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编著九卷本的《中国儒学史》，是民族复兴的必然。儒学曾居于主流地位，影响着我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儒学的复兴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分不开的。孔子自觉地继承着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是中华民族发育、成长的根。如果把中华民族曾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子斩断，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就没有希望了。我们只能适时地在传承这个文化命脉的基础上，使之更新。

　　进入第三个千年之际，世界各地的思想界出现了对“新轴心时代”的呼唤，希望从人类的历史文化智慧中找出一条能使世界走上健康合理的“和平与发展”道路。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目光投向其文化的源头古希腊，使欧洲文明燃起新的光辉，并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中国的宋明理学在印度佛教文化的冲击后，充分吸收和消化了佛教文化，再次回归先秦孔孟，把中国儒学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对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的文化发生过重大影响。今天我们正在从传统中找寻精神力量，以便创造新的中华文化，以“和谐”的观念贡献于人类社会。

　　至少可以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儒学：一是政统的儒学，二是道统的儒学，三是学统的儒学。政治化的儒学提倡的“三纲六纪”，无疑对专制统治起过重要作用。儒家的“以德抗位”、“治国平天下”的“王道”理想也并非完全丧失。政治的儒学层面对当今的社会而言可继承的东西并不太多。儒家以传承夏、商、周三代文化为己任，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对“道统”的过分强调就可能形成对其他学术文化的排斥，而形成对异端思想的压制。学统的儒学是指其学术思想的传统，包括它的世界观、思维方法和对真、善、美境界的追求等等。虽不能说儒学可以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但儒学在诸多方面可为人类社会提供有意义的、较为丰厚的资源是无可否认的。

　　罗素说：“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里程碑。”21世纪儒学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在中国，甚至在世界（特别是在东亚地区）将会有新的发展，有政治的、经济的原因，与“西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全方位的冲击有密切的关系。回顾百多年来中国的历史，中国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搏击中节节败退，“全盘西化”占尽上风，甚至“打倒孔家店”成为某些中国知识分子标榜“进步”的口号。可是中国仍然有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坚忍地传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又以广阔的胸怀融合“西学”的精华。他们深信“中学”，特别是“儒学”不会断绝，自觉地承担着中国传统文化“存亡继绝”和复兴中国文化的使命。“西学”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使得我国学者得到了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反省的机会。

　　新的现代儒学必须是能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能为当今人类社会“和平与发展”提供有意义的精神力量的儒学，应该是有益于促进各民族团结、友好、互信、互助、和睦相处的儒学，是“反本开新”的儒学。“反本”才能“开新”，“反本”更重要的是为了“开新”。只有深入发掘儒家思想的真精神，我们才能适时地开拓儒学发展的新局面；只有敢于面对当前人类社会存在的新问题，才能使儒学的真精神得以发扬和更新，使儒家在21世纪的“反本开新”中“重新燃起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