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正式稿）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姓氏研究会筹备组组长 殷作斌

各位领导，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的各位理事，各位专家、学者：
先生们，女士们：

   我是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姓氏研究会筹备组组长殷作斌，江苏省淮阴工学院退休教师，江苏省台资民办炎黄大学聘用教师。我的专业本是学计算机和电子工程的，退休后才半路出家走上研究殷商传承文化的道路［注⑴］。我这次受“姓氏研究会筹备组”全体成员的委托，经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王宇信会长特别批准代表“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姓氏研究会筹备组”出席会议。我特别感谢北京大学的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杨育彬研究员对我们申请加入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的坚决支持。李伯谦先生在6月25日回给我的信中说：“收到您代表‘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姓氏研究会’加入‘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的申请报告和章程（草案），非常高兴！……，我可能不能到烟台开会，特复信表示支持之意，祝你们在烟台会议上申请成功！” 杨育彬理事在7月15日打给我的电话中也说，他个人非常支持我们的申请，他说他虽然不能到会，但他已给王宇信会长打了电话，坚决投我们一票，并祝我们申请成功。我更希望到会的殷商文化学会的所有理事能支持我们的申请。
下面我简单地向大会介绍一下经我们集体讨论由我执笔的论文，题目是《以殷商文化研究为枢纽，为构建中华上古信史大厦而奋斗！-----殷商文化内涵和外延浅论》。这篇论文代表我们殷商传承文化研究组织对构建中华上古信史大厦的信心和基本思路［注②］。
    自1899年王懿荣先生发现甲骨文以来，经过众多前辈学者，特别是经过国家考古部门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有组织的发掘与研究，终于构建起中国上古史的基本框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上古史的内涵，使传说中的殷商时代成为“信史”。但是，对下列的一些基本问题，目前研究得还很不深入。比如，三四千年前的灿烂的殷商文化是怎样起源的，是怎样代代相传的，是怎样影响中华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的，是怎样影响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的？在武王灭商以后，是哪些人荷载了或保护了殷商文化使之不致失传的？……等等。
    我们的论文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是“深化殷商文化和殷商传承文化的研究”。在这部分中论述了殷商文化和殷商史研究的十三个方面内容，提出了殷商文化、殷商传承文化研究中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即关于殷商灭亡的原因，关于对帝辛（纣王）的评价和关于对商末殷之三仁的评价，特别是对三仁之首、具有“仁参箕比”美誉的、传承殷商文化的第一位功臣微子启的评价以及关于帝辛（纣王）究竟是鹿台自焚而死还是被周武王亲自斩首处死的问题。
    第二部分的标题是“以考古研究为手段，以姓氏制度研究为线索，为构建中华上古信史大厦而奋斗！”在这部分中论述了中国上古时代“国家”机器的基本模式是带有浓厚血缘色彩的族权与政权交融、血缘与地缘并行的“血缘政治”模式，论述了社会姓氏制度是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五千年来维持其相对稳定的基本社会制度，进而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姓氏文化是中华传承文化的经纬，研究中华姓氏文化就是打开中华上古信史大厦的金钥匙。在这一部分中还特别提到三位年轻学者雁侠（赵艳霞）、陈絜、张淑一的三本书［注③］的先后问世对中国古代姓氏文化研究的特殊贡献。指出目前姓氏文化研究领域的形势是专业学者的研究落后于民间学者的研究，其研究水平缺乏有引导的提升，其研究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开拓，在有些方面甚至还存在一定的误区。我们希望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业学者，特别是希望从事先秦以前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专业学者要站在民间研究浪潮的风口浪尖上，以大无畏的气魄和胆略引导大量的民间学者前进，必要时还要勇于修正自己的学术观点，而不要顾忌自己已经取得的名誉，要学习雁侠、陈絜、张淑一三位年轻学者“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敢于向传统的“权威”观点提出质疑或挑战。
    在论文第二部分中，我们还提出了两个敏感问题。第一个是要果断地放弃前人引进的，已为实践证明明显不合中国国情的西方社会学解释姓氏起源的“图腾”理论（Totem）。第二个是关于对“氏”的概念的理解问题。我们认为就今人的研究来看，对“姓”的理解大体上已经没有什么分歧了。但对“氏”的理解，仍然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看法。究其原因，主要与研究者没有将中国历史中“氏”字含义的特有性和一般性区分开有关，在讨论“氏”的问题上存在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现象。“氏”这个字在中国历史上有一般的和特殊的两种含义。 
    “氏”的一般含义是从古到今通用的，就是对一个人，或对一个宗族、一个家族、一个氏族、一个部落甚至一个部落联盟的集体及其领导人的第三人称尊称（多用于书面语），其含义与今天的“先生”、“女士”差不多。其区别在于：“先生”、“女士”是口头、书面都可用的第二人称尊称，而“氏”一般是书面语第三人称尊称。如现代书面语中的“毛氏”、“郭沫若氏”、“顾颉刚氏”（如想用于第二人称，一般要将“氏”改成“君”），中古书面语中的“孟氏”、“季氏”，上古书面语中的“黄帝氏”、“炎帝氏”、“伏羲氏”、“共工氏”、“高辛氏”和尊称婚嫁后女子用的“王氏”、“张氏”、“李唐氏”以及姓氏合一以后（周代以后）作为对某一姓的尊称如“李氏”、“薛氏族谱”、“殷氏家乘”等等。从这种用法的字义来看，古今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这里的“氏”字多不是对着其本人称呼的，而是在跟某人或某些人谈到第三方的人或集团或集团的领导人时，才在他们的名称后加一个“氏”字，以示尊重，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尊重”的强度有所不同罢了。
    “氏”的特殊含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发展阶段的产物，它与周代特有的“赐姓命氏”的社会姓氏制度有关。据左传记载，公元前715年鲁隐公问族于众仲时，众仲回答了一句关键的话：“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众仲的这句话是对“赐姓命氏”姓氏制度的概括。但由于文字简略，致后世姓氏学家对这一句话理解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现在不去参与对“赐姓命氏”姓氏制度理解的争论，而去研究这一制度起作用的历史阶段究竟有多长。从“三代以上，姓氏有别”、“三代以后姓氏合而为一”来看，这一制度的实施时期应是夏商周三代及以前，而不是周代以后。但就实际来看，后商的273年，从甲骨文资料中没有发现赐姓命氏的迹象，先商、夏及夏前更没有实施这一制度的证据。所以，我们大体上可以采纳陈絜先生的观点。就是说，赐姓命氏制度与封建制度是不可分割的，即是说赐姓命氏制度的开始实施是与西周大分封制度的实施是密切相关的。有了这个认识以后，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即是说，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姓氏有别阶段，使“氏”这个字有了专用于男子的“别贵贱”的特殊含义，实际上就限定在实行姓氏双轨制的周代。
   在这篇论文的最后，我们总结性地提出了构建中华上古信史的基本思路。即，搞清殷商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深化殷商文化和殷商传承文化研究，以殷商文化研究为基础、为枢纽，认识中华古代社会族权与政权交融、血缘与地缘并行的“血缘政治”的独特发展模式，牢牢把握打开中华上古信史大厦大门的金钥匙，以古代姓氏制度研究为先导、为契机，采用王国维先生在1925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沿着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教授指引的“考古学是必由之路”的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充分调动国家专业学者和民间研究力量的积极性，用新的解释性理论和科学的方法，特别是用“九五”期间“夏商周断代工程”顺利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文理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方法，将地下的、天上的、传世古籍中的和收藏（或散失）在民间的大量谱牒或方志中的可靠史料进行分析综合并加工提炼，集全国全民族之力，经几代人努力，花百年左右的时间，构建中华上古信史大厦的目标是一定会实现的，也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注释：

［注①］ 我退休后之所以弃理工从文史，是因为我深信，搞殷商传承文化研究，非得依靠电子信息技术不可，所以我就带着电子信息技术投奔到殷商传承文化研究的队伍中来了。我进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办网络，用互联网技术普及宣传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的研究成果，广泛地发动群众，让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各位专家的研究成果长上互联网的翅膀， 飞向全国，飞向全世界，飞入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让各位专家的精神研究成果迅速地转化成广大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共建和谐社会的强大物质力量。我现在办了两个网，一个叫“中华殷商传承文化研究网”，又名为“中华殷商姓氏文化研究网”，简称为“大殷网”；一个叫“中华殷氏网”，简称为“小殷网”。我办的这两个网的网址分别为“http://www.China-YinShang.com”、“http://www.Yin-China.cn”。“大殷网”面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左右的整个殷商后裔和所有爱好殷商文化的人，“小殷网”面向两百万殷氏同胞。现在这两个网络在弘扬殷商文化、普及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科研成果方面的效用已初见端倪，浏览这两个网站的网民已遍布全世界，如中国大陆各省市、港澳台地区、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英国、德国等。

［注②］ 因为我不大会讲普通话，所以我带来了比较多的书面材料与大家交流。一是印刷了包括本发言稿在内的110本学术交流材料，这是专为出席会议的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的所有理事和学者准备的，内含本发言稿、论文和我们申请集体加入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的基本文件。我已请大会秘书处帮助我们呈送到中国殷商文化学会的所有理事和学者手中了。二是单印了80份本发言稿，这是专为非殷商文化学会的学者和书法家、金石学家们准备的。也已委托大会秘书处分发了。如果还有与会人员没有分到这些书面资料的，请与大会秘书处联系。

［注③］这里说的三本书是指：雁侠《中国早期姓氏制度》，天津古籍出版社，天津，1996；陈絜《商周姓氏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北京，2007；张淑一《先秦姓氏制度考察》，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