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万亿元：这是新近发布的截至5月中国广义货币M2余额数据。近四年的货币数据，真是给人恍如隔世之感。国际金融危机之前40多万亿，两年前60多万亿，现在90万亿，基数越来越高，增速如再不降下来，真要下个十年搞到200万亿不成？

　　2010年7月，我曾在本栏预测，未来两年内M2余额有可能突破100万亿元，那时候对应的M2为67万亿元，看起来距离百万亿元还有一段距离。但是，随着中国货币加速扩张趋势再起，神奇的复利效应，居高难下的货币增速，眼看着100万亿广义货币时代马上就要到来。

　　在今年M2增速开始稳定在13%之际，伴随着“稳增长”的需求，降准、降息，货币政策正在开始走向新一轮宽松。新增贷款渐渐开始超出预期。若下半年“宽货币、宽信贷”格局得以维持，那么M2同比增速势必会再度升至17%以上。在90万亿的高基数之上，还维持如此快的增长速度，其后果殊难预料。

　　M2为什么对一个经济体如此重要，其过度滥发何以必然会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说白了，就是为了维持一定经济增长所需要对应的货币供应量，包括了现金、企业和个人的活期定期存款，是存量意义上的概念。既然是存量，自然不会无端消失掉，就会主要用于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增长速度超过GDP的话，自然会带来大麻烦。

　　再回看最近五年，经历了数轮中度性质的通胀之后，随着货币规模的累积，恶性通胀的土壤正在不断“变肥”。同时，资产泡沫早已经吹起多年。这一切根源性因素，本质上还是要追究到货币滥发的头上。最近八年，房地产调控虽然每次都几乎是“史上最严厉”，但却每每带来楼价创下新高的结果，这固然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可直接原因还是各种既得利益群体的“不差钱”。

　　“货币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所以必须交给中央银行。”这是货币主义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货币的祸害》一书中阐述的道理。笔者认为，这句话，对眼下的中国金融格外切合。在十年货币总额翻几番之际，央行显然该要好好严肃地审视控制住货币发行速度的问题了。至少，短期内得抓紧要做两件事情，一是把M2与GDP居高不下的比重降下来，二是疏通货币传导机制，与社会各方就货币超发的现实达成一致意见。不然，后面的麻烦事只能是越积越多。

　　要将M2占GDP的过高比重降下来，当然首先必须对货币超发形成尽可能多的社会共识。很多人以GDP是流量概念，两者不可比为由，否定M2与GDP之比的意义。但事实上，这一比例是当下衡量货币超发最实用简单的指标，学理上完全可行。因为当一个经济体正常运转的时候，需要多少货币参与其中，流量与存量之间总会形成一个合适的比例。只要存量超出了流量的需要，就可以算是货币超发。只不过在这其中，还有个适度的问题。无疑，在当下中国M2与GDP之比已达180%以上的时候，货币超发不应该再有什么争议。

　　减缓货币膨胀增量，必须要让M2增速继续降下来。大半年以来，GDP增速已不再是两位数了，M2当然也就没有理由再维持20%的高位，但实际上如今平均13%的增速依然不低，而且是如今的高基数。所以，在未来，这一速度完全可以继续降至个位数。只要经济效益提升，相关改革推进，完全可以摆脱依赖货币堆积的经济增长。更不用说，这恰恰也是符合经济转型的需要。

　　再者，疏通货币传导机制在当下显得尤为迫切。现在，虽然货币总量依然在膨胀，但是宏观经济却一直在收缩，这是什么缘故？根子就在以货币传导机制为核心的金融管道不通畅。其中，占有控制性地位的国有银行，在贷款往往只看是否是国企、地方政府的“身份”，而不太关注民企以及有好项目的好公司，致使海量的货币供应效率低下，难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如果不能打通民间与国有银行的正常资金对接，中国经济不可能有鲜活的创新动能，实现具有高质量的经济增长。而这一切，就需要大力度的金融机制改革。但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重启货币扩张态势，对结构性的改革仍在绕着道走。这样的局面不变，意味着把更大的麻烦留给明天

　　所谓“高手在民间”，通过政治经济体制的变革，还机会和空间于民间，激发民营企业的实体经济创造活力，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增加真实的商品和服务价值，逐步地让超发的货币被实在的价值吸收。唯有如此，中国持续扩张的货币泡沫才能找到正解。而在此过程中，非得拿出非凡的勇气治理货币泡沫，来个刮骨疗毒般的结构调整不可。为使中国经济赢得一个光明的未来，短期内的经济阵痛，哪怕再剧烈，也必须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