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殷代简史·自序》一文和赠送少量余书的公告

各位网友：

各位宗亲：

本人曾计划出版三部关于殷商历史、族谱的书：第一部是《殷代史六辨》，该书已于2015年3月由北京的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书号是ISBN 978-7-5034-6015-9（目前尚有少量余书，将全部免费赠送，赠完为止）；第二部是第五次编修的《朐阳殷氏宗谱》，该书已于2020年7月由郑州的黄河水利出版社出版，且在全国“第六届家谱展评大会”上荣获“最佳创新特等奖”，书号是ISBN 978-7-5509-2755-1（目前也尚有少量余书，将全部免费赠送，赠完为止），该谱书不仅创新出一套现代家谱的完整编辑模式，而且对现代殷商后裔（特别是对殷氏、汤氏）的来龙去脉有忠于史实的权威记载，是各姓氏（特别是殷商后裔各姓氏各支派）编修现代家谱时不可或缺的参考书；第三部是《殷代简史》，由于身体原因，该书未能完稿，估计也无力完稿了。

关于殷商历史的书，目前虽有不少，但那些书多是部头大、艰深难懂、只适合专家研读而令一般读者望而生畏的学术专著。笔者计划编撰的第三部书《殷代简史》确定是一部面向一般读者的通俗易懂的“殷商断代史”，它特别适合于殷商后裔各姓氏族史爱好者和谱牒编修者参考。就目前的身体状况来看，《殷代简史》一书多半完不成了，但该书的《自序》早已写好，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现将它单独公开发表，以飨读者。这也等于启示殷商后裔的有志读者，一定要不忘缅怀殷商先祖功德，继承笔者的遗志，依笔者《殷代简史·自序》的总体部署，最终由我们殷商后裔自己写出自己先祖创造东方灿烂文化实践的波澜壮阔且通俗易懂的历史篇章来。

另外，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在各位热心朋友的大力帮助之下，2020年7月出版的正式公开精装版《朐阳殷氏宗谱》免费发行1500本的计划已经超额完成。即：

【1】 以前发行给各位订户的2018年2月旧版（即征求意见性的红色封面内部简装版）1000本《朐阳殷氏宗谱》，已经全部以2020年7月出版的蓝色封面正式公开精装版《朐阳殷氏宗谱》免费替代（即凭旧版免费调成新版，旧版未收回，由各持有用户自行处理）。

【2】向国内各省市、各著名大学、各著名殷商文化研究单位的三馆（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以及各著名殷氏、汤氏祠堂（如苏南黄墟殷氏宗祠、浙江殷氏宗祠、江西万载汤氏宗祠、江西赣州殷氏宗祠以及两广、两湖、云贵川等省市的著名殷氏宗祠等）赠送500本收藏的计划已经超额完成。

  目前还剩少量余书（2020年正式公开版《朐阳殷氏宗谱》和2015年版《殷代史六辨》），笔者计划向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单位或个人继续免费赠送：

① 单门独户或整支旅居在苏北以外地区或外省市的朐阳殷氏宗亲，至今尚未拥有2020年正式公开版《朐阳殷氏宗谱》者；

② 以前为第五次编修《朐阳殷氏宗谱》捐过款或为采访修谱信息出过大力，至今尚未拥有2020年正式公开版《朐阳殷氏宗谱》者；

③ 具有50户以上的殷氏村落或集中居住点的殷氏代表，且能提供村以上管理机构和个人有效身份证明者；

④ 正在从事编修殷氏（含北宋初改为汤姓的殷氏）支谱的主编，且能提供有效证明者；

⑤ 愿意收藏2020年正式公开版《朐阳殷氏宗谱》的殷氏、汤氏祠堂(已经获赠的祠堂除外），且能提供村以上管理机构和代表人有效身份证明者；

⑥ 愿意收藏2020年正式公开版《朐阳殷氏宗谱》和《殷代史六辨》的图书收藏单位（已经获赠的单位除外），且能提供单位证明者；

⑦ 热爱并研究殷商文化的专家学者，且拥有高级职称证书者。

  恳请具备以上七项条件之一的网友，见此《公告》后，速通过笔者捆绑微信手机号18036503718或笔者微信号 hy_yzb 添加微信好友，与笔者先进行微信联系，告知收书人地址、姓名、手机号，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存书数量不多，先联系先得，赠完为止。（赠书和邮寄快递费全免，若有自愿付费者，均以赞助出版经费名义收款。所有少量余书，均不再依定价有偿出售，全以免费赠送名义发行，赠完为止。）

  因为笔者已八旬有余，年老多病，自知人生大限将至，不想将少量余书堆在家里，为了使其为社会发挥其应有的效力，故作出一次性处理完少量余书的决策，并借机向社会公示 2018 年早就写好的《殷代简史》一书的《自序》。《殷代简史》虽然无法完稿，但读者可从《殷代简史·自序》中窥探出笔者计划撰写《殷代简史》一书的整体部署与良苦用心，从中受到启示。

  特此公告。

《朐阳殷氏宗谱》《殷代史六辨》两书作者   殷作斌

2021年3月16日

附件：    《殷代简史·自序》

                      殷代简史·自序

《殷代简史》是笔者写作计划中的一部通俗专著，尚未完稿，因身体原因，估计也无力完稿了。不过该书的《自序》早已于2018年草成，且对殷商文化爱好者有一定参考价值，现提前将它单独公开发表，以飨读者。这也等于启示殷商后裔的有志读者，一定要不忘缅怀殷商先祖功德，继承笔者的遗志，依笔者《殷代简史·自序》的总体部署，最终由我们殷商后裔自己写出自己先祖创造东方灿烂文化实践的波澜壮阔且通俗易懂的历史篇章来。

笔者是专攻电子学的，为什么对中国远古史的殷商历史感兴趣呢？这得从笔者曾祖父殷高良的《遗嘱》说起。笔者的曾祖父在其《遗嘱》中，叮嘱我们后世子孙务必要继续研讨他手抄的《殷氏家传》，并在此基础上续修《殷氏族谱》。笔者曾祖父殷高良，字显祖，生于清咸丰元年（辛亥）十月初六日（1851 年 11 月 28 日），卒于民国三年（甲寅）十月初八（1914 年 11 月 24 日）。他是私塾先生，曾以私塾教学为名，游历江南探源寻祖根三年，遍阅江南（苏州、杭州、无锡、镇江、常州等地）诸殷氏谱。在江南寻祖根期间，自一友人处觅得《殷氏家传》一册，如获至宝，借回仔细研读，并手抄一本。临终时，立下遗嘱，命家祖父殷佩余（1876-1907）将其作为传家宝收藏。家祖父特制一樟木箱，将家曾祖父视为生命的首页记有“出于晋谱”的《殷氏家传》手抄本和家曾祖父的其它文稿、书法作品等收藏于其中。公元 1907 年 8 月 16 日夜 （清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七月初八日）一夥强盗入室抢劫，家祖父被杀。时年家祖父三十二岁，家祖母韩氏二十九岁，家父才三岁。为了保管好曾祖父遗留下来的这一箱“宝贝”，家祖母韓文英（1875-1965）没有改嫁，伴幼子守家。直到家父殷绍林（1905-1994）成家后，家祖母韓文英才正式将这一箱“宝贝”移交给家父保管。因为家穷，家父识字不多，但深知这一箱东西的珍贵。后来日寇入侵，经常下乡扫荡抢劫。为保护这一箱“宝贝”，家父特地请铁匠打一铁箱，将樟木箱中的这些“宝贝”移入其中，并请铁匠将箱口用铁封死，以防潮气进入。回家后，将这密封的铁箱藏于房屋的夹层墙中。直到1951年，笔者长兄殷作超（1931-2006）中师毕业并成家后，父亲才将这个密封的铁箱子从夹层墙中取出，用钢锯锯开，发现里面的文稿，虽有不少损坏，但最珍贵的《殷氏家传》完好。父亲遂按曾祖父“传子不传女，传长不传次”的遗嘱，当着笔者的面，将这一箱“宝贝”传给笔者的长兄殷作超收藏。作超兄是有文化之人，研读以后，深知这些东西的价值。于是，另制一木箱，将铁箱中没有损坏和虽有破损但还可辨认的文稿藏入其中，并命笔者长大后也要仔细研读。他说，将这些东西装在脑子里最安全。1959 年，笔者读高中二年级时，父亲和作超兄见笔者记性好（当时我能背上《三国演义》），命笔者一定要熟读曾祖父手抄的《殷氏家传》。笔者从 1959年9月开始断断续续地研读，边读边背，一直研读到考上清华大学后的第二年（1962年），当时觉得自己背得差不多了，才将这本《殷氏家传》交回给兄长殷作超收藏。没有想到，这本极其珍贵的书，躲过了日本鬼子的劫难，却没有躲过“文革”一劫。“文革”初期，笔者长兄殷作超被打成执行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黑校长”，遭批斗恐吓，他害怕至极，就将珍贵的《殷氏家传》连同家曾祖父高良公留下来的许多家史研究文稿和书法作品都付之一炬了。现在想起来，笔者真后悔，如果 1962 年在清华上大二时，不将《殷氏家传》交还给长兄，也许它能躲过“文革”一劫。因为清华虽是当年“文革”的“漩涡”，但笔者是 “红五类”出身，没有人会抄笔者的“家”。

2010年-2011年，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后的重建殷商史的最新成果，中国历史研究所宋镇豪主编、13 位专家参编的 11 卷本《商代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笔者在第一时间，托友人弄到了这11本书，并从头到尾地读了一遍，发现宋氏主编的由这11本书组成的殷商断代史，虽然说是《史记 ? 殷本纪》的订补，但其中有些说法与《史记 ? 殷本纪》并不一致，与我头脑中装有的《殷氏家传》的说法也不一致。其中，最大的不一致有二：一是我们的先祖子姓“商”族为何又叫“殷商”族的问题，或者是何时称“商”何时称“殷”的问题；二是成汤的国号究竟是“商”还是“殷”的问题。对第一个问题，宋氏主编的11卷《商代史》没有说清，因为它既否定了子姓商族人成汤的国号为“殷”的《史记》传统说法，又否定了魏晋之交学者皇甫谧首创的盘庚迁殷后才改商曰殷的说法。从全书来看，它是只想说成汤的国号是“商”而否定也称过“殷”的，只是没有公开正面陈述而已。对第二个问题，宋氏主编的11卷《商代史》观点很明确，确认成汤的国号是“商”不是“殷”，认为称“殷”是《史记 ? 殷本纪》误记，故将其重建的殷商断代史定名为《商代史》，而未依《史记 ? 殷本纪》的传统说法将其重建的殷商断代史定名为《殷代史》。笔者认为，这不是某些专家认为的“习焉不察的小问题”，而是当代史学界的头等大事，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何况是国号。国外不是有人故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写错成“中华民国”么！有许多学者不明此理，就“殷”“商”“殷商”“商殷”等乱称之。这与司马迁的字斟句酌、严肃认真的治史精神相比，相差得何其远啊！还有些学者因为不能自圆其说，便提出“商是本号”“殷是别号”“商是自称”“殷是他称”等多种观点来。为了正本清源，引起学界的进一步讨论，笔者才于 2015 年 3 月，出版《殷代史六辨》（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3月北京第1版，书号为ISBN 978-7-5034-6015-9），公开亮出我头脑中《殷氏家传》的观点。即：

【1】“殷商”两字的结缘是因为第 6 世商先公冥为夏之水官治理黄河以身殉职，因功受封于殷的缘故。殷、商的分界是冥前称商冥后称殷。因此，“商族”又可称为“殷商族”。

【2】成汤代夏建国的国号是“殷”不是“商”。成汤是沿用自冥公以来的诸侯国号“殷”为新国号的，就如武王灭纣后，沿用其诸侯国号“周”为新国号一样。那么为何甲骨卜辞中，多称“商”而不称“殷”呢？那是因为成汤定国号为“殷”以后，为了团结子姓商族内九大氏族【殷、时、来、宋、空同、黎、北髦（比髦）、目夷、萧】，立下“殷商并用，国号称殷，族号称商”的族规。依此族规，在包括祭祀在内的殷商族内一切“族事活动”中，只能称“商”而不能称“殷”。甲骨卜辞中的文字都是搞“族事活动”时刻写的，当然只能刻写“商”字，而不能刻写“殷”字。商王在管理族内事务行使“族权”时，要自称“商王”或简称“王”，而不得自称“殷王”或“殷帝”。商王只有在以“天下共主”身份处理“国事”，行使“天子权”时，才可以称“殷”、称“帝”，如外交、向天下发布诏告、与诸侯盟会、征讨反叛者等场合才用国号“殷”，才称天子“帝”。而殷墟卜辞，正是祭祀、向祖宗贞问吉凶、贞问战争胜负与祈求福祉的占卜贞问活动的记录，这所有占卜贞问活动都属于商族内部的族事活动范围，这就是卜辞中大量出现“商”字（如“商”“天邑商”“大邑商”等）而“殷”字却罕见的原因。1949年以后，中国大陆的主流学者，不明这个道理，只据卜辞中“商”字频频出现的表面现象，依少数服从多数的统计判决规则，就认为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错了，殊不知不是司马迁错了，反而正是自己犯了“以偏盖全”的错误。许多史学大家在如何处理“地下发现新材料”与“传世古文献”之间的辩证关系时，早就指明了研究者应恪守的正确研究方向（可有些人就是不听）。诸如：

①近代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王国维（1877.12.3-1927.6.2）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其意思是运用“地下发现新材料”与“古代传世文献”记载相互印证，才能鉴别古代历史文化的真伪，并作出订补。甲骨文中“商”字频频出现，“殷”字罕见，而在传世文献中，“殷”字也频频出现，为什么呢？众所周知的“诗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中隐含着什么信息呢？

②甲骨文记载的仅是殷天子（商族宗族长—商王）祭祀、占卜等商族族事活动的记录，远不能代表殷代社会的全部历史。甲骨文大师董作宾（1895-1963）早就尖锐地指出（可有些人就是当成耳边风）：

这号称十万片的卜辞，我们现在能见能用的又不到五分之一，就这样“从宽”估计，那么甲骨文所能代表的殷代文化，也不过百分之一。用这百分之一的材料，却希望能写出百分之一百殷代文化史，那岂不是做梦？

（上段引文出自董作宾论文：《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原发表于《大陆杂志》第三卷第十二期。本序转引自李定一著：《中华史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或同书，中国大陆简体横排新版，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第22页。）

③先秦史学大家王玉哲（1913.1-2005.5）在其专著《中华远古史》的《自序》中早就指出在研究先秦史时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古代传世文献资料与考古地下发现新资料的关系问题（有些人视同未见）：

由于从殷墟发现大批商代晚期的甲骨文资料，不但证实了《史记·殷本纪》对商代史的简陋记述基本可信外，更重要的是大大丰富了商代史在社会、经济、政治各方面的面貌，使商代史的研究起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足见甲骨文资料对研究商代史的重要意义。但是，我们设想假如没有《史记·殷本纪》对商代史的简陋记述，只凭地下发现的甲骨文资料，任你是伟大的古文字学或古史学大家，是否能顺利地把甲骨文资料整理成系统而丰富的商代史还是个疑问：因为《殷本纪》虽然简陋，但它是讲“历史”，而甲骨文资料，丰富则丰富矣，但它属于“史料”；历史和史料不同：“历史”是讲“发展过程”的，是个有系统的整体；而“史料”则是一盘散沙，是零乱的。……由此可知，我们研究商代史，对地下发现的甲骨文资料当然必须重视，但对简陋的传世文献《殷本纪》的价值也绝对不能低估，或弃之不用。

（上段引文出处：王玉哲著《中华远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第1版，详见该书《自序》，第6-7页。）

④当代著名考古学家、“九五”国家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教授也早就指出：

……考古材料的重要性高于文字和文献材料，但又不能忽视文字和文献材料。因此，我们既要重视考古学研究，也要注意文字、文献材料的梳理和考古与文献的整合研究。

（上段引文出处：李伯谦著《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7月第1版，详见该书第124页《先商文化研究的新征程》。《先商文化研究的新征程》一文原为2009年7月27日在“先商文化学术研讨会”上的致辞，原载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编《古代文明研究通讯》总第四十二期，2009年9月。）

李伯谦教授在为笔者《殷代史六辨》作《序》时又指出：“根据我们做研究的经验，文献材料可以提供线索，考古材料才能作为根据，这正是王国维、郭沫若、傅斯年、饶宗颐等史学大家之所以重视地下出土材料的原因。”（引自殷作斌著《殷代史六辨·（李伯谦）序》，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3月北京第1版。）

笔者在《殷代史六辨》中提出的与中国大陆当代史学界主流认识不同的上述两点认识，虽然是已遭“文革”劫难而无法查证的《殷氏家传》中的观点，但纵观古代、近代、现代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持与《殷代史六辨》相似观点的，也大有人在，能作为佐证材料的地下资料也时有发现。例如：

①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篇名，冠《殷本纪》，未冠《商本纪》。

② 比司马迁“称殷不称商”更古的圣贤孔子、孟子也是坚称殷不称商的，孟子只有在引用《诗》时，才说出“商”字。如《离娄上》说：“《诗》云：‘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余皆称殷。

③方诗铭、王修龄撰《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0月第1版）记载殷商史事的篇名冠 《殷纪》，未冠 《商纪》。

④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港台史学权威李定一（1919-2002）在其名著《中华史纲》中更有一段成汤国号为殷不为商的精辟论述：

自来史家均称汤武开国后称商，传十九王，五迁之后至盘庚再迁殷，始称殷。其实并不如此。商的始祖契,是帝喾的儿子，曾经辅大禹治水有功，官至司徒，封于商，赐姓子。商地大约在河南西部，在夏的东面，故称汤武。代桀而称天子后，当天子前的封号商已不用，商成为供奉祖先的宗庙所在地，称“大邑商”，是地名；而国号为殷。盘庚以前《史记》对之均称殷，有“殷复兴”“殷复衰”“殷复兴”“殷衰”等凡四见，《史记·殷本纪》更是国号是殷不是商的铁证。盘庚即位前，已是“诸侯莫朝”，盘庚乃由河北迁回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可见盘庚是回到殷，殷是故都。一般所谓盘庚迁殷，始国号殷，实误。事实上商是始封的小地方的名称，商汤成天子后，“大邑商”只之为宗庙所在地而已。有的史学家说“殷商”者，就是指住在殷地方的商人，也说得通。习称的夏商周三代，应该改为夏殷周才符合史实。

（引者注：实际不是“当天子前的封号商已不用”，而是成汤“立下殷、商并用，族号称商，国号称殷”的族规。详见笔者著：《殷代史六辨·第三辨 成汤国号辨》，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3月北京第1版，第083-114页。本段引文出处：李定一著港台权威国史读本：《中华史纲》，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或同书，中国大陆简体横排新版，中国长安出版社，2012年4月第1版，第20页。）

⑤到目前为止，我们虽还没有找到“殷代时商族人自己”称成汤国号为殷不为商的考古学证据，但“周代时子姓商族宋公室人”称自己先祖成汤国号为殷不为商的考古学证据已经早就出土。1978年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春秋墓出土的铜器铭文：“有殷天乙唐（汤）孙宋公欒乍（作）其妹勾敔夫人季子媵（簠）”，应能间接证明司马迁《史记》称《殷本纪》而不称《商本纪》是有所“本”的 ，应至少能证明在周代时殷商王室的直系传人宋公室人是称“殷”不称“商”的 ，也应至少能证明周代时人对前朝是称“殷”不称“商”的 ，更能证明有些学者认为，殷亡后周人称前朝为殷而不称商，是周人对前朝的贬称，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春秋墓的主人正是子姓宋国第 28 位君主宋景公头曼的亲妹妹，如果称“殷”带有贬意，那么周代子姓宋公室人是绝对不会称“殷”的，子姓宋公室人绝对不会自打嘴巴，自己蔑视自己的祖宗的。（详见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组：《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 年01期。）”

⑥除了1978年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春秋墓出土的铜器铭文能证明周代时人对成汤建立的前朝是称“殷”不称“商”的考古学证据以外，湖北随州文峰塔M1号春秋墓出土的A组M1:1编钟铭文也能证明周代时人对成汤建立的前朝是称“殷”不称“商”的。出土的该编钟约于公元前560年～前433年间铸造。钟体正、背面钲部，正面左右鼓，前面左右鼓铸有铭文，共169字。其中正面左右鼓有铭文30字。铭文意指：南宫適（kuò）辅周灭殷后，因功被封为曾侯，到南方筑城建立曾国（即史书中的随国）。（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随州文峰塔M1(曾侯與墓)、M2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4.4/总第133期。）

因为时间紧急，笔者当时只是为了公开亮出《殷氏家传》中的上述两个观点，才决定出版《殷代史六辨》的。其实《殷氏家传》中还有许多学术观点（其中有的观点已经为甲骨卜辞的研究所证实），没有来得及在《殷代史六辨》中阐述。现在借本书公开出版的机会（笔者注：因身体原因，“本书”，即“殷商简史”，未能出版），将《殷代史六辨》中没有来得及阐述的《殷氏家传》的观点，在此综合详述一下。读者可结合甲骨文研究的最新成果来确认其正确性，因为《殷氏家传》中的这些观点已经有许多在甲骨卜辞中得到印证。例如《殷氏家传》中说，六世商先公冥有三个儿子：长亥（王亥）、次恒（王恒）、三吴（王吴）。又说长子亥先即位为殷侯，因同弟恒到有易去做牛的生意，因故被杀；王亥被杀后，弟王恒自己在有易宣布即位为君，首创兄终弟及。王亥之子上甲，疑叔父王恒与有易有染，一边立幼叔王吴继爵位（国不可一日无君，以安人心），一边借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确定私自宣布即位的叔父王恒出走下落不明（实际可能是出逃）后，才班师回国，废了幼叔王吴，自己即殷侯位。《殷氏家传》中的这些说法都先后在甲骨文中得到印证，只是有些专家出于某种考虑，作了不同解释而已。《殷氏家传》中关于《殷代史》的主要观点大致有12个，前两个在上文中已经说了，现总述于下：

【1】（前已详述）殷、商的分界是冥前称商冥后称殷。

【2】（前也详述）成汤代夏建国的国号是“殷”不是“商”。

【3】《殷氏家传》中说，殷人祭祀冥公，不直接称祭祀“冥”，而改称祭祀“河”神，因为“冥为水官死于河”。这本来能很好地解释在甲骨文中殷人为什么屡屡地祭祀“高祖河”的问题。可是，除常玉芝以外，多数专家或认为“高祖河”是“自然神”，是祭真的“河神”；或认为祭“高祖河”是祭借给上甲军队的外族人“河伯”，从日本学者伊滕道治之说。

【4】《殷氏家传》中说，六世商先公冥有三个儿子：长亥（王亥）、次恒（王恒）、三吴（王吴）。王亥是公认的殷侯；王恒是王亥被有易人杀了以后私自宣布即位的殷侯，虽也受后世祭祀，但不合法；王吴年幼，是王亥子上甲为了与王恒争位短暂拥立的，上甲征服有易班师回国后即被废，王吴是否享受后世祭祀，《殷氏家传》未说。可是，专家们只承认甲骨文中王亥、王亘（即王恒）是冥的儿子，而对甲骨文中的王吴，却另有所指，郭沫若甚至认为，甲骨文中的王吴不是冥公的第三子，而是冥公的父亲曹圉（支持此说的不多）。

【5】《殷氏家传》中说，上甲是王亥的儿子，可是，自甲骨文发现王恒也是冥公的儿子并曾即过侯位后，有一批学者就认为上甲不是王亥之子，而是王恒之子。直到胡厚宣 1977 年发现《合集》24975 号卜辞片明刻着上甲的父亲是王亥不是王恒，才结束了这场争论。

【6】众所周知，上甲六示（即上甲三报两示）甲乙丙丁壬癸中间独缺十天干中的“戊己庚辛”。殷人用十天干或叫名或定庙号为什么其间独缺“戊己庚辛”呢？《殷氏家传》中说，上甲六示中的报丁还有四个未即位的弟弟。这正好解释了这个问题。可是，有的专家为了论证殷人在先公时代就有兄终弟及的制度，硬是猜测说，在报丁与示壬之间一定还有四个即位为侯的报戊、报己、报庚、报辛，只是《史记 ? 殷本纪》漏掉未记而已。他们认为《史记 ? 殷本纪》漏掉的这四位，或者是报丁的弟弟，或者是示壬的哥哥，他们像王恒接王亥位一样，都是兄终弟及的。

【7】《殷氏家传》中说，上甲微应该还有个哥哥叫“昏”应该在上甲之前即过位。只是在位时间很短。这与屈原天问中说“昏微遵迹，有狄不宁”一致。近来有学者终于在甲骨文中找到与“昏”对应的字“ ”，只是因为“昏”在“上甲微”之前，殷人记得不太确切，未进入后世帝王的周祭祀谱而已。

【8】笔者在《殷代史六辨》中曾认为商族第六世先公冥与屈原《天问》中的“季”为同一人，后经仔细回忆《殷氏家传》中的内容，觉得《殷氏家传》好像认为“季”和冥不是同一人，“季”似乎是冥的弟弟，只是冥即位季未即过位而已。但若从屈原《天问》中的“该秉季德”“恒秉季德”来推测，“季”还应该是“冥”本人。《殷氏家传》中的这个说法还有待甲骨文印证。

【9】笔者在《殷代史六辨》中，根据《殷氏家传》中的内容，断定冥的封地殷、冥孙上甲在殷地复兴之殷，后世商王（或称殷帝）盘庚迁殷，这三个“殷地”实际是同一块地方。就是在太行山以东，古黄河以西，北至漳水流域，南至洹水流域的一块地方。可以用“山东河西，洹、漳二水流域间”十一个字来概括。这个观点已经得到不少专家和部分地下发现的支持（当然还远远不够），但笔者认为《殷氏家传》中这种三殷合一的说法一定是有所本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的考古学地下发现支持这个观点的。

【10】 笔者在《殷代史六辨》中，曾断言，成汤建国前后的两个“亳”不是在同一个地方，建国之前的“老亳”（侯都）一定不在郑州而在离郑州很远的地方。建国之后的新都是在郑州，郑州是“复命以亳”的新亳都。这个观点就是《殷氏家传》的观点。现在经过仔细回忆，《殷氏家传》对成汤建国前老亳都的地望确实没有具体的说法，它只是说成汤建国前的老亳都“离商丘不远”，并未说这“商丘”在什么地方，但《殷氏家传》是确认成汤建国后定都郑州并“复命以亳”的。

【11】关于建国后成汤钦定的王位继承制度究竟是嫡长子继承制，还是可以兄终弟及也可以嫡长子继承的问题，在《殷氏家传》中有明确的结论，那就是成汤钦定的王位继承制度是嫡长子继承制，只是后来在执行过程中遭到了破坏，才有后来的“比九世乱”（实际不是“九世乱”，而是“九个商王或九个殷帝之乱”，因为在同一世中有多个兄终弟及）。《殷氏家传》中有一个《阿衡立威》的故事，就是讲这个问题。依《殷氏家传》的说法是，汤崩后，因太子太丁先卒，伊尹（即阿衡）依成汤钦定的嫡长子继承制，立太孙太甲为帝。太甲不学好，被伊尹放于桐宫思过。国不可一日无君。伊尹请太甲二叔外丙代帝位。外丙本不想贪图侄儿的帝位，只勉强应之。代了几年不辞而别。伊尹又请太甲三叔中壬代之。中壬更是不愿意，只代了几天就死了，伊尹只好自己摄政当国。后来太甲悔过向善，伊尹迎其回宫，再登帝位。《殷世家传》的这个说法，已经为当年董作宾开题，后来由常玉芝基本结题的殷代晚期周祭顺序所证实。在殷代周祭制度中，太甲在外丙之先受祭，正说明是侄儿太甲先即位，而后外丙才因侄儿被放桐宫思过代行帝位。在周祭顺序表中，不见中壬的名字，正是外丙代了几年出走，接着中壬未代几天而殁的反映。因为中壬代行帝位几天就死了，甚至可能是中壬根本没有代过帝位，只是伊尹谦虚，故意这么说的。意思是说，太甲的两个叔叔，一个出走了，一个死了，只好由他伊尹自己摄政当国。因此，在周祭顺序表中，不见中壬的名字，中壬不受周祭。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古本竹书纪年》说，伊尹为篡位，囚太甲于桐宫，自立为帝，七年后，太甲从桐宫潜出，杀了伊尹，又夺回帝位。《古本竹书纪年》的这种说法显然是对伊尹的中伤。不仅《殷氏家传》上没有这一说，就是在其他古书中，也很少见到这种说法，东汉许慎在《说文》中甚至称伊尹为“殷圣人”。在甲骨文中，后世帝王对伊尹更是礼遇有加，对其进行极为隆重的祭祀。如果伊尹真的篡过位，真的被太甲杀过，那么后世帝王是根本不可能隆重祭祀他的。

【12】成汤是中国古代由“公天下”社会进入“家天下”社会以后，最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纵观传世文献中称为“成汤革命”的记载或研究商夏战争的古代有限史书，还没有哪一部比《殷氏家传》的记载更全面。《殷氏家传》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歌颂成汤和记载成汤革命的过程。《殷氏家传》说成汤只用几个月的时间便占领了天下之中郑州，然后用了长达五年的时间营建郑州、积蓄力量，准备与夏桀决战。《殷氏家传》还记载了成汤在营建郑州、积蓄力量期间，为了巩固后方，打通与东夷结盟（景亳之会）的通道，还发起“扫平群‘己’”一战，这是其他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的。就某种意义而言，说《殷氏家传》实际上就是以歌颂成汤为主题的书，是一点也不为过的。《殷氏家传》中的这种说法与甲骨文发现殷人特别重视祭祀成汤也是相互印证的。

《殷代史六辨》和《殷代简史》（尽管后者尚未完稿，甚至可能根本不能完稿）是笔者业余研究殷商社会五十余年的结晶。在断断续续的研究过程中，笔者研究过百种以上的古代文献，参考过千篇以上的近代、现代文献，查找过大量的殷墟甲骨和其他考古资料。在所有这些文章中，最为重要的当属笔者曾祖父殷高良手抄的首页记有“出于晋谱”的《殷氏家传》，可惜毁于“文革”而不能复得，当年高良公手抄时所依据的友人“原本”，是否存世？将来是否能再现？也未可知。然而，现在回想起来，在殷商史研究领域内，笔者头脑中之所以能迸发出上述一系列不同于学界主流认识的思想火花，主要是得益于该书。说到这里，读者也许会以为，笔者撰写《殷代简史》，会以毁于“文革”的《殷氏家传》的记载为依据。如果读者这样想，那就错了。尽管笔者写《殷代简史》时，头脑中迸发出的上述思想火花，几乎都与祖传的《殷氏家传》有关，但由于该书是手抄本，且毁于“文革”而不可复得，加之笔者还是几十年前上高中和大学时背诵过，现在只记得一些情节和主要论点，原文根本背不上了。即使能全记得，作为史料写在《殷代简史》中，谁又能信服？故笔者在撰写《殷代简史》过程中，凡据祖传《殷氏家传》提出每一个新观点时，所引用“史料”的出处，均以学界公认的传世文献或考古发现为准，基本上没有仅以“文革”被毁的《殷氏家传》为据的。然而这些新观点的形成，毕竟均源于祖传的《殷氏家传》，故在本《自序》中用大量篇幅说明一下，以示《殷代简史》中这些新观点均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

昔太史公撰《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笔者非治史科班出身，说到底，只是一个殷商史爱好者而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目标根本谈不止，是否能“成一家之言”？还是个未知数。然而，我很自信，遥想古代，魏晋之交皇甫谧，本来是搞针炙的医学专家，靠一部《帝王世纪》，跨进了史学的大门，我这个搞电子技术的教授，真的就如此无能吗？！

是为自序。

        殷作斌   2018年10月1 初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