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殷商文化研究为枢纽，为构建中华上古信史大厦而奋斗！
--------殷商文化内涵和外延浅论 （终稿）

中国殷商文化学会姓氏研究会 筹备组 殷作斌 2009年8月
（本文是备作八月烟台会议书面交流的论文稿，请专家和会员审阅）

      （为了更广泛的征求意见，本文已帖上《人民网》和《炎黄春秋网》，但《人民网》和《炎黄春秋网》上的帖文只是初稿，对应的网址为：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tail.do?view=1&id=93530630&bid=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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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联系信息：江苏省淮阴区富豪花园 A4-302 邮政编码：223300电话：13861563718）
        【摘要】搞清殷商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深化殷商文化和殷商传承文化研究，以殷商文化研究为基础、为枢纽，认识中华古代社会族权与政权交融、血缘与地缘并行的“血缘政治”的独特发展模式，牢牢把握打开中华上古信史大厦大门的金钥匙，以古代姓氏制度研究为先导、为契机，采用王国维先生在1925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沿着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教授指引的“考古学是必由之路”的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充分调动国家专业学者和民间研究力量的积极性，用新的解释性理论和科学的方法，特别是用“九五”期间“夏商周断代工程”顺利取得阶段性成果的文理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方法，将地下的、天上的、传世古籍中的和收藏（或散失）在民间的大量谱牒或方志中的可靠史料进行分析综合并加工提炼，集全国全民族之力，经几代人努力，花百年左右的时间，构建中华上古信史大厦的目标是一定会实现的，也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关键词】殷商文化 殷商传承文化 帝辛（纣王） 正名 武王 殷之三仁 微子 姓氏制度 血缘政治 图腾 中华上古信史大厦 金钥匙 考古学是必由之路 二重证据法 夏商周断代工程
        自1899年王懿荣先生发现甲骨文以来，经过众多前辈学者，特别是经过国家考古部门和“中国殷商文化学会”有组织的发掘与研究，终于构建起中国上古史的基本框架，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上古史的内涵，使传说中的殷商时代成为“信史”，使国外一批否认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学者目瞪口呆、哑口无言。但是，以前的研究多侧重于地下研究，多侧重于对殷商文化的本身进行研究，很少有人研究三四千年前的灿烂的殷商文化是怎样起源的，是怎样代代相传的，是怎样影响中华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的，是怎样影响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的？在武王灭商以后，是哪些人荷载了或保护了殷商文化使之不致失传的？众所周知，当年武王灭商以后，为了巩固“小周邦”对文化发达的“大邑商”的统治，对庞大殷商遗民的顽抗曾采用过残酷的屠杀政策。古籍《尚书·武成》中就有“会于牧野”、“前徒倒戈”、“血流漂杵”的记载，既然纣王仓促拼凑起来的大批奴隶兵已倒戈助周，牧野会战胜负已定，周人还血洗朝歌，致血流成河，连舂米的木棰都能漂起来，可见当时周人屠杀朝歌城内殷商遗民的残酷性。但当时有一股力量迫使周人没有在全国范围内继续这样做，使得本来会被剿灭的掌握着先进文化的大批殷商遗民（其中有很多人是能工巧匠）得以成活，使灿烂的殷商文化不致像美洲马雅（Maya）文化那样失传而长埋地下。大家可以设想，如果当年周人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真的将掌握着先进文化的大批殷商遗民都杀了的话，那么以周代商必然是一次中华文化的大倒退，而事实上是周文化几乎全面地继承了殷文化。这个在商周交替期间，不仅通过保护大批殷商遗民而保护了殷商文化，而且使之不致失传，而得到进一步弘扬的强大力量来自何方，就是我们所有研究殷商传承文化的人不可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问题，显然，只笼统地讲周代文化继承了殷商文化是不行的。我们成立殷商传承文化研究组织的目的之一就是想回答这些问题。下面从两大方面来阐述我们的看法。

一、深化殷商文化和殷商传承文化的研究

        殷商文化博大精深，殷商史成为“信史”，这已是中外学者的定论。殷商文化的皇冠---殷墟文化成为世界级的文化遗产，更是人所共知。但是对殷商文化的起源、殷商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殷商文化的传承和殷商史研究中必须解决的一些问题，笔者认为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一） 殷商文化和殷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

        殷商文化涵盖的范围很广，归纳起来，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十三个方面： 

1、创造了表达人世间万事万物和人类情感的文字-----甲骨文。

        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殷商是地球上人类最早进入文明时代的地区之一，也是最早发明和使用文字的地区之一。商代之前的远古时代（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至夏）居住在中华大地上的华夏民族是否有文字，是否会使用文字，至今还没有可靠发现。但在殷商时期，文字的使用已波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已是铁的事实。殷商史之所以成为“信史”，也主要归功于甲骨文的发现。

2、社会政治制度和国家形态

        由于卜辞的考察和成批殉葬、殉祭人骨的出土，我们已可断定商朝是奴隶制社会。大量的奴隶用于殉葬、殉祭，说明奴隶主对奴隶掌有生杀大权，这是商朝是奴隶社会的铁证。奴隶主使用大批奴隶从事生产，在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各方面，都广泛地使用奴隶劳动。见于甲骨文的“众”、“众人”、“刍”、“工”等字，都是各种奴隶的名称。还有奚、奴、妾、仆等名称，是奴隶主贵族的家奴。奴隶与奴隶主贵族是商朝社会两个对抗的阶级（商末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是导致商朝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奴隶主贵族垄断了全部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并占有奴隶的人身，如驱使牛马一般，使用他们从事劳动，并且可以随时买卖或杀死。而奴隶主贵族，靠着暴力统治和残酷剥削，过着富裕奢侈的生活。
　    商朝的国家机构已初步形成。卜辞中已有“国”字，写作“戈”，是用武力保卫人口的意思。商王是奴隶主贵族的大首领，也就是一国之王。国王以外，还有称“侯”、称“子”一类的贵族，在政府机关内有各种不同的官职。 
        关于商代的社会政治制度、国家形态和结构，胡厚宣、胡振宇父子在其《殷商史》一书中已有精辟的论述，这里不赘言。

3、姓氏制度。

        姓氏制度是殷商时代重要的社会制度之一，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关于这方面的史料还非常的少，要理清这一制度的内涵，还有待于地下的新发现。但据陈絜博士在《商周姓氏制度研究》一书中考证，殷商姓子是没有问题的。春秋时期续殷之国------宋国的女子以子姓相称就是殷人子姓的有力证明。至于子姓的来历虽有帝舜赐商祖契为子姓、契母有娀氏之女行浴呑玄鸟卵致孕的故事及郭沫若氏认为商人本姓蠆后改子姓诸说，但这并不影响殷商子姓的事实。 
       但殷商人是否有姓是一个问题，殷商人在平常称呼中是否用姓又是一个问题。但有一个事实是无可辩驳的，就是从甲骨文的现有材料来看，商代女子是不以子姓相称的，也就是说商代女子存在不以姓称的称名习俗，至于男子是否用子姓相称，我们还不得而知。商代王室及其后裔的姓氏如此，至于商王统治下的平民和奴隶是否有姓、是否用姓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期望有关部门再投入一些人力进行研究。 
        关于商代妇女不以姓相称，陈絜博士在《商周姓氏制度研究》一书中有大量的考证，这里不赘述。

4、发达的农业技术，为后世中华民族以农业立国奠定了基础。

        在抗日战争时期，研究殷商史大家胡厚宣先生花了三个月时间写了《卜辞中所见之殷代农业》，开了研究殷商发达农业技术之先河。这一文献在当时中外学术界曾引出很大反响。此后半个世纪以来，所发现的甲骨文中有关农业的原始资料虽然仍很分散，但从已发表的甲骨文材料看，有关农业生产的也有了成千上万条，据彭邦烱等考证，殷商时代的农业技术起码已经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

①培育优良的农作物品种；

②农田治理与引水灌溉；

③施肥技术；

④农产品的收藏与再加工技术。

5、发达的商业和城市经济。

        商代之所以称为“商”，似与率先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有关，从大量甲骨文资料中可以发现，殷人最为尊重的先公时期高祖王亥就是个牧牛和从事牲口交换的商人；在大乙汤至帝辛（纣王）的先王时期，因生产力的发展，从事不同职业社会分工愈来愈明显，因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有了长足的发展，货币的雏形-----贝币也出现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到了帝辛（纣王）时期，随着疆域的扩大和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商业经济的兴旺和众多商品交换基地-----城市的出现，更是史无前例的。

6、以制造业为龙头的发达的工业，特别是手工业经济

        殷墟及其他地方大量青铜器、陶器和骨器的出土，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发现表明，在商代，冶金业、制陶业已在社会分工中形成了产业，而石器已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7、以精确的天文历法、气象知识和数学运算为代表的科学技术。

        殷商以农立国，而农业与气候关系十分紧密，而气候又与天文有很大关系。所以殷商人，特别注重天文历法和数学运算。如胡厚宣、胡振宇父子在其《殷商史》一书中就记述说：“甲骨文研究表明，殷人对于天文历法的认识已有相当程度。如在天文学上，甲骨文中就有大岁、鸟星、大星、火星的记载，还出现有日食、月食等；在历法上，甲骨文有了完整的干支表，殷人就是以干支记日的；在气象学上，甲骨文也有风、云、雷、雨等”。

8、先进的医学技术。

        甲骨文“殷”字从身从殳，胡厚宣、胡振宇父子认为可“解释为象人身腹患疾臃肿，呈人以铜针刺之之形”。中医源远流长，殷商医学可能只是中医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已。“从当代考古发掘及甲骨文字看来，殷人于疾病之治疗，不但攻、达、药物三者俱备，而且以按摩治病之方法，亦早已有之。由此可见殷商时代医学进步程度之一斑。”（上两段引文分别见胡氏父子《殷商史》第311页和313页）。

9、发达的工艺美学

        殷商时代的手工业分工，有铸铜、制陶、制骨、琢玉、漆器等门类，为了使众多手工业品造型别致、表面美观，工艺美学就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最能反映时代特点和工艺技术水平的首推青铜铸造业，其次是白陶和釉陶，骨器和玉器也是时髦的手工艺品。

10、建筑艺术和城市规划技术。

        殷商时代有一定水平的建筑艺术和城市规划技术，主要体现在殷墟都城遗址的发现中。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王宇信先生在给《中国殷墟骨文化》（殷杰、殷诚凱合箸）一书的序言中赞曰：“殷墟都城遗址是殷墟学的骨架与载体，而灿烂的殷墟文化是殷墟都城遗址的血肉和灵魂”、“殷墟学是商代都城学，是晚商文明的集中概括和最高水平的体现，对世界文明进程曾产生过重大影响。”

11、文学、音乐和歌舞

　    文学和音乐等艺术都起源于劳动的实践。劳动韵律的再现和生产行为的模拟，是歌舞产生的主要根源。在文学部门里，歌谣产生最早。文字发明以前，就有了歌谣。沈约说：“虽虞夏以前，遗文不睹，禀气怀灵，理无或异。然则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也。”（南朝·梁·沈约著《宋书·列传第二十七·谢灵运传》）。歌咏始自于民，这论点是很正确的。 
        商代既有系统的文字集，其文学、音乐、歌舞等艺术创作的发达程度当然可想而知，只不过在这方面投入的研究力量尚嫌不足，希望有关部门予以重视。 
        殷代卜辞虽文短简略，深奥难懂，但如细作揣摩，也可从中探知文学、音乐、舞蹈等艺术的脉络。卜辞是占卜的记录，刻在龟甲和牛骨上。占卜的日期和事件，有时连占卜的人名和所在的地方，都记载上去。由于甲骨的狭小，又为形式所束缚，因此卜辞大都短小，长的篇幅不多。文辞虽很简略，偶然也有比较完整的。例如，
　　帝其降堇（馑）（卜辞通纂三六四）
　　帝令雨足年，帝令雨弗其足年？（同上，三六三）
　　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同上，三七五）
　　这不仅文字完整，意义也非常显明，这样的记录，在卜辞中是很少见的。第一卜是说上帝要降下饥荒来。第二卜是说上帝要降下雨来使年成好呢，还是使年成不好呢。第三卜是今日要下雨，是从哪一方下雨呢？在这些简短的句子里，我们自然不能过分夸张它们的文学价值，但在文学史的最初阶段上，是有其重要意义的。尤其是最后一条，已具备素朴的诗歌形式。这些文句，虽很简短，在语法上已建立了初步的规律，可以看出书面文学的初期形态，也就是后代韵文和散文的母胎。同时在这些词句里，反映出对于风雨的关怀，丰收的渴望以及对于灾荒的忧虑。可见这些巫术文献，是与生产密切相关的。
　　在卜辞里，还有记载艺术活动的内容。乐舞的字都出现了，并有鼓、罄、龠、铙各种的乐器，还有各种舞蹈。这些东西大都是用于祭祀。因此我们可以推想在卜辞时代和在卜辞以前，必然有不少的口头歌辞。如离骚云：“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又天问云：“启棘宾商，九辩九歌。”山海经也说：“夏后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辩与九歌以下。”（大荒西经）在这里虽然涂上了神话传说的色彩，但在古代流传于口头的歌辞舞曲，自然是很多的，由于当时没有文字把它们记录保存下来，我们现在是看不到了。

12、宗教和哲学

        中华民族先祖对于宗教的信仰虽然没有像西方民族那样强烈，统治者的造神想象力也没有像西方那样丰富，但中华民族先祖历来就信奉“天”、“天帝”或“上帝”，在“天”和“人”的关系上，是主张“人应顺应于天”的，其哲学思想就是统治中国哲学界几千年的“天人合一”学说。这在商代就已发展到一定程度。 
        从丰富的甲骨卜辞来看，殷商时代在武丁时期就有了高高在上主宰着自然和人类命运的‘统一之神’的宗教信仰。殷人相信在天上存在着这样一个具有人格和意志的至上神，名叫帝或上帝。殷人认为帝在天上，主宰着大自然的风云雷雨，气象变化。殷人为什么常常好占卜气象变化呢？因为它们关系着农业生产。殷人还认为，邻族方国来侵，乃是上天对对他们的惩罚，所以每次征伐前，必先贞卜是否能得到上天的保佑。

13、崇尚和祭祀祖先。

        甲骨卜辞中有不少是与崇尚和祭祀祖先有关的。殷人认为他们在人间的统治权是上天或上帝授予的。只有人间的王才可以与天帝相配。所以他们将人王也称为帝，为了将二者区分，他们将天帝称为上帝，将人王称为王帝。他们认为上帝主宰自然和人间的一切，人王（王帝）代替上帝管理人间，因此认为人王可以顺着天的意思在人世间为所欲为。他们还认为，人王死后，就升上了天，也能主宰子孙后代的福祉。所以他们特别地崇尚祖先，经常举行祭祀先祖的仪式。殷人将死去的先祖称帝，可以从甲骨卜辞中得到证明，起码，从武丁时起即是如此。

（二）殷商文化、殷商传承文化研究中必须解决的一些问题

        笔者认为，目前殷商文化、殷商传承文化研究中必须要首先解决以下四个问题：

1、关于殷商灭亡的原因。

        关于殷商灭亡的原因，三千年来基本一致的说法是，纣王无道，周武王顺应天意而灭之，是周武王姜太公在替天行道，正史如是说，一部封神演义更是将此说宣传到家喻户晓的程度。 
        另一种说法是以疑古学派的代表人物顾颉刚和为纣王翻案平反的代表人物毛泽东、郭沫若为代表的。他们认为帝辛的罪名是随着历史的延长而越来越多的（顾氏如是说），认为帝辛在开疆拓土，奠定中华多民族国家今天的版图、提高奴隶地位等方面是有功的，帝辛是开疆拓土的民族英雄（毛氏、郭氏如是说）。毛泽乐先生甚至还认为周武王灭商是纣王东征用兵不当，致朝歌空虚，武王与内奸微子勾结偷袭，加上奴隶兵倒戈的一次偶然的胜利。 
        第三种说法，就是回避，在他们的著作中根本不讨论或尽量回避讨论这个问题。

笔者的看法是这样的：

        ①回避讨论这个问题是不对的，这说明他们是想弘扬殷商文化但又不是彻底的弘扬殷商文化论者。 
        ②殷商灭亡的根本原因是殷商社会中奴隶主和奴隶的阶级对立早已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朝歌空虚、武王偷袭、奴隶兵倒戈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即是说，如果不是帝辛即位，商朝的社会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时候也是要灭亡的。至于毛氏所说武王与内奸微子互相勾结，从史实和后来微子治理宋国的政绩及人品来看，纯粹是子虚乌有，是毛氏硬加在微子身上的一种罪名。 
        笔者认为，殷商末代社会已发展到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地步，有如下甲骨文史料为证。据胡厚宣父子在《殷商史》一书中考证，在殷商时期，奴隶地位极其低下，几乎与牲口的地位相同，以人殉葬、殉祭和任意地杀害奴隶是经常的事。商代考古发掘关于人殉人祭的确切统计数字是3684人，加上几个复原和几个不能确定的数字，就将近四千人了。

2、关于对帝辛（纣王）的评价。

        帝辛（纣王）是殷商末代帝王，其功过是非是历代史家不能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问题。更是研究殷商文化的学者不能回避也不应该回避的问题。历史过去了三千年，帝辛也被骂了三千年，随着甲骨文的出土，和我们对于殷商社会认识的增多，帝辛也该获得正确的评价了。 
        笔者认为，就开疆拓土，将先进的中原文化传播到东部沿海地区和长江流域，建立多民族国家，为三千年来基本稳定的中华版图奠定基础和改造已经没落的奴隶制国家政治制度、提升奴隶地位等方面来看，纣王确实是空前的民族英雄，是中国上古时代一位了不起的奴隶制国家君主。郭沫若氏在《豫秦晋纪游》一诗中吟诵的为帝辛鸣冤的诗句是为帝辛为国家为民族立此大功的高度艺术概括：“偶来洹水忆帝辛，统一神州赖此人。……勿谓帝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前躯。……中原文化商始创，商人鹊巢周鸠居。……帝辛之功迈周发，帝辛之罪有莫须。”
但帝辛刚愎自用，听不进贤臣进谏，又只知连年用兵，不知让人民休养生息，只求开彊拓土，好大喜功，不思巩固后方的治国良策。又是他不可饶恕的过失。正由于他的这一过失，加速了殷商帝国的灭亡。致使他南北征讨、东西用兵苦苦争得的国土，最终成为“为他人作衣裳”，终于令集现代大诗人、大文豪、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于一身的郭沫若氏吟出了“中原文化商始创，商人鹊巢周鸠居”的惋惜不平诗句。

3、关于对商末殷之三仁的评价

        要弘扬殷商文化，为帝辛（纣王）正名是必要的。但要为帝辛正名，就不可避免的会要将商末殷商王室的政治生活、政治斗争再现出来。我们今天可以肯定地说，在商末帝辛与殷之三仁（微子、箕子、比干），特别是与微子在治理国家的政治主张方面是有矛盾的，但这是维护商代奴隶主统治地位的内部矛盾，还不是毛泽东氏所说的微子沦为内奸与周武王互相勾结的敌我矛盾。因此，我们在为帝辛正名的同时，要谨慎地处理“殷之三仁”问题，特别是要谨慎地处理微子为了存商续殷，保护庞大殷商遗民不被周人剿灭，致灿烂殷商文化得以传存，而忍辱负重降周的事。即是说，在处理商末殷商王室的政治生活时，不要采用毛泽东先生的微子“内奸说”或“汉奸说”。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微子------一个投降于当时敌国的商末政治家被孔子尊称为“殷之三仁”，甚至位列三仁之首，获得“仁参箕比”的美誉，不是偶然的。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凡是投降派都被史家定为卖国贼，如古之秦桧、今之汪精卫辈，唯有微子是例外，可见当年毛主席在为帝辛正名时极力贬低微子是考虑不周的，各朝代历史学家众口一词歌颂微子不是没有道理的。事实上，当年武王伐纣以后，为了巩固“小周邦”对“大邑商”的统治，对庞大殷商遗民的顽抗采用残酷的屠杀政策是必然的。微子看到都城朝歌大街上“血流漂杵”，知道商朝气数已尽，因此才不顾名节，带头走降周续殷，保护大批殷商遗民不被周人剿灭，使灿烂殷商文化不致失传之路。这一痛苦的历史抉择，对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来说，在当时也是唯一的正确选择，后来的历史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武庚复国之举和管、蔡之乱被周公平定后，微子被封于宋，显示了一个怀才不遇的政治家治理国家的非凡能力，凡是能挣脱周人统治或从周人屠刀下逃出来的殷商遗民都争而奔之，微子将宋国治理得比周天子统治的西周还政治清明得多。据中共河南省委统战部、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在其合编的新著《中华姓氏河南寻根·第二卷·宋》（第564页）中考证说：“微子启因为没有参与（武庚）叛乱，所以周公便立他为宋公，把殷墟与其周围的地方分封给他，建立宋国，都于商丘（今河南商丘睢阳区），以奉守殷人的宗祀。西周时期，宋国拥有现在的河南东部、山东、江苏、以及安徽之间的地方。宋国处于商族祖居之地，继承的殷商文化传统最多，故常被看作是古代礼制的典范，在周代各诸侯国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据后来历代的姓氏学家考证，因微子多年经营而奠定基础的宋国是派生出姓氏最多的诸侯国（这些姓氏都是殷商后裔），就连被历代姓氏学家公认为是殷商王室嫡传后裔的河南陈郡长平殷氏也自称是微子的后人。近年西安出土的初唐殷仲容、颜颀夫妇合葬墓的墓志铭并序明载“夫殷氏之先盖微子之后也，…….府君讳仲容字元凯即陈郡长平人也，曾祖英童，….，祖闻礼,….父令名”，即是长平殷氏自认为是微子之后的最有力的证据（详见：唐殷仲容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 Archaeology and Cultural Relics, 2007年05期）。客观地讲，如果当年不是有微子的保护，现在中华总人口中有过亿人众的殷商后裔（涉及到殷、商、汤、孔、宋、王之大部、林等一百多个姓氏）是不可能的，如果当年作为我们祖先的那批庞大的殷商顽民都被周人剿灭了，那么灿烂的殷商文化就失去了荷载者（那些人中有很多是荷载殷商文明的能工巧匠），周人也就不可能将殷商文化继承下来，也就是说当年如果不是有微子的保护，灿烂的殷商文化很可能就失传了。从这个观点来看，微子应该是传承殷商文化的第一个有功的人，当年毛泽东主席将他定为“内奸”、“汉奸”是完全不合乎史实的。

4、关于帝辛（纣王）之死。

        关于纣王之死，古今学者多从《史记·殷本纪》的“鹿台自焚”说：“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斩纣头，悬之白旗。”但据河南安阳市广播电视局原局长王革勋先生在《殷都社科·1999年第二期·谈商纣王之死》一文中考证，帝辛不是自焚而死，周武王不是在帝辛自杀以后，才砍下他的头，再悬于白旗示众，而是周武王亲自砍下帝辛的头，亲自杀了帝辛，并将其头悬于大白旗示众。王氏的立论根据是先于司马迁《史记》的《荀子·正论》、《战国策》和《尸子》诸书都如是说。 
      《荀子·正论》出自战国时期，内称：“昔者武王伐有商，诛纣断其首，悬之于赤旆“。《战国策》也载有：“武王羁之玉门，卒斩纣之头”。《尸子》一书描述得更详尽：“武王亲砟殷纣之颈，手污于血，不温面食”。（意即周武王不仅亲自砍下帝辛的头，还用手捧着，喝了他的血）。《韩非子》也明载：“武王擒纣于牧野”。王氏还说，早于《史记》二百余年，出自战国魏人之手的重要历史文献《竹书记年》明载：“周武王亲擒帝受于南单之台”。 
        既然，那么多古书都明载，帝辛是周武王亲手杀死的，那么司马迁写《史记》时为什么要杜撰一个“纣王自焚”之说呢？王氏解释说，这是因为他受汉时正统观念束缚，意在美化“圣人”周武王。因为在汉人心目中，周武王早已经是十全十美的“圣人”，武王伐纣是替天行道，是为民除害，在第一部正统史书中讲“圣人”也亲自动手砍下表兄弟帝辛的头，毕竟是对圣人周武王的大不敬，所以司马迁就将这件事违心地瞒了起来。但司马氏自己也知这样做，有违史家之良知，于是他又加上了武王在帝辛自焚之后，又斩下纣王尸首之头悬于大白旗示众，保留了纣王被武王砍头部分史实。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既然帝辛已跳入大火自焚，只怕全尸也难找到，周武王又怎么能砍到全尸之头呢？于时，王氏推断说，史记中司马氏记录帝辛的死亡方法不真。（作者注：此段引《史记》成书前诸书之记载，均取之王文，笔者未一一查古籍原文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