刻的是“蒙钦赐内务府总理钦工处掌□（注：“原字残，可能为‘案’或‘斑’）。”营造所是工部营缮司的下属单位，是一个常设机构。而钦工处则是每项工程经营时，由皇帝钦派大臣拣派官员，办事人员（包括匠人）组织的临时工程管理机构。工竣后即行撤销。故这两个职务并非一回事。

二

雷氏世家是从雷发达来京开始的，一直到清末的雷廷昌，都供役于清代宫廷，这七世九人对清代建筑都有大小不等的贡献。下面，就雷氏各代的情况作一简介。

雷发达，字明所，江西南康府建昌县人，生于明万历47年〔1619），卒于清康熙32年（1693）。其祖宗以儒见长。为避明末战乱，随其父雷振声弃儒南下经商，迁居金陵。清代初年以艺供役宫廷，卓有成就，尤以康熙8年太和殿上梁之功而传为佳话，为雷家事业奠定基础。70岁退休，死后葬于金陵。但当时他并未染指样房工作，从这一方面也可以说，他还不能算真正的“样式雷”的始祖。

雷金玉，字良生，雷发达长子，出于顺治16年（1659），卒于雍正7年（1729）。先以监生考授州同，后来继任父亲的工部营造所长班之职，并投充包衣旗。康熙年间时逢修建畅春园，雷金玉“领楠木作工程，因正殿上梁，得蒙皇恩召见奏对，蒙钦赐内务府总理钦工处掌□（见上文注），赏七品官，食七品俸”（同治四年立《雷金玉墓碑》）。对于营造所的一个小小长班来说，能得到皇帝的亲自召见、询问，并得到封赏，也是莫大的荣幸。后他又因为圆明园的设计施工作出重大贡献，而在“七旬正寿又得蒙皇恩钦赐，命皇太子书‘古稀’二字匾额”（《雷金玉墓碑》），雷金玉71岁寿终正寝，又仰仗皇恩，“赏盘费壹百余金，奉旨驰驿，归葬原籍江苏江宁府江宁县安德门外西善桥坤山艮向”（《雷金玉墓碑》）。由此可见雷金玉当时的地位和影响，确实是：“样式房一业，终清之世，最有声于匠家亦自金玉始也”（《样式雷考》）。雳雷氏家谱上也是以金玉作为迁北京的支祖。就“样式雷”这一名称来说，真正的始祖应该以始供职“样式房”者为之。雷金玉是在逾花甲之年因圆明园的修建而开始执掌样式房的工作，他是雷氏第一个执掌这一工作的人。此业，后被其子孙继承，延续至清末，才有了“样式雷”的称谓，再不是“长班”的称谓了。从这个角度说，雷金玉才是“样式雷”的始祖。

雷声澂，字藻亭，雍正7年生（1729），乾隆57年卒（1792），是雷金玉的幼子。他出生后仅三天，雷金玉就去世了。其他兄弟及家人都随父亲归葬金陵而南行，唯雷声澂与其母张氏留守北京。虽然雷金玉技艺超群，在康熙、雍正两朝均有杰出贡献，但雷声澂的一生却是在清苦之中渡过的。这一点在同治四年雷景修为曾祖母，也即雷声澂的母亲所立的德政碑上有记载：“因我祖考（注：即雷声澂）字藻亭在及丁时，我曾祖妣苦守清洁，立志扶养我祖成人，清苦之极，得蒙曾祖妣早晚训诲，依附我曾祖考之旧业。至今，子孙满堂，接我曾祖考一脉相承，奕业相传，功昭前烈，庆衍绵绵，实承我曾祖妣张太宜人之德政也。”可想而知，在既无父亲指点，又无兄长帮助的情况下，他们孤儿寡母，难免受到同行的排挤。因此，要学习和掌握样房技艺，也是非常困难的事。故而“其母张氏出而泣诉于工部，迨声澂成年，乃得嗣业”（见《样式雷考》）。雷声澂正处于乾隆、嘉庆两朝大兴土木时期，正是“英雄用武之地”，应该很有建树。但雷氏的家谱中对他一生的遭遇及执掌样式房工作并无记载。同治四年，雷景修等人先后为几个先人立了碑，唯不见雷声澂的，只有上述的张氏墓碑上提到了他。那也仅仅是为了表彰张氏盛德的。这说明，雷声澂虽然在皇帝的恩准下，于成年之后，名誉上继承了父业，执掌样房工作，但实际上由于无人指点帮助，技艺不太精湛，没有大的建树。

雷家玮，字席珍，岁于乾隆23年（1758），卒于道光25年（1845），是雷声澂的长子。雷家玺，字国贤，生于乾隆29年（1764），卒于道光5年（1825），是雷声澂的次子。雷家瑞，字徵祥，生于乾隆35年（1770），卒于道光10年（1830），是雷声澂的三子。兄弟三人在乾隆、嘉庆盛时，通力合作，将样房工作搞得有声有色，使在其父手中处于低潮的祖业重新发扬光大。大哥雷家玮在乾隆年间曾奉派随皇帝南巡，为各省办理沿途行宫景点及堤工，与两位弟弟在乾嘉两朝先后承办营建事业。雪家玺又是三兄弟中的姣姣者。他于乾隆57年承建万寿山、玉泉山、香山的园庭工程，以及热河避暑山庄。其后又承建昌陵（嘉庆陵寝）。这是“样式雪”又一次新的发展。陵寝中的券顶是用砖砌筑的，合拢这样的券项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合拢地宫主室的金券更是一个关键。但雷家玺成功地使金券合拢了。他还承办了宫中年例灯彩，西厂焰火及乾隆八十万寿点景楼台的工程。这些楼台争妍斗糜，盛绝一时。嘉庆年间又承建圆明园东路工程及同乐园演剧场等工程。其弟雷家瑞也干得有声有色。他在雷家玺去昌陵办理陵工期间，一直在“样房”料埋一切事宜，任掌案头目。在嘉庆年间大修南苑时，他承办楠木作内檐硬木装修，因此到南京采办紫檀、檀香等料，并就地雕凿。“样式雷”四世的这三兄弟还有一个很大成就——故宫乾隆花园里的装修，真可谓集古典装修艺术之大成。

雷景修，字先文，号白璧，生于嘉庆8年（1803），卒于同治5年（1866），是雷家玺的三子。他16岁随父亲在样房学习祖传的建筑设计技术，不辞辛劳，勤奋努力。道光5年（1825），其父去世时，他年仅22岁。由于差务繁重，唯恐办理样房失当，遵照父亲的遗言，便将样房掌案之职让给伙伴郭九承担，自己则甘居其下，并竭尽心力，不分朝夕，兢兢业业二十余载。到道光29年（1849），他以自己丰富的建筑经验和卓越的才识，又将样房掌案之职争回。直到咸丰10年（1860）8月圆明园被焚，样房工作停止，才移居西直门内观音寺。雷景修虽然身怀绝技，但生不逢时。咸丰一朝内忧外患，经济衰败，清室无力大兴土木。所以，虽然争回掌案一职，终无更大作为。雷景修的一生，除了工作勤奋，还聚集了不少图稿、烫样等，其子孙对他评价很高：“公之一生，品行端方勤和，处世和睦，宗族、乡里所仰。出言端正，存心敦厚，教子义方，德惠干人，无不诚敬”（同治6年所立《雷景修墓碑》）。

雷思起，字永荣，号禹门，生干道光6年（1826），卒于光绪2年（1876），是雷景修的三子。同治4年（1865），自其祖父雷家玺设计嘉庆的昌陵后，他承担起设计咸丰的陵寝定陵的任务。在此工程中，由于他努力勤奋，立下大功，因此以监生赏盐大使衔。同治13年（1874）重修圆明园，雷思起与其子雷廷昌因进呈所设计的园庭工程图样而蒙皇帝召见五次。

雷廷昌，字辅臣，生于道光25年（1845），卒于光绪33年（1907），是雷思起的长子。雷廷昌随父亲参加过定陵、重修圆明园等工程。其后，自己又承担过同治的惠陵、慈安太后陵、慈禧太后陵、光绪崇陵等的设计工作，因光绪3年惠陵金券合拢和隆恩殿上梁，而以候选大理寺丞列保赏加员外郎衔。并为祖父母、父母捐请了二品封典，匠家子孙也列人缙绅之列。与此同时，普祥、普陀两大陵的工程方起，而其后的三海、万寿山庆典工程也接踵而至，样房工作真是兴隆无比，“样式雷”也于雷思起和雷廷昌父子两代而闻名遐迩，其地位也更为显赫，是雷氏历代中最为朝官所侧目的两代。

三

雷氏世代为清代的建筑，尤其是皇家园林、陵寝等建筑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所留下的这些建筑图样、烫样，也成为我国古代建筑艺术、园林艺术的瑰宝。

样式雷图包括了各皇家园林、王公府第、寺庙、陵寝、各类装修图等。现存的烫样模型主要是圆明园方面的。其它资料有旨意档、司谕档和堂谕档及书信等杂物。

样式雷图品种多样。按设计过程可分为粗图（或草图）、精图（或详图）。精图又可分为平面图、局部平面图、总平面图、透视图、平面与透视结合图、局部放大图、装修花纹大样图等等；按图样的比例分，有一分样，二分样、五分样、寸样、二寸样、四寸样等。这些比例的含义是实物的一丈在图样上作几分或几寸。例如，一分样即相当于实物的一丈在图样上作一分，即比例为千分之一，二寸样即五十分之一。也有装修大样与实物等大的；按用途分有进呈图、留底图、改样图等。在现存的样式雷图样中，最大的图样有长3米左右的，最小的只有6厘米左右。它和今天建筑设计图的表现方法有很多相似之处，特别是其中的平面图，这种互相结合的表现方法是很有利学性的。

样式雷制做的烫样是雷氏的又一独特创造。所谓烫样，是指在图样基础上按一定比例制做的一种建筑模型。这种模型的屋顶和两面山墙一般是用质地松软容易加工的白松和红松木制做的，再涂饰颜料。屋顶上的瓦垄是沥粉后再上色，墙身是分片安装的。建筑物上的内檐和外檐装修，如门窗、隔断、各类花罩则是用一种纸板制做的。这种纸板是用元书纸、麻呈文纸之类的纸一层一层地粘贴在高丽纸上，共贴十几层，凉干后就形成一种较硬的纸板。制做时，按照图纸的要求，按一定比例剪裁制做，并用一种特制的小型烙铁熨烫成型，“烫样”一名也由此而得。在样式雷的烫样模型中，除了房屋建筑外，还包括其间的山石、树木、花草、水池、船坞以及庭院陈设，样样俱全。模型的屋顶可以灵活取下，以便洞视内部。模型中还注明室内物件的置放位置、室内装修要求。虽然建筑模型在唐、宋两朝已开始出现，当时叫“木样”，但那时的模型很简单，且制做材料也不一样。样式雷制做的烫样要复杂得多，也标准得多，它们是按一定比例制做出来的。雷氏烫样的构件可以灵活取下，所以，建筑可随时随意拆卸、安装，修改房屋及房屋内的布局。中国建筑群的布局多由个体建筑组成一个庭院，多座庭院组成一座大建筑群，在空间组合上注意建筑物错落有致，左右对称。烫样是按一定比例制做的立体模型，所以，通过烫样，可以直观地看出建筑物是否符合我国传统的建筑审美观。据此进行修改，更易达到目的。

样式雷遗留下来的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建筑学、建筑史、考古学等有很重要的价值，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从样式雷的草图到正式图以及修改图样，可以研究雷氏的工程设计思想、设计过程，也可以了解一些皇家园林、陵寝的设计变化或修改经过。

第二，为研究、修复园林古迹等提供了可靠依据，圆明园等处实物已被八国联军烧毁，现今实物荡然无存。借助样式雷的图样、烫样可以考求遗迹，而且可以进行一些修复工作。颐和园、香山、北海等处也多次查阅有关样式雷图，为整修、写园史提供了依据。

第三，为了解有关园林的历史变迁提供了有力证据，故宫、三海等处，用样式雷图样与实物相印证，可以了解其历史变迁情况。样式雷资料公诸于世之后不久，著名建筑学家刘敦祯先生，就在参阅雷氏关于圆明园图样、烫样、旨意档、堂谕档、司谕档及其它有关圆明园文档的基础上，撰写了《同治重修圆明园史料》，这是一部很有价值的著作。

第四，样式雷资料的公开，也为陵寝地宫的研究打开了方便之门。对于陵寝地宫来说，这些工程当时自然是秘密的。现在则可根据这些陵工图进行公开的研究，这对于建筑学、考古学及风水学等都有很重要的价值。天津大学的王其亨教授所著《中国风水理论》一书，就参考了样式雷图中的陵工部分。这本书在学术界影响较大，以致有人戏称王其亨教授为“风水先生”。

四

样式雷遗留下来的这些资料是怎样公诸于世的，现在的归属如何呢？

样式雷图多为皇家园林、陵寝等建筑设计图，属于保密范围，不得外传，到一定时期后销毁。所以，清前、中期的有关图样很难见到。现存的多为同治、光绪年间的，道光、咸丰年间有少部分。样房技术性很强，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的，对于一切图样模型都认为是神秘的，不让他人看见，对于清后期没有销毁的图样、烫样，雷氏后代说是对官物慎重，实际上到民国年间，他们已知道这些物品的贵重性，便居为奇货。民国初年，朱启钤先生曾设法访求这些图样，“彼时雷氏犹以为将来尚有可以居奇之余地，乃挈家远引，并将图样潜为搬运，寄顿藏匿，以致无从足迹”（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0年第1卷第2册“建议购存宫苑陵墓之模型图样”）。到民国19年，雷氏子孙穷困以极，终于四处求售。就这样，这些”秘密”才公诸于众。

雷氏后代四处求售之时，正值朱启钤先生发起成立“中国营造学社”。以梁思成、刘致平、刘敦祯等前辈建筑学家们组成的这个专门研究中国建筑的学术团体，非常看重样房的这些资料。但此时，已有数起零星卖出。朱先生对此甚感不安，便急迫地向文化基金会提出购存这些资料的建议。文化基金会采纳了朱先生的建议。初时，雷氏家人要价3万元之多，后来几经磋商，减至7500元。到最后，文化基金会拨款5000元给北平图书馆，让其购回，从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来看，这批模型、图样实际花费4500元。于1930年6月从东观音寺雷氏住宅购回。

在此后的几年里，北平图书馆又先后在雷宅购得零星图样，在五洲书局、群英书社、东华阁等30余个书社斋阁购得2000余件图样。此外，“中国营造学社”也一直致力于搜集散佚市面的样式雷图样，并转交北平图书馆。到1937年“七·七事变”，北平图书馆收购雷氏资料的工作基本结束，共收藏样式雷图样12,180幅册，烫样76具，其中，圆明园图样2,720幅册，颐和园、香山、静明园等园林图样840幅册，其他园林、寺庙、王府公第及内外檐装修图3,450幅册，陵寝图样4,820幅册。1937年，北平图书馆将购存的76具烫样寄陈历史博物馆，后来轮交故宫博物院古建部。

1937年，居住在东水胡同的雷氏一房也扬言要出卖他们所存的一部分图样。经北平市工务局长汪申伯先生从中斡旋，为中法大学购得共1,000余幅，从所列目录看，与北平图书馆购藏的图多数重复，但圆明园部分及内廷、行宫、坛庙、府第，在道光以后的图也有值得重视的。中法大学撤销后，这部分图转交故宫博物院保存。

故宫博物院本已收藏雷氏当年进呈的图样和烫样，这部分藏品是很精致的，数量大约有3,000多幅册。

原上海东方图书馆搜获了散佚市面为一小部分图样，后来归属不清楚。

综上所述，现在样式雷图佯，北平图书馆占总量的为四分之三，故宫博物院约四分之一，散佚社会上的只有极少量。样式雷烫样原进呈部分和雷氏家人后来出售的部分均由故宫博物院收藏。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在雷氏四处求售之时，一些投机者仿制样式雷模型出售，也有书贾肆人偶然捡到木材加工厂的估册帐薄，当作样式雷的奇货，“样子雷竟成了王麻子汪麻子之市招”（见《中国营造学社汇刊》1932年第3卷第1册《中法大学收藏样式雷家图样目录之审定》）。好在有“中国营造学社”的专家们作鉴定，辨别了真伪，使样式雷的赝品没有立足之地，避免了以假乱真、鱼目混珠的局面，这实为学术界的一大幸事。

样式雷的这些资料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瑰宝，它对于研究建筑史、建筑艺术、园林艺术、陵寝考古，风水等方面都有很重要的价值。但出于种种原因，对它的研究进行得很少，很不深入，很不系统。本文也仅仅是一个开始，今后将进行进一步探讨，也欢迎对此有兴趣的仁人志士共同来发掘这一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