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简介  雷鸣远（Frederic Lebbe，1877年8月19日－1940年6月24日），字振声，洗名味增爵，本籍比利时，天主教遣使会神父，也是两个中国修会耀汉小兄弟会和德来小姊妹会的创始人。他于1927年加入中国国籍，于中日战争初期，组织救济团队，救治中国各地平民。

中文名：雷鸣远

英文名：Frederic Lebbe

别名：腓特烈．雷博

家乡：比利时刚城

性别：男

国籍：中国

出生年月：1877年8月19日

去世年月：1940年6月24日

所处时代：现代

职业：其他 天主教神父

宗教信仰：天主教

名言：“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

我为爱中国而生，我为爱中国而死。

1877年8月19日，雷鸣远生于比利时根特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父亲是佛兰芒人，担任公证人，母亲是有一半法国血统的英国人。他是家中长子，洗名味增爵（Vincent）。11岁时阅读1840年在中国武昌殉教的董文学神父传记后立志前往中国传教。1895年在巴黎加入董文学神父所属的遣使会。于神学院就读期间，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比利时传教士韩默理主教在内蒙古殉教，更促成雷鸣远决定前往中国传教。

1901年，雷鸣远随北京教区的樊国梁主教乘船来华。1902年在北京成为神父，随后被派往武清县小韩村等地传教。1903年，雷鸣远主持重建了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损毁的小韩村教堂。

雷鸣远到达中国传教后，他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读中国书，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国语，用毛笔写漂亮的行书。1912年，从北京教区分出天津教区，传教成绩奇佳的雷鸣远便升任这个新教区的副主教。

1915年10月10日，雷鸣远和中国天主教徒在天津租界以外的南市荣业大街创办益世报。

雷鸣远批评由外国各个修会代表本国利益控制中国天主教的作法，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口号，积极推动教廷任命中国籍主教。为实现这个梦想，他受到修会的排挤。

1916年天津发生老西开事件，雷鸣远大力支持天津市民反对法国人扩展天津法租界，将圣若瑟主教座堂及附近地区并入该租界的行动，在《益世报》发表大量反对法租界扩张的文章，与支持法租界扩张的法国籍天津教区主教杜保禄发生冲突，于1917年被遣使会会长罗得芳降职调往浙江省宁波教区，1920年4月由传信部特使光主教安排，送回欧洲。

在欧洲期间，雷鸣远从事中国留学生的传教工作。1923年，他在巴黎为他们建立了"Associatio Catholica iuventutis Sinensis"。

雷鸣远继续努力，向教廷上万言书，后来得以面见教宗陈情，举荐了6位中国主教的人选（海门教区朱开敏、蒲圻教区成和德、汾阳教区陈国砥、宣化教区赵怀义、台州教区胡若山、安国教区孙德桢）。终于在1926年10月28日，首批六位中国主教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由教宗比约十一世亲自祝圣。在参加祝圣典礼时，雷鸣远喜极而泣达两小时之久，说：“主啊！现在可以放你的仆人平安而去。”

1927年，雷鸣远申请中国国籍获准，始被法国放行来华。在河北省中国籍主教孙德桢领导的安国教区更积极地传教，并创立了耀汉小兄弟会（1928年）和德来小姊妹会。

雷鸣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极力主张抗日。1933年热河长城抗战，他带领教徒前去抢救伤兵；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后，雷鸣远神父率领教友共六百余人，组织战地服务团、救护队，在太行山和中条山一带抢救伤兵，救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

1940年，他跟随大别山一带的国民党军队行救护工作，在国民党制造的不断升级的摩擦中为八路军扣留，时已重疾在身。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飞机接他去重庆，在到达重庆后不久，1940年6月24日，雷鸣远因黄疸病逝世于歌乐山。同年7月18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1287号褒扬令公开褒扬。11月29日，重庆市召开追悼雷鸣远神父大会。

《益世报》

天津《益世报》创刊于1915年10月10日。创办人是来华传教的比利时籍天主教教士雷鸣远和中国天主教徒刘守荣、杜竹萱。

1900 年他被比利时教会派到中国来传教，1910年转来天津。当年西方来中国传教的人，除照例每星期日在教堂中聚集教徒宣传宗教外，总要利用教会的经费进行一些所谓的“慈善”和“教育”工作，雷鸣远也如此，他到天津后就创办了一所诚正小学和一所师范学校，还办了一个宣讲所，向教外人宣传天主教。为了诱惑中国群众，雷在宣传宗教时，也讲些所谓“救国”的道理。后来，雷鸣远的教徒汇集他的讲演词，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名为《救国》。不久，他创办了一个周刊名为《广益录》，后改为《益世主日报》，这个刊物便是天津《益世报》的前身。

天津《益世报》的开办费据说只有三四万元，是雷鸣远从国外天主教徒中募集到的传教经费的一部分。1931年报馆扩充资本，招集了股份，改组成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企业。但股东只限于中国天主教徒，股票转让须经公司同意。雷鸣远任董事长，实际上仍掌握着报馆的最高权力。

天津《益世报》最初的馆址是在天津南市荣业大街，两年后迁到东门外小洋货街。1924年直奉战争的时候，迁移至意大利租界。

当时中国的天主教会名义上受梵蒂冈的领导，实际上受某些帝国主义国家控制，雷鸣远的上级是法国人，据说雷对法国传教士的工作方法和生活方式极不赞同，曾不断在公开与不公开的场合揭发批评。天津的法国传教士则对雷在天津办学校、开报馆、设立宣讲所等活动侧目而视。1916年法帝国主义阴谋将天津的老西开划归法租界，这种侵略行为激起了天津市民的公愤，雷曾授意天津《益世报》反对法国侵略者强占老西开，结果是雷鸣远被法国传教士赶回比利时去了。

1927年雷再度来中国。他决定到农村去，他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很苦，要复兴中国定要先建设新农村。要做好农村建设工作，必须具备有“福音主义”的人。雷鸣远想做亚洲的圣芳济，来复兴中国和亚洲。他来到中国主教管理的河北省安国县教区开展了传教工作。到安国县后，首先组织了一个“耀汉兄弟会”，会址名为“真福院”。雷鸣远认为这个会的主要精神是三个字“全、真、常”。“全”是 “全牺牲”；“真”是“真爱人”；“常”是“常喜乐”。他就以这三个字为纲领，训练他的耀汉兄弟会会员。除安国县外，后来又在山西的汾阳、北平的清河、关外的玫瑰营子相继成立了分会。到抗战前夕，这个兄弟会的会员总数已有200余人。

1927 年雷鸣远再度来中国后，就请求人中国籍，口口声声要为中国献身。雷在1928年雷鸣远加人中国籍后，便经常自称是中国人。罗隆基同雷鸣远认识是1932年罗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以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雷鸣远自知他既已人中国籍，对中国人民一致武力抗日的主张是不能反对的，因此他是主张中国抗战的，并表示赞成天津《益世报》武力抗日的主张。雷鸣远第一次在报馆见到罗隆基的时候就说：“罗先生，你肯到我们报馆中来写社论，我高兴极了。我特别喜欢你那篇《可以战矣》的社论，我要我的兄弟们都读你的社论。我们中国人非把日本鬼子打出去不可。”罗对雷说，他的社论可能会给《益世报》带来麻烦。雷鸣远马上说：“你放心，你放心。请你大胆写文章。你这样代表中国人民说话，就是我们报馆因为你的文章关门了，我们亦不怪你。只要我还是天津《益世报》的董事长，我是不会让你离开我们报馆的。”罗隆基就问他那些联共抗日的言论是否违背了《益世报》的天主教立场时，雷说：“不，不，你没有违背我的立场，你不要怕，我们教中还有人说我是共产党呢!除了我相信上帝，我是有神论者外，我的确是个共产主义者。我们的耶稣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当时，罗隆基没有同雷鸣远深入讨论这些理论问题，雷的动机和真实态度如何不得而知。

长城抗战的时候，雷鸣远已年逾60，他居然将“真福院”的一批兄弟组成救护队，自己亲任队长，带队到华北、西北各战区去进行救护工作，当他出发到遵化时，有人为他拍电影，请他讲几句话。他说到：“你们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脸是外国的，我的心是中国的。我们抗战要抗到底!”后来他为英勇抗日的二十九军创办了 “残废军人教养院”，1933年举行开幕礼时，雷鸣远致词说：“我对大家是表同情的，不但我应当服侍你们，凡是中国人都应当服侍你们，因为你们卫国有功。”他还说：“诸位现在虽然残废不能工作了，我劝你们不要失望，要努力其他工作。将来成家立业，生养子女，接继后代。我今年虽已60，若诸位最近成家，生养儿子，再过20年，不依然是爱国的青年吗?若遇我国收复失地，那时我虽已是八旬老翁，我老头子誓死还要同你们的儿子一同参加工作。”据说，就在这个时期，雷鸣远同戴笠有了密切的联系，他在战区中曾替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搜集情报。

在抗战期间，雷鸣远极力主张《益世报》在后方设法恢复出版。为了解决复刊的经济问题，他设法同南京主教于斌合作。1938年12月8日天津《益世报》在云南昆明重新复刊，雷鸣远仍然是名义上的董事长。《益世报》复刊后，雷曾亲自到昆明视察报馆，并鼓励工作人员，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的宣传政策。《益世报》复刊不到两年，便因经济困难而停刊

语录

1. 我能尽百分力气，不出九九分。

2.养成「活泼祈祷」的精神。

3.「什么是圣人？一团精神，就是灵魂对于事奉天主，时常表现活泼生动的态度。」

4. 怕受骗，永不能实行爱德。

5. 作事该有「任劳任怨」的精神。

6. 工作当紧张化（紧张并非指神经紧张，而是指精神振奋。）

7.不会笑的人是愚蠢。以喜乐精神迎接困难，困难已被克服一半。

8. 做，就有办法；不做，永远没办法。

9.不受环境支配，要支配环境。

10.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打得通的才是好汉。

11. 我愿死在工作岗位上，不愿病没在床铺里。

12.为爱天主做一切事，天国就来到世界上。

13. 最美丽的路是充满荆棘的，唯有愈来愈接近基督，仿效祂，我们才会进步。

14. 自私是罪恶的总原因，是圣德最根本的阻力。

15. 人若不先奉献自己，便不能获得别人。

16. 你所愿意的，要去爱且去做。

17. 劳苦万岁；可爱十字架万福。

18.福音的精神在于─「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

19. 神贫是东西越少越好，越不值钱越可爱。

20. 每天做一件好事，天主必定降福。

21. 在任何环境中，不要一无所事；要避免任何过度的担忧；要常以永生角度去看一切事情。

22. 凡事不要怕碰钉子，不要担心不果成。

23. 看看每个角落的人所愿望的是什么，他们的希望是什么，把握机会宣扬信仰。

24. 坦率向前，不顾自己。

25.一切的基础就是默想。

26. 作好事不求回报。

27. 成全之路就是舍弃自己，具有爱，听从福音。

28.人的尊卑不在于岗位的区别，全在如何尽其任务。

29. 打倒虚荣面子，树立高尚人格。

30. 打倒发财主义，倡导服务人生。

31. 何谓真爱人？时时事事先人后己，使人自我获得真安慰和真益处。

32.大真无伪的神贫，真实无上的爱德，表之以苦干的勇敢。~雷神父遗嘱之一~

33.我不要做一个半吊子圣人。

34. 全牺牲就是：天主之外，一无所图、一无所企、一无所愿、一无所求。

35. 常喜乐是以超然眼光看现世。

36.内心的乐观要以笑容来促成。

37. 以喜乐精神迎接困难，困难已被克服了一半。

38.世界太大了，应做的事太多了。为我自己，一分一秒，不愿活下去；为天主，为教会，为国家，百年不算多。

39.工作，时常工作；积极，永远积极。

40. 神工至上，灵修第一。

41.我们总不休息，变换工作就是休息。

42.工作就是享受。

43. 走在时代的前浪。

44.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45. 一个心情常愉快、面部常微笑的人，就像一只蜜蜂，给人制造香甜的蜜汁，使人生活愉快舒畅，到处受人欢迎。

46. 一个性情忧郁、愁眉苦脸、发牢骚、爱挑剔、怨天尤人、吹毛求疵的人，仿佛一只苍蝇，传播病菌、制造困扰、到处使人厌恶，必欲驱除它而后快。

47. 如何成圣？就是「做」。从日常生活开始实行福音。

48. 要完全简单。

49. 和平是好事，但正义更重要。

50. 鞠躬尽瘁，死而不已。

他人评价

雷鸣远神父在中国传播基督福音，归纳为五种原则，从中可看出其为人及爱中国至极的精神：

一、本地化：

为适应中国的生活习惯，雷神父尽量全力中国化。他努力认中国文字，不用罗马拼音；读中国书，吸收中国文化；写信、写日记或其他文件时，尽量用毛笔，故能写一手漂亮的行书字；他也学会一口流利的中文，后来还是一位演讲高手。

雷神父入境随俗，跟中国人一样留发辫；学习中国人吸长烟袋；吃饭时使用竹筷；雷神父在乡村传教时睡在土坑上，用火盆取暖；他常是终年身着蓝布长衫，布鞋一双；他骑着脚踏车长途跋涉、奔走于乡村城镇间；他以打国术强身；雷神父创立耀汉德来男女两会的时候，将所有经文，尽量用中国音乐谱出，使大家合声吟唱；他极喜好中国的建筑物，对那些画栋雕梁，更倍加赞赏；当时一般传教士降福教友都用拉丁文，而雷神父则用中文降福中国教友；当时天主堂挂法国旗是很普遍，为表示天主教爱国，雷神父在其圣堂住所，撤去法国旗，而改挂中国的龙旗。

二、圣化：

所谓的“圣化”，是指注重祈祷生活，属于天主的人。雷神父以天主的忠仆自居。他屡次提醒生活繁忙的人，尤其应该瞻仰基督圣体，虔诚祈祷。他会想办法安排祈祷的时间。他说：“我从不因此减少我每日应行之神工。而且每晚十时，我必婉辞所有的访客及慕道朋友，然后跪在圣体台前，向耶稣倾诉一天的辛劳与得意。这是我一天内最感愉快的时刻。”雷神父也说：“祈祷乃是最高的杠杆，神父们的圣德是被召作为撒天主的种子的。”雷鸣远神父原来的性格是火烈急燥的，却因其高深的灵修基础而压服自己。雷神父是天主的人，一位好司铎，他注重神修，但并不独善其身，而能走向他人。他最有名的神修九字诀就是“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

三、处境化：

“福音处境化”意即人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应兼顾该环境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一个处境。传福音者应针对这个处境作福传。雷神父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合乎时代”。

雷神父创建四个团体：“辅助传教会”、“耀汉小兄弟会”、“德来小妹妹会”、“国际鸣远小姐服务团”，均为适应当时的福传处境而设。

四、爱德化：

雷神父“真爱人”的精神，影响很多人。雷神父认为：“真爱人就是时时事事，先人后己，使人自我获得真安慰和真益处。人们喜欢接近雷神父的原因，是他“真诚爱人”的精神。

五、积极化：

雷神父积极富有活力的精神：

1.努力不懈─雷鸣远终其一生，都以“努力无涯”的方式来“战胜一切”。

2.换工作就是休息

雷神父要求他的会士们：全神贯注，不稍松懈，总不放假，总不休息，换工作就是放假，就是休息。

3.苦干实干精神─他在遗嘱要求会士们：真干、强干、实干、苦干的精神。“苦干”是他的二字碑，雷神父知道，作任何事情都有困难，能突破困难，才可称为是真正成功的人。

4.不放过任何机会─雷神父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支配环境，显示他不放过任何机会的“积极性”。

5.雷神父是一个最会找机会，而不肯等待机会的人。他常说：“我们应该找工作，不可叫工作找我们。”他在返欧期间目的是为中国工作，于是他到处作演讲，寻找关系、写信、在各地宣传、找钱、演讲，拜会各公教报馆的社长，发表了很多专栏。为帮助中国教会，他排除了许多视中国为无文化的成见，并使许多人都甘心为中国祈祷、服务和工作。

6.一团精神─雷神父虽然身材瘦小，衣着简朴，貌不惊人，但其精神充沛，待人热诚，工作热心。他常说：我们的使命，是一个“精神”的使命。雷神父在他一生中的每一行动，都表现出“热爱天主，关怀他人”的“一团精神”的态度与热忱。

7. 走在时代的前浪─雷神父一生的事业、作风大都带有“创作性”。如国籍教区成立运动、文化传教、用脚踏车率领修士到前线救护伤兵、派修士到监狱布道，及他个人入中国籍等，都表现他“走在时代前浪”惊人创举的精神。神修生活上的用语，如“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打倒我”，“一团精神”，“死而不已”等都是当时在中国教会内的新名词。

8.鞠躬尽瘁，死而不已─雷神父在天津十年飞黄腾达的传教事业时，由于老西开事件而被三度充军到语言不通的南方，但是雷神父的使命乃是“为天主工作”！他又开始积极学习宁波话，开始积极工作，到处演讲，解决纠纷，并很快吸引许多人皈依信主。雷神父也在此时积极写信到罗马，为中国教会有本地主教而陈情。这是他鞠躬尽瘁的精神。

1936年，天津《益世报》为庆祝雷神父花甲大寿，曾出版一本纪念专册。记者请他发表六十感言，他说：

“世界太大了，应做的事太多了。为我自己，一分一秒，不愿活下去；为人为事，九十九年不为多。我今年才六十岁，我还要再活六十年。工作，时常工作；积极，永远积极！”

雷神父另一有名的格言是“鞠躬尽瘁死而不已”。他一生中实现了许多计划，不能不归功于他的这股热忱。他的精神永远像青年一般的充沛。雷神父具体实现了“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的精神，使他在任何逆境中都能拥有工作不懈、死而不已的活力。

雷神父将近四十年在中国，于1940年6月24日逝世，故总统蒋公特明令褒扬，颁赐挽联如下：“鸣远司铎灵鉴：博爱之谓仁救世精神无媿基督，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而他的精神仍延续在散布全球各地的鸣远弟子身上，使雷神父的遗爱绵延不断。因着雷神父在抗战期间毁家纾难，组织救护队救护伤兵，而获入祠忠烈祠的殊荣，且为唯一外藉人士分别在天津及台北忠烈祠都有牌位，以供人瞻仰、致敬和追思。

雷神父的一生表现出真正传教士“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的精神。他是一位先知性的人物，似乎是长空下的一阵长啸，又如圣耀翰洗者在旷野中的呼声，他为真理正义奋斗，提出福音原则，为中国打开一条出路，为当时的中国撒下了美好的种子。

雷鸣远国际服务团

雷鸣远国际服务团于1937年在比利时创立，团员们以雷鸣远神父的精神为生活理想：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全真常」三字诀是雷神父的最高人生哲学，也和我国传统安贫乐道，自强不息，利已利人的精神相同。更是他创办修会团体的会训。更是他创办修会团体的会训。

团员服务于全球五大洲，由于社会变迁快速，各国文化生活习俗差异非常大，为加强团员们在各国生活与服务的需要，本团主旨为：雷神父的精神、信仰追求自由及国际观。

一、团员把「信仰」和希望寄託在死而复活的基督身上，祂召唤所有的人过一个友爱、正义和有尊严的生活。信仰主要是以祈祷，天主圣言及感恩祭（弥撒）来滋养。

二、团员为追求人类「自由」而奉献。团体的动力是来自于个人和社会所应负的责任。其目的是为人类及大自然预备一个适合的生活环境。这种体认使团员们选择了自已的生活与活动方式，而这一切是与他们的誓言相互呼应的。基督邀请人来实现互助的生活，因此团员们透过职业或各种社会工作，与基督相遇。

三、团员以「国际观」来作为生活的力量。他们具有四海一家的精神，努力促使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之相商的相互了解，尊重与帮助。在真理及友爱中寻获天主。

四、团员们目前分布于南、北美、远东、中东、近东、非洲、欧洲地区，从事教育、医护、社会、传教等工作。同时对自然万物表现出关怀及怜悯，并在能力范围内及工作岗位上，试着去了解它们。「我们必须时常保有一颗年轻而又渴望知识的心」。

五、团员的个人圣化及其传教使命都必须联系在一起：他们在别人眼裡要成为一位活生生的基督，并积极尝试引领人们到天主那裡，那是团员们使生活及圣化中的整个计划。
人物雷鸣远资料更新于2010-03-04 21:04:14

雷鸣远的最后40天
2010-05-14 04:23:00　来源: 重庆日报(重庆)　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抗日神父墓后续

本报讯（记者何方）雷鸣远神父的最后人生，在众多史料中只有寥寥几笔———“由于患上黃疸症，蒋中正用专机接往陪都，40天后病逝于重庆。”12日，本报报道了匿身歌乐山半个多世纪的抗日神父墓，长期研究歌乐山近代史的市政协文史委员廖庆渝专门致电本报，独家披露了当时的情景。

“这几棵大香樟树，就是当年雷鸣远墓碑前所栽。顺着山坡上去100米，原来是留法博士马寿征的公馆，雷回到重庆后，曾在这里养病。”廖庆渝介绍，由于都有法国生活的背景，雷鸣远选择了在“中央医院”附近的马寿征公馆疗养，而且此处也是国民政府的要人聚集地。“不远处，有冯玉祥、张道潘、许崇智等军政大员的公馆，他们都经常去探望这位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的外国神父。”

不久前，廖庆渝从《冯玉祥日记》（歌乐山1940年6月19日）里发现了这样的记载———“又去看望雷鸣远神父，他的病势我看很重，这位老先生是外国人、天主教徒，为我抗战他组织担架队，抬我们的伤兵，这种精神，怎么使人不佩服呢？”这些都佐证了雷鸣远回到陪都后确实就在歌乐山上。

廖庆渝回忆，雷鸣远去世后，马寿征遵从老友的遗嘱，把他葬在了公馆后一片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现在这片山坡叫万桑坡，就是为了纪念雷鸣远神父，因为他的圣名叫作“圣万桑”。

作者：何方

(本文来源：重庆日报 )

自称小韩村人的雷鸣远神甫
[ 来源：天主教天津教区 | 发布日期：2009-12-03 | 浏览（1707）人次 | 投稿 | 收藏 ]

　　历史上的小韩村是北方有名的天主教徒村。位于武清境内西北部，距杨村镇约50里。据记载，最初的小韩村教堂建于1870年，1900年义合团围困小韩村，在护卫教堂的激战中，教徒有48人死亡。在天主教看来，这是一种英勇的殉道行为。1903年，雷鸣远亲自主持重建教堂。其建筑风格与现存的望海楼教堂相似，但规模较之要大。因此，历史上有“一京二卫三韩村”的说法。

雷鸣远，1877年生于比利时冈城，早年入巴黎修道院学习，后加入遣使会。1901年来华，1902年在北京晋升神甫，后进武清传教。1912年来天津传教，1919年因老西开事件回欧洲，1927年回到中国，加入中国籍，1940年去世。

谈到旧天津的教会，就不能不提起一个人。他是一位外国神甫，却加入了中国籍，自称武清小韩村人；他葬在中国，地方政要和达官显贵每年都要为他举办周年纪念，称他“丹心远迈武乡侯”。这个人就是对天津的教会和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雷鸣远神甫。

雷鸣远是比利时冈城人，他在9岁时同父母去做礼拜的途中碰上一个中国人，先是好奇搭讪，进而产生好感。据说这成为他来到中国，死在中国的最初情结。雷鸣远的一生随时随地都表示自己“热爱中国”，由于他最早是在武清传教，又因小韩村的盛名，自称是武清县小韩村人。

雷鸣远提倡传教士要“本土化”。在武清传教时，他用汉语和当地人沟通，见了教内教外的文人就谈论四书五经，见了老者就谈论三纲五常，雷鸣远的性格又谦和礼让，和当地民教都能融合一起。为了与社会名流交往更随便些，雷鸣远也尽可能在吃喝住行方面仿效这些官僚，吸水烟袋，留长指甲，梳长辫子。雷鸣远的头发又短又稀，他看到地方官光滑利落的大辫子，于是干脆要来胞妹的假头发，按在头上。在出行时，也坐上了轿子，前有顶马，后有跟班，穿官靴，戴官帽。到了目的地，迎人的方面也是以中国的礼俗鞭炮齐鸣来迎接他。一时间，大街小巷，人山人海，皆来争看中国化了的洋人。

老西开事件是天津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法国领事馆以保护教堂为名，欲将老西开划入法租界范围。时任主教的杜保禄坚决支持领事馆的行为；而雷鸣远则顺应当时的社会呼声，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他聚合中外神甫，前后给罗马教宗去了60封信，控告杜保禄的重大错误，以及由此给传教带来的困难。不久，杜保禄假遣使会会长罗得芳之手将雷鸣远调往庆云县。

在军阀时代的旧天津，有识之士纷纷从多种角度提出救国救民的方略，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霎时间风起云涌。雷鸣远从自己的职业出发主张宗教救国，举办救国演讲会，春风化雨，传教置于人人关注的救国图强基点之上。雷鸣远的救国演讲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的国际地位低。“我们自己以为是七等国，外国人把我们放到八九等上去了，叫我们‘老大帝国，东亚病夫’，危险的很！咱们叫外国人洋鬼子，火车、轮船、飞机、大炮，全是洋鬼子制造的，咱们中国人就不会。报馆用的印刷机、铸字机，还有汽车、手表都是进口货。洋人发中国人的财，还瞧不起我们。”二是天主教能够救国。“宗教救国就是道德救国，真正道德在于纯真宗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教门呢，那即是天主教，真神唯一，真教唯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加快了战争步伐。抗日名将宋哲元在绥远五原誓师抗战，打响了抗战初期著名的喜峰口战役。雷鸣远说“我生平爱主爱人爱中国，现国难当头，吾应声嘶力竭，奋不顾身”。在枪林弹雨中，他建立“野战医院”，组织担架队，亲任总指挥，弛聘晋冀鲁豫之间，冒死救护。遇有重伤员，不惜以衰老之躯，亲自背负行数里，并以宗教特有的语言进行慰籍。在绥远战事最残酷而无助的时刻，他大声疾呼与傅作义抱头痛哭。雷鸣远自前线归来，天津士绅，新朋旧友皆来探望，一时门庭若市。他对人说“诸葛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余则鞠躬尽瘁，死而不已”。意谓死后，仍为中国祈祷。

在旧天津，教会除举办教育外，再有就是出版报刊，并在早期的出版印刷业中独步一时。当时的报刊业有“北有大公，南有申报”的说法，雷鸣远创办的《益世报》在社会上的影响与《大公报》齐名。周恩来早年留法勤工俭学，被聘为特约记者，在《益世报》上陆续发表了大量的“旅欧通讯”。《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的作者张恨水等众多的文史名家做过《益世报》的编辑，他们以《益世报》的阵地引领着进步文化的潮流。

雷鸣远在中国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他积极参与中国的抗战，蒋介石国民党为此授予他少将头衔。1940年，他跟随大别山一带的国民党军队行救护工作，在国民党制造的不断升级的摩擦中为八路军扣留，时已重疾在身。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飞机接他去重庆，医治无效，葬于四川郊外的名胜地歌乐山。

雷鸣远生时死后，有“圣人”和“抗战老人”之称。实际上，他在历史上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
[字号：大 中 小]

天主教汾阳教区（拉丁文：Dioecesis Feniamensis）是天主教在中国山西省建立的一个著名教区，中国第一批6个国籍教区之一。

[编辑] 历史汾阳教区是中国第一批6个国籍教区之一，1926年从太原教区分出15个县（汾阳、孝义、介休、平遥、文水、临县、离石、方山、中阳、石楼、兴县、岚县、交城、静乐）。1926年5月12日，教宗比约十一委任方济各会会士陈国砥（类思）神父为汾阳代牧区主教。10月28日，在圣伯多禄大殿，教宗比约十一亲自为首批6名中国籍主教举行祝圣大典。1927年5月5日的圣神降临瞻礼日，陈国砥主教带领太原教区的所有中国神职人员17人来到汾阳。教区辖本堂区十个（离石、临县青塘、文水、平遥、介休、柳林和中阳、静乐、方山等），教友约一万一千余人。

1927年9月，小修院在汾阳城内正式成立。1928年,汾阳预修院成立,地址在峪道河.同年,陈主教在汾阳城内办起了保赤会.

1931年，华北四个无会籍教区（汾阳、洪洞、易县、宣化），在宣化联合成立神哲学院。

1931年，刘主教扩建主教座堂，1933年落成。

1946年，中国教会圣统制成立，汾阳教区由代牧区成为正式教区。1947年，雷震霞当选为汾阳教区第三任主教。1949年在上海由黎培理祝圣为主教。1955年9月26日，雷主教被捕入狱。1970年3月25日，雷震霞主教被判为“反革命”，后被害死。

1958年7月3日，高庸神父被“民主”选举为汾阳教区主教。1962年1月24日，高庸在北京，由皮濑石主教主礼，祝圣为汾阳教区第四任主教。

1966年1月2日，十八位神父集中在榆次，被列为专政对象批斗，此后被送往各处接受劳改，无一幸免。各处教堂均被占或被毁。

1979年以后，神父们得到平反，被关闭的圣堂重新开放。

。。。。。。

逝世 1940年6月24日
中华民国四川省歌乐山

生平简介  雷鸣远（Frederic Lebbe，1877年8月19日－1940年6月24日），字振声，洗名味增爵，本籍比利时，天主教遣使会神父，也是两个中国修会耀汉小兄弟会和德来小姊妹会的创始人。他于1927年加入中国国籍，于中日战争初期，组织救济团队，救治中国各地平民。

中文名：雷鸣远

英文名：Frederic Lebbe

别名：腓特烈．雷博

家乡：比利时刚城

性别：男

国籍：中国

出生年月：1877年8月19日

去世年月：1940年6月24日

所处时代：现代

职业：其他 天主教神父

宗教信仰：天主教

名言：“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

我为爱中国而生，我为爱中国而死。

1877年8月19日，雷鸣远生于比利时根特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父亲是佛兰芒人，担任公证人，母亲是有一半法国血统的英国人。他是家中长子，洗名味增爵（Vincent）。11岁时阅读1840年在中国武昌殉教的董文学神父传记后立志前往中国传教。1895年在巴黎加入董文学神父所属的遣使会。于神学院就读期间，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比利时传教士韩默理主教在内蒙古殉教，更促成雷鸣远决定前往中国传教。

1901年，雷鸣远随北京教区的樊国梁主教乘船来华。1902年在北京成为神父，随后被派往武清县小韩村等地传教。1903年，雷鸣远主持重建了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损毁的小韩村教堂。

雷鸣远到达中国传教后，他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读中国书，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国语，用毛笔写漂亮的行书。1912年，从北京教区分出天津教区，传教成绩奇佳的雷鸣远便升任这个新教区的副主教。

1915年10月10日，雷鸣远和中国天主教徒在天津租界以外的南市荣业大街创办益世报。

雷鸣远批评由外国各个修会代表本国利益控制中国天主教的作法，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口号，积极推动教廷任命中国籍主教。为实现这个梦想，他受到修会的排挤。

1916年天津发生老西开事件，雷鸣远大力支持天津市民反对法国人扩展天津法租界，将圣若瑟主教座堂及附近地区并入该租界的行动，在《益世报》发表大量反对法租界扩张的文章，与支持法租界扩张的法国籍天津教区主教杜保禄发生冲突，于1917年被遣使会会长罗得芳降职调往浙江省宁波教区，1920年4月由传信部特使光主教安排，送回欧洲。

在欧洲期间，雷鸣远从事中国留学生的传教工作。1923年，他在巴黎为他们建立了"Associatio Catholica iuventutis Sinensis"。

雷鸣远继续努力，向教廷上万言书，后来得以面见教宗陈情，举荐了6位中国主教的人选（海门教区朱开敏、蒲圻教区成和德、汾阳教区陈国砥、宣化教区赵怀义、台州教区胡若山、安国教区孙德桢）。终于在1926年10月28日，首批六位中国主教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由教宗比约十一世亲自祝圣。在参加祝圣典礼时，雷鸣远喜极而泣达两小时之久，说：“主啊！现在可以放你的仆人平安而去。”

1927年，雷鸣远申请中国国籍获准，始被法国放行来华。在河北省中国籍主教孙德桢领导的安国教区更积极地传教，并创立了耀汉小兄弟会（1928年）和德来小姊妹会。

雷鸣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极力主张抗日。1933年热河长城抗战，他带领教徒前去抢救伤兵；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后，雷鸣远神父率领教友共六百余人，组织战地服务团、救护队，在太行山和中条山一带抢救伤兵，救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

1940年，他跟随大别山一带的国民党军队行救护工作，在国民党制造的不断升级的摩擦中为八路军扣留，时已重疾在身。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飞机接他去重庆，在到达重庆后不久，1940年6月24日，雷鸣远因黄疸病逝世于歌乐山。同年7月18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1287号褒扬令公开褒扬。11月29日，重庆市召开追悼雷鸣远神父大会。

《益世报》

天津《益世报》创刊于1915年10月10日。创办人是来华传教的比利时籍天主教教士雷鸣远和中国天主教徒刘守荣、杜竹萱。

1900 年他被比利时教会派到中国来传教，1910年转来天津。当年西方来中国传教的人，除照例每星期日在教堂中聚集教徒宣传宗教外，总要利用教会的经费进行一些所谓的“慈善”和“教育”工作，雷鸣远也如此，他到天津后就创办了一所诚正小学和一所师范学校，还办了一个宣讲所，向教外人宣传天主教。为了诱惑中国群众，雷在宣传宗教时，也讲些所谓“救国”的道理。后来，雷鸣远的教徒汇集他的讲演词，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名为《救国》。不久，他创办了一个周刊名为《广益录》，后改为《益世主日报》，这个刊物便是天津《益世报》的前身。

天津《益世报》的开办费据说只有三四万元，是雷鸣远从国外天主教徒中募集到的传教经费的一部分。1931年报馆扩充资本，招集了股份，改组成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企业。但股东只限于中国天主教徒，股票转让须经公司同意。雷鸣远任董事长，实际上仍掌握着报馆的最高权力。

天津《益世报》最初的馆址是在天津南市荣业大街，两年后迁到东门外小洋货街。1924年直奉战争的时候，迁移至意大利租界。

当时中国的天主教会名义上受梵蒂冈的领导，实际上受某些帝国主义国家控制，雷鸣远的上级是法国人，据说雷对法国传教士的工作方法和生活方式极不赞同，曾不断在公开与不公开的场合揭发批评。天津的法国传教士则对雷在天津办学校、开报馆、设立宣讲所等活动侧目而视。1916年法帝国主义阴谋将天津的老西开划归法租界，这种侵略行为激起了天津市民的公愤，雷曾授意天津《益世报》反对法国侵略者强占老西开，结果是雷鸣远被法国传教士赶回比利时去了。

1927年雷再度来中国。他决定到农村去，他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很苦，要复兴中国定要先建设新农村。要做好农村建设工作，必须具备有“福音主义”的人。雷鸣远想做亚洲的圣芳济，来复兴中国和亚洲。他来到中国主教管理的河北省安国县教区开展了传教工作。到安国县后，首先组织了一个“耀汉兄弟会”，会址名为“真福院”。雷鸣远认为这个会的主要精神是三个字“全、真、常”。“全”是 “全牺牲”；“真”是“真爱人”；“常”是“常喜乐”。他就以这三个字为纲领，训练他的耀汉兄弟会会员。除安国县外，后来又在山西的汾阳、北平的清河、关外的玫瑰营子相继成立了分会。到抗战前夕，这个兄弟会的会员总数已有200余人。

1927 年雷鸣远再度来中国后，就请求人中国籍，口口声声要为中国献身。雷在1928年雷鸣远加人中国籍后，便经常自称是中国人。罗隆基同雷鸣远认识是1932年罗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以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雷鸣远自知他既已人中国籍，对中国人民一致武力抗日的主张是不能反对的，因此他是主张中国抗战的，并表示赞成天津《益世报》武力抗日的主张。雷鸣远第一次在报馆见到罗隆基的时候就说：“罗先生，你肯到我们报馆中来写社论，我高兴极了。我特别喜欢你那篇《可以战矣》的社论，我要我的兄弟们都读你的社论。我们中国人非把日本鬼子打出去不可。”罗对雷说，他的社论可能会给《益世报》带来麻烦。雷鸣远马上说：“你放心，你放心。请你大胆写文章。你这样代表中国人民说话，就是我们报馆因为你的文章关门了，我们亦不怪你。只要我还是天津《益世报》的董事长，我是不会让你离开我们报馆的。”罗隆基就问他那些联共抗日的言论是否违背了《益世报》的天主教立场时，雷说：“不，不，你没有违背我的立场，你不要怕，我们教中还有人说我是共产党呢!除了我相信上帝，我是有神论者外，我的确是个共产主义者。我们的耶稣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当时，罗隆基没有同雷鸣远深入讨论这些理论问题，雷的动机和真实态度如何不得而知。

长城抗战的时候，雷鸣远已年逾60，他居然将“真福院”的一批兄弟组成救护队，自己亲任队长，带队到华北、西北各战区去进行救护工作，当他出发到遵化时，有人为他拍电影，请他讲几句话。他说到：“你们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脸是外国的，我的心是中国的。我们抗战要抗到底!”后来他为英勇抗日的二十九军创办了 “残废军人教养院”，1933年举行开幕礼时，雷鸣远致词说：“我对大家是表同情的，不但我应当服侍你们，凡是中国人都应当服侍你们，因为你们卫国有功。”他还说：“诸位现在虽然残废不能工作了，我劝你们不要失望，要努力其他工作。将来成家立业，生养子女，接继后代。我今年虽已60，若诸位最近成家，生养儿子，再过20年，不依然是爱国的青年吗?若遇我国收复失地，那时我虽已是八旬老翁，我老头子誓死还要同你们的儿子一同参加工作。”据说，就在这个时期，雷鸣远同戴笠有了密切的联系，他在战区中曾替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搜集情报。

在抗战期间，雷鸣远极力主张《益世报》在后方设法恢复出版。为了解决复刊的经济问题，他设法同南京主教于斌合作。1938年12月8日天津《益世报》在云南昆明重新复刊，雷鸣远仍然是名义上的董事长。《益世报》复刊后，雷曾亲自到昆明视察报馆，并鼓励工作人员，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的宣传政策。《益世报》复刊不到两年，便因经济困难而停刊

语录

1. 我能尽百分力气，不出九九分。

2.养成「活泼祈祷」的精神。

3.「什么是圣人？一团精神，就是灵魂对于事奉天主，时常表现活泼生动的态度。」

4. 怕受骗，永不能实行爱德。

5. 作事该有「任劳任怨」的精神。

6. 工作当紧张化（紧张并非指神经紧张，而是指精神振奋。）

7.不会笑的人是愚蠢。以喜乐精神迎接困难，困难已被克服一半。

8. 做，就有办法；不做，永远没办法。

9.不受环境支配，要支配环境。

10.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打得通的才是好汉。

11. 我愿死在工作岗位上，不愿病没在床铺里。

12.为爱天主做一切事，天国就来到世界上。

13. 最美丽的路是充满荆棘的，唯有愈来愈接近基督，仿效祂，我们才会进步。

14. 自私是罪恶的总原因，是圣德最根本的阻力。

15. 人若不先奉献自己，便不能获得别人。

16. 你所愿意的，要去爱且去做。

17. 劳苦万岁；可爱十字架万福。

18.福音的精神在于─「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

19. 神贫是东西越少越好，越不值钱越可爱。

20. 每天做一件好事，天主必定降福。

21. 在任何环境中，不要一无所事；要避免任何过度的担忧；要常以永生角度去看一切事情。

22. 凡事不要怕碰钉子，不要担心不果成。

23. 看看每个角落的人所愿望的是什么，他们的希望是什么，把握机会宣扬信仰。

24. 坦率向前，不顾自己。

25.一切的基础就是默想。

26. 作好事不求回报。

27. 成全之路就是舍弃自己，具有爱，听从福音。

28.人的尊卑不在于岗位的区别，全在如何尽其任务。

29. 打倒虚荣面子，树立高尚人格。

30. 打倒发财主义，倡导服务人生。

31. 何谓真爱人？时时事事先人后己，使人自我获得真安慰和真益处。

32.大真无伪的神贫，真实无上的爱德，表之以苦干的勇敢。~雷神父遗嘱之一~

33.我不要做一个半吊子圣人。

34. 全牺牲就是：天主之外，一无所图、一无所企、一无所愿、一无所求。

35. 常喜乐是以超然眼光看现世。

36.内心的乐观要以笑容来促成。

37. 以喜乐精神迎接困难，困难已被克服了一半。

38.世界太大了，应做的事太多了。为我自己，一分一秒，不愿活下去；为天主，为教会，为国家，百年不算多。

39.工作，时常工作；积极，永远积极。

40. 神工至上，灵修第一。

41.我们总不休息，变换工作就是休息。

42.工作就是享受。

43. 走在时代的前浪。

44.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45. 一个心情常愉快、面部常微笑的人，就像一只蜜蜂，给人制造香甜的蜜汁，使人生活愉快舒畅，到处受人欢迎。

46. 一个性情忧郁、愁眉苦脸、发牢骚、爱挑剔、怨天尤人、吹毛求疵的人，仿佛一只苍蝇，传播病菌、制造困扰、到处使人厌恶，必欲驱除它而后快。

47. 如何成圣？就是「做」。从日常生活开始实行福音。

48. 要完全简单。

49. 和平是好事，但正义更重要。

50. 鞠躬尽瘁，死而不已。

他人评价

雷鸣远神父在中国传播基督福音，归纳为五种原则，从中可看出其为人及爱中国至极的精神：

一、本地化：

为适应中国的生活习惯，雷神父尽量全力中国化。他努力认中国文字，不用罗马拼音；读中国书，吸收中国文化；写信、写日记或其他文件时，尽量用毛笔，故能写一手漂亮的行书字；他也学会一口流利的中文，后来还是一位演讲高手。

雷神父入境随俗，跟中国人一样留发辫；学习中国人吸长烟袋；吃饭时使用竹筷；雷神父在乡村传教时睡在土坑上，用火盆取暖；他常是终年身着蓝布长衫，布鞋一双；他骑着脚踏车长途跋涉、奔走于乡村城镇间；他以打国术强身；雷神父创立耀汉德来男女两会的时候，将所有经文，尽量用中国音乐谱出，使大家合声吟唱；他极喜好中国的建筑物，对那些画栋雕梁，更倍加赞赏；当时一般传教士降福教友都用拉丁文，而雷神父则用中文降福中国教友；当时天主堂挂法国旗是很普遍，为表示天主教爱国，雷神父在其圣堂住所，撤去法国旗，而改挂中国的龙旗。

二、圣化：

所谓的“圣化”，是指注重祈祷生活，属于天主的人。雷神父以天主的忠仆自居。他屡次提醒生活繁忙的人，尤其应该瞻仰基督圣体，虔诚祈祷。他会想办法安排祈祷的时间。他说：“我从不因此减少我每日应行之神工。而且每晚十时，我必婉辞所有的访客及慕道朋友，然后跪在圣体台前，向耶稣倾诉一天的辛劳与得意。这是我一天内最感愉快的时刻。”雷神父也说：“祈祷乃是最高的杠杆，神父们的圣德是被召作为撒天主的种子的。”雷鸣远神父原来的性格是火烈急燥的，却因其高深的灵修基础而压服自己。雷神父是天主的人，一位好司铎，他注重神修，但并不独善其身，而能走向他人。他最有名的神修九字诀就是“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

三、处境化：

“福音处境化”意即人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应兼顾该环境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一个处境。传福音者应针对这个处境作福传。雷神父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合乎时代”。

雷神父创建四个团体：“辅助传教会”、“耀汉小兄弟会”、“德来小妹妹会”、“国际鸣远小姐服务团”，均为适应当时的福传处境而设。

四、爱德化：

雷神父“真爱人”的精神，影响很多人。雷神父认为：“真爱人就是时时事事，先人后己，使人自我获得真安慰和真益处。人们喜欢接近雷神父的原因，是他“真诚爱人”的精神。

五、积极化：

雷神父积极富有活力的精神：

1.努力不懈─雷鸣远终其一生，都以“努力无涯”的方式来“战胜一切”。

2.换工作就是休息

雷神父要求他的会士们：全神贯注，不稍松懈，总不放假，总不休息，换工作就是放假，就是休息。

3.苦干实干精神─他在遗嘱要求会士们：真干、强干、实干、苦干的精神。“苦干”是他的二字碑，雷神父知道，作任何事情都有困难，能突破困难，才可称为是真正成功的人。

4.不放过任何机会─雷神父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支配环境，显示他不放过任何机会的“积极性”。

5.雷神父是一个最会找机会，而不肯等待机会的人。他常说：“我们应该找工作，不可叫工作找我们。”他在返欧期间目的是为中国工作，于是他到处作演讲，寻找关系、写信、在各地宣传、找钱、演讲，拜会各公教报馆的社长，发表了很多专栏。为帮助中国教会，他排除了许多视中国为无文化的成见，并使许多人都甘心为中国祈祷、服务和工作。

6.一团精神─雷神父虽然身材瘦小，衣着简朴，貌不惊人，但其精神充沛，待人热诚，工作热心。他常说：我们的使命，是一个“精神”的使命。雷神父在他一生中的每一行动，都表现出“热爱天主，关怀他人”的“一团精神”的态度与热忱。

7. 走在时代的前浪─雷神父一生的事业、作风大都带有“创作性”。如国籍教区成立运动、文化传教、用脚踏车率领修士到前线救护伤兵、派修士到监狱布道，及他个人入中国籍等，都表现他“走在时代前浪”惊人创举的精神。神修生活上的用语，如“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打倒我”，“一团精神”，“死而不已”等都是当时在中国教会内的新名词。

8.鞠躬尽瘁，死而不已─雷神父在天津十年飞黄腾达的传教事业时，由于老西开事件而被三度充军到语言不通的南方，但是雷神父的使命乃是“为天主工作”！他又开始积极学习宁波话，开始积极工作，到处演讲，解决纠纷，并很快吸引许多人皈依信主。雷神父也在此时积极写信到罗马，为中国教会有本地主教而陈情。这是他鞠躬尽瘁的精神。

1936年，天津《益世报》为庆祝雷神父花甲大寿，曾出版一本纪念专册。记者请他发表六十感言，他说：

“世界太大了，应做的事太多了。为我自己，一分一秒，不愿活下去；为人为事，九十九年不为多。我今年才六十岁，我还要再活六十年。工作，时常工作；积极，永远积极！”

雷神父另一有名的格言是“鞠躬尽瘁死而不已”。他一生中实现了许多计划，不能不归功于他的这股热忱。他的精神永远像青年一般的充沛。雷神父具体实现了“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的精神，使他在任何逆境中都能拥有工作不懈、死而不已的活力。

雷神父将近四十年在中国，于1940年6月24日逝世，故总统蒋公特明令褒扬，颁赐挽联如下：“鸣远司铎灵鉴：博爱之谓仁救世精神无媿基督，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而他的精神仍延续在散布全球各地的鸣远弟子身上，使雷神父的遗爱绵延不断。因着雷神父在抗战期间毁家纾难，组织救护队救护伤兵，而获入祠忠烈祠的殊荣，且为唯一外藉人士分别在天津及台北忠烈祠都有牌位，以供人瞻仰、致敬和追思。

雷神父的一生表现出真正传教士“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的精神。他是一位先知性的人物，似乎是长空下的一阵长啸，又如圣耀翰洗者在旷野中的呼声，他为真理正义奋斗，提出福音原则，为中国打开一条出路，为当时的中国撒下了美好的种子。

雷鸣远国际服务团

雷鸣远国际服务团于1937年在比利时创立，团员们以雷鸣远神父的精神为生活理想：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全真常」三字诀是雷神父的最高人生哲学，也和我国传统安贫乐道，自强不息，利已利人的精神相同。更是他创办修会团体的会训。更是他创办修会团体的会训。

团员服务于全球五大洲，由于社会变迁快速，各国文化生活习俗差异非常大，为加强团员们在各国生活与服务的需要，本团主旨为：雷神父的精神、信仰追求自由及国际观。

一、团员把「信仰」和希望寄託在死而复活的基督身上，祂召唤所有的人过一个友爱、正义和有尊严的生活。信仰主要是以祈祷，天主圣言及感恩祭（弥撒）来滋养。

二、团员为追求人类「自由」而奉献。团体的动力是来自于个人和社会所应负的责任。其目的是为人类及大自然预备一个适合的生活环境。这种体认使团员们选择了自已的生活与活动方式，而这一切是与他们的誓言相互呼应的。基督邀请人来实现互助的生活，因此团员们透过职业或各种社会工作，与基督相遇。

三、团员以「国际观」来作为生活的力量。他们具有四海一家的精神，努力促使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之相商的相互了解，尊重与帮助。在真理及友爱中寻获天主。

四、团员们目前分布于南、北美、远东、中东、近东、非洲、欧洲地区，从事教育、医护、社会、传教等工作。同时对自然万物表现出关怀及怜悯，并在能力范围内及工作岗位上，试着去了解它们。「我们必须时常保有一颗年轻而又渴望知识的心」。

五、团员的个人圣化及其传教使命都必须联系在一起：他们在别人眼裡要成为一位活生生的基督，并积极尝试引领人们到天主那裡，那是团员们使生活及圣化中的整个计划。
人物雷鸣远资料更新于2010-03-04 21:04:14

雷鸣远的最后40天
2010-05-14 04:23:00　来源: 重庆日报(重庆)　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抗日神父墓后续

本报讯（记者何方）雷鸣远神父的最后人生，在众多史料中只有寥寥几笔———“由于患上黃疸症，蒋中正用专机接往陪都，40天后病逝于重庆。”12日，本报报道了匿身歌乐山半个多世纪的抗日神父墓，长期研究歌乐山近代史的市政协文史委员廖庆渝专门致电本报，独家披露了当时的情景。

“这几棵大香樟树，就是当年雷鸣远墓碑前所栽。顺着山坡上去100米，原来是留法博士马寿征的公馆，雷回到重庆后，曾在这里养病。”廖庆渝介绍，由于都有法国生活的背景，雷鸣远选择了在“中央医院”附近的马寿征公馆疗养，而且此处也是国民政府的要人聚集地。“不远处，有冯玉祥、张道潘、许崇智等军政大员的公馆，他们都经常去探望这位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的外国神父。”

不久前，廖庆渝从《冯玉祥日记》（歌乐山1940年6月19日）里发现了这样的记载———“又去看望雷鸣远神父，他的病势我看很重，这位老先生是外国人、天主教徒，为我抗战他组织担架队，抬我们的伤兵，这种精神，怎么使人不佩服呢？”这些都佐证了雷鸣远回到陪都后确实就在歌乐山上。

廖庆渝回忆，雷鸣远去世后，马寿征遵从老友的遗嘱，把他葬在了公馆后一片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现在这片山坡叫万桑坡，就是为了纪念雷鸣远神父，因为他的圣名叫作“圣万桑”。

作者：何方

(本文来源：重庆日报 )

自称小韩村人的雷鸣远神甫
[ 来源：天主教天津教区 | 发布日期：2009-12-03 | 浏览（1707）人次 | 投稿 | 收藏 ]

　　历史上的小韩村是北方有名的天主教徒村。位于武清境内西北部，距杨村镇约50里。据记载，最初的小韩村教堂建于1870年，1900年义合团围困小韩村，在护卫教堂的激战中，教徒有48人死亡。在天主教看来，这是一种英勇的殉道行为。1903年，雷鸣远亲自主持重建教堂。其建筑风格与现存的望海楼教堂相似，但规模较之要大。因此，历史上有“一京二卫三韩村”的说法。

雷鸣远，1877年生于比利时冈城，早年入巴黎修道院学习，后加入遣使会。1901年来华，1902年在北京晋升神甫，后进武清传教。1912年来天津传教，1919年因老西开事件回欧洲，1927年回到中国，加入中国籍，1940年去世。

谈到旧天津的教会，就不能不提起一个人。他是一位外国神甫，却加入了中国籍，自称武清小韩村人；他葬在中国，地方政要和达官显贵每年都要为他举办周年纪念，称他“丹心远迈武乡侯”。这个人就是对天津的教会和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雷鸣远神甫。

雷鸣远是比利时冈城人，他在9岁时同父母去做礼拜的途中碰上一个中国人，先是好奇搭讪，进而产生好感。据说这成为他来到中国，死在中国的最初情结。雷鸣远的一生随时随地都表示自己“热爱中国”，由于他最早是在武清传教，又因小韩村的盛名，自称是武清县小韩村人。

雷鸣远提倡传教士要“本土化”。在武清传教时，他用汉语和当地人沟通，见了教内教外的文人就谈论四书五经，见了老者就谈论三纲五常，雷鸣远的性格又谦和礼让，和当地民教都能融合一起。为了与社会名流交往更随便些，雷鸣远也尽可能在吃喝住行方面仿效这些官僚，吸水烟袋，留长指甲，梳长辫子。雷鸣远的头发又短又稀，他看到地方官光滑利落的大辫子，于是干脆要来胞妹的假头发，按在头上。在出行时，也坐上了轿子，前有顶马，后有跟班，穿官靴，戴官帽。到了目的地，迎人的方面也是以中国的礼俗鞭炮齐鸣来迎接他。一时间，大街小巷，人山人海，皆来争看中国化了的洋人。

老西开事件是天津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法国领事馆以保护教堂为名，欲将老西开划入法租界范围。时任主教的杜保禄坚决支持领事馆的行为；而雷鸣远则顺应当时的社会呼声，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他聚合中外神甫，前后给罗马教宗去了60封信，控告杜保禄的重大错误，以及由此给传教带来的困难。不久，杜保禄假遣使会会长罗得芳之手将雷鸣远调往庆云县。

在军阀时代的旧天津，有识之士纷纷从多种角度提出救国救民的方略，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霎时间风起云涌。雷鸣远从自己的职业出发主张宗教救国，举办救国演讲会，春风化雨，传教置于人人关注的救国图强基点之上。雷鸣远的救国演讲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的国际地位低。“我们自己以为是七等国，外国人把我们放到八九等上去了，叫我们‘老大帝国，东亚病夫’，危险的很！咱们叫外国人洋鬼子，火车、轮船、飞机、大炮，全是洋鬼子制造的，咱们中国人就不会。报馆用的印刷机、铸字机，还有汽车、手表都是进口货。洋人发中国人的财，还瞧不起我们。”二是天主教能够救国。“宗教救国就是道德救国，真正道德在于纯真宗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教门呢，那即是天主教，真神唯一，真教唯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加快了战争步伐。抗日名将宋哲元在绥远五原誓师抗战，打响了抗战初期著名的喜峰口战役。雷鸣远说“我生平爱主爱人爱中国，现国难当头，吾应声嘶力竭，奋不顾身”。在枪林弹雨中，他建立“野战医院”，组织担架队，亲任总指挥，弛聘晋冀鲁豫之间，冒死救护。遇有重伤员，不惜以衰老之躯，亲自背负行数里，并以宗教特有的语言进行慰籍。在绥远战事最残酷而无助的时刻，他大声疾呼与傅作义抱头痛哭。雷鸣远自前线归来，天津士绅，新朋旧友皆来探望，一时门庭若市。他对人说“诸葛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余则鞠躬尽瘁，死而不已”。意谓死后，仍为中国祈祷。

在旧天津，教会除举办教育外，再有就是出版报刊，并在早期的出版印刷业中独步一时。当时的报刊业有“北有大公，南有申报”的说法，雷鸣远创办的《益世报》在社会上的影响与《大公报》齐名。周恩来早年留法勤工俭学，被聘为特约记者，在《益世报》上陆续发表了大量的“旅欧通讯”。《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的作者张恨水等众多的文史名家做过《益世报》的编辑，他们以《益世报》的阵地引领着进步文化的潮流。

雷鸣远在中国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他积极参与中国的抗战，蒋介石国民党为此授予他少将头衔。1940年，他跟随大别山一带的国民党军队行救护工作，在国民党制造的不断升级的摩擦中为八路军扣留，时已重疾在身。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飞机接他去重庆，医治无效，葬于四川郊外的名胜地歌乐山。

雷鸣远生时死后，有“圣人”和“抗战老人”之称。实际上，他在历史上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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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汾阳教区（拉丁文：Dioecesis Feniamensis）是天主教在中国山西省建立的一个著名教区，中国第一批6个国籍教区之一。

[编辑] 历史汾阳教区是中国第一批6个国籍教区之一，1926年从太原教区分出15个县（汾阳、孝义、介休、平遥、文水、临县、离石、方山、中阳、石楼、兴县、岚县、交城、静乐）。1926年5月12日，教宗比约十一委任方济各会会士陈国砥（类思）神父为汾阳代牧区主教。10月28日，在圣伯多禄大殿，教宗比约十一亲自为首批6名中国籍主教举行祝圣大典。1927年5月5日的圣神降临瞻礼日，陈国砥主教带领太原教区的所有中国神职人员17人来到汾阳。教区辖本堂区十个（离石、临县青塘、文水、平遥、介休、柳林和中阳、静乐、方山等），教友约一万一千余人。

1927年9月，小修院在汾阳城内正式成立。1928年,汾阳预修院成立,地址在峪道河.同年,陈主教在汾阳城内办起了保赤会.

1931年，华北四个无会籍教区（汾阳、洪洞、易县、宣化），在宣化联合成立神哲学院。

1931年，刘主教扩建主教座堂，1933年落成。

1946年，中国教会圣统制成立，汾阳教区由代牧区成为正式教区。1947年，雷震霞当选为汾阳教区第三任主教。1949年在上海由黎培理祝圣为主教。1955年9月26日，雷主教被捕入狱。1970年3月25日，雷震霞主教被判为“反革命”，后被害死。

1958年7月3日，高庸神父被“民主”选举为汾阳教区主教。1962年1月24日，高庸在北京，由皮濑石主教主礼，祝圣为汾阳教区第四任主教。

1966年1月2日，十八位神父集中在榆次，被列为专政对象批斗，此后被送往各处接受劳改，无一幸免。各处教堂均被占或被毁。

1979年以后，神父们得到平反，被关闭的圣堂重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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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 1940年6月24日
中华民国四川省歌乐山

生平简介  雷鸣远（Frederic Lebbe，1877年8月19日－1940年6月24日），字振声，洗名味增爵，本籍比利时，天主教遣使会神父，也是两个中国修会耀汉小兄弟会和德来小姊妹会的创始人。他于1927年加入中国国籍，于中日战争初期，组织救济团队，救治中国各地平民。

中文名：雷鸣远

英文名：Frederic Lebbe

别名：腓特烈．雷博

家乡：比利时刚城

性别：男

国籍：中国

出生年月：1877年8月19日

去世年月：1940年6月24日

所处时代：现代

职业：其他 天主教神父

宗教信仰：天主教

名言：“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

我为爱中国而生，我为爱中国而死。

1877年8月19日，雷鸣远生于比利时根特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父亲是佛兰芒人，担任公证人，母亲是有一半法国血统的英国人。他是家中长子，洗名味增爵（Vincent）。11岁时阅读1840年在中国武昌殉教的董文学神父传记后立志前往中国传教。1895年在巴黎加入董文学神父所属的遣使会。于神学院就读期间，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比利时传教士韩默理主教在内蒙古殉教，更促成雷鸣远决定前往中国传教。

1901年，雷鸣远随北京教区的樊国梁主教乘船来华。1902年在北京成为神父，随后被派往武清县小韩村等地传教。1903年，雷鸣远主持重建了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损毁的小韩村教堂。

雷鸣远到达中国传教后，他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读中国书，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国语，用毛笔写漂亮的行书。1912年，从北京教区分出天津教区，传教成绩奇佳的雷鸣远便升任这个新教区的副主教。

1915年10月10日，雷鸣远和中国天主教徒在天津租界以外的南市荣业大街创办益世报。

雷鸣远批评由外国各个修会代表本国利益控制中国天主教的作法，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口号，积极推动教廷任命中国籍主教。为实现这个梦想，他受到修会的排挤。

1916年天津发生老西开事件，雷鸣远大力支持天津市民反对法国人扩展天津法租界，将圣若瑟主教座堂及附近地区并入该租界的行动，在《益世报》发表大量反对法租界扩张的文章，与支持法租界扩张的法国籍天津教区主教杜保禄发生冲突，于1917年被遣使会会长罗得芳降职调往浙江省宁波教区，1920年4月由传信部特使光主教安排，送回欧洲。

在欧洲期间，雷鸣远从事中国留学生的传教工作。1923年，他在巴黎为他们建立了"Associatio Catholica iuventutis Sinensis"。

雷鸣远继续努力，向教廷上万言书，后来得以面见教宗陈情，举荐了6位中国主教的人选（海门教区朱开敏、蒲圻教区成和德、汾阳教区陈国砥、宣化教区赵怀义、台州教区胡若山、安国教区孙德桢）。终于在1926年10月28日，首批六位中国主教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由教宗比约十一世亲自祝圣。在参加祝圣典礼时，雷鸣远喜极而泣达两小时之久，说：“主啊！现在可以放你的仆人平安而去。”

1927年，雷鸣远申请中国国籍获准，始被法国放行来华。在河北省中国籍主教孙德桢领导的安国教区更积极地传教，并创立了耀汉小兄弟会（1928年）和德来小姊妹会。

雷鸣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极力主张抗日。1933年热河长城抗战，他带领教徒前去抢救伤兵；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后，雷鸣远神父率领教友共六百余人，组织战地服务团、救护队，在太行山和中条山一带抢救伤兵，救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

1940年，他跟随大别山一带的国民党军队行救护工作，在国民党制造的不断升级的摩擦中为八路军扣留，时已重疾在身。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飞机接他去重庆，在到达重庆后不久，1940年6月24日，雷鸣远因黄疸病逝世于歌乐山。同年7月18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1287号褒扬令公开褒扬。11月29日，重庆市召开追悼雷鸣远神父大会。

《益世报》

天津《益世报》创刊于1915年10月10日。创办人是来华传教的比利时籍天主教教士雷鸣远和中国天主教徒刘守荣、杜竹萱。

1900 年他被比利时教会派到中国来传教，1910年转来天津。当年西方来中国传教的人，除照例每星期日在教堂中聚集教徒宣传宗教外，总要利用教会的经费进行一些所谓的“慈善”和“教育”工作，雷鸣远也如此，他到天津后就创办了一所诚正小学和一所师范学校，还办了一个宣讲所，向教外人宣传天主教。为了诱惑中国群众，雷在宣传宗教时，也讲些所谓“救国”的道理。后来，雷鸣远的教徒汇集他的讲演词，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名为《救国》。不久，他创办了一个周刊名为《广益录》，后改为《益世主日报》，这个刊物便是天津《益世报》的前身。

天津《益世报》的开办费据说只有三四万元，是雷鸣远从国外天主教徒中募集到的传教经费的一部分。1931年报馆扩充资本，招集了股份，改组成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企业。但股东只限于中国天主教徒，股票转让须经公司同意。雷鸣远任董事长，实际上仍掌握着报馆的最高权力。

天津《益世报》最初的馆址是在天津南市荣业大街，两年后迁到东门外小洋货街。1924年直奉战争的时候，迁移至意大利租界。

当时中国的天主教会名义上受梵蒂冈的领导，实际上受某些帝国主义国家控制，雷鸣远的上级是法国人，据说雷对法国传教士的工作方法和生活方式极不赞同，曾不断在公开与不公开的场合揭发批评。天津的法国传教士则对雷在天津办学校、开报馆、设立宣讲所等活动侧目而视。1916年法帝国主义阴谋将天津的老西开划归法租界，这种侵略行为激起了天津市民的公愤，雷曾授意天津《益世报》反对法国侵略者强占老西开，结果是雷鸣远被法国传教士赶回比利时去了。

1927年雷再度来中国。他决定到农村去，他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很苦，要复兴中国定要先建设新农村。要做好农村建设工作，必须具备有“福音主义”的人。雷鸣远想做亚洲的圣芳济，来复兴中国和亚洲。他来到中国主教管理的河北省安国县教区开展了传教工作。到安国县后，首先组织了一个“耀汉兄弟会”，会址名为“真福院”。雷鸣远认为这个会的主要精神是三个字“全、真、常”。“全”是 “全牺牲”；“真”是“真爱人”；“常”是“常喜乐”。他就以这三个字为纲领，训练他的耀汉兄弟会会员。除安国县外，后来又在山西的汾阳、北平的清河、关外的玫瑰营子相继成立了分会。到抗战前夕，这个兄弟会的会员总数已有200余人。

1927 年雷鸣远再度来中国后，就请求人中国籍，口口声声要为中国献身。雷在1928年雷鸣远加人中国籍后，便经常自称是中国人。罗隆基同雷鸣远认识是1932年罗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以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雷鸣远自知他既已人中国籍，对中国人民一致武力抗日的主张是不能反对的，因此他是主张中国抗战的，并表示赞成天津《益世报》武力抗日的主张。雷鸣远第一次在报馆见到罗隆基的时候就说：“罗先生，你肯到我们报馆中来写社论，我高兴极了。我特别喜欢你那篇《可以战矣》的社论，我要我的兄弟们都读你的社论。我们中国人非把日本鬼子打出去不可。”罗对雷说，他的社论可能会给《益世报》带来麻烦。雷鸣远马上说：“你放心，你放心。请你大胆写文章。你这样代表中国人民说话，就是我们报馆因为你的文章关门了，我们亦不怪你。只要我还是天津《益世报》的董事长，我是不会让你离开我们报馆的。”罗隆基就问他那些联共抗日的言论是否违背了《益世报》的天主教立场时，雷说：“不，不，你没有违背我的立场，你不要怕，我们教中还有人说我是共产党呢!除了我相信上帝，我是有神论者外，我的确是个共产主义者。我们的耶稣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当时，罗隆基没有同雷鸣远深入讨论这些理论问题，雷的动机和真实态度如何不得而知。

长城抗战的时候，雷鸣远已年逾60，他居然将“真福院”的一批兄弟组成救护队，自己亲任队长，带队到华北、西北各战区去进行救护工作，当他出发到遵化时，有人为他拍电影，请他讲几句话。他说到：“你们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脸是外国的，我的心是中国的。我们抗战要抗到底!”后来他为英勇抗日的二十九军创办了 “残废军人教养院”，1933年举行开幕礼时，雷鸣远致词说：“我对大家是表同情的，不但我应当服侍你们，凡是中国人都应当服侍你们，因为你们卫国有功。”他还说：“诸位现在虽然残废不能工作了，我劝你们不要失望，要努力其他工作。将来成家立业，生养子女，接继后代。我今年虽已60，若诸位最近成家，生养儿子，再过20年，不依然是爱国的青年吗?若遇我国收复失地，那时我虽已是八旬老翁，我老头子誓死还要同你们的儿子一同参加工作。”据说，就在这个时期，雷鸣远同戴笠有了密切的联系，他在战区中曾替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搜集情报。

在抗战期间，雷鸣远极力主张《益世报》在后方设法恢复出版。为了解决复刊的经济问题，他设法同南京主教于斌合作。1938年12月8日天津《益世报》在云南昆明重新复刊，雷鸣远仍然是名义上的董事长。《益世报》复刊后，雷曾亲自到昆明视察报馆，并鼓励工作人员，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的宣传政策。《益世报》复刊不到两年，便因经济困难而停刊

语录

1. 我能尽百分力气，不出九九分。

2.养成「活泼祈祷」的精神。

3.「什么是圣人？一团精神，就是灵魂对于事奉天主，时常表现活泼生动的态度。」

4. 怕受骗，永不能实行爱德。

5. 作事该有「任劳任怨」的精神。

6. 工作当紧张化（紧张并非指神经紧张，而是指精神振奋。）

7.不会笑的人是愚蠢。以喜乐精神迎接困难，困难已被克服一半。

8. 做，就有办法；不做，永远没办法。

9.不受环境支配，要支配环境。

10.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打得通的才是好汉。

11. 我愿死在工作岗位上，不愿病没在床铺里。

12.为爱天主做一切事，天国就来到世界上。

13. 最美丽的路是充满荆棘的，唯有愈来愈接近基督，仿效祂，我们才会进步。

14. 自私是罪恶的总原因，是圣德最根本的阻力。

15. 人若不先奉献自己，便不能获得别人。

16. 你所愿意的，要去爱且去做。

17. 劳苦万岁；可爱十字架万福。

18.福音的精神在于─「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

19. 神贫是东西越少越好，越不值钱越可爱。

20. 每天做一件好事，天主必定降福。

21. 在任何环境中，不要一无所事；要避免任何过度的担忧；要常以永生角度去看一切事情。

22. 凡事不要怕碰钉子，不要担心不果成。

23. 看看每个角落的人所愿望的是什么，他们的希望是什么，把握机会宣扬信仰。

24. 坦率向前，不顾自己。

25.一切的基础就是默想。

26. 作好事不求回报。

27. 成全之路就是舍弃自己，具有爱，听从福音。

28.人的尊卑不在于岗位的区别，全在如何尽其任务。

29. 打倒虚荣面子，树立高尚人格。

30. 打倒发财主义，倡导服务人生。

31. 何谓真爱人？时时事事先人后己，使人自我获得真安慰和真益处。

32.大真无伪的神贫，真实无上的爱德，表之以苦干的勇敢。~雷神父遗嘱之一~

33.我不要做一个半吊子圣人。

34. 全牺牲就是：天主之外，一无所图、一无所企、一无所愿、一无所求。

35. 常喜乐是以超然眼光看现世。

36.内心的乐观要以笑容来促成。

37. 以喜乐精神迎接困难，困难已被克服了一半。

38.世界太大了，应做的事太多了。为我自己，一分一秒，不愿活下去；为天主，为教会，为国家，百年不算多。

39.工作，时常工作；积极，永远积极。

40. 神工至上，灵修第一。

41.我们总不休息，变换工作就是休息。

42.工作就是享受。

43. 走在时代的前浪。

44.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45. 一个心情常愉快、面部常微笑的人，就像一只蜜蜂，给人制造香甜的蜜汁，使人生活愉快舒畅，到处受人欢迎。

46. 一个性情忧郁、愁眉苦脸、发牢骚、爱挑剔、怨天尤人、吹毛求疵的人，仿佛一只苍蝇，传播病菌、制造困扰、到处使人厌恶，必欲驱除它而后快。

47. 如何成圣？就是「做」。从日常生活开始实行福音。

48. 要完全简单。

49. 和平是好事，但正义更重要。

50. 鞠躬尽瘁，死而不已。

他人评价

雷鸣远神父在中国传播基督福音，归纳为五种原则，从中可看出其为人及爱中国至极的精神：

一、本地化：

为适应中国的生活习惯，雷神父尽量全力中国化。他努力认中国文字，不用罗马拼音；读中国书，吸收中国文化；写信、写日记或其他文件时，尽量用毛笔，故能写一手漂亮的行书字；他也学会一口流利的中文，后来还是一位演讲高手。

雷神父入境随俗，跟中国人一样留发辫；学习中国人吸长烟袋；吃饭时使用竹筷；雷神父在乡村传教时睡在土坑上，用火盆取暖；他常是终年身着蓝布长衫，布鞋一双；他骑着脚踏车长途跋涉、奔走于乡村城镇间；他以打国术强身；雷神父创立耀汉德来男女两会的时候，将所有经文，尽量用中国音乐谱出，使大家合声吟唱；他极喜好中国的建筑物，对那些画栋雕梁，更倍加赞赏；当时一般传教士降福教友都用拉丁文，而雷神父则用中文降福中国教友；当时天主堂挂法国旗是很普遍，为表示天主教爱国，雷神父在其圣堂住所，撤去法国旗，而改挂中国的龙旗。

二、圣化：

所谓的“圣化”，是指注重祈祷生活，属于天主的人。雷神父以天主的忠仆自居。他屡次提醒生活繁忙的人，尤其应该瞻仰基督圣体，虔诚祈祷。他会想办法安排祈祷的时间。他说：“我从不因此减少我每日应行之神工。而且每晚十时，我必婉辞所有的访客及慕道朋友，然后跪在圣体台前，向耶稣倾诉一天的辛劳与得意。这是我一天内最感愉快的时刻。”雷神父也说：“祈祷乃是最高的杠杆，神父们的圣德是被召作为撒天主的种子的。”雷鸣远神父原来的性格是火烈急燥的，却因其高深的灵修基础而压服自己。雷神父是天主的人，一位好司铎，他注重神修，但并不独善其身，而能走向他人。他最有名的神修九字诀就是“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

三、处境化：

“福音处境化”意即人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应兼顾该环境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一个处境。传福音者应针对这个处境作福传。雷神父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合乎时代”。

雷神父创建四个团体：“辅助传教会”、“耀汉小兄弟会”、“德来小妹妹会”、“国际鸣远小姐服务团”，均为适应当时的福传处境而设。

四、爱德化：

雷神父“真爱人”的精神，影响很多人。雷神父认为：“真爱人就是时时事事，先人后己，使人自我获得真安慰和真益处。人们喜欢接近雷神父的原因，是他“真诚爱人”的精神。

五、积极化：

雷神父积极富有活力的精神：

1.努力不懈─雷鸣远终其一生，都以“努力无涯”的方式来“战胜一切”。

2.换工作就是休息

雷神父要求他的会士们：全神贯注，不稍松懈，总不放假，总不休息，换工作就是放假，就是休息。

3.苦干实干精神─他在遗嘱要求会士们：真干、强干、实干、苦干的精神。“苦干”是他的二字碑，雷神父知道，作任何事情都有困难，能突破困难，才可称为是真正成功的人。

4.不放过任何机会─雷神父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支配环境，显示他不放过任何机会的“积极性”。

5.雷神父是一个最会找机会，而不肯等待机会的人。他常说：“我们应该找工作，不可叫工作找我们。”他在返欧期间目的是为中国工作，于是他到处作演讲，寻找关系、写信、在各地宣传、找钱、演讲，拜会各公教报馆的社长，发表了很多专栏。为帮助中国教会，他排除了许多视中国为无文化的成见，并使许多人都甘心为中国祈祷、服务和工作。

6.一团精神─雷神父虽然身材瘦小，衣着简朴，貌不惊人，但其精神充沛，待人热诚，工作热心。他常说：我们的使命，是一个“精神”的使命。雷神父在他一生中的每一行动，都表现出“热爱天主，关怀他人”的“一团精神”的态度与热忱。

7. 走在时代的前浪─雷神父一生的事业、作风大都带有“创作性”。如国籍教区成立运动、文化传教、用脚踏车率领修士到前线救护伤兵、派修士到监狱布道，及他个人入中国籍等，都表现他“走在时代前浪”惊人创举的精神。神修生活上的用语，如“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打倒我”，“一团精神”，“死而不已”等都是当时在中国教会内的新名词。

8.鞠躬尽瘁，死而不已─雷神父在天津十年飞黄腾达的传教事业时，由于老西开事件而被三度充军到语言不通的南方，但是雷神父的使命乃是“为天主工作”！他又开始积极学习宁波话，开始积极工作，到处演讲，解决纠纷，并很快吸引许多人皈依信主。雷神父也在此时积极写信到罗马，为中国教会有本地主教而陈情。这是他鞠躬尽瘁的精神。

1936年，天津《益世报》为庆祝雷神父花甲大寿，曾出版一本纪念专册。记者请他发表六十感言，他说：

“世界太大了，应做的事太多了。为我自己，一分一秒，不愿活下去；为人为事，九十九年不为多。我今年才六十岁，我还要再活六十年。工作，时常工作；积极，永远积极！”

雷神父另一有名的格言是“鞠躬尽瘁死而不已”。他一生中实现了许多计划，不能不归功于他的这股热忱。他的精神永远像青年一般的充沛。雷神父具体实现了“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的精神，使他在任何逆境中都能拥有工作不懈、死而不已的活力。

雷神父将近四十年在中国，于1940年6月24日逝世，故总统蒋公特明令褒扬，颁赐挽联如下：“鸣远司铎灵鉴：博爱之谓仁救世精神无媿基督，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而他的精神仍延续在散布全球各地的鸣远弟子身上，使雷神父的遗爱绵延不断。因着雷神父在抗战期间毁家纾难，组织救护队救护伤兵，而获入祠忠烈祠的殊荣，且为唯一外藉人士分别在天津及台北忠烈祠都有牌位，以供人瞻仰、致敬和追思。

雷神父的一生表现出真正传教士“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的精神。他是一位先知性的人物，似乎是长空下的一阵长啸，又如圣耀翰洗者在旷野中的呼声，他为真理正义奋斗，提出福音原则，为中国打开一条出路，为当时的中国撒下了美好的种子。

雷鸣远国际服务团

雷鸣远国际服务团于1937年在比利时创立，团员们以雷鸣远神父的精神为生活理想：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全真常」三字诀是雷神父的最高人生哲学，也和我国传统安贫乐道，自强不息，利已利人的精神相同。更是他创办修会团体的会训。更是他创办修会团体的会训。

团员服务于全球五大洲，由于社会变迁快速，各国文化生活习俗差异非常大，为加强团员们在各国生活与服务的需要，本团主旨为：雷神父的精神、信仰追求自由及国际观。

一、团员把「信仰」和希望寄託在死而复活的基督身上，祂召唤所有的人过一个友爱、正义和有尊严的生活。信仰主要是以祈祷，天主圣言及感恩祭（弥撒）来滋养。

二、团员为追求人类「自由」而奉献。团体的动力是来自于个人和社会所应负的责任。其目的是为人类及大自然预备一个适合的生活环境。这种体认使团员们选择了自已的生活与活动方式，而这一切是与他们的誓言相互呼应的。基督邀请人来实现互助的生活，因此团员们透过职业或各种社会工作，与基督相遇。

三、团员以「国际观」来作为生活的力量。他们具有四海一家的精神，努力促使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之相商的相互了解，尊重与帮助。在真理及友爱中寻获天主。

四、团员们目前分布于南、北美、远东、中东、近东、非洲、欧洲地区，从事教育、医护、社会、传教等工作。同时对自然万物表现出关怀及怜悯，并在能力范围内及工作岗位上，试着去了解它们。「我们必须时常保有一颗年轻而又渴望知识的心」。

五、团员的个人圣化及其传教使命都必须联系在一起：他们在别人眼裡要成为一位活生生的基督，并积极尝试引领人们到天主那裡，那是团员们使生活及圣化中的整个计划。
人物雷鸣远资料更新于2010-03-04 21:04:14

雷鸣远的最后40天
2010-05-14 04:23:00　来源: 重庆日报(重庆)　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抗日神父墓后续

本报讯（记者何方）雷鸣远神父的最后人生，在众多史料中只有寥寥几笔———“由于患上黃疸症，蒋中正用专机接往陪都，40天后病逝于重庆。”12日，本报报道了匿身歌乐山半个多世纪的抗日神父墓，长期研究歌乐山近代史的市政协文史委员廖庆渝专门致电本报，独家披露了当时的情景。

“这几棵大香樟树，就是当年雷鸣远墓碑前所栽。顺着山坡上去100米，原来是留法博士马寿征的公馆，雷回到重庆后，曾在这里养病。”廖庆渝介绍，由于都有法国生活的背景，雷鸣远选择了在“中央医院”附近的马寿征公馆疗养，而且此处也是国民政府的要人聚集地。“不远处，有冯玉祥、张道潘、许崇智等军政大员的公馆，他们都经常去探望这位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的外国神父。”

不久前，廖庆渝从《冯玉祥日记》（歌乐山1940年6月19日）里发现了这样的记载———“又去看望雷鸣远神父，他的病势我看很重，这位老先生是外国人、天主教徒，为我抗战他组织担架队，抬我们的伤兵，这种精神，怎么使人不佩服呢？”这些都佐证了雷鸣远回到陪都后确实就在歌乐山上。

廖庆渝回忆，雷鸣远去世后，马寿征遵从老友的遗嘱，把他葬在了公馆后一片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现在这片山坡叫万桑坡，就是为了纪念雷鸣远神父，因为他的圣名叫作“圣万桑”。

作者：何方

(本文来源：重庆日报 )

自称小韩村人的雷鸣远神甫
[ 来源：天主教天津教区 | 发布日期：2009-12-03 | 浏览（1707）人次 | 投稿 | 收藏 ]

　　历史上的小韩村是北方有名的天主教徒村。位于武清境内西北部，距杨村镇约50里。据记载，最初的小韩村教堂建于1870年，1900年义合团围困小韩村，在护卫教堂的激战中，教徒有48人死亡。在天主教看来，这是一种英勇的殉道行为。1903年，雷鸣远亲自主持重建教堂。其建筑风格与现存的望海楼教堂相似，但规模较之要大。因此，历史上有“一京二卫三韩村”的说法。

雷鸣远，1877年生于比利时冈城，早年入巴黎修道院学习，后加入遣使会。1901年来华，1902年在北京晋升神甫，后进武清传教。1912年来天津传教，1919年因老西开事件回欧洲，1927年回到中国，加入中国籍，1940年去世。

谈到旧天津的教会，就不能不提起一个人。他是一位外国神甫，却加入了中国籍，自称武清小韩村人；他葬在中国，地方政要和达官显贵每年都要为他举办周年纪念，称他“丹心远迈武乡侯”。这个人就是对天津的教会和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雷鸣远神甫。

雷鸣远是比利时冈城人，他在9岁时同父母去做礼拜的途中碰上一个中国人，先是好奇搭讪，进而产生好感。据说这成为他来到中国，死在中国的最初情结。雷鸣远的一生随时随地都表示自己“热爱中国”，由于他最早是在武清传教，又因小韩村的盛名，自称是武清县小韩村人。

雷鸣远提倡传教士要“本土化”。在武清传教时，他用汉语和当地人沟通，见了教内教外的文人就谈论四书五经，见了老者就谈论三纲五常，雷鸣远的性格又谦和礼让，和当地民教都能融合一起。为了与社会名流交往更随便些，雷鸣远也尽可能在吃喝住行方面仿效这些官僚，吸水烟袋，留长指甲，梳长辫子。雷鸣远的头发又短又稀，他看到地方官光滑利落的大辫子，于是干脆要来胞妹的假头发，按在头上。在出行时，也坐上了轿子，前有顶马，后有跟班，穿官靴，戴官帽。到了目的地，迎人的方面也是以中国的礼俗鞭炮齐鸣来迎接他。一时间，大街小巷，人山人海，皆来争看中国化了的洋人。

老西开事件是天津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法国领事馆以保护教堂为名，欲将老西开划入法租界范围。时任主教的杜保禄坚决支持领事馆的行为；而雷鸣远则顺应当时的社会呼声，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他聚合中外神甫，前后给罗马教宗去了60封信，控告杜保禄的重大错误，以及由此给传教带来的困难。不久，杜保禄假遣使会会长罗得芳之手将雷鸣远调往庆云县。

在军阀时代的旧天津，有识之士纷纷从多种角度提出救国救民的方略，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霎时间风起云涌。雷鸣远从自己的职业出发主张宗教救国，举办救国演讲会，春风化雨，传教置于人人关注的救国图强基点之上。雷鸣远的救国演讲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的国际地位低。“我们自己以为是七等国，外国人把我们放到八九等上去了，叫我们‘老大帝国，东亚病夫’，危险的很！咱们叫外国人洋鬼子，火车、轮船、飞机、大炮，全是洋鬼子制造的，咱们中国人就不会。报馆用的印刷机、铸字机，还有汽车、手表都是进口货。洋人发中国人的财，还瞧不起我们。”二是天主教能够救国。“宗教救国就是道德救国，真正道德在于纯真宗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教门呢，那即是天主教，真神唯一，真教唯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加快了战争步伐。抗日名将宋哲元在绥远五原誓师抗战，打响了抗战初期著名的喜峰口战役。雷鸣远说“我生平爱主爱人爱中国，现国难当头，吾应声嘶力竭，奋不顾身”。在枪林弹雨中，他建立“野战医院”，组织担架队，亲任总指挥，弛聘晋冀鲁豫之间，冒死救护。遇有重伤员，不惜以衰老之躯，亲自背负行数里，并以宗教特有的语言进行慰籍。在绥远战事最残酷而无助的时刻，他大声疾呼与傅作义抱头痛哭。雷鸣远自前线归来，天津士绅，新朋旧友皆来探望，一时门庭若市。他对人说“诸葛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余则鞠躬尽瘁，死而不已”。意谓死后，仍为中国祈祷。

在旧天津，教会除举办教育外，再有就是出版报刊，并在早期的出版印刷业中独步一时。当时的报刊业有“北有大公，南有申报”的说法，雷鸣远创办的《益世报》在社会上的影响与《大公报》齐名。周恩来早年留法勤工俭学，被聘为特约记者，在《益世报》上陆续发表了大量的“旅欧通讯”。《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的作者张恨水等众多的文史名家做过《益世报》的编辑，他们以《益世报》的阵地引领着进步文化的潮流。

雷鸣远在中国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他积极参与中国的抗战，蒋介石国民党为此授予他少将头衔。1940年，他跟随大别山一带的国民党军队行救护工作，在国民党制造的不断升级的摩擦中为八路军扣留，时已重疾在身。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飞机接他去重庆，医治无效，葬于四川郊外的名胜地歌乐山。

雷鸣远生时死后，有“圣人”和“抗战老人”之称。实际上，他在历史上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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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汾阳教区（拉丁文：Dioecesis Feniamensis）是天主教在中国山西省建立的一个著名教区，中国第一批6个国籍教区之一。

[编辑] 历史汾阳教区是中国第一批6个国籍教区之一，1926年从太原教区分出15个县（汾阳、孝义、介休、平遥、文水、临县、离石、方山、中阳、石楼、兴县、岚县、交城、静乐）。1926年5月12日，教宗比约十一委任方济各会会士陈国砥（类思）神父为汾阳代牧区主教。10月28日，在圣伯多禄大殿，教宗比约十一亲自为首批6名中国籍主教举行祝圣大典。1927年5月5日的圣神降临瞻礼日，陈国砥主教带领太原教区的所有中国神职人员17人来到汾阳。教区辖本堂区十个（离石、临县青塘、文水、平遥、介休、柳林和中阳、静乐、方山等），教友约一万一千余人。

1927年9月，小修院在汾阳城内正式成立。1928年,汾阳预修院成立,地址在峪道河.同年,陈主教在汾阳城内办起了保赤会.

1931年，华北四个无会籍教区（汾阳、洪洞、易县、宣化），在宣化联合成立神哲学院。

1931年，刘主教扩建主教座堂，1933年落成。

1946年，中国教会圣统制成立，汾阳教区由代牧区成为正式教区。1947年，雷震霞当选为汾阳教区第三任主教。1949年在上海由黎培理祝圣为主教。1955年9月26日，雷主教被捕入狱。1970年3月25日，雷震霞主教被判为“反革命”，后被害死。

1958年7月3日，高庸神父被“民主”选举为汾阳教区主教。1962年1月24日，高庸在北京，由皮濑石主教主礼，祝圣为汾阳教区第四任主教。

1966年1月2日，十八位神父集中在榆次，被列为专政对象批斗，此后被送往各处接受劳改，无一幸免。各处教堂均被占或被毁。

1979年以后，神父们得到平反，被关闭的圣堂重新开放。

。。。。。。

逝世 1940年6月24日
中华民国四川省歌乐山

生平简介  雷鸣远（Frederic Lebbe，1877年8月19日－1940年6月24日），字振声，洗名味增爵，本籍比利时，天主教遣使会神父，也是两个中国修会耀汉小兄弟会和德来小姊妹会的创始人。他于1927年加入中国国籍，于中日战争初期，组织救济团队，救治中国各地平民。

中文名：雷鸣远

英文名：Frederic Lebbe

别名：腓特烈．雷博

家乡：比利时刚城

性别：男

国籍：中国

出生年月：1877年8月19日

去世年月：1940年6月24日

所处时代：现代

职业：其他 天主教神父

宗教信仰：天主教

名言：“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

我为爱中国而生，我为爱中国而死。

1877年8月19日，雷鸣远生于比利时根特城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父亲是佛兰芒人，担任公证人，母亲是有一半法国血统的英国人。他是家中长子，洗名味增爵（Vincent）。11岁时阅读1840年在中国武昌殉教的董文学神父传记后立志前往中国传教。1895年在巴黎加入董文学神父所属的遣使会。于神学院就读期间，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运动，比利时传教士韩默理主教在内蒙古殉教，更促成雷鸣远决定前往中国传教。

1901年，雷鸣远随北京教区的樊国梁主教乘船来华。1902年在北京成为神父，随后被派往武清县小韩村等地传教。1903年，雷鸣远主持重建了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损毁的小韩村教堂。

雷鸣远到达中国传教后，他努力学习中国文化，读中国书，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国语，用毛笔写漂亮的行书。1912年，从北京教区分出天津教区，传教成绩奇佳的雷鸣远便升任这个新教区的副主教。

1915年10月10日，雷鸣远和中国天主教徒在天津租界以外的南市荣业大街创办益世报。

雷鸣远批评由外国各个修会代表本国利益控制中国天主教的作法，提出“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口号，积极推动教廷任命中国籍主教。为实现这个梦想，他受到修会的排挤。

1916年天津发生老西开事件，雷鸣远大力支持天津市民反对法国人扩展天津法租界，将圣若瑟主教座堂及附近地区并入该租界的行动，在《益世报》发表大量反对法租界扩张的文章，与支持法租界扩张的法国籍天津教区主教杜保禄发生冲突，于1917年被遣使会会长罗得芳降职调往浙江省宁波教区，1920年4月由传信部特使光主教安排，送回欧洲。

在欧洲期间，雷鸣远从事中国留学生的传教工作。1923年，他在巴黎为他们建立了"Associatio Catholica iuventutis Sinensis"。

雷鸣远继续努力，向教廷上万言书，后来得以面见教宗陈情，举荐了6位中国主教的人选（海门教区朱开敏、蒲圻教区成和德、汾阳教区陈国砥、宣化教区赵怀义、台州教区胡若山、安国教区孙德桢）。终于在1926年10月28日，首批六位中国主教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由教宗比约十一世亲自祝圣。在参加祝圣典礼时，雷鸣远喜极而泣达两小时之久，说：“主啊！现在可以放你的仆人平安而去。”

1927年，雷鸣远申请中国国籍获准，始被法国放行来华。在河北省中国籍主教孙德桢领导的安国教区更积极地传教，并创立了耀汉小兄弟会（1928年）和德来小姊妹会。

雷鸣远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极力主张抗日。1933年热河长城抗战，他带领教徒前去抢救伤兵；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以后，雷鸣远神父率领教友共六百余人，组织战地服务团、救护队，在太行山和中条山一带抢救伤兵，救济难民，教育失学儿童。

1940年，他跟随大别山一带的国民党军队行救护工作，在国民党制造的不断升级的摩擦中为八路军扣留，时已重疾在身。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飞机接他去重庆，在到达重庆后不久，1940年6月24日，雷鸣远因黄疸病逝世于歌乐山。同年7月18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以1287号褒扬令公开褒扬。11月29日，重庆市召开追悼雷鸣远神父大会。

《益世报》

天津《益世报》创刊于1915年10月10日。创办人是来华传教的比利时籍天主教教士雷鸣远和中国天主教徒刘守荣、杜竹萱。

1900 年他被比利时教会派到中国来传教，1910年转来天津。当年西方来中国传教的人，除照例每星期日在教堂中聚集教徒宣传宗教外，总要利用教会的经费进行一些所谓的“慈善”和“教育”工作，雷鸣远也如此，他到天津后就创办了一所诚正小学和一所师范学校，还办了一个宣讲所，向教外人宣传天主教。为了诱惑中国群众，雷在宣传宗教时，也讲些所谓“救国”的道理。后来，雷鸣远的教徒汇集他的讲演词，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名为《救国》。不久，他创办了一个周刊名为《广益录》，后改为《益世主日报》，这个刊物便是天津《益世报》的前身。

天津《益世报》的开办费据说只有三四万元，是雷鸣远从国外天主教徒中募集到的传教经费的一部分。1931年报馆扩充资本，招集了股份，改组成一个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企业。但股东只限于中国天主教徒，股票转让须经公司同意。雷鸣远任董事长，实际上仍掌握着报馆的最高权力。

天津《益世报》最初的馆址是在天津南市荣业大街，两年后迁到东门外小洋货街。1924年直奉战争的时候，迁移至意大利租界。

当时中国的天主教会名义上受梵蒂冈的领导，实际上受某些帝国主义国家控制，雷鸣远的上级是法国人，据说雷对法国传教士的工作方法和生活方式极不赞同，曾不断在公开与不公开的场合揭发批评。天津的法国传教士则对雷在天津办学校、开报馆、设立宣讲所等活动侧目而视。1916年法帝国主义阴谋将天津的老西开划归法租界，这种侵略行为激起了天津市民的公愤，雷曾授意天津《益世报》反对法国侵略者强占老西开，结果是雷鸣远被法国传教士赶回比利时去了。

1927年雷再度来中国。他决定到农村去，他说，中国农民的生活很苦，要复兴中国定要先建设新农村。要做好农村建设工作，必须具备有“福音主义”的人。雷鸣远想做亚洲的圣芳济，来复兴中国和亚洲。他来到中国主教管理的河北省安国县教区开展了传教工作。到安国县后，首先组织了一个“耀汉兄弟会”，会址名为“真福院”。雷鸣远认为这个会的主要精神是三个字“全、真、常”。“全”是 “全牺牲”；“真”是“真爱人”；“常”是“常喜乐”。他就以这三个字为纲领，训练他的耀汉兄弟会会员。除安国县外，后来又在山西的汾阳、北平的清河、关外的玫瑰营子相继成立了分会。到抗战前夕，这个兄弟会的会员总数已有200余人。

1927 年雷鸣远再度来中国后，就请求人中国籍，口口声声要为中国献身。雷在1928年雷鸣远加人中国籍后，便经常自称是中国人。罗隆基同雷鸣远认识是1932年罗任天津《益世报》社论主笔以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雷鸣远自知他既已人中国籍，对中国人民一致武力抗日的主张是不能反对的，因此他是主张中国抗战的，并表示赞成天津《益世报》武力抗日的主张。雷鸣远第一次在报馆见到罗隆基的时候就说：“罗先生，你肯到我们报馆中来写社论，我高兴极了。我特别喜欢你那篇《可以战矣》的社论，我要我的兄弟们都读你的社论。我们中国人非把日本鬼子打出去不可。”罗对雷说，他的社论可能会给《益世报》带来麻烦。雷鸣远马上说：“你放心，你放心。请你大胆写文章。你这样代表中国人民说话，就是我们报馆因为你的文章关门了，我们亦不怪你。只要我还是天津《益世报》的董事长，我是不会让你离开我们报馆的。”罗隆基就问他那些联共抗日的言论是否违背了《益世报》的天主教立场时，雷说：“不，不，你没有违背我的立场，你不要怕，我们教中还有人说我是共产党呢!除了我相信上帝，我是有神论者外，我的确是个共产主义者。我们的耶稣是要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当时，罗隆基没有同雷鸣远深入讨论这些理论问题，雷的动机和真实态度如何不得而知。

长城抗战的时候，雷鸣远已年逾60，他居然将“真福院”的一批兄弟组成救护队，自己亲任队长，带队到华北、西北各战区去进行救护工作，当他出发到遵化时，有人为他拍电影，请他讲几句话。他说到：“你们不要看我的鼻子、我的脸是外国的，我的心是中国的。我们抗战要抗到底!”后来他为英勇抗日的二十九军创办了 “残废军人教养院”，1933年举行开幕礼时，雷鸣远致词说：“我对大家是表同情的，不但我应当服侍你们，凡是中国人都应当服侍你们，因为你们卫国有功。”他还说：“诸位现在虽然残废不能工作了，我劝你们不要失望，要努力其他工作。将来成家立业，生养子女，接继后代。我今年虽已60，若诸位最近成家，生养儿子，再过20年，不依然是爱国的青年吗?若遇我国收复失地，那时我虽已是八旬老翁，我老头子誓死还要同你们的儿子一同参加工作。”据说，就在这个时期，雷鸣远同戴笠有了密切的联系，他在战区中曾替国民党的特务组织搜集情报。

在抗战期间，雷鸣远极力主张《益世报》在后方设法恢复出版。为了解决复刊的经济问题，他设法同南京主教于斌合作。1938年12月8日天津《益世报》在云南昆明重新复刊，雷鸣远仍然是名义上的董事长。《益世报》复刊后，雷曾亲自到昆明视察报馆，并鼓励工作人员，一定要坚持抗战到底的宣传政策。《益世报》复刊不到两年，便因经济困难而停刊

语录

1. 我能尽百分力气，不出九九分。

2.养成「活泼祈祷」的精神。

3.「什么是圣人？一团精神，就是灵魂对于事奉天主，时常表现活泼生动的态度。」

4. 怕受骗，永不能实行爱德。

5. 作事该有「任劳任怨」的精神。

6. 工作当紧张化（紧张并非指神经紧张，而是指精神振奋。）

7.不会笑的人是愚蠢。以喜乐精神迎接困难，困难已被克服一半。

8. 做，就有办法；不做，永远没办法。

9.不受环境支配，要支配环境。

10.人生不如意事，常十之八九，打得通的才是好汉。

11. 我愿死在工作岗位上，不愿病没在床铺里。

12.为爱天主做一切事，天国就来到世界上。

13. 最美丽的路是充满荆棘的，唯有愈来愈接近基督，仿效祂，我们才会进步。

14. 自私是罪恶的总原因，是圣德最根本的阻力。

15. 人若不先奉献自己，便不能获得别人。

16. 你所愿意的，要去爱且去做。

17. 劳苦万岁；可爱十字架万福。

18.福音的精神在于─「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

19. 神贫是东西越少越好，越不值钱越可爱。

20. 每天做一件好事，天主必定降福。

21. 在任何环境中，不要一无所事；要避免任何过度的担忧；要常以永生角度去看一切事情。

22. 凡事不要怕碰钉子，不要担心不果成。

23. 看看每个角落的人所愿望的是什么，他们的希望是什么，把握机会宣扬信仰。

24. 坦率向前，不顾自己。

25.一切的基础就是默想。

26. 作好事不求回报。

27. 成全之路就是舍弃自己，具有爱，听从福音。

28.人的尊卑不在于岗位的区别，全在如何尽其任务。

29. 打倒虚荣面子，树立高尚人格。

30. 打倒发财主义，倡导服务人生。

31. 何谓真爱人？时时事事先人后己，使人自我获得真安慰和真益处。

32.大真无伪的神贫，真实无上的爱德，表之以苦干的勇敢。~雷神父遗嘱之一~

33.我不要做一个半吊子圣人。

34. 全牺牲就是：天主之外，一无所图、一无所企、一无所愿、一无所求。

35. 常喜乐是以超然眼光看现世。

36.内心的乐观要以笑容来促成。

37. 以喜乐精神迎接困难，困难已被克服了一半。

38.世界太大了，应做的事太多了。为我自己，一分一秒，不愿活下去；为天主，为教会，为国家，百年不算多。

39.工作，时常工作；积极，永远积极。

40. 神工至上，灵修第一。

41.我们总不休息，变换工作就是休息。

42.工作就是享受。

43. 走在时代的前浪。

44. 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45. 一个心情常愉快、面部常微笑的人，就像一只蜜蜂，给人制造香甜的蜜汁，使人生活愉快舒畅，到处受人欢迎。

46. 一个性情忧郁、愁眉苦脸、发牢骚、爱挑剔、怨天尤人、吹毛求疵的人，仿佛一只苍蝇，传播病菌、制造困扰、到处使人厌恶，必欲驱除它而后快。

47. 如何成圣？就是「做」。从日常生活开始实行福音。

48. 要完全简单。

49. 和平是好事，但正义更重要。

50. 鞠躬尽瘁，死而不已。

他人评价

雷鸣远神父在中国传播基督福音，归纳为五种原则，从中可看出其为人及爱中国至极的精神：

一、本地化：

为适应中国的生活习惯，雷神父尽量全力中国化。他努力认中国文字，不用罗马拼音；读中国书，吸收中国文化；写信、写日记或其他文件时，尽量用毛笔，故能写一手漂亮的行书字；他也学会一口流利的中文，后来还是一位演讲高手。

雷神父入境随俗，跟中国人一样留发辫；学习中国人吸长烟袋；吃饭时使用竹筷；雷神父在乡村传教时睡在土坑上，用火盆取暖；他常是终年身着蓝布长衫，布鞋一双；他骑着脚踏车长途跋涉、奔走于乡村城镇间；他以打国术强身；雷神父创立耀汉德来男女两会的时候，将所有经文，尽量用中国音乐谱出，使大家合声吟唱；他极喜好中国的建筑物，对那些画栋雕梁，更倍加赞赏；当时一般传教士降福教友都用拉丁文，而雷神父则用中文降福中国教友；当时天主堂挂法国旗是很普遍，为表示天主教爱国，雷神父在其圣堂住所，撤去法国旗，而改挂中国的龙旗。

二、圣化：

所谓的“圣化”，是指注重祈祷生活，属于天主的人。雷神父以天主的忠仆自居。他屡次提醒生活繁忙的人，尤其应该瞻仰基督圣体，虔诚祈祷。他会想办法安排祈祷的时间。他说：“我从不因此减少我每日应行之神工。而且每晚十时，我必婉辞所有的访客及慕道朋友，然后跪在圣体台前，向耶稣倾诉一天的辛劳与得意。这是我一天内最感愉快的时刻。”雷神父也说：“祈祷乃是最高的杠杆，神父们的圣德是被召作为撒天主的种子的。”雷鸣远神父原来的性格是火烈急燥的，却因其高深的灵修基础而压服自己。雷神父是天主的人，一位好司铎，他注重神修，但并不独善其身，而能走向他人。他最有名的神修九字诀就是“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

三、处境化：

“福音处境化”意即人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应兼顾该环境所包含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一个处境。传福音者应针对这个处境作福传。雷神父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合乎时代”。

雷神父创建四个团体：“辅助传教会”、“耀汉小兄弟会”、“德来小妹妹会”、“国际鸣远小姐服务团”，均为适应当时的福传处境而设。

四、爱德化：

雷神父“真爱人”的精神，影响很多人。雷神父认为：“真爱人就是时时事事，先人后己，使人自我获得真安慰和真益处。人们喜欢接近雷神父的原因，是他“真诚爱人”的精神。

五、积极化：

雷神父积极富有活力的精神：

1.努力不懈─雷鸣远终其一生，都以“努力无涯”的方式来“战胜一切”。

2.换工作就是休息

雷神父要求他的会士们：全神贯注，不稍松懈，总不放假，总不休息，换工作就是放假，就是休息。

3.苦干实干精神─他在遗嘱要求会士们：真干、强干、实干、苦干的精神。“苦干”是他的二字碑，雷神父知道，作任何事情都有困难，能突破困难，才可称为是真正成功的人。

4.不放过任何机会─雷神父在任何环境中都能支配环境，显示他不放过任何机会的“积极性”。

5.雷神父是一个最会找机会，而不肯等待机会的人。他常说：“我们应该找工作，不可叫工作找我们。”他在返欧期间目的是为中国工作，于是他到处作演讲，寻找关系、写信、在各地宣传、找钱、演讲，拜会各公教报馆的社长，发表了很多专栏。为帮助中国教会，他排除了许多视中国为无文化的成见，并使许多人都甘心为中国祈祷、服务和工作。

6.一团精神─雷神父虽然身材瘦小，衣着简朴，貌不惊人，但其精神充沛，待人热诚，工作热心。他常说：我们的使命，是一个“精神”的使命。雷神父在他一生中的每一行动，都表现出“热爱天主，关怀他人”的“一团精神”的态度与热忱。

7. 走在时代的前浪─雷神父一生的事业、作风大都带有“创作性”。如国籍教区成立运动、文化传教、用脚踏车率领修士到前线救护伤兵、派修士到监狱布道，及他个人入中国籍等，都表现他“走在时代前浪”惊人创举的精神。神修生活上的用语，如“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打倒我”，“一团精神”，“死而不已”等都是当时在中国教会内的新名词。

8.鞠躬尽瘁，死而不已─雷神父在天津十年飞黄腾达的传教事业时，由于老西开事件而被三度充军到语言不通的南方，但是雷神父的使命乃是“为天主工作”！他又开始积极学习宁波话，开始积极工作，到处演讲，解决纠纷，并很快吸引许多人皈依信主。雷神父也在此时积极写信到罗马，为中国教会有本地主教而陈情。这是他鞠躬尽瘁的精神。

1936年，天津《益世报》为庆祝雷神父花甲大寿，曾出版一本纪念专册。记者请他发表六十感言，他说：

“世界太大了，应做的事太多了。为我自己，一分一秒，不愿活下去；为人为事，九十九年不为多。我今年才六十岁，我还要再活六十年。工作，时常工作；积极，永远积极！”

雷神父另一有名的格言是“鞠躬尽瘁死而不已”。他一生中实现了许多计划，不能不归功于他的这股热忱。他的精神永远像青年一般的充沛。雷神父具体实现了“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的精神，使他在任何逆境中都能拥有工作不懈、死而不已的活力。

雷神父将近四十年在中国，于1940年6月24日逝世，故总统蒋公特明令褒扬，颁赐挽联如下：“鸣远司铎灵鉴：博爱之谓仁救世精神无媿基督，威武不能屈毕生事业尽瘁中华。”而他的精神仍延续在散布全球各地的鸣远弟子身上，使雷神父的遗爱绵延不断。因着雷神父在抗战期间毁家纾难，组织救护队救护伤兵，而获入祠忠烈祠的殊荣，且为唯一外藉人士分别在天津及台北忠烈祠都有牌位，以供人瞻仰、致敬和追思。

雷神父的一生表现出真正传教士“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的精神。他是一位先知性的人物，似乎是长空下的一阵长啸，又如圣耀翰洗者在旷野中的呼声，他为真理正义奋斗，提出福音原则，为中国打开一条出路，为当时的中国撒下了美好的种子。

雷鸣远国际服务团

雷鸣远国际服务团于1937年在比利时创立，团员们以雷鸣远神父的精神为生活理想：全牺牲、真爱人、常喜乐，「全真常」三字诀是雷神父的最高人生哲学，也和我国传统安贫乐道，自强不息，利已利人的精神相同。更是他创办修会团体的会训。更是他创办修会团体的会训。

团员服务于全球五大洲，由于社会变迁快速，各国文化生活习俗差异非常大，为加强团员们在各国生活与服务的需要，本团主旨为：雷神父的精神、信仰追求自由及国际观。

一、团员把「信仰」和希望寄託在死而复活的基督身上，祂召唤所有的人过一个友爱、正义和有尊严的生活。信仰主要是以祈祷，天主圣言及感恩祭（弥撒）来滋养。

二、团员为追求人类「自由」而奉献。团体的动力是来自于个人和社会所应负的责任。其目的是为人类及大自然预备一个适合的生活环境。这种体认使团员们选择了自已的生活与活动方式，而这一切是与他们的誓言相互呼应的。基督邀请人来实现互助的生活，因此团员们透过职业或各种社会工作，与基督相遇。

三、团员以「国际观」来作为生活的力量。他们具有四海一家的精神，努力促使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间之相商的相互了解，尊重与帮助。在真理及友爱中寻获天主。

四、团员们目前分布于南、北美、远东、中东、近东、非洲、欧洲地区，从事教育、医护、社会、传教等工作。同时对自然万物表现出关怀及怜悯，并在能力范围内及工作岗位上，试着去了解它们。「我们必须时常保有一颗年轻而又渴望知识的心」。

五、团员的个人圣化及其传教使命都必须联系在一起：他们在别人眼裡要成为一位活生生的基督，并积极尝试引领人们到天主那裡，那是团员们使生活及圣化中的整个计划。
人物雷鸣远资料更新于2010-03-04 21:04:14

雷鸣远的最后40天
2010-05-14 04:23:00　来源: 重庆日报(重庆)　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抗日神父墓后续

本报讯（记者何方）雷鸣远神父的最后人生，在众多史料中只有寥寥几笔———“由于患上黃疸症，蒋中正用专机接往陪都，40天后病逝于重庆。”12日，本报报道了匿身歌乐山半个多世纪的抗日神父墓，长期研究歌乐山近代史的市政协文史委员廖庆渝专门致电本报，独家披露了当时的情景。

“这几棵大香樟树，就是当年雷鸣远墓碑前所栽。顺着山坡上去100米，原来是留法博士马寿征的公馆，雷回到重庆后，曾在这里养病。”廖庆渝介绍，由于都有法国生活的背景，雷鸣远选择了在“中央医院”附近的马寿征公馆疗养，而且此处也是国民政府的要人聚集地。“不远处，有冯玉祥、张道潘、许崇智等军政大员的公馆，他们都经常去探望这位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的外国神父。”

不久前，廖庆渝从《冯玉祥日记》（歌乐山1940年6月19日）里发现了这样的记载———“又去看望雷鸣远神父，他的病势我看很重，这位老先生是外国人、天主教徒，为我抗战他组织担架队，抬我们的伤兵，这种精神，怎么使人不佩服呢？”这些都佐证了雷鸣远回到陪都后确实就在歌乐山上。

廖庆渝回忆，雷鸣远去世后，马寿征遵从老友的遗嘱，把他葬在了公馆后一片林木茂密的山坡上。现在这片山坡叫万桑坡，就是为了纪念雷鸣远神父，因为他的圣名叫作“圣万桑”。

作者：何方

(本文来源：重庆日报 )

自称小韩村人的雷鸣远神甫
[ 来源：天主教天津教区 | 发布日期：2009-12-03 | 浏览（1707）人次 | 投稿 | 收藏 ]

　　历史上的小韩村是北方有名的天主教徒村。位于武清境内西北部，距杨村镇约50里。据记载，最初的小韩村教堂建于1870年，1900年义合团围困小韩村，在护卫教堂的激战中，教徒有48人死亡。在天主教看来，这是一种英勇的殉道行为。1903年，雷鸣远亲自主持重建教堂。其建筑风格与现存的望海楼教堂相似，但规模较之要大。因此，历史上有“一京二卫三韩村”的说法。

雷鸣远，1877年生于比利时冈城，早年入巴黎修道院学习，后加入遣使会。1901年来华，1902年在北京晋升神甫，后进武清传教。1912年来天津传教，1919年因老西开事件回欧洲，1927年回到中国，加入中国籍，1940年去世。

谈到旧天津的教会，就不能不提起一个人。他是一位外国神甫，却加入了中国籍，自称武清小韩村人；他葬在中国，地方政要和达官显贵每年都要为他举办周年纪念，称他“丹心远迈武乡侯”。这个人就是对天津的教会和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雷鸣远神甫。

雷鸣远是比利时冈城人，他在9岁时同父母去做礼拜的途中碰上一个中国人，先是好奇搭讪，进而产生好感。据说这成为他来到中国，死在中国的最初情结。雷鸣远的一生随时随地都表示自己“热爱中国”，由于他最早是在武清传教，又因小韩村的盛名，自称是武清县小韩村人。

雷鸣远提倡传教士要“本土化”。在武清传教时，他用汉语和当地人沟通，见了教内教外的文人就谈论四书五经，见了老者就谈论三纲五常，雷鸣远的性格又谦和礼让，和当地民教都能融合一起。为了与社会名流交往更随便些，雷鸣远也尽可能在吃喝住行方面仿效这些官僚，吸水烟袋，留长指甲，梳长辫子。雷鸣远的头发又短又稀，他看到地方官光滑利落的大辫子，于是干脆要来胞妹的假头发，按在头上。在出行时，也坐上了轿子，前有顶马，后有跟班，穿官靴，戴官帽。到了目的地，迎人的方面也是以中国的礼俗鞭炮齐鸣来迎接他。一时间，大街小巷，人山人海，皆来争看中国化了的洋人。

老西开事件是天津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法国领事馆以保护教堂为名，欲将老西开划入法租界范围。时任主教的杜保禄坚决支持领事馆的行为；而雷鸣远则顺应当时的社会呼声，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他聚合中外神甫，前后给罗马教宗去了60封信，控告杜保禄的重大错误，以及由此给传教带来的困难。不久，杜保禄假遣使会会长罗得芳之手将雷鸣远调往庆云县。

在军阀时代的旧天津，有识之士纷纷从多种角度提出救国救民的方略，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霎时间风起云涌。雷鸣远从自己的职业出发主张宗教救国，举办救国演讲会，春风化雨，传教置于人人关注的救国图强基点之上。雷鸣远的救国演讲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中国的国际地位低。“我们自己以为是七等国，外国人把我们放到八九等上去了，叫我们‘老大帝国，东亚病夫’，危险的很！咱们叫外国人洋鬼子，火车、轮船、飞机、大炮，全是洋鬼子制造的，咱们中国人就不会。报馆用的印刷机、铸字机，还有汽车、手表都是进口货。洋人发中国人的财，还瞧不起我们。”二是天主教能够救国。“宗教救国就是道德救国，真正道德在于纯真宗教。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教门呢，那即是天主教，真神唯一，真教唯一。”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加快了战争步伐。抗日名将宋哲元在绥远五原誓师抗战，打响了抗战初期著名的喜峰口战役。雷鸣远说“我生平爱主爱人爱中国，现国难当头，吾应声嘶力竭，奋不顾身”。在枪林弹雨中，他建立“野战医院”，组织担架队，亲任总指挥，弛聘晋冀鲁豫之间，冒死救护。遇有重伤员，不惜以衰老之躯，亲自背负行数里，并以宗教特有的语言进行慰籍。在绥远战事最残酷而无助的时刻，他大声疾呼与傅作义抱头痛哭。雷鸣远自前线归来，天津士绅，新朋旧友皆来探望，一时门庭若市。他对人说“诸葛武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余则鞠躬尽瘁，死而不已”。意谓死后，仍为中国祈祷。

在旧天津，教会除举办教育外，再有就是出版报刊，并在早期的出版印刷业中独步一时。当时的报刊业有“北有大公，南有申报”的说法，雷鸣远创办的《益世报》在社会上的影响与《大公报》齐名。周恩来早年留法勤工俭学，被聘为特约记者，在《益世报》上陆续发表了大量的“旅欧通讯”。《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的作者张恨水等众多的文史名家做过《益世报》的编辑，他们以《益世报》的阵地引领着进步文化的潮流。

雷鸣远在中国还有一段传奇的经历。他积极参与中国的抗战，蒋介石国民党为此授予他少将头衔。1940年，他跟随大别山一带的国民党军队行救护工作，在国民党制造的不断升级的摩擦中为八路军扣留，时已重疾在身。蒋介石闻讯后立即派飞机接他去重庆，医治无效，葬于四川郊外的名胜地歌乐山。

雷鸣远生时死后，有“圣人”和“抗战老人”之称。实际上，他在历史上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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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汾阳教区（拉丁文：Dioecesis Feniamensis）是天主教在中国山西省建立的一个著名教区，中国第一批6个国籍教区之一。

[编辑] 历史汾阳教区是中国第一批6个国籍教区之一，1926年从太原教区分出15个县（汾阳、孝义、介休、平遥、文水、临县、离石、方山、中阳、石楼、兴县、岚县、交城、静乐）。1926年5月12日，教宗比约十一委任方济各会会士陈国砥（类思）神父为汾阳代牧区主教。10月28日，在圣伯多禄大殿，教宗比约十一亲自为首批6名中国籍主教举行祝圣大典。1927年5月5日的圣神降临瞻礼日，陈国砥主教带领太原教区的所有中国神职人员17人来到汾阳。教区辖本堂区十个（离石、临县青塘、文水、平遥、介休、柳林和中阳、静乐、方山等），教友约一万一千余人。

1927年9月，小修院在汾阳城内正式成立。1928年,汾阳预修院成立,地址在峪道河.同年,陈主教在汾阳城内办起了保赤会.

1931年，华北四个无会籍教区（汾阳、洪洞、易县、宣化），在宣化联合成立神哲学院。

1931年，刘主教扩建主教座堂，1933年落成。

1946年，中国教会圣统制成立，汾阳教区由代牧区成为正式教区。1947年，雷震霞当选为汾阳教区第三任主教。1949年在上海由黎培理祝圣为主教。1955年9月26日，雷主教被捕入狱。1970年3月25日，雷震霞主教被判为“反革命”，后被害死。

1958年7月3日，高庸神父被“民主”选举为汾阳教区主教。1962年1月24日，高庸在北京，由皮濑石主教主礼，祝圣为汾阳教区第四任主教。

1966年1月2日，十八位神父集中在榆次，被列为专政对象批斗，此后被送往各处接受劳改，无一幸免。各处教堂均被占或被毁。

1979年以后，神父们得到平反，被关闭的圣堂重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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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 1940年6月24日
中华民国四川省歌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