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二二年，台湾当局正式为距今已半个多世纪的雷震案平反

　　《自由中国》半月刊是雷震一生事业的顶峰，历史记住了雷震这个名字，后世的人们缅怀这个名字，主要不是因为他曾是国民党高官，介入过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而是因为他主办的那本小小的《自由中国》

　　萧 轶

　　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国》出版第23卷第5期，殷海光执笔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三天后，蒋介石再也无法忍受异端的言论，终于下令逮捕《自由中国》第一发行人雷震。《自由中国》终于在发行了十年九个月零十天之后，宣告这份横跨整个上世纪50年代的刊物解散停刊。

　　“雷震案”宣判后，引起了台湾和国际社会的震惊。

　　

　　创刊之初

　　1960年10月8日，雷震被以“知匪不报”和“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的宣传”等罪名，经“国防部军法处”审判，处以有期徒刑十年。

　　1949年，共产党在国共战场势如破竹，国民党却兵败如山倒,从南京撤至广州。一向支持国民政府的美国，也在“看破脚手”之后发表《对华白皮书》，准备放弃国民党政府。一些亲近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却仍在为国民党进行着补台工作。

　　他们认为，如果不做改革，如果不实施民主宪政，就很难挽狂澜于既倒。于是胡适、雷震、王世杰、杭立武等知识分子意欲创办一份刊物，为大势已去的“民国政府”提供学术支持和舆论支持。

　　事与愿违。胡适、雷震等人本来打算在上海或南京创刊，不料“划江而治”的梦想终于夭折。国民党只得向南败退，仓皇而逃，终于在年底撤至台湾。

　　1949年11月，《自由中国》在台湾创刊，其名称仿效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在创刊初期，雷震、傅斯年、陈雪屏、毛子水等聚餐商议出资5000元新台币来试刊两期，并得到国民党政府的大力支持。

　　雷震通过蒋介石的关系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提供办公场所，“教育部”部长杭立武也答应每月提供500美元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赞助和政策支持，必然是因为《自由中国》初期办刊思想所带来的结果。

　　在初期，《自由中国》以反共为主，内容主要集中批判苏俄共产主义世界政治，却并未直接检讨“民国政府”的自身政治。

　　

　　“注销党籍”事件

　　《自由中国》初期的办刊理念及其立场，大抵也不过是宣传阵地而已。相对于民国时代的《新青年》、《现代评论》、《新月》、《独立评论》、《观察》等自由派杂志，《自由中国》的自由程度小之又小。

　　退居台湾之后的国民党政府，正面临着战火未熄、内部不稳、国际孤立、经济困窘的现实状况。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国改变其东北亚政策，派遣第七舰队协防台湾，续订《中美共同防御协议》。国民党与美国政府的关系再度好转，这就使得雷震等人创刊《自由中国》的宣传使命结束。那么，《自由中国》的笔杆子也就随之转向检讨台湾内政，宣传真正的民主宪政理念。然而，对于威权治下的言论刊物，毫无疑问地将会触碰政治禁忌。

　　台湾学者薛元化在其研究专著《〈自由中国〉与民主宪政一九五零年代台湾思想史的一个考察》中，将这份始于1949年11月、终于1960年9月的《自由中国》杂志与国民党当局的互动关系分为五个阶段：“由密切交融而摩擦，进而形成彼此关系的紧张，由紧张而破裂，最后导致彼此对抗。”而雷震作为《自由中国》的“火车头”，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至关重要的人物。

　　创刊后的《自由中国》一度得到台湾军方的订阅，这让《自由中国》一方面得到了台湾军方的订阅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也扩大了《自由中国》的影响力。

　　1951年6月，《自由中国》第四卷第十一期，针对“台湾保安司令部”“有计划而大规模的诱人入罪的金融案”，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刊发了夏道平执笔的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我们为着爱护政府，为着政府今后的威信，特在这里呼吁政府有关当局勇于检讨，勇于认错，勇于把这件事的真相明白公告出来，并给这次案件的设计者以严重的行政处分。”

　　而在同期的《给读者的报告》中，也公开宣布了杂志的办刊理念：“我们作此社论时，便想到这篇文章或许会激起某些人的不满与愤怒，但我们又觉得忠言是舆论界的神圣使命，因此我们又无所惧的言其所欲，希望政府当局能有不以忠言为逆耳的雅量。”

　　这篇社论无疑将会激起台湾军方的反对态度。台湾军方不仅停止了对《自由中国》的订阅，还准备逮捕《自由中国》的杂志编辑。“台湾警备总司令”彭孟缉不肯善罢甘休，扬言雷震毁掉了“保安司令部”的威信，害得他“得罪了台湾人，今后台湾不可居”。

　　6月11日，雷震便发现，自由中国杂志社门口开始有武装特务站岗盯梢。后在吴国桢、黄少谷等人的干预之下，才迫使“特务狼狈而去”。当然，这次风波并未导致《自由中国》与国民党当局之间的摩擦冲突，不过是与政府机关之下的“保安司令部”发生了言论对峙。

　　胡适虽然身在美国，但当他读到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时，他致函雷震：“我看了此文，十分佩服，十分高兴。这篇文字有事实、有胆气，态度很严肃负责，用证据的方法也很细密，可以说是《自由中国》出版以来数一数二的好文字，够得上《自由中国》的招牌。”

　　但是，正当胡适为此大快拍案时，“忽然来了四卷十二期的《再论经济管制的措施》，这必是你们受了外界压迫之后被逼写出的赔罪道歉文字……我因此细想，《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有用负责的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胡适也因此决定辞去《自由中国》杂志的发行人之衔，以表达自己的抗议；并在信中询问信函可否公开发表于《自由中国》。

　　虽然事已平息，但雷震怒气未消，二话不说地将胡适的“抗议信”公开发表，再次引发更为激烈的冲突。曾任陈布雷秘书的国民党文宣官员萧自诚前往拜访编委罗鸿诏时，罗鸿诏质问：“胡先生的函如不能发表，《自由中国》尚有言论自由乎？我们特为试验一下，现已试验完毕，即《自由中国》没有言论自由。”

　　蒋经国大骂雷震“不是反共而是反动”，雷震被召至“改造委员会”，各路党魁要角要集中对雷震进行“公审”。但雷震拒绝出席“公审大会”。

　　于是，雷震连1952年元旦的“总统府团拜”都不前往参加。这次风波虽然几经周折，但《自由中国》的社会影响力却得到了极大的扩张。在好友的调解之下，本来应该被开除党籍的雷震，接受党内警告处分。

　　但是，雷震在不久后便遭遇了“被注销国民党党籍”。1952年5月，《自由中国》第六卷第九期刊登徐复观《“计划教育”质疑》，终于在与台湾军方发生冲突之后，再次与教育部门正面交锋。

　　对此，“省政府教育厅"秘书长朱汇森希望在《自由中国》刊登一篇官话连篇的信函，以挽回教育部门的声誉。正当雷震犹豫不决之时，朱汇森来函要求退回原稿。

　　1952年9月16日，《自由中国》第七卷第六期再次刊发教育评论《对于我们教育的展望》，对正在筹备中的“青年救国团”发出建言，直指教育者不能是“偏激的党员”。冲突再次爆发。这导致台湾军中“政治部”下令禁止阅读《自由中国》，并派人撕毁了以往的杂志。

　　台湾军方的这次态度，象征着这本杂志与“官方”之间的冲突从台面之下浮上台面。但是雷震继续坚持“督促政府，切实改革经济，努力建设自由民主的社会”这一办刊理念。在国民党七大召开之前，他邀请毛子水撰写《对国民党七全大会的期望》作为第七卷第七期的社论。

　　蒋经国对此勃然大怒，不久即公开指责徐复观与雷震“有帮助共产党之嫌”；蒋介石也在数日之后，宣称“自由中国杂志社内部有共产党”。父子二人的强烈态度，昭示着《自由中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摩擦已经公开化。雷震耿直的性格，导致了更多的麻烦。

　　《自由中国》第七卷第九期刊登《再期望于国民党者》、《检察院之将来(一)》，导致蒋介石“赫然震怒”，以“不守党纪，影响国民党声誉”为由，免去雷震“国策顾问”、“中央银行监事”及“国民大会”筹备委员等职务。

　　

　　“祝寿专号”风波

　　因为雷震被注销党籍，一些会议已经无法参加。1955年1月3日晚，在一次聚餐中，雷震从好友处得知蒋介石已经公开骂他为“混账王八蛋”，陈诚也在“司法节”上骂雷震为“文化流氓，文化败类，制造矛盾，为匪张目，假借民主自由之名，投机政客，恶意攻击政府”等。

　　不仅如此，国民党高层已经开始对《自由中国》准备采取法律行动。

　　在同年6月，台北毛绒厂经理孙元锦因不堪忍受“保安司令部”的淫威相逼，自杀于宅内。《自由中国》杂志对此愤愤不平，由夏道平执笔《从孙元锦之死想到的几个问题》，辅以王大钧通讯《关于孙元锦之死》及孙元锦亲笔遗书。“保安司令部政治处”主任王超凡因担心前途，竟向雷震当面下跪求情，祈求杂志改版。

　　雷震“看到他那副可怜相，心中实在有些不忍，始允予考虑”，后因其他种种原因，除求情之外，“保安司令部保安处经济组”组长李基光被拘捕法办也是因素之一，雷震同意改版。“孙元锦之死”，标志着国民党当局与《自由中国》互动关系的转折。

　　在接下来的1956年，迎来了国民党党魁蒋介石的七十寿辰。由于蒋介石的故作姿态，台湾各类报刊不断充当纸质喇叭，雷震与自由民主派人士准备策划一组系列文章，对“国是”发出诉求，这便是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第十五卷第九期“祝寿专号”。

　　在这一期杂志中，社论《寿总统蒋公》，建议要选拔继任人才，确立内阁制，并要求实施军队国家化；其他15篇文章均出自专家、学者或在野党领袖之手，在政治高压之下，“直率书陈所见”。

　　胡适《讲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希望蒋介石要做到无能、无治、无为，不要个人独裁；徐复观《我所了解的蒋总统的一面》以心理学的观点来分析蒋介石的性格，入木三分地点中了蒋介石与民主政治不相兼容的独裁专制形象；夏道平的文章从言论自由开始说起，进一步要求人权；青年党领袖陈启天则站在民主党的立场上，强调培养反对党的社会意义；陶百川则要求司法独立，缩小军权，执政守法；民社党常委蒋匀田则强调自由与权力之间的良心互动和军队国家化问题……

　　“祝寿专号”前后再版十三次，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也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激烈反弹。官方报纸不再刊登《自由中国》广告，台湾军方报纸发也起围剿。雷震撰写《我们的态度》予以回应：“对人无成见，对事有是非。”

　　“总政战部”出了一本《向毒素思想总攻击》的小册子，所谓“毒素思想”是：主张言论自由、军队国家化，建立自由教育，对“总统”个人的批判等。从此以后，不仅内容遭受“当局”的钳制，连印刷也受到了“当局”的阻扰。“祝寿专号”的出版，为雷震等人后来遭受政治构陷而锒铛入狱埋下了关键的一笔，正如龙应台所言：“这正是雷震十年牢狱之灾的关键点。”

　　除去“祝寿专号”和1957年开始的15篇“今日的问题”社论系列之外，1958年的“美国的远东政策”社论，1959年到1960年的“总统连任”问题、“地方选举”问题及该年的“成立反对党的计划”等杂志敏感内容均是《自由中国》开创的言论奇迹。

　　1959年，蒋介石第二届“总统”任期即将届满，公开或私下讨论蒋介石是否三连任已经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政治热点。蒋介石本人的态度十分暧昧，表示反对修宪，但不排除三连任的可能。

　　《自由中国》就此表示不可随意修宪，“总统”不可违宪连任，发表社论《好一个舞文弄法的谬论》，瓦解了蒋介石寻求三连任的合法性，引起了广大的社会影响。在雷震的反对声中，“台湾警备司令部”“想用吉普车把雷震撞死”。

　　年底，蒋介石谋求三连任的态势越发强烈，对反对三连任的重要人物不断施加压力，指控他们“不是和共产党有勾结，就是他们的同路人”。

　　“当局”试图以修订临时条款的方式来谋求蒋介石三连任的合法性，《自由中国》再次刊登社论《“死亡宣告”可以适用于国大代表吗？》。

　　在蒋介石当选之后，《自由中国》刊登《蒋总统如何向历史交待？》一文，对此表明杂志的立场与态度。这时的《自由中国》言论，已经完全与国民党处于针尖对麦芒的对峙之中。

　　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自由中国》已然成为台湾反对国民党威权统治的精神象征，雷震也随之成为台湾新党运动的核心人物。

　　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国》第二十三卷第五期刊登殷海光执笔的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9月4日，蒋介石以“涉嫌叛乱”为由，下令逮捕雷震、傅正、马之骕、刘子英等人。刘子英的罪名为“中共特务”；马之骕和傅正则被控为“意图非法颠覆政府，散布反政府言论”；雷震头戴两项罪名：“知匪不报”、“连续以文字为有利于叛徒的宣传”。“雷震案”的爆发，也宣告《自由中国》的终结。

　　

　　自由主义者的悲剧

　　正如范泓在《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中所言：“雷震被捕，意味着一个自大陆在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宣扬民主自由理念的同时，以自己的努力投身于实践而遭至的一场大悲剧，显现出一代知识分子从坐而论道起而行之的艰难真实处境。”

　　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虽不能见容于执政“当局"，却深深地影响了台湾几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的认知与追求，真可谓“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在《我为什么写〈风雨前行雷震的一生〉》这本书中，范泓再次写道：“虽然十年牢狱之灾，输了自己的后半生，但《自由中国》十年，却赢得了一个时代，这充分说明雷震与《自由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甚至超出了一个时代有限的表述。”

　　雷震被捕之后，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在报纸上发表共同声明，愿意为他们的言论承担法律责任，并要将被指控的那些文字全部收集起来，印成专册，结果找不到敢于承印的印刷厂。宋英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在《联合报》上发表书面谈话《营救我的丈夫雷震》，多家报刊都发表了她的抗议与呼吁。台湾各界对“雷震案”都发表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就在宣判的那天，胡适正在美国“大使馆”筹办两天后的“双十节”酒会。对雷震的宣判，让终身追求民主、自由、宪政的胡适在美国感到无地自容。胡适在日记中写出了自己内心的愤懑和痛苦：“这么重大的案子，只开了八个钟头的庭，就定期宣判了。这是什么审判？我在国外，实在见不得人，实在抬不起头来。所以八日宣判，九日国外见报，十日是"双十节"，我不敢到任何酒会去，我躲到普林斯顿去过"双十节"，因为我抬不起头来见人。”

　　12月23日，《联合报》发表特稿《雷震、自由中国、反对党：夜访胡适谈三事》，特稿中有昔日胡适在《自由中国》宴客时的一句话：“雷先生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台湾人应给雷先生造铜像。”

　　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人权事业献身的杨杏佛就曾悲痛地说过：“争取民权的保障是十八世纪的事，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二十世纪还是不能不做这种十八世纪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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