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的党锢之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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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的起源：宦官乱政与士人清议
        在汉朝，朝臣以朋党遭禁锢者很多。每当有权贵被诛，他的门生故吏常被看做朋党而遭到禁锢。其中最著名的“党锢之祸”，是专指桓灵之间的党锢。
        在东汉后半段，即位的皇帝年幼，太后必然临朝，造成外戚把持朝政的局面，而对皇帝来说，“内外臣僚，莫由亲接，所与居者，唯阉宦而已。”（《后汉书 •宦者传序》）他们幼小的时候，朝廷的大臣几乎都已经成为外戚的人了，他们生活在深宫中，和他们接触的只有那些侍奉日常起居的宦官，他们年长之后，为了从外戚手中夺取大权，必然多依靠那些自己身边服务多年、和朝臣关系并不密切的宦官。和帝时，宦官郑众在铲除外戚窦宪兄弟的行动中有大功，得以参政，开了宦官在东汉参政的先河。
        于是，宦官集团与外戚集团的权 力之争，便成为东汉王朝自和帝以后最主要的政治内容，而宦官与外戚之间的起伏消长， 也成为东汉中后期最显著的政治特征。
        除了宦官与外戚两大政治集团之外，东汉还有一个以部分朝廷大臣为主所组成的士人官僚集团。东汉初年开始，士人对名节十分崇尚，不愿意与奸佞同流合污，在讲学之余，经常评论朝政得失，品评当世人物，这种评议的风气被称为“清议”。善于清议的人，被认为是天下的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舆论，影响察举，对士大夫的仕途有很大的作 用。
        到了东汉宦官乱政的时期，他们对宦官集团的胡作非为十分愤慨，于是，把他们批评的矛头直指宦官。抨击宦官对朝政的垄断和朝政的腐败，他们主张改革朝政，罢斥宦官。他们上联合了一些不愿意与宦官合污的朝臣，下得到了当时的太学生支持。太学成为当时清议的中心，他们力图通过对舆论的导向来挽救东汉的统治。桓帝初年，洛阳有童谣曰：“游平卖印自有评，不避贤豪及大姓”，这股力量形成了影响巨大的舆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后汉书•党锢列傅序》）。
        这样一股强大的舆论势力，引起了宦官集团的强烈不安，于是，宦官和这些士人官僚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终引起了东汉的两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
        桓帝时，郭泰、贾彪成为了太学生的领袖。
        郭泰（128—169年，）字林宗，人称有道先生，东汉太原介休人。郭泰看到东汉后期皇权衰微，宦官与外戚的斗争乱政，政治黑暗，社会腐败的局面，知道“天之所废，不可支（持久）也”，所以不愿意出仕。但是他在讲学的时候，仍然积极关心世事，所以在士大夫、太学生中享有非常高的威望。士人和太学生立全国三十多位大名士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郭泰被尊为“八顾”之首。可见人们对他评价之高。
        他和贾彪率领太学生评论朝政，褒贬人物，挞伐黑暗的政治。太学生又与州郡官学生互通声气，形成声势浩大的全国性反宦官政治力量。曾经有数千太学生聚集宫门外，上书控告宦官“父子兄弟，布在州郡，竟为虎狼，噬食小民”。
        如果说郭泰、贾彪领导的太学生是在下层的舆论领导的话，太尉陈蕃、司隶校尉李膺为首的一部分官僚责是这股反宦官力量在朝野中的代表。
        陈蕃（？—168年），字仲举，汝南平舆（今河南汝南）人。十五岁时他曾经出语惊人：“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后来他做了乐安太守时，李膺任青州刺史，有“威政”之名，许多官员闻风弃官，陈蕃独以“清绩”留任。
        李膺（110—169年），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曾任青州刺史、度辽将军、河南尹等官职，素有功绩，秉公执法，百姓称许，李膺担任李膺担任司隶校尉时，很快就惩办了宦官张让的兄弟、贪污勒索的野王（今河南沁阳县）县令张朔。和宦官来往密切的方士张成，从宦官侯览那里得知朝廷马上要颁布大赦令，就纵子杀人，结果李膺仍然将他正法。于是，李膺不畏宦官的名声传遍，成为了被宦官忌惮的人物。史书中记载：“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帝怪问其故，并叩头泣曰，畏李校尉。”
        公元165年，陈蕃做了太尉，他和李膺一起被看作是模范人物，得到太学生的拥护。太学中流行着对他们的评语：“天下模楷李元礼（膺），不 畏强御陈仲举（蕃）。”其中又以李膺的名望最高，士人与他交游，被誉为“登龙门”，谁哪怕能作为他的客人登门拜访被接见，也会被人另眼相看。
        以郭泰、贾彪为首的太学生，与陈蕃、李膺朝野联合，成为清议的主导力量。遭到宦官的嫉恨，尤其是张成的儿子被李膺惩处后，宦官更是加紧了对这些士大夫官僚的加害行动。
165年，张成在宦官的支持下，指使弟子牢修诬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桓帝下令逮捕“党人”，党祸由此开始。
        宦官集团大事网罗，将李膺之外的杜密等二百多人，写进党人的黑名单。陈蕃由于拒绝签署捕捉党人的命令，并上书极力劝谏，说李膺等人“正身无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拷案，或禁锢闭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聋盲一世之人，与秦焚书坑儒何以为异？”并指责桓帝“遇贤何薄？待恶何优？”陈蕃因此被宦官陷害而罢官。
        被捕的党人在监狱里，遭到宦官爪牙的严刑折磨。郭泰得以幸免，但是也不得不闭门教书以自保。
        整个党祸持续了一年，结果不但没有堵住天下人的嘴，反而极大地刺激了天下士人，清议的浪潮也更为高涨。人们对党人的崇敬，达到了一个高峰，“八俊、 八顾、八及、八厨”等美称，就是那以后人们授予那些不畏宦官势力的正直士大夫的。
        许多士人官僚也开始了营救工作，度辽将军皇甫规没有被当作名士列入党锢都请求连坐。贾彪到洛阳，替党人申冤。汉桓帝的皇后窦氏的父亲窦武也上书要求释放党人。
        另一方面，李膺在狱中也机智地对抗宦官，他故意招出了好些宦官的子弟，说他们也是党人，弄的宦官好不尴尬。 在舆论的压迫下，宦官劝说汉桓帝对党人大赦，但是下令禁止他们以后为官。这就是第一次党锢的始末。

 
第二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不久，公元167年冬天，桓帝死，灵帝即位。窦武成为大将军。
        窦武（？—168），字游平，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其长女入宫为桓帝的贵人，不久立为皇后，窦武也成为外戚。他“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才充足而已”，还经常把得到的皇家赏赐或散给太学诸生，购买粮食施舍给贫民。他反对宦官集团把持朝政，因此支持党人，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他就曾经设法营救。在灵帝即位后，他马上任用陈蕃为太傅，并重新任用了一些名士。清议的力量也因此更加壮大。
        这时曹节、王甫等宦官势力日益膨胀，引起了陈蕃的不安，他曾上书窦太后要求除宦官，但是没有被采纳，便与窦武合谋诛除宦官。建宁元年（公元168年）陈蕃、窦武再次上书窦太后，要求立即诛除专横的宦官，但是窦太后仍然犹豫不决延误了动手的时机。结果他们的计划泄露，曹节等人发觉，立刻挟持灵帝，下诏拘捕窦武，窦武兵败自杀，窦太后被软禁。陈蕃带领属官及诸生抵抗，失败被捕，不久被杀害。他的家属被流放，门生、故吏也都被免官或禁锢。
        郭泰知道陈蕃的死讯后非常悲痛，说：“瞻乌爰止，不知于谁之屋”。（不知王业当何所归），次年，42岁的郭泰郁郁而终，有士人一千多为他送葬，蔡邕为其撰碑铭后说：他撰的碑文中只有郭泰的碑铭“文副其实。”
        陈蕃、窦武的失败，是对士人官僚的巨大打击，之后宦官又掌握了政权。公元169年宦官再度掀起党锢。
        此次的起因，是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上书，控诉中常侍侯览及其家人在山阳郡属县防东残暴百姓。结果引起了侯览的嫉恨，指使张俭乡人上书告发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再次开始对党人的搜捕。结果张俭逃脱。宦官便借此机会又大肆搜捕“党人”，此次的党祸被害者以李膺、杜密为首，株连到大量的士人、官僚、甚至太学生也被牵连。党人死者百余人，李膺、杜密等人都死在狱中，受诬者死、徙、废、禁达到六七百人，被陷害的太学生数以千计。
张俭由李笃设法逃亡，一路被许多人家舍身保护，终于得以逃出塞外，得以免祸。贾彪则在禁锢中郁郁而终。
        第二次党锢延续的时间长达十六年之久，在这十六年中，仍然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宦官捕杀党人的行动。一直到黄巾军起义以后，为了防止被禁锢的士人成为反朝庭的力量，东汉朝廷才下令取消党锢。只是东汉王朝已经在土崩瓦解的前夕了。

党锢的影响——清流的变化
        纪昀说：“汉亡于党锢”，是正确的。
        东汉以来，崇尚名节的士人关心天下，因此才有清议兴起，形成“清流”。在黑暗的东汉后期，士人官僚集团将斗争的目标指向了乱政的宦官集团 ，希望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挽救天下的危亡，但是终究招致灭顶之灾。
        《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中如此感叹：“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心忧时局的“天下善士”遭到打击、禁锢和杀害，无疑是对东汉根基最大的破坏，也对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宦官策划的党锢之祸打击下，“清流”们逐渐转变他们的“清议”的本质与相貌，“叛散五经，灭弃风雅”、“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明哲保身、躲避政治、放任无为、研究玄理道术、不理世事而走向“清谈”，为魏晋风度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