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氏网新闻】“商”、“殷”、“殷商”辨
- 中华殷氏网 2013年7月3日 殷作斌
商、殷、殷商辨
-----兼论成汤代夏后的国号称殷不称商
【编者又按】本文发表于网上后，又见到了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为了解决孔子、孟子、司马迁和许多传世文献屡称“殷”和甲骨卜辞殷商王或贞人常自称“商”的矛盾，提出“商是本号，殷是别号；商是自称，殷是他称”的折衷观点。为了说明这种观点也是不真的，在文中又增加部分文字。后增加的部分，一律为蓝色字标出，以利读过本文的网友补读。
殷作斌 2013-7-9名 于于江苏淮安
【编者按】：《商、殷、殷商辨-----兼论成汤代夏后的国号称殷不称商》一文，是计划编写的殷商史志或殷氏简史的开篇之作。对于研究殷商后裔姓氏史和正在编写族谱的网友和宗亲来说，弄清“商”、“殷”、“殷商”这三个历史概念极为重要。现将其先在网上发表，满足部分宗亲之急需，供他们在编族谱写谱序时作参考。如果有支派愿意将本文收进新谱传世，本人感谢不尽！
殷作斌 2013-7-3 于江苏淮安
引言（摘要）
“商”、“殷”、“殷商”是三个含义不同、存在时间跨度也不同的历史概念，古今史家多有混淆。到目前为止，唯有西汉太史公司马迁和港台以李定一教授为代表的史学大师们能正确辨之。在成汤代夏前，“商”既是族名，指商族始祖“子契”的后裔，又是夏的诸侯国商侯的邦国名。对此，史无争论。但成汤代夏后的商是否仍是族名兼国名，学界有不同认识。笔者认为，正如港台史学泰斗李定一教授所言，成汤代夏后，已改国号为殷。此时，作为国名的“商”虽已废弃不用，但作为族名的“商”的功能却大大增多，且其政治功能明显地高于其血统功能。
“殷”是朝代名，特指商族始祖子契的十三世孙成汤（子履）代夏建立的多民族国家殷王朝。成汤代夏以后，国名虽称殷不称商，但商仍是政权、族权、神权三权合一的王权至高无上的象征，凡是王权集结之处皆仍称商而不称殷，如天下共主天子自称商王、统治中心王畿称商、王都称商、宗庙和祭祀场所称大邑商、天邑商等（这些均已为卜辞所印证），以彰显祖宗的功德和商族统治其他各族的权威。作为国号的殷只在处理全天下政务和外交场合下使用（如召集方国邦君会盟、昭告、以天下共主名义征讨反叛者、与友邦结盟或建立友好关系等），在其它场合均仍用商不用殷。这是族权、神权、政权集于（商）王一身的殷王朝的必然现象，不似我们现在这样，一旦国名定了，就天天用、年年用，时时刻刻用。这就是卜辞中“商”字频频出现而作为国号的“殷”字反而罕见的原因，这也正是一些学者误以为成汤代夏后国号仍为“商”的原因。因此，成汤代夏立国的国号叫商还是叫殷，在卜辞中无法辨别。卜辞中“商”字出现的频度比“殷”字高得多，这些“商”字既可解读为增强了的族名政治功能，也可解读为国名的功能。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将传世文献与卜辞结合起来考察。
“殷商”这个名称出现于成汤代夏立国以后，殷商合称的最初含义是泛指商族和商族人建立的王朝“殷”国，其政治含义高于血统含义。殷亡以后，“殷商”一词，则成为商族及其后裔的专用指代词，称殷商族或殷商后裔，其始祖子契也常被称为商契、殷契或简称为契。此时，“殷商”这一名称的政治含义丧失，只剩有血统含义。殷亡后，“殷商”一词成为商族及其后裔的专用指代词，很容易在殷商后裔各姓氏的族谱中获得证明。笔者查阅了许多殷商后裔的族谱，几乎均称自己为殷商后裔或殷商后人，很少有单称商后裔的。
其实，商、殷、殷商这三个不同的历史概念很容易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和《诗经》、《尚书》等先秦文献中梳理出来，只是历代史家受习惯势力左右未能正确梳理而已。现据古今文献，结合殷墟的地下发现，梳理如下，乞专家指教。
第一节 现状
中国历史上继夏代之后存在时间长达600年左右的王朝，大陆学者惯称为商代，港台的一些著名学者则惯称为殷代。近年，宋镇豪先生主编的记述这一王朝真实存在的十一卷本巨著、新体例断代史，即冠名为《商代史》①。港台权威学者、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台湾政治大学李定一教授则从司马迁《史记•殷本纪》说，称之为“殷代”，主张将“习称的夏商周三代，应该改为夏殷周才符合史实。”②但也有些学者主张殷商合称，将记载这一时期的历史称为“殷商史”，如胡厚宣、胡振宇父子合著的《殷商史》③开篇就设“专节” 讨论《殷商朝代之名称》。胡氏父子认为“上古时代的君王，均以其国都所在的地名作为国号，而不像后世的君主，是用国都地名以外的美称来作为国号。”
殷代已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甲骨文字的出土，殷墟发掘的成功，使《史记•殷本纪》等古代文献记载的许多史事得以印证，殷王朝及其史事已被证明为中国历史上的真实存在，殷代史已是中国古代的信史（严格地说，甲骨学周祭制度的发现，已将殷商族的信史前推至子契的七世孙上甲微时期）。
殷王朝为殷商族始祖子契的十三世孙成汤（子履）革夏命所建，终于子契的二十九世孙帝辛（纣，子受）。历十七世三十一王（此从《史记》，据卜辞周祭制度的祀典研究，享受天子祭祀待遇的实为十七世二十九王），于公元前1046年④为周武王姬发所灭。契，又作偰，古作禼（xiè）。契又称商契、殷契，世称玄王。传说契，为帝喾次妃有娀氏女简狄所生，因佐大禹治水有功，被舜任为司徒，主持教化人民，封于商，赐姓子，后宅居于蕃（从《世本》），为商族或殷商族之始祖。殷商作为一个朝代，于三千多年前就已灭亡，作为一个种族，一直延续到现在，成为一个人口过亿的庞大姓氏族群。据历代姓氏学家的研究，由殷商子姓衍生出来的姓氏已近200个，其中见于《世本八种•秦嘉谟辑补本•氏姓篇》⑤的源于子姓的殷商后裔“殷、时、来、宋、空同、黎、北旄、目夷”八大族就有116个姓氏（子姓的三级衍生姓氏）。其一级姓氏“子姓”条注有“左传隐元年正义引世本云，子姓：殷、时、来、宋、空同、黎、北髦、目夷、萧。此世本原文也”。并在一级姓氏“子姓”条目左侧列出其八大族（二级衍生姓氏）：“殷、时、来、宋、空同、黎、北旄、目夷”。又在每一族（二级衍生姓氏）条目下再列出由其衍生的三级姓氏（氏）和。每一个氏（三级衍生姓氏）的得氏渊源。例如一级姓氏“子姓”的八大族中第一大族为“殷”族，属于“殷”族的共有22个“氏”（三级衍生姓氏）：“殷氏、衣氏、汤氏、乙氏、甲氏、沃氏、稚氏、梅氏、祖氏、武氏、邓氏、权氏、堂阳氏、郝氏、王氏（比干王）、孙氏、林氏、箕氏、李氏（箕子李）、鲜于氏、鲜氏、禄氏”。在每一个“氏”（三级衍生姓氏）条目下又分别记有其得氏渊源。例如在“子姓•殷族•殷氏”条目下记有“殷氏，以国为氏。汤国号也。二十四代、三十四王、六百二十九年、为周所灭。子孙以国为氏。”在“子姓•殷族•衣氏”条目下记有“衣氏，齐人言殷声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在“子姓•殷族•汤氏”条目下记有“汤氏，殷汤之后也，以諡为氏。”在“子姓•殷族•邓氏”条目下记有“邓氏，殷王武丁封叔父于河北，是为邓侯，后因氏焉。” 在“子姓•殷族•林氏”条目下记有“林氏，殷太丁之子比干之后。比干为纣所害，其子坚逃难长林之山，遂姓林氏。” 在“子姓•宋族•微氏”条目下记有“微氏，殷有微子、微仲，微国名为氏。鲁有微虎。”在“子姓•宋族•宋氏”条目下记有“宋氏，殷王帝乙长子微子启，周封于宋，遂以国为氏。” 在“子姓•宋族•孔氏”条目下记有“孔氏，宋愍公生弗父何，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胜，胜生正考父，正考父生孔父。子孙以王父字为氏。”等。《世本八种•秦嘉谟辑补本•氏姓篇》除了列出上述的“子姓•殷族”的22个姓氏外，还分别列出“子姓•时族”的1个姓氏：“时氏”。“子姓•来族”的1个姓氏“来氏”。“子姓•宋族”的85个姓氏：“微氏、衍氏、宋氏、南宫氏、孔氏、正氏、邹氏、白马氏、经氏、祝其氏、华氏、督氏、幹献氏、耦氏、所氏、季老氏、事父氏、皇甫氏、戴氏、乐氏、司城氏、右师（司）氏、桐门氏、老氏、老成氏、鱼氏、左师氏、鱼孙氏、耏氏、艾氏、雍氏、鄐氏、鸱夷氏、中野氏、不夷氏、冀氏、牛氏、仇氏、武氏、宣氏、穆氏、罔氏、朝氏、庄氏、仲氏、右师氏、勃氏、幾氏、三伉氏、王夫氏、徵氏、郑氏、鳞氏、桓氏、臧氏、荡氏、虺氏、泥氏、向氏、合氏、靈氏、围龜氏、既氏、獲氏、專氏、戎氏、贾氏、尾氏、巳氏、成氏、边氏、桓氏、司马氏、公朱氏、东鄉氏、西鄉氏、西鉏氏、子革氏、甫爽氏、褚氏、石氏、褚师氏、薄氏、木门氏、朱氏”。“子姓•空同族”的1个姓氏：“空同氏”。“子姓•黎族”的1个姓氏：“黎氏”。“子姓•北旄族”的2个姓氏：“北旄氏、髦氏”。“子姓•目夷族”的3个姓氏：“墨夷氏、目夷氏、萧氏”。
对子契封于商，以地名立族，其后裔称“商”族，史无争论。但成汤代夏后的商族国号究竟是“殷”，是“商”，还是“殷商”？三千多年来的不同声音，还是不绝于耳。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称殷不称商，为众所周知。因为司马迁认定盘庚所迁之“殷”地，就是“复居成汤之故居”，后世史家多视此为圭臬，认为司马迁的考证是成汤代夏的国号为“殷”之铁证。其中，唐林宝撰 《元和姓纂》对此说得最明确：“殷，子姓，成汤国号也。”但也有学者认为成汤代夏立国的国号本为商，到盘庚迁都至殷以后才改国号为殷，两者合称之为殷商。此说以魏晋间人皇甫谧为代表，他在《帝王世纪》中说“帝盘庚徒都殷，始改商曰殷”⑥。明代许诰的《通鉴纲目前编》⑦也持此说。皇甫谧说在学术界虽不是主流，但在民间影响很大。民间稍有历史知识的人几乎都认为，商代只是在盘庚迁殷以后才叫殷。笔者看了民间的许多殷商后裔家谱序，几乎都持此说，足见皇甫谧说在民间的影响之大。但今天大陆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与皇甫谧说不同。今天大陆学术界的多数学者认为，即使在盘庚迁殷以后，当朝时人仍以“商”为国号，“殷”只是后朝对前朝的称谓。因为，在以前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专家们未在甲骨文中释出“殷”字，而“商”字却出现过很多次，而专家们又未能正确解读甲骨文中“商”字频频出现的原因，所以中国大陆的不少史家认为成汤代夏后的国号为商不为殷，即使在盘庚迁殷以后，当朝时人仍以“商”称呼自己，“殷”则是商朝核心疆域外面的人对当朝的称谓，特别是灭商以后的周人对前朝的称谓。后来随着于省吾等人在甲骨文中释出“殷”字，虽有不少专家修正了自己的观点，但主流学者还是坚持原来的看法。这就是宋镇豪主编的十一卷本《商代史》不叫“殷代史”的原因 。可是港台地区权威学者的看法却与此大相径庭。例如，港台地区史学泰斗李定一教授在他的《中华史纲》里就说：成汤“代桀而称天子后，当天子前的封号商已不用，商成为供奉祖先的宗庙所在地，称‘大邑商’，是地名；而国号为殷。盘庚以前《史记》对之均称殷，有‘殷道衰’、‘殷复兴’、‘殷复衰’、‘殷衰’等凡四见。《史记•殷本纪》更是国号是殷不是商的铁证。盘庚即位前，已是‘诸侯莫朝’，盘庚乃由河北迁回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可见盘庚是回到殷，殷是故都。一般所谓盘庚迁殷，始国号殷，实误。事实上，商是始封的小地方的名称，商汤成天子后，‘大邑商’只用之为宗庙所在地而已。有的史学家说‘殷商’者，就是指住在殷地方的商人，也说得通。习称的夏商周三代，应该改为夏殷周才符合史实。”②
大陆有些史家也意识到了解决成汤代夏后国号是商是殷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如南京大学教授胡阿祥等早在1999年就提出“名号不是小事，名不正则言不顺”⑧的问题。但他们为了解决孔子、孟子、司马迁和许多传世文献屡称“殷”和甲骨卜辞殷商王或贞人常自称“商”的矛盾，提出“商是本号，殷是别号；商是自称，殷是他称”⑧的观点。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未弄明白卜辞中“商”字频频出现而作为国号的“殷”字反而罕见的原因。
本节注释
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宋镇豪主编《商代史》第1版全十一卷于2010年7月至2011年7月陆续出齐。《商代史》，各卷书名、出版时间和主笔学者分别为：卷一《商代史论纲》2011.07、卷七《商代社会生活与礼俗》2010.10，宋镇豪；卷二《“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2010.12，韩江苏、江林昌；卷三《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2010.11、卷五《商代都邑》2010.07，王震中；卷四《商代国家与社会》2011.04，王宇信、徐义华；卷六《商代经济与科技》2010.10，杨升南、马季凡；卷八《商代宗教祭祀》2010.10，常玉芝；卷九《商代战争与军制》2010.11，罗琨 ；卷十《商代地理与方国》2010.10，孙亚冰、林欢；卷十一《殷遗与殷鉴》2011.07，宫长为、徐义华。（共13人主笔参编）
② 李定一著《中华史纲》第19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或同书，大陆横排新版，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第20页。
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④从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版。
⑤【汉】宋衷注，【清】秦嘉谟等辑《世本八种》，中华书局，2008年8月第1 版，北京。
⑥ 见《太平御览》卷八三。
⑦【明】许诰《通鉴纲目前编》就将殷代阳甲以前的王称作商王，而将盘庚以后的王称作殷王。
⑧南大历史系教授胡阿祥《商国号考说》，文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NO.4.1999。近几年来，他在登央视百家讲坛《说国号》节目中更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第二节 梳理的原则
在大陆学术界，对商、殷、殷商这三个名称，最早提出界定设想的是胡厚宣、胡振宇父子。胡氏父子在其合著的《殷商史》中说：“究竟此三个名称的含意是否即指一组绝对相同的历史时代，还是各有不同的限度？” ①可惜，胡氏父子只提出问题，没有将其深究下去。其实这个问题从历史眼光来看，很容易发现其在时间跨度上的区别：当是先有商，而后才有殷，有了商和殷后，才有殷商。但要精确界定这三个名称对应的时间跨度（历史时代），对古代文献和地下发现，得要有一个正确的梳理原则。否则就会，或得出错误的结论，或越理越乱最后退回到胡氏父子的老路上去，将“殷”、“商”合用，笼统地称之为“殷商”。笔者认为，要正确地界定商、殷、殷商这三个名称对应的时间跨度，得要遵守如下两条原则：
一、除汉司马迁的《史记》之外，要首选先秦，特别是周初和宋人的文献资料，不要过于相信后人的论述。
有人说，要界定这个问题，得要看当朝人自己怎么说。这个设想固然很好，但由于时间久远和周人对殷人典籍档案的故意破坏，或改造成周之典籍，并使之传世，使我们除地下考古发现外，无法得到殷代的真实传世文献。周室此举，意在从中国历史上抹杀曾屹立于东方六个世纪之久的泱泱大国殷之影响，给后人造成一种假象，使后世史家误以为周才是中华一统和中华灿烂文化的缔造者。周人这个良苦用心，经后世孔、孟等儒学大师，特别是经董仲舒等汉儒们，大力提倡和渲染，成为中国的正统治史思想，统治了中国史学界近三千年，直到甲骨文的发现，特别是安阳殷墟发掘的成功，殷代灿烂的文化才重见天日。因此，除了刻在甲骨上的殷代卜辞之外，我们无法得到反映殷代文化的真实史料。而卜辞本身的形成过程又决定了它不能反映殷代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此路不通，只好退而求其次。首先是看周初人怎么说，其次是看周的属国宋国人怎么说。有人认为周人会贬称殷人，周初文献不可靠。其实不然，周人在灭殷，特别是在平定武庚复国和三监之乱时，对殷人大肆杀戮一阵，致昔日繁华的殷都朝歌成为箕子笔下的一片废墟后（箕子麦秀歌），痛定思痛，已经制定出一套不激起殷人反抗、吸引殷人归顺的怀柔国策。周人只将万恶归于帝辛和少数的殷“顽民”（特选一个意为马緧，寓残义损善的专字“纣”,来称呼帝辛，以示其万恶不赦，即是明证），而对大量的殷遗民则持拉拢态势。其办法就是将大力歌颂成汤仁政和斥责帝辛失德同时并举，宣传上天命周代殷行天子职的天命观，同时仿照殷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故事编造出一套殷商同源、亲如手足的神话：“与殷祖契是帝喾次妃有娀氏女简狄吞玄鸟蛋致孕而生相似，周祖后稷是帝喾元妃有邰氏女姜嫄踩巨人足迹致孕而生。周祖、殷祖都是帝喾的儿子，且周祖是元妃所生，而殷祖是次妃所生，周祖母的身份比殷祖母的身份更高贵。”通过此神话故事的广泛宣传，使人们相信周裔比殷裔应有更优先的天子继承权，为以周代殷行天子职的合法化制造口实。因此，从周初为稳定局势的政治需要来看，周初的文献资料是绝不会贬殷的。即使有贬，我们还可以用周初宋人的文献来补充，因为宋国是周特为祀殷和延续殷代礼制的“样板国”，宋人是绝不会贬低自己的祖先的。因此，周初和宋人的传世文献，我们可以大胆地采用。
二、不能过于依赖刻在甲骨上的殷墟卜辞。
记录在甲骨上的殷墟卜辞虽是反映殷代一些社会活动的真实记录，但殷墟卜辞有片面性，我们不能指望殷墟卜辞能解决殷代文化的所有问题。伴随着宋镇豪主编十一卷本新体例断代史《商代史》的成功推出，史学界有些学者骄傲了，以为殷商史中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号称十余万片的卜辞中找到答案，殊不知这正是犯了史家的大忌----以偏盖全的毛病。就以界定商、殷、殷商三个历史名称对应的时间跨度问题而言，有些学者，看到卜辞中“商”的称谓较多，而“殷”字罕见，就匆忙地得出结论说，即使在盘庚迁殷以后，国号也是“商”不是“殷”。这些学者虽不敢断然否定司马迁将成汤建立的王朝叫做殷代的论断，但其内心是主张成汤代夏建立的王朝叫商代不叫殷代的。换句话说，他们内心是认为司马迁将成汤建立的王朝的历史叫做《殷本纪》是不恰当的，还是叫“商本纪”较为合适。
殷墟卜辞虽是使殷代史成为信史的珍贵资料，但其形成过程的本身就决定了它在反映殷代历史文化方面的局限性。正如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港台史学泰斗李定一教授所言：“甲骨文又称为‘卜辞’，贞卜的人多数是当时的史官奉王命而行之，天子有时也亲自贞卜。贞卜之事是天子所独享，其他人等均不得行之。因此卜辞只代表国王对于宗教信仰的记载。贞卜的事项，写刻卜辞的多少，也全由王的兴致而定。”“国王所关心的事，自然不能代表全部殷代历史，而我们今日所能看到的甲骨文，又只是余劫的一少许。”②甲骨文大家董作宾更是为此发出了无奈的感慨：“这号称十万片的卜辞，我们现在能见能用的又不到五分之一，就这样‘从宽’估计，那么甲骨文所能代表的殷代文化，也不过百分之一。用这百分之一的材料，却希望能写出百分之一百殷代文化史，那岂不是做梦？”③总的来说，在界定商、殷、殷商三个历史概念时，我们要重视卜辞，但又不能过于依赖它，更不能片面的理解它。比如，对卜辞中频频出现的“商”究竟是指什么，我们就要结合传世文献详加研究。
本节注释:
① 胡厚宣、胡振宇《殷商史》第1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② 李定一著《中华史纲》，第2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或同书，第22页，大陆横排新版，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引文中的四个“贞卜”，在2012年大陆横排新版本中均改作“占卜”。
③ 董作宾《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转引自李定一著《中华史纲》，第2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或同书，22页，大陆横排新版，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
第三节 论据和结论
一、在成汤代夏前“商”既是族名，指商族始祖“子契”的后裔；又是夏的诸侯国商侯的邦国名。对此，史无争论。但成汤代夏后的商是否仍是族名兼国名，学界有不同认识。笔者认为，正如港台史学泰斗李定一教授所言，成汤代夏后，已改国号为殷。作为国名的“商”虽已废弃不用，但作为族名的“商”的功能却大大增多，且其政治功能明显高于其血统功能。
成汤代夏后，商族，尤其是商族中的贵族，由普通的弱小族群上升为多民族国家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族群，商的首领从一个小邦的国君商侯上升为天下共主天子（帝）。此时，“商”作为族名的政治功能明显地高于其血统功能，在某种意义上说，商已成为政权、族权、神权三权合一的王权至高无上的象征。即是说，在成汤代夏以后，凡是王权集结之处皆仍称商而不称殷（如天下共主天子自称商王、统治中心王畿称商、王都称商、宗庙和祭祀场所称大邑商、天邑商等），以彰显祖宗的功德和商族统治其他各族的权威。这就是卜辞中“商”字频频出现而作为国号的“殷”字反而罕见的原因，这也正是一些学者误以为成汤代夏后国号仍为“商”的原因。成汤代夏后，其政治体制仍是政权、族权、神权三权合一的国家。天子（帝）既是天下共主，又仍是商族的最高主宰，仍自称“王”（商王），这在大量卜辞中已经得到证明。中央是这样，地方也是这样，各个子姓分族或异族的族长就是各个地方自然的行政长官。在商族内部，从天子到地方的层层宗族组织仍皆用商而不称殷。作为国号的殷只在处理全天下政务和外交场合下使用（如召集方国邦君会盟、昭告、以天下共主名义征讨反叛者、与友邦结盟或建立友好关系等），在其它场合均仍用商不用殷。这是族权、神权、政权集于（商）王一身的殷王朝的必然现象，不似我们现在这样，一旦国名定了，就天天用、年年用，时时刻刻用。
以上论述，很容易在卜辞中得到印证。殷天子（帝）仍自称商“王”不称殷帝的例子在卜辞中比比皆是。此外，天子直接统治的中心区域即王畿称“商”不称殷，如《合集》36975=《粹》907①，先贞问“商”（即王畿）今岁是否受年，再贞东西南北四土是否受年，即为王畿称商一例。王都名称“商”不称殷，有不少卜辞记有王“自商”、“入商”、“入于商”及“至于商”，均表示王经常进出王都的意思，如《合集》24227、20578、10344、32183等都是王都称商的例子。有影响的离王都较远的旧都或城邑可沿用原名称“商”，如《合集》17300贞问是否有象牙从“商”地进贡，显然这个叫“商”的地方应是离王都比较遥远的旧都或城邑。王为全族全国祈求福祉用“商”的名义贞问而不用国名“殷”的名义贞问， 例如《合集》20650、9661、9663、9664、9666、24427，此六例都是贞问全族全国是否受年，其中的“商”为代表全族或全国的名词。卜辞中除了有很多例单字词“商”字称谓可分别作上述解读外 ，还有一些三字词带“商”字的称谓，如“大邑商”、“天邑商”等也可作类似解读。据港台李定一教授的意见，“大邑商”可解读为王室重要的宗庙所在地，是祭祀场所的专称。如合集36507、36511、36530、36482、36546、36548等例，皆是出征前贞问是否受佑而告于“大邑商”。可见“大邑商”是王室的宗庙所在地，其内供奉有保佑出征顺利、凯旋归来的祖神，因此，每逢征战，王必亲自贞卜。另外，“大邑商”有时也指称“王都 ”，如西周早期的《何尊》铭文记有成王说的话：“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这里的“大邑商”显然是指殷帝辛（纣）的政治中心王都朝歌。卜辞中的“天邑商”出现于《合集》36540、36541、36542、36547、36535等。从这些卜辞来看，“天邑商”似为对先公、先王进行衣祭（大合祭）的场所，其地理范围应较大，应是在王畿内，甚至可能是王畿的名称。传世文献中，也有“天邑商”的称谓，《尚书•多士》记有：“予一人惟听用德，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这里的天邑商即是王畿的名称，指周初时武庚的封地。
上面主要论及成汤代夏后，象征王权至上的族名“商”的政治功能大大增多。但作为种族来说，“商”的基本功能还是血统功能。“商”族特别重视血统功能的手段是祭祀。契既为商族始祖，理应受到殷王的祭祀，在甲骨文中，应有所反映，且应排在“高祖”之列。专家们耗几十年工夫，查遍十余万片甲骨，终于在殷王的祭祀对象中，筛出享受高祖待遇的十四位②候选者。如高祖夒（《合集》30389，三期；《屯南》4528，四期）、高祖河（《合集》32028，四期）、高祖王亥或省作高祖亥（《合集》30447，三期；《合集》32916，四期；《合集》32087，四期；《屯南》608，四期；等）、高祖上甲（《屯南》2384，四期）、高祖乙（《合集》32447，四期；《合集》32448，四期；等）、岳（《合集》10076，一期；《屯南》1116，四期）等。其中在名前冠有“高祖”的（即属于“高祖某”类型的）只有夒、河、王亥（亥）、上甲、乙，共五位。在这五位“高祖某”类型候选者中，哪一位是商祖契呢？其中，高祖上甲已被史家确认是契的七世孙（即《史记•殷本纪》中的第八位先公微）。高祖王亥或高祖亥已被确认是上甲之父（即《史记•殷本纪》中的第七位先公振）。高祖乙已被确认是革夏命建立殷王朝的成汤（子履）。对高祖河，史家有较大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河（还有岳）是殷王祭祀的自然神，但持此说者至今拿不出可信的证据。有的学者认为河（还有岳）均是殷王的先祖，如郭沫若③等，此说从卜辞中即可求证。也有学者认为殷王除祭祀本族的高祖神外，对与商族关系密切的异族神也会尊为高祖来祭祀。他们认为,因有易族君緜臣杀商侯王亥，王亥之子上甲借河伯族之师而伐有易，灭其族，杀其君緜臣，因而殷王感河伯族之恩，将河伯族之君河这个异族祖先神也当作高祖来祭祀，并且刻意将上甲与河或者是王亥、上甲与河安排在一起祭祀。伊藤道治和王震中师徒即持此观点④。常玉芝认为 ，河为王亥之父（即《史记•殷本纪》中的第六位先公冥），岳为河之父（即《史记•殷本纪》中的第五位先公曹圉）， 也可能是岳为王亥之父（即冥），河为岳之父（即曹圉）②。现在只剩下一个候选者高祖夒了，这个高祖夒会不会是契呢？对此，史家还未达成共识，王国维认为夒是契之父帝喾⑤，常玉芝认为卜辞中的高祖夒即商族始祖契②。常玉芝说目前正在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可，笔者也认为卜辞中的高祖夒应当就是商族始祖子契，而不是帝喾。
从卜辞中虽可初步认定商族始祖契就是甲骨文中的高祖夒，但关于契因何受封立族的问题还得求助于传世文献。例如：
《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于商，赐姓子氏。契兴於唐、虞、大禹之际，功业著於百姓，百姓以平。”
《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诗经•商颂•长发》：“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
从以上文献加上卜辞之印证，契封于商，赐姓子，为商族之始祖，当无问题。
二、“殷”是国名，成汤代夏立国的国号称殷不称商。
成汤代夏立国的国号叫商还是叫殷，在卜辞中无法印证。因为卡辞中“商”字出现的频度比“殷”字高得多，这些“商”字既可解读为增强了的族名政治功能，也可解读为国名的功能。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将传世文献与卜辞结合起来考察。有些学者从卜辞中多次出现“商”的称谓，而罕见殷，就置许多传世文献而不顾，断然否定《史记•殷本纪》之说，将成汤的国号从殷改称商，是很不严肃的。正如前述港台史学泰斗李定一教授指出的那样：成汤“代桀而称天子后，当天子前的封号商已不用，商成为供奉祖先的宗庙所在地，称‘大邑商’，是地名；而国号为殷。……《史记•殷本纪》更是国号是殷不是商的铁证。……一般所谓盘庚迁殷，始国号殷，实误。事实上，商是始封的小地方的名称，商汤成天子后，‘大邑商’只用之为宗庙所在地而已。……习称的夏商周三代，应该改为夏殷周才符合史实。”其实成汤代夏立国的国号称殷不称商，很容易从传世文献中求证。例如：
《诗经•商颂•长发》中的诗句“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没有写成“有娀方将，帝立子生殷。”《诗经•商颂•玄鸟》的诗句“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也没有写成“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商土芒芒。”就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商和殷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商是因有娀氏女简狄吞玄鸟蛋致孕生的契因功封于商这小地方而得名，是族名。殷是成汤代夏疆土扩大后的国号名。成汤代夏前，“商”之疆土才占区区七十里方园的地方⑥，《诗经》当然不会说“宅商土芒芒”。芒芒者，广大辽阔也。只有在成汤代夏后定国号为殷，疆土大大扩大，才能说国土芒芒。这就是《诗经•商颂•玄鸟》中先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后说，“宅殷土芒芒”的道理。如果将其改成“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商土芒芒”，就说不通了。有人说，盘庚迁殷以后，商才改称殷，实误。一是因为盘庚迁殷是回到祖先（上甲）中兴过的故都；二是因为盘庚迁殷前商族统治的疆域早已就国土芒芒了，如果成汤代夏后的国号还叫商，那么《诗经•商颂•玄鸟》的诗句就必然会说成“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商土芒芒”，而绝不会说成“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除诗经以外，成汤代夏立国的国号称殷不称商，也很容易从周初的政治文献中得到证明。
《尚书•周书• 多方》是周成王归自奄，在宗周昭告众邦国的一篇重要文献。其中有一段是周成王对归顺的多方诸侯的训话。在这段训话中出现了两个“夏”字、一个“殷”字、一个“商”字。仔细推敲这四个字，可确认，在西周人的眼中，“殷”和“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殷”是与前朝“夏”并列的国号，是朝代名，而“商”是指商族，是族名。这段训话的原文如下：
“王若曰：‘诰告尔多方，非天庸释有夏，非天庸释有殷。乃惟尔辟,以尔多方,大淫图天之命,屑有辞。乃惟有夏,图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时丧，有邦间之。乃惟尔商后王,逸厥逸，图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时丧。’”
这段训话的意思是说，告诉你们各位邦君，并不是上天要舍弃夏国，也不是上天要舍弃殷国。是因为夏国和殷国的君王和你们各个邦国诸侯大肆淫佚，夸大天命，安逸而又懈怠。夏朝灭亡是因为夏桀谋划政事，不在于劝勉，于是上天降下了亡国大祸，诸侯成汤代替了夏桀；殷朝灭亡是因为你们商族的后王纣安于逸乐生活，谋划政事不善，于是上天也降下了亡国大祸。在这段话中，周成王将夏、殷并列，而不是将夏、商并列，正说明在周成王心目中，成汤代夏的国号是殷不是商。只是在述及殷朝灭亡的原因时，才提到“商后王”三个字，显然这里的“商后王”是指“商族的最后一王纣”。如果周成王认为成汤代夏的国号是商不是殷的话，他就会将夏、商并列，而绝不会将夏、殷并列。因此，《尚书•周书• 多方》记载的周成王对多方诸侯的这段训话是成汤代夏后的国号称殷不称商的铁证。可见，两千多年前的司马迁将殷代史定名为《殷本纪》而不称“商本纪”是何等英明啊！
那么，有些学者，如胡阿祥等，为了解决孔子、孟子、司马迁和许多传世文献屡称“殷”和甲骨卜辞殷商王或贞人常自称“商”的矛盾，提出“商是本号，殷是别号；商是自称，殷是他称”的观点对不对呢？笔者认为，他们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因为他们持此观点的唯一理由是卜辞中占卜者常称商而不称殷。前已说明，成汤代夏后，虽已定国号为殷，但商仍是政权、族权、神权三权合一的王权至高无上的象征。因此，在卜辞中占卜者仍是称商而不称殷，以彰显祖宗的功德和商族统治其他各族的权威。作为国号的殷只在处理全天下政务和外交场合下使用，在其它场合均仍用商不用殷。这是族权、神权、政权集于（商）王一身的殷王朝的必然现象，不似我们现在这样，一旦国名定了，就天天用、年年用，时时刻刻用。况且，自古以来，大一统国家的国号就是国号，夏就是夏，周就是周，汉就是汉，唐就是唐，哪有什么“本号”、“别号”、“自称”、“他称”？在中国历史上，只有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时候，为了互不混淆或强调其偏于一隅，才有“史称”、“他称”之说，如南唐、北周、蜀汉等。殷代是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国家，怎么会有“本号”、“别号”、“自称”、“他称”呢？
三、“殷商”这个名称出现于成汤代夏立国以后，殷商合称的最初含义是泛指商族和商族人建立的王朝“殷”国，其政治含义高于血统含义。殷亡以后，“殷商”一词，则成为商族及其后裔的专用指代词，称殷商族或殷商后裔，其始祖子契也常被称为商契、殷契或简称为契。此时，“殷商”这一名称的政治含义丧失，只剩有血统含义。殷亡后，“殷商”一词成为商族及其后裔的专用指代词，很容易在殷商后裔各姓氏的族谱中获得证明。笔者查阅了许多殷商后裔的族谱，几乎均称自己为殷商后裔或殷商后人，很少有单称商后裔的。
作为政治实体的名称“殷商”的时间跨度明显长于“殷”的时间跨度，指自商族始祖“契”封商立族（商族）至成汤代夏立国，建立殷王朝，再至帝辛失国（殷亡）的整个历史时期，甚至还可能包括周初微子启建立的宋国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起码在周初至春秋战国时段的宋国人的眼中是这样看的）。作为血统标记的“殷商”，则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还将继续延续下去。
在先秦文献中殷、商分称和殷商合称的例子都有，这说明“殷商”这一名称也很古老。殷商合用常见于周初的诗歌中，可见“殷商”这一名称至迟在西周时就已经产生。例如，在《诗•大雅•大明》中有诗句“挚仲氏任发，自彼殷商。”；“殷商之旅，其会于林。”在《诗•大雅•荡》中，“文王曰咨，咨女殷商”的诗句出现七次之多。
本节注释：
① 这里和本节下述引用的解读“商”作为族名的政治功能之卜辞片出处，均据韦心堂《殷墟卜辞中的“商”与“大邑商”》，但笔者也一一与原出处核对过，无误，在此表示感谢。韦心堂文载《殷都学刊》，2009.1,中国安阳。
② 详见宋镇豪主编 常玉芝著《商代史•卷八•商代宗教祭祀•第四章•第一节 高祖神的崇拜与祭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北京。此处下文述及的高祖夒、高祖河、高祖王亥或高祖亥、高祖上甲、高祖乙及与这些高祖某同版祭祀的岳的卜辞出处以及常氏的有关观点，均引自常氏该书该文。
③ 郭沫若在释《通》295片卜辞（即《合集》33273）时说：“此言‘求年于河’与‘求年于夒’为对贞，知河亦必殷之先世。”
④ 宋镇豪主编 王震中著《商代史•卷三•商族起源与先商社会变迁》第34-3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北京。
⑤ 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观堂集林》卷九，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⑥《孟子•梁惠王下》：（齐）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
结束语
“商”、“殷”、“殷商”是三个重要的历史概念，各有其对应的时间跨度。本文以传世文献为主，以卜辞印证为辅对其进行了界定。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成汤代夏的国号称殷不称商的论述。笔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含糊，也不能折衷。认为成汤代夏后的国号是商不是殷，不真；认为 “商是本号，殷是别号；商是自称，殷是他称”，也不真。笔者希望重建这段历史的专家学者能正视这个问题，要么认可司马迁的观点，要么否定司马迁的结论。将历史上的这个东方泱泱大国再现于世人的眼前。如果研究来研究去，连这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的国号叫什么都弄不清，那还叫什么古史重建？
（殷作斌 20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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