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体例断代史――《宋镇豪》主编十一卷本《商代史》的出版，是当代最伟大的史学成就之一。该项目原计划出十卷，但至2010-2011年7月最终结项出成时，为十一卷。该课题于1999年10月20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内作为重点课题立项，2000年7月24日又被中国社会科学院列为2000年度院级A类重大科研项目，2001年6月21日被纳入国家社科基金2001年度资助项目。2000年8月，该项目正式启动，经过《课题组》专家13人六年时间的磨砺笔耕，终于在2006年，形成约 400万字的十卷本统稿。后来，又经过几年的修改、出版准备和校对，终于以688.4万字的十一卷本巨著在2010年10月～2011年7月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卷陆续出齐问世。
《商代史》是构建中华上古信史大厦的奠基之作，更是重建中华上古史的中流砥柱，具有巨大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有了这部力作，上可以追溯以前史料贫乏的五帝及夏的文化发展，下可以推测周代文化的本源。过去，因文献的不足及真伪难辨等种种原因，在断代专史“商代史”的著述方面，长期属于空白。孔子早有商史“文献不足徵”之叹，汉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尽管被视为信史，然而过于简略。在上个世纪初，在西方史学、西方田野考古学的冲击下，以传世文献为主的中国上古史体系，受到了疑古学派的严厉批判。针对此，1921年1月28日胡适先生致顾颉刚先生信中说：“现在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胡适：《自述古史观书》，收入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 。时至20世纪，虽有十余万片殷代卜辞（甲骨文）的陆续出土和众多专家对这些卜辞内容的释译，但构建《商代史》史料贫乏的问题并没从根本上解决。正如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港台史学泰斗李定一教授所言：“甲骨文又称为‘卜辞’，贞卜的人多数是当时的史官奉王命而行之，天子有时也亲自贞卜。贞卜之事是天子所独享，其他人等均不得行之。因此卜辞只代表国王对于宗教信仰的记载。贞卜的事项，写刻卜辞的多少，也全由王的兴致而定。”“国王所关心的事，自然不能代表全部殷代历史，而我们今日所能看到的甲骨文，又只是余劫的一少许。”（李定一著《中华史纲》，第2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或同书，第22页，大陆横排新版，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引文中的四个“贞卜”，在2012年大陆横排新版本中均改作“占卜”。）。甲骨文大家董作宾更是为此发出了无奈的感慨：“这号称十万片的卜辞，我们现在能见能用的又不到五分之一，就这样‘从宽’估计，那么甲骨文所能代表的殷代文化，也不过百分之一。用这百分之一的材料，却希望能写出百分之一百殷代文化史，那岂不是做梦？”（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转引自李定一著《中华史纲》，第2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或同书，22页，大陆横排新版，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显然，今天《商代史》的重建，对于“四顾茫然”的中国上古史研究来说，也就变得格外重要，成为学界翘首以待的历史学科发展的急需。如果 从1921年1月适之先生提出慢慢拉长中国上古史算起，到2011年7月《商代史》各分卷陆续出齐为止，可说是学界九十年的梦想终于成真。总之，正如宋先生在《总序》中所言：“十一卷本《商代史》著述的完成，彻底改变了在商断代史专著方面的滞后状态，长期属于空白的领域得到填补，与大力弘扬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正相应，了却了我等中华学子责无旁贷的时代使命。”
我对《商代史》虽缺少研究，但在正式出版后，却有了先睹为快的机遇。纵观《商代史》全书，其特点可以用“真、全、专、新、争”五个字来概括。
“真”就是用无可辩驳的史料，特别是百多年来地下发掘的史料，再现了三千多年前幅员辽阔、以“祀与戎”为“国之大事”的真实的商王朝。其中以利用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牍帛书等地下出土的文字资料和遗址遗物（特别是通过商人周祭制度的发现和厘定）来印证订补《殷本纪》，是全书去伪存真的绝妙之笔。令读者叹服。
“全”就是通过丰富多彩的史料，再现了商代社会的方面面，体现了劳动人民是历史发展动力的唯物史观。从王廷贵族到奴隶平民，从王畿核心到周边方国，从宗教祭祀到生活习俗，从国家社会到战争军制，从经济科技到都邑城廓，最后以殷遗和殷鉴收笔，各方面都涉及到了，创中国各朝“断代史”全面之最。正如宋镇豪先生在《总序》中所言，“商代史研究 ，过去基本集中在政治、文化、宗教、经济、社会等某些单项或者稍多几个方面，不少商代史著作是属于上古通史之一部，而作为全方位整体性著述的断代史著《商代史》，却因种种原因，长期属于空白。”这部巨而全的《商代史》正好填充了这项空白。
“专”是相对“全”而言的。该书的定位为全方位集体研究的大型多卷本原创性学术著作，各卷在写作体例上大体相同，全书十分注意“全”与“专”的把握。这种思想几乎深透到了每一卷，每一卷都既全又专。
“新”就是能及时通过地下或史志文献的最新发现，不断丰富 “文献不足徵”的商代史。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将1999年发现的安阳洹北商城及对洹北商城的最新研究成果写进历史，确认安阳洹北商城就是当年盘庚迁殷后，在殷地设都的确切地点（请读者注意，我并不赞成只有洹北商城才是盘庚所迁之殷，我认为洹北商城只是盘庚迁殷后，在殷地营建的王都城郭遗址，而殷地本身应比洹北商城大得多。但殷地的范围到底有多大，我也说不清楚。模糊地讲，殷地应是包括今安阳在内的一块较大区域。但是否包括太行山以东、商时纵贯今河南省的黄河河东河西的大片范围，还是只限于太行山以东黄河以西的较小范围，我还不能确定。但由《史记•殷本纪》可知，这块殷地，应是成汤代夏后始迁之地，但一定不是成汤代夏前始居的亳地。因为如果盘庚所迁之殷地是成汤代夏前始居的亳地的话，司马迁就会直接说“盘庚迁亳，从先王居”，而不会说成“盘庚迁殷，复居成汤之故居”。至于司马迁说，盘庚未迁时都在河北，迁后都在河南，即司马迁指明殷地在河南之说，或恐因为黄河改道变迁，司马迁弄错了商朝时黄河在今河南和河北两省境内的走向，或恐是河东河西之误）。并能随着安阳小屯宫殿宗庙区和洹北武官村北王陵区发掘区域的不断扩大及时调整史家审视历史的视野。作者能独排众议，将这些基于最新发现的研究成果及时地写进书中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有不怕后世史家质疑的历史勇气的。
“争”就是体现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由于该书是13位专家的集体创作，各卷都有其独立性的一面，各卷的独立撰稿人都有学术上的执着或个性，故各卷间存在着某些学术观点的不同，甚至碰撞。例如关于灭夏前“汤亳”的地望和对《甲骨文合集》36567卜辞中某些地望和贞卜日期的理解，乙辛时伐夷方（人方）的征程等，《卷五•商代都邑》的独立撰稿人王震中研究员和《卷九•商代战争与军制》的独立撰稿人罗琨教授的学术观点就大不相同。宋镇豪先生在统编时，对这些不同的学术观点采用允许共性与个性并存的编辑策略，保护了各个独立撰稿人的执着和求真精神。从客观效果来看，这种在同一著作中允许存在不同作者互相争鸣的现象，既是该书的一个亮点，也是该书的一个缺陷。亮在体现了学术争鸣，活跃了学术氛围。缺在不同学术观点间鲜有必要的说明，不便于初学历史的读者理解。

              第二部分 美中不足

宋先生主编的这套商代断代史，也是有美中不足的。下面略举五点，供总编和有关独立撰稿人参考：

（一）该书各卷各章的的文字功底存在显著差异，有的卷很严谨，有的卷，文字功底稍嫌不足。错字、别字、漏字、语句不顺、史实叙述错误、未加必要说明的学术观点碰撞之处均有存在，与《汉书》、《新唐书》、《旧唐书》、《宋史》、《明史》等断代史相比，该书在文字功底方面似有一定差距。对全书，究竟有多少文字方面的讹错，我还没有统计，但对多人分章撰稿的《卷一•商代史论纲》的文字或史实叙述错误我已经作了较详细的统计，写成了《宋镇豪主编十一卷本<商代史•卷一•商代史论纲>刊误修改建议表》。现将其作为附件收录在本书评的后面，供读者参考，也希望《商代史》作者和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朋友们在再印刷或再版时予以修正。这些错误有的是排版或编辑时的文字错误，有的是不应该发生的严重史实叙述错误。例如：《卷一》201页倒数第10行的“《殷本纪》谓中丁为河亶甲子”就是原则错误，应修改为“《殷本纪》谓祖乙为河亶甲子”才对，因为《史记?殷本纪》中并无中丁为河亶甲子之说，倒是有“河亶甲崩，子帝祖乙立”之说。再如，《卷一》192页 最后3行写道 ：“《殷本纪》叙述商族的起源发展比较简略，虽有契居‘蕃’、昭明居‘砥石’等地名，但其具体地望并不明确……”。这段文字也存在较为严重的错误。 众所周知，《史记•殷本纪》并无契居“蕃”、昭明居“砥石”等说法，契居“蕃”的说法是源于《世本》，显然，作者在这里是将《史记•殷本纪》和《世本》张冠李戴了。

（二）读完宋先生的《商代史•总序》，在书名《商代史》的确定方面，总觉得缺了点什么，总觉得就《商代史》冠名而言，应在《总序》中增一专题讨论或说明一下冠名《商代》的史据或史理为好。尽管今天中国大陆的多数学者已经习惯接受上古“三代”为“夏商周”的名称。但成汤代夏后的商族国号究竟是什么？是“殷”？是“商”？还是“殷商”？三千多年来的不同声音，还是不绝于耳。因此，窃以为，在《总序》中还是解释一下，为何从《殷代史》、《商代史》、《殷商史》三个可选史名中，编著者唯独钟情《商代史》这一史名的缘由为好。建议宋先生在再印刷或再版时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
众所周知，胡厚宣、胡振宇父子合著的《殷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就设“专节” 讨论《殷商朝代之名称》。胡氏父子认为“上古时代的君王，均以其国都所在的地名作为国号，而不像后世的君主，是用国都地名以外的美称来作为国号。”所以司马迁称成汤代夏的国号为“殷”，不称“商”，也不称“殷商”，因为司马迁认定盘庚所迁之“殷”地，就是“复居成汤之故居”，后世史家多视此为圭臬，认为司马迁的考证是成汤代夏的国号为“殷”之铁证。其中，唐林宝撰 《元和姓纂》对此说得最明确：“殷，子姓，成汤国号也。”不过，胡厚宣氏父子又指出 ，商、殷、殷商，“这三种不同的称呼并见于先秦时期的记录”。在以前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因为专家们未在甲骨文中释出“殷”字，而“大邑商”却出现过多次，所以中国大陆的不少史家认为，即使在盘庚迁殷以后，当朝时人仍以“商”称呼自己，“殷人”则是商朝核心疆域外面的人对当朝的称谓，特别是灭商以后的周人对前朝的称谓。后来随着于省吾等人在甲骨文中释出“殷”字，虽有不少专家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但主流学者还是坚持原来的看法。可是港台地区学者的看法却大相径庭。例如，港台地区史学泰斗李定一教授在他的《中华史纲》里就说：成汤“代桀而称天子后，当天子前的封号商已不用，商成为供奉祖先的宗庙所在地，称‘大邑商’，是地名；而国号为殷。盘庚以前《史记》对之均称殷，有‘殷道衰’（原著误为‘殷复兴’----引者注）、‘殷复兴’、‘殷复衰’、‘殷衰’等凡四见。《史记•殷本纪》更是国号是殷不是商的铁证。盘庚即位前，已是‘诸侯莫朝’，盘庚乃由河北迁回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可见盘庚是回到殷，殷是故都。一般所谓盘庚迁殷，始国号殷，实误。事实上，商是始封的小地方的名称，商汤成天子后，‘大邑商’只用之为宗庙所在地而已。有的史学家说‘殷商’者，就是指住在殷地方的商人，也说得通。习称的夏商周三代，应该改为夏殷周才符合史实。”（李定一著《中华史纲》19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或同书，大陆横排新版，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第20页）。
总之，我认为，宋氏主编的多卷本《商代史》和《史记•殷本纪》二者虽有详略的不同，但同是同一朝代的历史这一史学特性是不变的。既然宋氏多卷本《商代史》打出了订补《史记•殷本纪》的旗号，那就应该将《史记》中“殷代”订补为“商代”这件为朝代正名的大事（不是《殷本纪》朝代名冠错，就是《商代史》朝代名冠错，二者必居其一），在书的《总序》或正文的适当位置作出一番考证或必要的说明为好，否则，对中国大陆以外的学者就缺乏说服力。

（三）该书对一些深层次的历史问题，没有展开讨论，而取有意绕开或迴避的态度，我以为也是不可取的。比如，关于朝歌是否是晚商都城（纣都）的问题 ，我认为独立撰稿人王震中先生就有有意绕开之嫌。（朝歌读zhaoge不读chaoge,下同。朝歌古称沬，沬读mei, 沬与沫不是同一字。帝辛在征伐东夷高奏凯歌回朝时将沬邑改称为朝歌，取“喜迎朝阳，高唱凯歌，吉祥如意，兴旺发达”之意。自殷亡至上世纪三十年代，这三千年间，史家通称纣之废都朝歌为“殷墟”。近几十年来，随着“安阳小屯”冠名“殷墟”之兴起，朝歌的“殷墟”名称反而为学界遗忘了。此说取之淇县燕昭安《朝歌春秋》，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
传世文献告诉我们，朝歌曾是武丁、武乙、帝乙、帝辛四代商王的都城，其中，帝辛以朝歌为都已是家喻户晓的常识。查遍该套断代史书的《卷五?商代都邑》全书和《卷一?商代史论纲》第二章《先商文化与商代都邑》全章，只找到晚商盘庚、小辛、 小乙时期都洹北商城和武丁至帝辛时期都安阳小屯的叙述，而完全有意绕过了古都朝歌。王震中先生在《卷一?商代史论纲》第83页下结论说：“洹北商城是盘庚所迁之殷都，为盘庚、小辛、小乙所居住。以小屯为核心的洹南宫殿区，则是武丁以来至帝辛时期的殷都。” 纵观全书，王震中先生的立论根据有三：
① 考古发现。在安阳发现大量晚商卜辞，特别是殷墟黄组卜辞（即董作宾先生五期分法中的第五期卜辞，即帝乙、帝辛时期的卜辞）和大量遗址遗物，而纣都朝歌只是传说，没有过硬的地下发现支持。
② 安阳殷墟边界随着新的考古发现在不断扩大，因为“洹南殷都至今尚未发现城墙”（言外之意是，将来若有证据证明朝歌为晚商殷都，我也是对的，只要将小屯殷都的边界向南移动，将朝歌划入殷墟范围内就是了）。王震中先生在《卷五?商代都邑》第五章中写道：“由于洹南殷都至今尚未发现城墙，因而关于洹南殷都的范围目前只能以殷墟遗址发现的范围加以认定。……而从周武王与商纣王决战之地是在朝歌的牧野来看，在帝辛时期‘大邑商’概念包括朝歌在内 ，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发现的面积有36平方公里的殷都范围，应该只是‘大邑商’的核心区域即王都区，亦即甲骨文所谓的‘中商’而已，而且这个核心区在今后的考古发现中还将会进一步扩大。”
③ 基于《竹书纪年》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卷五?商代都邑》第318页）。
如果史学界有一天认定古朝歌是小屯殷都的一部分，我以为也是不妥的，甚至是不符合史实的。因为当时朝歌的规模应该远大于安阳小屯。朝歌应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最发达的都市，完全可以与今天的美国纽约在当代世界的都市排名相比美。正如淇县政协燕昭安先生所说：“在商纣王时期，朝歌京畿之地的人口已经达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当代史学泰斗李学勤先生作序特别推荐，燕昭安著《朝歌春秋》，第1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第1版。）此外，我们还可从商末全国人口数来推算朝歌的城市规模。商初成汤时，全国总人口约400万，西汉初全国总人口在1500万至1800万之间。依此推算，帝辛时的全国人口怎么算也不会超过1000万。据宋镇豪先生估算，商初总人口为400-450万人，晚商大致增至780万人，商代人口平均年增长率为0.1%--0.12%（见《卷一?商代史论纲》第134页）。依照宋先生给出的晚商人口不超过1000万人的数据和燕先生关于当时朝歌人口至少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论述，当时的朝歌人口应是全国人口的二十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以上。这么庞大的都市怎么说也不可能是安阳小屯殷都的一部分。因为安阳到淇县约60公里，按常规估计，在晚商时期，安阳小屯殷都和朝歌殷都只能是两个独立的都市，朝歌绝对不会是安阳小屯殷都的向南扩展。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帝辛时的朝歌城规模可能远大于安阳小屯宗庙宫殿区的规模。亦可能是帝辛时，王都在朝歌，只是祭祀用宗庙宫殿区在洹南小屯、王陵区在洹北武官村北而已。
其实许多学者早就看出了这个深层次的矛盾。民国时期的甲骨文考证大家罗振玉说，“迁沬（读mei，第四声，下同）必在帝乙之世”（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郭沫若也早就看出了这个矛盾，主张修正汉人张衡《西京赋》的商都屡迁“前八后五”说，主张加一次晚商迁沬 。郭沫若说：“帝乙末年必有迁沬之事。如无此事，不唯旧史料中有多少事实成为子虚，即卜辞中有多少现象也无从说明”（郭沫若：《卜辞通纂》的后记）。郭沫若直到晚年还要求参加《甲骨文合集》编辑工作的学者就“到底有没有帝辛时的卜辞”进行研究（胡厚宣：《郭沫若同志在甲骨学上的巨大贡献》，转引自王宇信著《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208页）。可见郭老对“朝歌必为纣都”这一问题的关心和执着。“李学勤先生更是非常关注这个问题，明确提出，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化，不能绕过朝歌说。李学勤先生在给燕昭安先生新著作序时进一步指出：“对于朝歌的历史文化，我们的历史、考古学界给予的关注还很不够，还有许多具有关键性的问题悬而未决，有待探讨和研究。”郑州大学李民教授则试图用商朝有“双都制传统”来化解小屯殷都的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献记载帝辛都朝歌的矛盾，但若追究商代之所以设置双都的原因（如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安阳与朝歌相距不到60公里，从加强行政控制角度来看，两地相距这么近，似乎没有设置双都的必要，所以李民先生的解释似也难以成立。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周殷决战主战场在朝歌南郊牧野而不是在安阳北蒙之郊来推测这个问题。
正因为纣都是朝歌，所以武王伐纣，攻的是朝歌（“武王至商国”，《史记•正义》释“谓至朝歌”）。武王克商，封纣子武庚于纣京师，这“京师”，也是指朝歌。武庚叛周，周公东征，征的又是朝歌。武庚被诛，成王封康叔于殷墟，这“殷墟”也是指朝歌。其实帝辛之时，殷都（安阳）北蒙可能早已不用，至多是作为祭祀或保存卜辞档案之所而已。这就是武王克商，周人从朝歌获得“九鼎”，而不是从北蒙获得“九鼎”的原因。再说，纣都如果真在北蒙，牧野兵败，纣王为什么不退守北蒙王城，而却败走鹿台？武王攻克朝歌后，为什么不继续进军北蒙，而却撤兵西归？这些问题的合理答案都是因为纣都实际是在朝歌的缘故。当然，晚商迁都于沬虽历有两代和四代之争，但那些认为朝歌只是纣之"行宫"或“离宫别馆”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朝歌应该是确确实实的殷都（纣都），因为九鼎当时由朝歌迁到洛阳，就是纣都在朝歌之铁证。“行宫”怎么能放置九鼎重器呢？纣将九鼎重器置朝歌而不置安阳小屯一带（北蒙），是“坚持纣都安阳小屯”说者怎么也不能自圆其说的。中国先秦时代是很重视夏初的九鼎的，因为它是王权的象征。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先后有两件信物，各朝各代都是将其作为第一宝物陈放于国都最重要之处的。一个是夏初浇铸秦时佚失的“九鼎”，一个秦始皇时以“和氏璧”（一说为“蓝田玉”）刻成，传至五代不知所终的“传国玉玺”。商汤逐走夏桀后，将九鼎迁至其都。盘庚迁都于殷后，九鼎也随之迁移至殷。周武王灭商后，从朝歌获得九鼎，传说曾公开展示。周成王即位后，周公旦营造雒邑（洛阳），将周之丰、镐叫宗周，将洛阳叫成周，将九鼎迁至洛阳，并请成王亲自主持祭礼，将九鼎永远安放在周之太庙之中。秦灭周后，又将九鼎迁至秦都咸阳 。总之纣王帝辛都于朝歌又亡于朝歌的史实，决非某些学者的只言片语可以否认的。
当然，如果古朝歌城确实是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口的殷都的话。那么朝歌的地下一定会有许多证据。只是现在考古界多盯着安阳，很少有人关注淇县的地下而已。本人深信，如果古朝歌城的面纱一旦揭开，那就是了不得的事。到那一天，我们才能彻底弄清洹南小屯王陵宗庙区、洹北武官村北的王陵区、洹北商城、和朝歌商城的关系。洹南小屯王陵宗庙区、洹北武官村北的王陵区这一片地方，为什么只有物和甲骨出土，而一直没有发现围城呢？这里是否隐藏着什么玄机？如果它真是纣都的话，没有围城是不可思议的。建议学界要想方设法，在朝歌找到一些考古的突破口。只要能在淇县朝歌搞出几个惊人的考古成绩来，就会将国家考古的人力、物力、财力吸引到有争议的朝歌。
我认为，1999年秋发现的洹北商城其意义是十分巨大的。洹北商城的发现令考古家惊喜，他们总希望从那里得到更多的东西。那么大的一座商城为什么说废就废了呢？无非是水乎？火乎？当时的考古家认为是一场大火造成的。洹北商城废了，大多数人都认为殷人移都洹南小屯了，但小屯没有发现城墙，一直困惑着他们。其实沬邑的兴起可能和洹北商城的废弃有关，洹北商城废弃以后，殷王的目光可能不是盯着小屯，而是盯着沬邑，沬邑有城且逐渐兴盛，而小屯无城，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在洹北商城发现的第二年，即2000年，我就想到了这个问题。历史的真实很可能是这样，盘庚迁到洹北商城以后，又历小辛、小乙两王，洹北商城就由于火灾或洹河屡次泛水的原因不能用了。到武丁时，就把眼光盯在更南方的沬地，在沬地大兴土木，因此才启动了沬地建设，形成朝歌后来的辉煌。这就是对几千年来传世文献记录武丁以后沬地即朝歌日益辉煌的合理解释。现在的关键，就是要寻找并确认朝歌的商代古城墻，我确信能找到它。我在网上看到了2009年田涛先生的《朝歌殷墟城垣考》一文，希望考古界能去研究一下。现在我们当务之急，就是下决心寻找并确认朝歌商代古城。朝歌商城只要一旦确认，淇县朝歌的商都地位就能得到确认。到那时，宋镇豪主编的十一卷本《商代史》之晚商部分就得改写，古朝歌及其地下发现就有可能与安阳小屯一样引起世人的瞩目。总之，我认为寻找并确认朝歌商城是当前朝歌考古的最好突破口。朝歌考古还有一个更容易实现的突破口，那就是挖掘帝辛陵（纣王墓）。帝辛是不是安葬在淇河之滨？挖开便知。当然，也有许多考古家认为那只是后人造的一个假墓，不管是真是假，挖开便知。如果是真的，那就非常有价值，如果是假的，我们花费也不多。
其实，纵观《卷五?商代都邑》全书，可看出，王震中先生在处理朝歌问题时之所以取绕开的态度，除缺乏足够的考古资料支持外，主要还是受《竹书纪年》“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之说的影响。因为《竹书纪年》中“盘庚迁殷更不徙都”这一句话，就怀疑朝歌为殷末帝都是很不科学的。且不说殷纣王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从殷纣时开始愈加丰富绚烂。如果否认朝歌为殷末都城，那么许多有关殷纣的史实将失去依托，这段早已深入人心、生动灿烂的历史文化将一下子变得苍白乏味（仿淇县政协燕昭安语）。就以《竹书纪年》本身而论，“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之说也是值得推敲的。众所周知，《竹书纪年》早于常见史书，且躲过了秦始皇焚书一劫，因此其学术可靠性较高。但晋时出土的《竹书纪年》原简在晋永嘉之乱时亡佚，晋人荀勗﹑和峤的“初释本” 和卫恒、束皙的“考正本”以及后人的传抄本等也早在宋代或唐末五代时亡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今本竹书纪年》刻本已为学界证明为明人伪书。现在我们见到的《古本竹书纪年》是清人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而成。清人辑成的《古本竹书纪年》与晋时发现的《汲冢纪年》相比，其学术可靠性已经大打折扣。也有人怀疑“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这句话是后人所加，非《汲冢纪年》原文，怀疑的理由是正因为追加者自己觉得“心虚”，才又在“更不徙都”之后画蛇添足，添上“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距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之语，以自圆其说，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添加语句，反而露出了其篡改历史的尾巴。
最后再说一下黄组卜辞的王世断代与纣都是否朝歌的关系问题。郭老一生为什么如此关心安阳小屯到底有没有帝辛时期的卜辞问题呢？因为在甲骨学界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看法：如果纣都在朝歌，那么在安阳小屯发现的董氏第五期（帝乙、帝辛时期）卜辞（黄组卜辞），一定不是帝辛时卜辞，如果黄组卜辞中包含有大量的帝辛时卜辞，则可断定纣都在安阳小屯，不在朝歌。其实甲骨学界的这个约定俗成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即使安阳小屯发现的黄组卜辞（董氏第五期卜辞）全部是帝辛时期卜辞，也不能否定帝辛先都沬后改朝歌的史实。因为卜辞档案的保存地点与贞卜地点并不一定都在王都。很可能贞卜在朝歌王都，而甲骨档案保存在小屯宗庙宫殿区，甚至可能纣王住在朝歌王都，而有时因祭祀的需要到小屯宗庙宫殿区去贞卜。作为一个极端的例子，经甲骨学大家王宇信先生认定是商人的庙祭甲骨却在陕西周原出土，对此虽不明具体原因，但却开了此地甲骨在彼地收藏的先河（引者按：王宇信在分析陕西周原凤雏出土的涉及商王宗庙名和祭祀商人祖先的甲骨的族属时曾指出：“我们认为，周原庙祭甲骨确为商人之物。”----王宇信著《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489页）。
况且，近几年来，一些学者对黄组卜辞的断代分期研究成果并不支持“黄组卜辞是帝辛时期说”。近年来随着李学勤提出的区别于董作宾的新的分组说“两系说”及其支持者黄天树（《殷墟王卜辞分期断代》，1991，台湾，黄天树为北京大学裘锡圭先生的高足）、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1994）、李学勤和彭裕商（《殷墟甲骨分期究》，1996）、徐明波（《殷墟黄组卜辞断代研究》，2007，徐明波为彭裕商高足）等人的不断完善，对殷墟卜辞的分期断代研究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他们首次将卜辞刻写人刻写卜辞时的“字体特征”（类似于今天分析写字人字体特征的“笔迹学”）引入到甲骨文的分类中来。虽然这种取代董氏传统分期方法的“两系说”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认为它“过于烦琐，很难使人掌握”（王宇信《中国甲骨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8月第1版，第205页）。但经过许多学者的艰苦努力，凭借这种新方法，终于从十多万片的甲骨中理出一些头绪来。其中彭裕商先生的高足---徐明波先生的艰苦工作最令人敬佩。他经过反复对比研究后，指出：董氏第五期卜辞（乙辛时期卜辞），即“黄组卜辞的时代特性一直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根据卜辞的字体风格和字体特征将黄组卜辞分为两类，即黄组一类卜辞、黄组二类卜辞。其中黄组二类卜辞又可细分为三小类：黄组二A类、黄组二B类、黄组二C类。” 他又从“黄组二类卜辞字体结构和书体风格已迥异于黄组一类卜辞。”考证出“黄组一类卜辞时代为帝乙”、“黄组二类卜辞的上限也可及于帝乙时代”，下限为“帝辛”时代的结论。他还对学界争议最大的黄组战争卜辞中最重要的“十祀征人方”卜辞的所属王世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根据字体特点对“十祀征人方”材料进行了排谱，得出“‘十祀征人方’应为帝乙之事”的论断（引者按：徐氏将《合集》36567排入十祀征人方谱，似欠妥）。最后 ，徐明波先生得出结论说：“黄组卜辞据字体结构和书写风格可分为两类”，“黄组一类和黄组二类”。“其中黄组二类卜辞属商王帝辛时卜辞。从黄组二类卜辞数量在黄组卜辞中所占比例较小，记有年祀的仅一例来看（《合集37835》：二祀十二月，……），我们推测现有黄组中的帝辛卜辞只是帝辛时期卜辞的一部分。熟悉甲骨文的学者知道，商代在位时间最长的王为武丁，其在位五十九年。大型甲骨文著录书《甲骨文合集》，十二册中就有七本收录的是武丁时期的卜辞。 与此对照，黄组卜辞中帝辛卜辞的数量与史籍所载帝辛（纣）在位至少三十三年是极不相称的。对现有黄组卜辞的考察使我们不得不重视‘纣都朝歌’之说。文献多称纣都朝歌。……近几年，新出现的一些青铜器，其铭文记载也证明纣都朝歌是有根据的。……我们期待着新的考古资料的发现。”笔者认为，徐明波先生的研究成果是非常有价值的，他对帝辛时期的大量卜辞尚未出土的推测也是有道理的。
由以上分析可知，纣都朝歌而非安阳小屯，是既有史据又有理据的，作为断代史的《商代史》取绕开的态度是不可取的，即使作者不支持此说，将它写到史书中讨论一下也是应该的。

（四） 罗琨教授主笔的《商代史•卷九•商代战争与军制》对商代几次大的战史的记述是成功的。特别是对只有弹丸之地的汤竟然成功灭夏的战争起因、过程、结果记述得合情合理，一个以小胜大、以弱胜强，“伐谋、伐交、伐兵、用间”等军事理论获得全面应用的中国军事史上的最早战例跃然纸上，令人拍案叫绝。但是该卷也有一些记述需要重新进行审视的。现摘要列出几点与罗琨教授商榷：
1、关于汤夏战争中史有争议的部分，如汤亳地望、进军路线、景亳盟会、鸣条决战的进军方位与战场位置、夏桀败逃南巢的方位与地望、汤灭夏立国后的初都地望等敏感问题。应该先在课题组内讨论，再在历史所内讨论，取得共识，形成权威的中国历史所一家之言，再公之于世为好。实在难以达成共识的，应依序先列出主流学者和传统史学的观点，然后列出课题组讨论的共识意见或分歧要点，最后再提出作者的独到见解。如能依上述顺序列出，定会更加脉络分明和利于读者思考，增强可读性。就以鸣条决战和夏桀败逃南巢这两点来看，显然，在中国历史所内也是没有形成共识的。如刚出版的中国历史所新著《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第47-48页则说“鸣条”在“今河南封丘东”，“南巢”在“今安徽寿县东南”，刚出版的社科院陈奎元院长委托蔡美彪先生编写的《中华史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6月第1版）第8页也持类似看法。这说明，对这些敏感的历史问题，中国史学界，特别是在中国历史所内，还是众说纷纭，根本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或者说，作为断代史推出的《商代史》因宣传力度的不够或编写方法的不慎密等原因，还没有得到学界的认同，致有些名家在出书述及殷代时，眼中仍是只有《史记•殷本纪》等传世文献，而丝毫没有注意到有商一代断代史著多卷本《商代史》的存在，他们对罗琨教授论证的“夏桀败走晋南说”似乎更是不屑一顾的。
2、关于乙辛时期对东夷的战争。帝乙、帝辛时期对东夷的战争，已经得到地下卜辞的印证。学界对传世文献中的“东夷”，即是卜辞中的“人方”，已经取得共识。商末对东夷的战争，特别是帝辛时期，对东夷的战争，是有商一代开疆拓土的最重要的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帝辛大获全胜，高奏凯歌，班师回朝。帝辛用兵东夷、经营东南为其后中华版图的形成、中华各民族的融合，立下了赫赫功绩。这是我们今天重新审视帝辛功过时不可忽视的关键之处。但这场战争也消耗了商朝的国力，激化了阶级矛盾，更助长了帝辛居功自傲、盲目乐观、狂妄自大、拒谏饰非、不听劝告的个性发展，给周族的发展壮大以可乘之机 ，为殷王朝的灭亡埋下了种子。后世史家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用“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总结了帝辛对东夷战争的历史教训，以“殷鉴”启迪后人，鲜有肯定帝辛经营东南的历史功绩者。今天我们在撰写商代断代史时，理应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对商夷战争进行客观、公正的评论。
乙辛时期对东夷的战争，文献记载极其简略（这当然与周人妖魔化帝辛，不愿让褒赞帝辛的文献传世有关）。现在只能靠考古发现的地下资料，特别是主要靠黄组卜辞说话。但如前述，黄组卜辞主要为帝乙时卜辞，帝辛时的卜辞极其稀少，或者说帝辛时大量卜辞还藏在地下某处，尚未出土。因此给学者洞察战争的全貌带来了困难，甚至不可能。包括罗琨教授在内的以前学者多数主张黄组的“十祀征人方”卜辞为帝辛时物，花了大量精力进行排谱。虽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还有许多地方不能自圆其说。建议罗琨教授参考一下王震中研究员的意见，先将不一定属于“十祀征人方”的卜辞剔出去，然后再行排谱;还建议罗琨教授关顾一下彭裕商、徐明波师徒用李学勤等人倡导的新方法两系法对黄组卜辞进行依王世断代的最新研究成果，重新审视一下《商代史•卷九》中关于黄组“十祀征人方”卜辞为帝辛时卜辞的倾向性选择。
3、关于牧野之战。殷周牧野之战是中国上古史的一件大事，商朝由此灭亡。与商对东夷的战争，缺乏传世史料正相反，记录牧野之战的传世文献很多。因为周人由此夺取了政权，是周族发展史上最光彩的事件，所以牧野之战大获全胜，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周人的歌颂。所以记载牧野之战及其前因后果的传世文献特别多。但关于牧野之战的文献大多是褒周贬商、歌颂武王贬低纣王的，也偶见到一些怀疑武王伐周期间所作所为是否符合后世儒家仁义道德规范的文献，但终非主流。因此我们在引用这些文献时，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以史家公允的目光重新审视这些文献记录。不可人云亦云，照搬照抄。

（五）中国历代史家都十分注意文学修养。许多史学著作同时又是哙炙人口的文学作品。这已经成为中国史学著作的传统特色。中国传统史学作品文学性很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史著中的历史人物个个栩栩如生，人人个性鲜明，可读性很强。例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通过老将廉颇从看不起蔺相如到二人终成刎颈之交过程的生动描写，使任何读者看后都会在脑海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史记•陈涉世家》中通过陈胜的一句话“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将陈胜不畏强暴的“叛逆”性格刻画得淋漓尽致。《史记•张仪列传》记述外交家张仪师从鬼谷先生学游说之术，毕业后，便去游说诸侯，一次在游说楚相时，反被诬为盗贼，遭毒打几百竹板。获释回家后，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 仪曰：“足矣。” 司马迁通过张仪初次游说受辱后，夫妻间的几句简短对话，刻画了张仪不怕挫折的精神，体现了张仪 “只要有舌头在，就不愁成不了大外交家的”的雄才大略。大家知道，在有商一代，有很多贤人名君。可是，在多卷本《商代史》中，商代的这些贤人名君，几乎或者都是一个刻版的面孔，无个性；或者都似死人一般，无生气。读了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当然写史书，不同于写小说，第一是忠实地记“史”，第二才是写“文”。记“史”这一点，《商代史》各卷的作者都做到了，但写“文”这一点，与中国古代的二十四五部正史相比，似还有较大差距！

                 第三部分 对帝辛（纣）的评价有失公允

纵观中华史学界，从西周到清这三千年，主流史学一直是妖魔化帝辛的，到明代随着神话小说《封神榜》的出现，更是将帝辛妖魔化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期间，如孔门弟子子贡等虽也为帝辛说了句把公道话，但那仅是凤毛麟角而已。近代史学家顾颉刚对纣王的每条罪状发生的时间次序进行过排谱，写了《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文中指出，纣王的七十条罪状是从周朝开始陆续加上去的。文中列举纣恶出于《尚书》的，只有六项，战国增二十项，西汉增二十一项，东晋增十三项。顾氏进而指出，现在传说的纣恶是层层累积发展的，时代愈近，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
在近代、现代，第一个为纣王鸣冤并大加赞扬的是郭沫若。1945年，重庆文治出版社首次印行郭沫若的史学论集《青铜时代》。该书中的《驳<说儒>》，是直接针对胡适先生《说儒》一文而写的。胡适先生通过研究上古史，断定“殷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史书所载，已无有一个无所不胜的‘武王’了”。郭沫若认为这种说法“不尽合乎史实”，强调“像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杀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剪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件事，由近年的殷墟卜辞的探讨，才渐渐地重见了天日。” 1959年6月30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视察安阳。他重点考察了王裕口、后岗、小屯一带的殷商遗址。每到一处，他都仔细查看，细细品味，详细询问每一件古物发掘的地点、土层和墓道状况，不时指出这些出土文物对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的珍贵价值，并勉励安阳考古队的同志们要认真严谨地做好发掘和整理工作。郭老还即兴泼墨挥毫，书写了《访安阳殷墟》、《观圆形殉葬坑》两首脍炙人口的诗篇。今天，郭老的《访安阳殷墟》诗句，已经家喻户晓：
访安阳殷墟 郭沫若
偶来洹水忆殷辛，统一神州始此人。
百克东夷身致殒，千秋公案与谁论。
《观圆形殉葬坑》全诗，共七言五十二句，因为太长，不便吟诵，有爱好者，将头、尾句和中间的二十二句整合成一首《现代七言诗》，在全国特别是在安阳民间已经广为流传：
（观圆形殉葬坑 爱好者据郭老原诗缩成，共七言二十四句）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
雨中踏寻王裕口，殉葬惊看有众奴。
殉者为男皆少壮，纵横狼藉如羊猪。
此当尚在殷辛前，观此胜于读古书。

勿谓殷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前驱。
武王克纣实侥幸，万恶朝宗集纣躯。
中原文化殷创始，殷人鹊巢周鸠居。
但缘东夷己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
再历春秋迄战国，始成一统之版图。
秦始皇帝收其功，实由殷辛开其初。
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冤当解除。
权衡公正无偏诬，推翻旧案莫踟躇。

《观圆形殉葬坑》的全文是：
观圆形殉葬坑 郭沫若 （共七言五十二句）
洹水安阳名不虚，三千年前是帝都。雨中踏寻王裕口，殉葬惊看有众奴。
殉者为男皆少壮，少者年仅十五余，全躯十三髑髅四，纵横狼藉如羊猪。
宝贝三堆难计数，十贝为朋不模糊。铜卣铜鼎铜戈兵，有丝成线粟已枯。
此当尚在殷辛前，观此胜于读古书。勿谓殷辛太暴虐，奴隶解放实前驱。
东夷渐居淮岱土，殷辛克之祸始除。百克无后非战罪，前徒倒戈乃众俘。
武王克纣实侥幸，万恶朝宗集纣躯。中原文化殷创始，殷人鹊巢周鸠居。
但缘东夷己克服，殷人南下集江湖。南方因之渐开化，国焉有宋荆与舒。
亘历西周四百载，南北并进殊其途。然而文化本同源，同伦同轨复同书。
再历春秋迄战国，秦楚争霸力相如。楚人腐化秦奋励，始成一统之版图。
秦始皇帝收其功，其功宏伟古无侔。但如溯流探其源，实由殷辛开其初。
殷辛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殷辛之名当恢复，殷辛之冤当解除。
固当厚今而薄古，亦莫反白而为污。非徒好辩实有以，古为今用没虚无。
方今人民已作主，权衡公正无偏诬。谁如有功于民族，推翻旧案莫踟躇。

继郭沫若之后，毛泽东则为纣王翻案过了头。毛主席说：“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158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这些话当然是对的，但他又说“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 （同上书，第1157页）这种说法显然与事实不符，连郭老听到后都感到惊讶，这就过了头。更有甚者，毛主席在为纣王大摆其功的同时，又挥起大棒打倒了为众多史家歌颂了三千年的“三仁”。“三仁”之首的微子，首当其冲，成为毛主席口诛笔伐的对象，成为“汉奸”、“里通外国”分子。他说：“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里通外国。”（见毛泽东1959年6月22日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收入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郭老的积极倡导和毛主席对纣王评价过了头这两件事对后来影响很大，致许多史学工作者对究竟应该如何正确评价纣王和如何科学认识末代商国大政的问题上又陷入了沉思。为纣王翻案的热度立即减了下来。经过一个阶段的思考，海峡两岸史学界的主流学者，终于取得了共识，先后走上了对纣王及其时政评价既客观又公正的正确道路。既不为“尊者讳”，又不受“传统观点限”，对纣王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还原历史上真实的纣王形象。历史上的真实纣王，既有年青时雄姿英发、咤吒风云、锐意改革，有宏图大略之志的一面，又有年老时居功自傲、贪图享受、刚愎自用、盲目乐观、拒谏饰非、不听劝告，落个众叛亲离、国破家亡的悲惨下场的一面。从客观上讲他经营东南、开疆拓土、锐意改革、解放奴隶，为今日中华版图的奠定、中华民族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融合立下了赫赫功绩。同时也为当时劳动人民带来了妻离子散、民不聊生的无限灾难，大大激化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
总之，历史上真实的帝辛（纣）是个有很大贡献的人物，他为今日中华版图的奠定、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融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郭沫若先生在其长诗《观圆形殉葬坑》中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帝辛时期的开疆拓土，今天的众多炎黄子孙，恐怕仍然会窝在叫做中原的豫冀鲁之交的一小块地方，至多加上晋陕。就像我们今天到西欧旅行那样，从西欧的任何一地坐火车，不要几个小时就到另一个国家了。如果是坐飞机，刚上天一会，就会进入另一个国家的领空。1900年八国列强为何联合起来侵略中华？还不是想瓜分祖宗留给我们的这块宝地么！后来它们因分脏不均而内讧，也因为它们各自嘴太小咽不下我们这块祖地，才与清廷签订《辛丑条约》，以各自获得大量脏款、在华获得多项主权而了结。即是说，没有当年“邦畿千里”的殷帝国，就没有后世幅员辽阔的周、秦、汉、唐、宋、元、明、清、民国和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甲骨学大师董作宾先生在其力作《甲骨学五十年》中也和郭沫若先生一样发出了类似的赞叹：“也可知殷末两帝是如何的英明果断了”。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从殷亡周兴时开始愈加丰富绚丽。多卷本《商代史》如果不对末商这台历史大戏的主角作力描述和评价，那么许多有关当时威振一方、“邦畿千里”的泱泱大国末代殷国的史实将失去依托，这段早已深入人心、生动灿烂的历史文化将一下子变得苍白乏味。早在多卷本《商代史》课题立项之时，许多读者就对编者如何描述末商帝国这台大戏寄于厚望，甚至是翘首以待。但读了涉及这台大戏主角的《卷一•商代史论纲》、《卷二• “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徴》、《卷四•商代国家与社会》、《卷五•商代都邑》、《卷八•商代宗教与祭祀》、《卷九•商代战争与军制》、《卷十•商代地理与方国》、《卷十一•殷遗与殷鉴》等卷以后，关心这台大戏如何上演的读者心里总有些不是滋味。主角帝辛仍然以三千年来的老面孔出台，仍然是残暴无比、居功自傲、盲目乐观、狂妄自大、刚愎自用、拒谏饰非、不听劝告、听信妇人、任用小人、大兴土木、好酒淫乐、挥霍无度、战事频繁、十恶不赦，以致成为众叛亲离、民不聊生的一代暴君，至于帝辛经营东南、开疆拓土、锐意改革、解放奴隶，为今日中华版图的奠定、中华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融合立下的赫赫功勋，读者也只能从有些卷的字里行间体会到，竟无片言只语的明确文字评论。倒是对“三仁”之首微子的品德，借学者陈奇猷之口，以不经一驳的《吕氏春秋》的《诚廉》和《贵因》孤证为据，发出了一些与三千年来对微子评价的不同声音。
在中华史学界的主流学者中，除了郭沫若和董作宾以外，还有许多学者，对商末帝辛的政绩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能科学审视末代商国大政。
大陆史学大家蔡美彪（1928年生，健在）和台湾的史学泰斗李定一（1919-2002）就是其中突出的两位。
蔡美彪遵照江泽民同志指示，受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委托，以85岁高龄、殚精竭虑、字斟句酌、穷一生积学、历三载时光、独自撰著的一部简明中国通史型普及史书《中华史纲》于2012年6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他在这部不到400页的通史型著作中尚能留给帝辛大半页的篇幅，给帝辛以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是一般普及型通史著作做不到的，难能可贵啊！他在该史书中客观地指出：“商国最后一个国王受辛”“几次出兵攻伐东夷的人方等国，屡获胜利，掳得大批的俘奴。”认为“纣似曾企图有所改革，不祭祖先以减少杀奴，收容逃亡奴隶以缓解反抗”，“纣是有作为的国王，也是刚愎自用的暴君。”
与大陆的蔡美彪相对应，台海彼岸史学泰斗李定一，也出了一部中国通史型普及读物，书名也叫《中华史纲》。李定一的《中华史纲》在港台地区影响很大，是港台人心目中最权威的国史读本。该书于1986年由台北的传记文学出版社出了竖排初版，近日，2012年4月，大陆的中国长安出版社又为其出了横排新版，更方便大陆读者阅读。李定一的通史型普及史书横排新版《中华史纲》全书564页，殷商部分占了9页半。他在该书中，认为从盘庚迁殷到帝辛这273年间，是一部革新派与保守派反复较量的历史，他认为“殷代最后两王帝乙同他的儿子帝辛”“再恢复新制”。他说“根据卜辞，我们可以确定新派是合理的维新，旧派是顽固的守旧。”最后他客观、公正地评价帝辛说：“由卜辞证明‘英明果断’的纣王（帝辛），却是文字记载历史中最残暴无道、万恶所归的君主。举一反三，我们于先秦诸子，对尧、舜、禹、汤、桀、纣等史事的看法，也应持比较客观的评论。”李定一这个新史观，不仅体现在他对纣王的评价中，也纵贯于他的全书，甚至一生。未受过历史唯物主义熏陶的台湾史学家尚能对帝辛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而我们大陆的自称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史学家们，反而对帝辛持三千年来传统史学的观点，从郭沫若、董作宾等老一辈史学家的观点倒退回去，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么？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编写组推出了一本普及型通史读物《简明中国历史读本》。该书对纣王的评价就持传统史学的观点。该书中写道：“商朝末年，帝乙、帝辛（纣）不断用兵东南，征伐夷方。经年不息地发动战争，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奴隶、平民与奴隶主贵族之间的矛盾，各诸侯国与商王朝之间的矛盾，都空前激化，加速了商朝的灭亡。商纣王是一个有名的暴君。他骄奢淫逸，大修宫室台榭，广建离宫别馆，与宠妃妲己‘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史记•殷本纪》）。为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纣王在经济上加紧搜刮，使广大民众生活在死亡线上，社会动荡不安，民怨沸腾，甚至出现了把商王祭祀上帝祖先的牛羊等祭品都抢光吃光的现象。纣王重用奸臣崇侯、恶来、费仲、蜚廉等，排斥微子启、王子比干、箕子等有识之士，使统治阶级内部陷入严重危机。此时，商的属国周邦在西边兴起，国势日渐强大，腐败的商王朝灭亡之势已成定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编写组编写《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第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由于这本书是江泽民同志作序向全国干群推荐，中国社会科学院又于2012年7月30日在京为该书和蔡美彪的《中华史纲》举行了专门的出版座谈会，中宣部长刘云山出席会议，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新华社又发了专稿，高调报道该书的出版消息。因此，该书的“高调贬纣”观点将会在全国干群中产生深远影响。虽然，对纣王作出“客观、公正”评价的蔡美彪著《中华史纲》也同时受到江泽民同志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陈奎元院长的高调推荐。但由于广大干群工作忙碌，不一定能做到《简明中国历史读本》、《中华史纲》两书兼读（他们可能更愿意选读江泽民同志撰序的《简明中国历史读本》），因此《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的“高调贬纣”观点在全国干群中的影响不可低估。
撰写史书，特别是撰写断代史，一定要客观、公正。为什么中国的二十四史除《史记》以外都是产生于该朝灭亡以后呢？一个主要原因是“当事者迷，旁观者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当时人撰写当朝的历史，不管他如何努力，总是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的。司马迁的《史记》，记载了上至黄帝，下至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91年）约三千年的史事。《史记》是一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具有划时代意义巨著。但受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周武王和周公旦被汉儒们尊为圣人，“周礼”成为天经地仪的社会道德和法度标准。因受时代局限，司马迁的《史记》在记述殷周之交的历史和评价殷周之交的历史人物时，是有很大的倾向性的，“扬周武贬殷纣”是他的基本立场，当然也是他那个时代主政者汉武帝和主流学者董仲舒等人的基本立场。对此，我们虽不应该去苛求司马迁，但对他撰写的殷周之交的一些人和事，要像台湾史学泰斗李定一说的那样“应持比较客观的评论”，只有这样做，才能算“客观、公正 ”。通常人们仅是从传统史学记纣之过多有不实之处来说明传统史学不够“客观、公正”，实际上传统史学记武王之德也是有许多不实之处的，也是不够“客观、公正”的。
评判历史上的人和事，有如法官断案。法官断案，“要重证据，不轻信口供”，重证据还要不轻信“孤证”；历史学家评判历史上的人和事，“要重证据，不要轻信前人的记录”。历史的证据由传世文献和地下的考古资料二者组成，能互相印证的，则更为可靠。对于一时无法与地下考古资料印证的传世文献，则越古越有价值，而且以有多种不同来源的文献互相印证者为佳。对于只有一个来源的“孤证”，则应从逻辑合理性进行分析，以决定真伪，真者取之，伪者弃之。下面略举两例，以分析之：
1、对帝辛死亡一案的厘定
帝辛死亡一案，历来有两个版本，一个是“自杀”，一个是“他杀”。
帝辛是怎么死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定为“自杀”。根据是什么，司马迁说，他是根据《尚书》、《诗经》等古文献定的案。其实这里另有隐情。帝辛死亡一案理应定为“他杀”。而且最大的嫌疑犯正是周武王。那么司马迁为什么不敢秉公断案，将周武王拉出来正法呢？因为在司马迁那个时代，由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周武王被汉儒们尊为圣人，圣人怎么能随便亲自诛杀当时的天下共主（帝辛）呢！其实，司马迁在研究了古代文献以后明知道帝辛是死于他杀。只是不敢明写而已。因为他为李陵一案得罪了汉武帝已经吃了大亏，现在不能再因丑化圣人而再次得罪当今了！于是他就将帝辛死亡一案改为自杀。但史学家毕竟是史学家，不敢过分篡改史实，于是就将史书上记载的武王亲自割下活帝辛之头，改为武王亲自割下死帝辛之头。经这样改动，既可以美化圣人，求得自保；又可以混淆视听，防止同行或后世史家的质疑，因为不管是割下死人头还是割下活人头，我司马迁总是记下了周武王割下了殷纣王的头并悬之于大白之旗示众的史实。笔者的上述推理当然不是强加于司马迁，而是有下列史据为证的：
史据① 《旬子•正论篇第十八》：“昔者武王伐有商，诛纣，断其首，县之赤旆。”
史据② 《尚书•洪范》，《洪范》开篇就讲大法九章的非凡来历：“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
史据③ 《竹书纪年》：“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坶野。王亲禽受于南单之台，遂分天之明。立受子禄父，是为武庚。”
史据④ 《战国策•第二十篇赵策三》：“昔者，文王之拘于牖里，而武王羁于玉门，卒断纣之头而县于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
史据⑤ 《尸子•散见辑佚》：“武王亲射恶来之口，亲斫殷纣之颈，手污於血，不温而食。当此之时，犹猛兽者也。 ”
史据⑥ 《韩非子•喻老第二十一》：“武王擒纣于牧野”
史据⑦ 《吕氏春秋卷八仲秋纪 •简选》：“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牧野 ，而纣为禽。”
以上列出的武王生擒纣并断其首的七条史据除《竹书纪年》外，依当时司马迁的条件，应该都是能看到的，故我推测的纣王为他杀，司马迁为美化周武王在《史记•殷本纪》中故意改为纣王自杀成立。（作者按：这里的七条史据引文参考了王革勋著：《淇洹集•历史篇•谈纣王之死》，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10月北京第一版。在这里表示感谢。但笔者引用的史据，并非转引自王文，而是逐条对照古籍原文，重新进行了考证。）
2、对牧野之战残酷程度的厘定
关于牧野之战残酷性及武王挥师入城对时有上百万人口的末商王都的破坏程度，历来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古文献中的“血流漂杵”和战后殷都在几年内沦为废虚说；一个是《史记•周本纪》描述的牧野之战兵不血刃景象和武王挥师入城受到城内百姓热烈欢迎的殷都和平解放景象。《史记•周本纪》中的说法类似于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和平解放北平（北京）那样，它使驰名世界的文化古都北京免于战火完整地保存下来，为新中国的定都北京奠定了基础。上述两种说法哪一个可信呢？衡量的标准可以看也仅能看周师在牧野会战得手后，武王挥师入城时对时有上百万人口的殷都的破坏程度。如果周师和诸侯联军入城后，殷都完好无损，则是《史记•周本纪》的类似“兵不血刃”说或是类似“殷都和平解放”说对；如果殷都受到极大的破坏，以致两年后沦为箕子笔下的一片废墟，则是古文献的“血流漂杵”说对。
类似“兵不血刃”说或是类似“殷都和平解放”说缘于司马迁的《史记•周本纪》。《史记•周本纪》说，因殷军奴隶兵倒戈，周兵在牧野轻而易举地大败殷军，逼得纣王退回鹿台自焚。武王在牧野得手后，挥师入城时，纪律严明，深得各路诸侯拥护，殷都百姓纷纷出城，在城郊列队欢迎周师。于是武王派群臣告诉殷都百姓说，上天将赐福给大家，快庆祝解放吧！殷都百姓都对武王感恩戴德。殷都百姓是否载歌载舞庆祝解放，《史记•周本纪》中未作交待，想来如果“兵不血刃说”成立，殷都百姓载歌载舞庆祝解放也应该有之 。（《史记•周本纪》原文是“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拜毕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 ’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司马迁的这个类似兵不血刃说版本，看是合情合理。但却无法解释拥有上百万人口的当时地球上最繁华的城市殷都在短短两年内就沦为箕子笔下一片废墟的历史难题。
“血流漂杵”说，缘于《尚书•武成》。原文是： “既戊午，师逾孟津。癸亥，陈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 《尚书》这段话中用“血流漂杵”描述这场战争的悲惨景象。
从比《史记》更早的箕子的《麦秀歌》可看出，箕子作《麦秀歌》时，时有上百万人口的殷都已经沦为一片废虚，这是支持“血流漂杵”说的铁证。《麦秀歌》是箕子被封朝鲜回来朝周，还武王顺水人情途中，路过朝歌时写的。《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克殷后二年（即公元前1044年），武王向箕子问道。《麦秀歌》当然就是箕子在武王克殷后的第二年写的（即公元前1044年）。武王克殷后两年，有上百万人口的当时地球上第一大城殷都就沦为箕子笔下的一片废虚，这能说是武王在牧野会战得手后和平入城么？所以可以断定当年牧野会战及战后武王挥师入城是非常残酷的，《史记•周本纪》说武王挥师入城时殷人出城列队欢迎根本不可信，真正的史实应该不是殷都和平解放，而是殷都当年受到极大的破坏。
如果殷都，在武王克殷后，仅两年就沦为一片废墟为真，则“血流漂杵”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牧野会战期间的“血流漂杵”，一个阶段是周师和诸侯联军入城后的“血流漂杵”。（请读者注意，这是在武庚复国被诛之前，即是说在周公平叛之前，殷都就已经沦为一片废墟了。因此，可以排除殷都是由于周公平叛才沦为废墟的可能，当然周公平叛一定更加快了殷都沦为废虚的速度）。
牧野会战期间的“血流漂杵”可解释为：
帝辛听到探史胶鬲回报，甲子日武王将率诸侯联军到达殷都，一时之间慌了手脚，那些平日里只知道溜须拍马的祸国殃民之辈，此时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帝辛冷静下来，才想起来自己的主力部队还在东夷前线，虽然捷报早就传回来了，但是大军调动绝非一日之功。远水解不了近渴，匆忙之间帝辛想到了多年来的战俘和奴隶，他马上下令，将这些人编为军队，开赴殷都南郊牧野，以拒敌于国门之外。果如胶鬲所报，甲子日凌晨，武王联军到达殷郊，总兵力不超过十万，帝辛亦率奴隶兵七十万。两军对阵于牧野战场。两军各自作一番短暂的战前动员。冲锋号角一响，以周军为首的诸侯联军精神抖擞，如虎入羊群般杀入商军阵中。而用奴隶拼凑起来的商军士兵本来心中就不情愿，到了生死关头，更不会去为帝辛卖命，纷纷倒转矛头，反戈一击，冲向商军的大部队。一场混战开始了，很多人尚在犹豫之中，已作了周军刀下之鬼；更多人在大部队的冲击践踏之下丢了性命。结果商军大败，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虽然用“血流漂杵”来形容有些夸张，但当时的惨烈血腥景象也由此可见一斑。（据《逸周书•世俘》记载，武王伐纣的总体战果是，共击毙商军和商的属国军队共177779人，生俘300230人，攻灭纣之属国99个，臣服652个。）
周师和诸侯联军入城后的“血流漂杵”可解释为：
帝辛一看形势不妙，率军退守王城，周兵奋力攻之。城破，周兵如潮水般地拥入城中，上百万人口的繁华王都，顿时血流成河。此时已近黄昏。帝辛一看，大势已去，正想登上鹿台，看望姮己，不料武王赶到，生擒帝辛。遂用黄钺斩下纣头，悬之于大白之旗示众。武王登上鹿台，觅得姮己等纣之宠妃，杀之，悬其头于小白之旗。此时，朝歌城里城外 ，已是一片喊杀之声，大街小巷，如一片火海。上百万人口的朝歌王都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上面我们是从箕子《麦秀歌》提供的证据来厘定牧野会战和武王挥师入城屠杀殷军和殷人的残酷性，否定了司马迁的牧野会战类似兵不血刃和周师入城类似和平解放殷都的说法。实际上，以箕子《麦秀歌》为证推测武王伐纣时对殷都的毁灭性破坏并非我的首创，最先作出这个判断的是山东省原副省长、山东省政协九届副主席、山东省慈善总会会长、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会长谢玉堂。他在2011年7月出版的《甲骨文的由来与发展》一书中说：“周武王十三年，纣王时的重臣箕子到周朝朝拜时特意去旧都看了一次，当他看到昔日的首都一片淒凉，不禁悲从中来，欲哭无泪，并为此作诗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谢先生由此推测说：“公元前1046年武王灭纣，这对安阳（引者按：谢先生实际指的是位于今安阳一带的纣之王都）是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和破坏。可想而知，其破坏性绝不亚于后来的项羽毁灭咸阳”。（上述两处引文均见于谢玉堂 著《甲骨文的由来与发展》第106-107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谢先生仅以公元前206年项羽毁灭秦都咸阳一例来比喻说明公元前1046年武王伐纣时，对殷都的毁灭性破坏程度，其实武王挥师入城时烧杀抢掠、屠杀殷都百姓的残酷程度还可从下列四例外族入侵中国历代首都的的事例来推测之。
公元311年即西晋永嘉五年，匈奴攻陷晋都洛阳、掳走晋怀帝，史称永嘉之乱。之后，迫使晋室南渡建康（南京）。但乱后，洛阳并没有成为废虚。这说明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挥师入城对殷都的破坏程度应该强于公元311年匈奴攻陷晋都洛阳时对晋都洛阳的破坏程度。
公元1126年和1127年，北宋皇帝宋钦宗靖康年间。金军两次攻破宋都东京（今河南开封），在城内搜刮数日，掳徽宗，钦宗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卿等数千人后北撤，使称靖康之耻。事后，迫使宋高宗南渡杭州。但开封并没有沦为废虚。这说明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挥师入城对殷都的破坏程度应该强于公元1126年和1127年金人两次攻陷宋都开封时对宋都开封的破坏程度。
公元1900年（庚子），八国联军攻陷清都北京，迫使清廷皇室逃往西安。史称庚子之耻。事后，虽圆明园被烧毁，但北京并未沦为废虚。这说明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挥师入城对殷都的破坏程度应该强于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清都北京时对清都北京的破坏程度。
公元1937年12月13日，二战时侵华日军攻陷民国首都南京，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中国平民和战俘进行了长达六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史称“南京大屠杀”。事后，虽迫使蒋介石迁都重庆，但南京并没有沦为废虚。这说明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挥师入城对殷都的破坏程度应该强于公元1937年日军攻陷民国首都南京时对民国首都南京的破坏程度。
纵观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上述六次外族攻陷中国时王王都或民国首都事件，虽然其对时王王都或民国首都的破坏性都极其严重，但后五次都没有使时王王都或民国首都沦为废虚，使时王王都沦为一片废虚的唯一的一次就是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率诸侯联军入侵殷都的事件。而且周军破坏殷都事件是在牧野会战周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后武王挥师入城时发生的。可见当年周武王挥师入城后大规模烧杀抢掠手无寸“铜”的殷都平民的严重程度，一定远大于秦亡后项羽咸阳屠城、晋永嘉之乱、宋靖康之耻、清八国联军入京、民国日寇南京大屠杀等外族入侵时王王都或民国首都时的破坏程度。只是因为后来的历史是周人写的，周后的历史又是由奉“周礼”为圭臬的儒家写的。因而没有人记载，也没有人敢提这件事罢了。但三千年前箕子的麦秀歌和二十世纪考古发现证明在河南省洹、淇间真有个废了的殷都存在（今通称为“殷墟”）应该是两个铁证。
上面以帝辛死亡一案的厘定和牧野之战的残酷程度的厘定为例来说明在评判历史事件时，如何才能做到“客观、公正” 。其实对许多历史疑案，我们都可以如此进行分析，以便进行“客观、公正”的评论。

         第四部分 对殷末“三仁”之首微子的评价值得商榷

近代、现代贬低微子的学者，主要有下列四个论据，其实这四个论据都是不经一驳的：
否定微子的论据之一：微子是软骨头，卑躬屈膝地向周人投降。
其实微子卑躬屈膝投降周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乞求武王停止杀戮，使剩下来的族人和朝歌百姓免遭涂炭。分析如下：
甲子日，牧野决战失败，帝辛带领殘兵败将，退守王城，周兵奋力攻城，又经过一番厮杀。城破，周兵如潮水般地拥入城中，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上百万人口的繁华王都，一时鬼哭狼嚎，血流成河。此时已近黄昏。帝辛一看，大势已去，正想登上鹿台，看望姮己，不料武王赶到，生擒帝辛。遂用黄钺斩下纣头，悬之于大白之旗示众。武王登上鹿台，觅得姮己等纣之宠妃，杀之，悬其头于小白之旗。此时，朝歌城里城外 ，已是一片喊杀之声，大街小巷，如一片火海。外出避难以求自保、性情憨厚以仁德著称的微子，一看大商气数已尽，已经无力回天。情急之下，匆忙回到城中。他认为，目前，只有面见武王，乞求他下令停止杀戮，才能使剩下来的族人和朝歌百姓免遭涂炭。于是，微子就带着宗庙里的殷族祭器，到武王的营门去，他裸露上身。把手捆在背后，让左边的随从牵着羊，让右边的随从拿着茅，跪着向前行走，卑躬屈膝地乞求武王赶紧停止杀戮，以保剩下来的族人和王都百姓平安。于是武王也就给个顺水人情，一面下令罢兵，一面安抚微子，保留微子的爵位。后世殷商后裔为感激微子忍辱负重的存商续殷之德，三千年来祭祀微子的香火不断，一直将微子视为心中的圣人。微子存商续殷之德不仅见于历史文献，而且广泛存在于殷商后裔各姓的族谱家乘中（如殷姓、宋姓、孔姓等）。
微子素有治国之才，后来将他的封地宋国治理成胜过周室的中华礼仪之邦，成为周代保存殷礼、传承殷商文化的唯一殷礼特区，是周时供人学礼的一块样板地，经宋国传承的殷礼是后来更加成熟的周礼之源。由于宋地获得大治，殷商遗民纷纷奔之。微子临终前，君位不传子而弟，一时传为佳话。有的学者将微子不传子而传弟归结为其子与微子政见不合或认为其子早亡，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微子虽然在无奈中，为存商续殷，为时有上百万人口的王都免遭杀戮，选择了投降周人的道路，但微子投降的原因是为了百姓，而不是为自己。后世儒学认为，微子一生的行为符合儒家的“仁人”标准，所以孔子将其列在“殷有三仁”之首（《史记•宋微子世家》），受到后世史家的尊敬。众所周知，孔子从来不以“仁”字轻易许人，但却将“仁”字许给投降周人的微子，为什么呢？有人将这归结为微子是孔子的祖先，是不对的。除微子以外，孔子还有一些也很有名气的直系祖先，他为什么不将“仁”字许给他们 ，这是持“祖先说者”怎么也不能自圆其说的。纵观中国历史，将投降变节分子称为“仁人”的，只有微子一例。不仅如此，而且微子的后世子孙都认为以微子为祖是非常光荣的。平民如此，达官显贵更如此。如东晋赫赫有名的殷浩将军、唐朝开国功臣殷开山，在皇帝面前都称自己为微子的后人。在传统史学中，帝辛被骂了三千年，微子被歌颂了三千年。近代、现代随着说帝辛好话的人多起来以后，说微子坏话的人也就多了，好像为帝辛正名就必须打倒微子似的。其实微子一生憨厚，有守礼治国之才，投降周人也是看到王都“血流漂杵”的形势，为救百姓于水火而作的被迫选择，要不是微子当年的果断决择，我们的殷族祖先可能早就被周人赶尽杀绝了，当然也就不会有后来如此众多的各个姓氏的末商王室后裔了（如殷宋孔林禄等姓、汤姓之一支、王姓之一支等）。
否定微子的论据之二：微子是帝辛的反对派。微子、箕子、比干这“三仁”确实与帝辛政见不合，治国理念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为了殷代的长治久安，何况“三仁”据理力谏的都是针对帝辛身上的缺点的。
否定微子的论据之三：微子出走奔周，与周人订了倒殷的“里应外合”的共头山之盟。微子为了自保暂时出走是事实，但微子奔周没有任何史据为证。至于说微子与周人订了共头山之盟，只有《吕氏春秋•诚廉》一例孤证。《吕氏春秋•诚廉》的故事原文如下：孤竹人，伯夷、叔齐。“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阳，则文王已殁矣。武王即位，观周德，则王使叔旦就胶鬲於次四内，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内，皆以一归。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於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於共头之下，皆以一归。伯夷、叔齐闻之，相视而笑曰：‘嘻！异乎哉！此非吾所谓道也。……. 今天下暗，周德衰矣。与其并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洁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阳之下而饿焉。”这个故事的白话意思是：“ 从前周朝将要兴起的时候，有两位住在孤竹国的贤士，名叫伯夷、叔齐。因仰慕文王之德两人—起西行到周国去，走到岐山之南，文王却已经死了。武王即位，宣扬周德，派叔旦到四内去找胶鬲，跟他盟誓说‘让你俸禄增加三级，官居—等。’准备三份盟书，文辞相同，把牲血涂在盟书上，—份埋在四内，两人各持一份而归。武王又派保召公到共头山下去找微子，跟他盟誓说：‘让你世世代代作诸侯之长，奉守殷的各种正常祭祀，允许你供奉桑林之乐，把孟诸作为你的私人封地。’准备三份盟书，文辞相同，把牲血涂在盟书上，一份埋在共头山下，两人各持—份而归。伯夷，叔齐闻知这些，互相望着笑道，‘跟我们原未听说的不—样啊！这不是我们所说的道啊？……如今天下黑暗，周德已经衰微了。与其依附周使我们的名节遭到玷污，不如避开它使我们的德行精白高洁。’于是两人向北走，走到首阳山下饿死在那里。”这是一个武王伐纣前对殷用间的故事，听起来更像小说，是否虚构，我们先放在一边不说。现分析这种结盟的真实性。从故事情节看，伯夷、叔齐行到周时，文王已死，武王即位。即是说故事发生在武王伐纣之前。二人听说武王用间，先派叔旦在四内与胶鬲盟，又派保召公到共头山与微子盟。显然，这应是周室绝密的事情，伯夷、叔齐两位外来之客是绝对听不到、看不见的。这是疑之一也。用间有多种不同的设计，伯夷、叔齐二人听到的消息，或可是周室故意放出的风，意在让这些消息传到殷都去，以离间殷的君臣关系。这是疑之二也。据《史记》武王在牧野决战得手入城后，微子面见武王时是非常卑躬屈膝的，生怕武王拒降而杀他。如果他们有盟在先，微子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武王兑现盟约条款，还有必要那么卑躬屈膝乞降吗？这是疑之三也。武王伐商得手后，并没有践共头山之约，并没封微子为奉守殷的各种正常祭祀，而是封纣子武庚禄父为殷侯。微子被封是在武庚被诛之后。这是疑之四也。由下文将要分析的《吕氏春秋•贵因》可知，武王率领诸侯联军伐殷出师时，微子并不知情，还是等胶鬲至鲔水看到周师回来报告后，才知道周师的动向。按理说，如果武王与微子早订好了里应外合的计划，周人早就该将周师何时出发何时到达殷都全部告诉微子，绝对不会再要微子派胶鬲去探听。这是疑之五也。由此可见，微子、胶鬲与周人密谋推翻纣王这件事绝对不是真实的。因此《商代史•卷二》第230-232页的分析和猜测是不合理的。
否定微子的论据之四：当微子派胶鬲充当殷使候周师。胶鬲于鲔水探知周师将于甲子日到殷都的消息，遂回报微子做好了里应外合的准备，终于使武王在牧野战场，兵不血刃，就伐殷得手。这个论据缘于《吕氏春秋•贵因》：“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见之。胶鬲曰：‘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将之殷也。’胶鬲曰：‘朅至？’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报矣。’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军师皆谏曰：‘卒病，请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胶鬲以甲子之期报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胶鬲不信也。胶鬲不信也，其主必杀之。吾疾行以救胶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陈矣。至殷，因战，大克之。此武王之义也。人为人之所欲，己为人之所恶，先陈何益？适令武王不耕而获。”这则故事的白话文大意是“武王的军队到了鲔水。殷派胶鬲来侦察周师，武王会见了他。胶鬲说：‘西伯将到什么地方去？不要欺骗我。’武王说：‘我不欺骗你，我们将到殷去。’胶鬲说：‘哪一天到达？’武王说：‘将在甲子日到达殷都郊外。你可以拿这话回去报告。’胶鬲走了。这时天下起雨来，日夜不停。武王命令快速行军，不停止前进。军官们都劝谏说：‘士兵们都很疲惫了，让他们休息休息吧。’武王说：‘我已经让胶鬲把甲子日到达殷都郊外的事报告给他的君主了，如果甲子日不能到达，这就会使胶鬲失信。胶鬲失信，他的君主就一定会杀死他。我急行军是为了救胶鬲的命啊。’武王果然在甲子日到达殷都郊外，殷军已经先摆好阵势了。武王到达后，就立即开始战斗，结果大败殷军。这就是武王的仁义。武王做的是人们所希望的事情，而纣王自己做的却是人们所厌恶的事情，所以事先摆好阵势又有什么用？这正好让武王不战而胜。”这段话中，主张否定微子的学者都一口咬定。胶鬲不是纣王的使者，而是微子的使者，微子是胶鬲的主人。其实这个问题是不经一驳的。因为从文中可看出，胶融回来后，是向纣王报告的。正因为胶鬲的报告，纣王才预先知道周师将在甲子日到，所以他预先拼凑出七十万奴隶兵，预先将七十万奴隶兵开到牧野战场，摆好阵势，计划拒敌于国门之外。因此以京郊牧野为主战场是纣王预先选定的，不是周武王预先选定的。牧野决战前殷军预先选好战场、布好阵势的事实说明，胶鬲不是微子的使者，而是纣王的使者。在牧野会战期间，微子也没有参与任何里应外合的活动。由此可知《商代使•卷二》第230-231页的分析和推测是不合理的。《商代使•卷二》第233页对微子作了结论性评价：“种种疑点说明，即使文献记载不见微子投奔周人，从史实出发而得出结论：微子与周人在灭商之前联络过，得到周人允诺后，与周人一起，里应外合，推翻了商纣王的统治，故有周灭商后微子受到周王分封而国于宋的结果。”显然，对微子的如此评价，与上述分析的史实不符，因此《商代使•卷二》第233页对微子的结论性评价不能成立。
总之，综合以上几点，《商代使•卷二》第232-233页对微子的评价是值得商榷的。

                                结束语

本文对十一卷本《商代史》作了全面评述后，又以大量篇幅的赘文对末商重要历史人物帝辛、三仁”之首微子和殷周之交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评论提出了与《商代史》相悖的意见。其中对帝辛、周武等历史人物的评论和对牧野会战的残酷性、周人在郊战得手后武王挥师入城时对时有上百万人口的地球上最大城市殷帝国王都朝歌的破坏程度等历史事件的评论还突破了司马迁《史记》的束缚。并进而指出因受时代局限，司马迁的《史记》在记述殷周之交的历史事件和评价殷周之交的历史人物时，是有很大的倾向性的，“扬周武贬殷纣”是司马迁的基本立场，也是他那个时代主政者汉武帝和主流学者董仲舒等人的基本立场。因此，我们在重建殷周之交的上古史时应以现代史家的眼光，进行科学的审视和洞察， 尽可能做到“客观、公正”，不囿于司马迁的《史记》。
从历史发展大势来看，历史长河中的王朝更替，有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三千年前的以周代殷，也是历史的一种进步。殷族人创造的殷文化虽然很灿烂，但周人对殷文化进行一番改造后升华形成的周文化比古老的殷文化更加光彩夺目。历史有历史自身的发展规律，它的发展是天然合理的，是不以我们后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今天之所以要客观、公正地评论历史上的人和事，主要目的不是为古人当裁判员，而是以史为鉴，从历史事件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建设好我们当前的社会，将人类社会推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本人是从事理工科研究的技术人员，退休后才学了点文史。前两年因爱好殷商文化，有幸得到时任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的王宇信先生点拨和敲打，才下苦功夫读了点王先生的书和其它史书，才对历史知识和甲骨学知识懂了点皮毛，也可以算是王先生的不合格的编外弟子吧。宋镇豪先生主编的十一卷《商代史》出版后，我如饥似渴地粗读了一遍，班门弄斧般地写了上述文字，请各位史学前辈和专家不要见笑。

殷商传承文化研究网 站长 殷作斌 2012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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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