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姓当代名人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安法乾

　安法乾1917年2月出生于河南省清丰县。1937年9月在清丰县联系其他先进分子共同组织成立了抗日救国十人团，大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同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中共清丰县委宣传部部长，中共边东县委组织部部长，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总会党团书记，中共清丰县委书记，直南特委民运部部长，冀南六县行政监察专员公署专员，中共濮阳地区专员，冀鲁豫边区工商局副监委，中共冀鲁豫分局办公室主任，二地委工委书记兼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委员等职。1953年至1955年，历任华北大区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粮食局局长，粮食部仓储局局长，1956年任粮食部党组成员、部长助理，1960年任粮食部党组成员、副部长，1967年下放五七干校，后任干校党委副书记、书记，1975年任商业部党组成员、副部长，1979年任粮食部党组成员、副部长，1982年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副主任。他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95年7月离休。
　　原粮食部副部长安法乾同志(部长级医疗待遇)，因病医治无效，于2007年12月2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抗日专员安法乾
　　安法乾同志，1917年2月出生在清丰县普马寨村的一个中农家庭。他自幼读书，1937年肄业于保定师范（河北省立第二师范），1937年9月参加革命工作，1937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时期，他是“七.七”事变后重新建立的中共清丰县委的实际负责人，为恢复建立和发展清丰县的党组织立下了汗马功劳；奉党的指示组织成立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总会并担任总负责人；后出任冀南六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一任抗日专员，在组织、领导、发动和团结边区各阶层人士，广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解放战争时期，他作为地位领导人，在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动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和发展生产、拥军支前等方面，作出了突出成绩。建国后，以“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在我国供销和粮食战线的工作上，倾注了大量心血；离休后以病弱之躯仍关心着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常思老有所为、发挥余热，表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自强不息、革命到底的意志和精神。 

　　一、曲折的求学道路
　　安法乾的家庭世代都是农民，而且比较贫穷。到其曾祖父安秀华那一代，仍是当雇工。但他异常勤俭、刻苦，除了农忙时当雇工外，农闲时就做个小买卖，挑着担子走村串乡卖杏、卖柿子、卖烟叶和糖块等，这样逐步积累了一些钱，买了几亩地，成了一个下中农。因他一辈子受尽了人间的欺凌压迫，吃尽了没文化的苦，所以当他有了几亩地以后，就决心让他的两个儿子读书识字，将来能出人头地。

　　安法乾的伯祖父安万俊书读的较好，进了秀才，当了一辈子私塾先生；而其祖父念书念到三十多岁，一心想进秀才，但考了几次都没考中，只好当了一辈子童生。他自己读书没成材不说，因家里缺乏劳动力，生活困难，他的两个儿子只能在家务农，倒成了文盲和半文盲。这样，到安法乾出生时，家里有父亲安秉逊和叔父安秉鉴两个人劳动，生活比较宽裕。因此，其祖、父辈两代人都把“望子成龙”的心劲寄托在了安法乾的身上。

　　安法乾六岁入学，1923年至1925年在邻村堤上刘家念书。因年幼贪玩，其祖父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就于1926年让其回到本村念私塾，对其严管紧逼。1928年北伐军进军到河南、河北，受革命风气影响，剪辫子、放足成了时尚。同时，县里明令取消私塾，各村一律办新式小学，由县教育局委派教员。这样，1929年安法乾就到本村与堤上刘家村合办的小学读书。

　　但安法乾的祖父看不上这样的学校，到1930年，也就是安法乾13岁那一年，老先生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通过一个亲戚丁继丙在香山慈幼院当会计的关系，把安法乾送到了北平。不料到北平后，香山慈幼院却停止了招生。丁继丙就通过熟人，把安法乾送到北平市西什库第二救济院上学。这个学校是北平市社会局办的一个救济单位，专收些社会上无人抚养的孤儿。学校虽是公费，又管吃、管穿，但生活很不好，整天吃玉米面饼子、喝菜汤；管理较差，尤其卫生条件更不好，宿舍里到处是臭虫，很多人还长了疥疮。安法乾去了不久就染上脓包疥，后来又长疖子。这样过了半年，1931年春，丁继丙又将其从救济院接出去，送到香山慈幼院在门头村办的一个自立农业学校上学。这个学校共有30多个学生，种着60亩菜园、100多亩旱地，还要养鸡、养猪、养兔和养蚕，全由学生劳动。虽然管吃、穿，生活条件比第二救济院好，但学习时间太少，干的活很累，名义上是学校，实际是个小农场或生产队。这年冬天，安法乾的父亲去北平探望儿子，看到这里学不到什么东西，就决定叫儿子回家读书。

　　1932年秋，安法乾回到清丰半年后，进入巩营高小五年级做插班生。巩营高小是一个较正规的学校，学习环境和气氛都很好。15岁的安法乾经过北平的求学之路，成熟了许多。他深切体会到家长的期盼和学习的重要，因此奋发努力、刻苦向学，很快成为学校的优等生。1933年冬高小还没毕业，他就借别人的毕业证报考清丰简师，以高分被录取。考上简师还不满足，1934年暑假，他又参加巩营高小在县城的毕业统考，拿到了有真实姓名的高小文凭。之后，到保定投考河北省立第二师范，结果又被录取。

　　安法乾的升学“三级跳”，在清丰简师、巩营高小和老家普马寨引起极大轰动。亲友纷纷道贺，全家人自然是欢天喜地。尤其安法乾的祖父和父亲，觉得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更是满心欢喜、兴奋异常。在当时，师范毕业后，最起码也能当个高小教员，弄好了还能进政府机关混个一官半职，这样，不仅一生的饭碗不成问题，说不了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也是指日可待呀！暑假之后，安法乾在家人的全力支持下，高兴自豪地踏上了保定求学之路。

　　保定师范是个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安法乾一方面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同时也接触了一些进步师生，阅读了一些诸如《政治经济学》、《社会进化史》、《莫斯科印象记》等进步书刊，思想逐步发生了变化。初步认识到中国社会的黑暗、现政府的腐败和反动的本质，认为共产主义好、共产党好、苏联的社会制度好，萌生了要参加共产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愿望。

　　当时，共产党是秘密组织，很难找到。他就和肖聚林、杨书范等同学商量，在本班和其他各班成立读书会、历史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等组织，宣传马列主义，传播革命思想。经过努力，读书会发展到五个班，共约50余人。这是安法乾自觉革命活动的开端。为了在保定扩大影响，1936年冬天，他还在保定其他学校组织了清丰县旅保同乡会，并被推举为会长。他们购买进步书籍，订阅进步刊物，在校外也组织了读书会，但因不久就发生了“七.七”事变，活动遂告停止。
　　保定求学的经历，使安法乾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成为一个自觉的向往革命的青年。

　　二、辉煌的抗战人生
　　1937年，因日军不断演习，平津局势紧张，动荡的华北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在这种情况下，保定师范乃于六月底提前放了暑假。安法乾回家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抗日战争由此开端。这年七、八月间雨水很大，从大名到南乐、清丰、濮阳之间平地可以行船。安法乾独处家中，消息闭塞，心中十分焦急。国难当头，一个炎黄子孙、热血青年，如何抵抗外侮，报效祖国，救民于水火呢？安法乾思虑之中又想起了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才能担负起领导全民抗战驱敌的历史重任。于是，不等大水退完，安法乾便急匆匆赶到县城打听情况，寻找党的组织，并告诉同学们如果组织抗日活动请一定通知他。

　　九月初，马村集的冯业莘（即丰村，当时在大名师范上学）通知安法乾去清丰简师开会，并说是平杰三老师召集，他可能是共产党员。安法乾听后十分高兴，急忙如期到会。会议在清丰简师图书馆举行。这是安法乾参加的第一个由共产党人召开的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抗日救国十人团。其宗旨是团结青年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会议选举平杰三为团长，安法乾为副团长兼巡视员，具体负责联络和发展团员。由此开始，揭开了安法乾人生道路上的新篇章。

　　会议之后，安法乾便积极地深入农村宣传抗日救国道理，发展十人团成员。他首先介绍同学杨真和刘国选参加十人团，并同他们交换意见，想通过平杰三加入共产党。由于他们的积极工作，很短的时间内就在全县发展了二、三百个团员，并在南乐、濮阳发展和建立了组织。

　　十月，直南特委负责人刘大风来到清丰与晁哲甫等人共同组织恢复中共清丰县委。安法乾与冯业莘也搬过来与他们一起住到晁哲甫在衙前街的一处房子里。在此期间，由刘大风介绍，安法乾终于如愿以偿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不久，便参加了中共清丰县委成立的会议，被选为县委宣传部部长。

　　参加中国共产党，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夙愿，担任了县委负责人，肩负着领导全县人民抗日救亡的重担，安法乾的革命热情就象火山爆发时的岩浆一样喷涌而出。从此，他不辞劳苦，日夜奔波在清丰各地，为恢复和发展党员、建立和壮大党的组织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东北区他首先和刘镜西接上关系，又通过刘镜西恢复了翟临栋、巩希贤、刘学见、王汝林等同志的组织关系；在东南区同王志刚接上关系，又通过王志刚恢复了杨培山、何学文、张廷浚的党籍，同时又发展了刘国选、陈希均（陈平）、杨书范加入党的组织；在西北区同刘志良接上关系，并通过刘志良恢复了逯坤玉、王平公、马冠群、王崇谦、夏书平的党籍，还恢复了梁村党支部书记马保寅及其支部十多个党员的关系，恢复健全了梁村党支部。该村后来成为清丰县抗日时期的一个红色堡垒，党和部队的一些重要领导与机关都住在那里，因此，曾有“小延安”之称。

　　1937年10月，直南特委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四支队”在古城集成立。安法乾受县委指派以民运工作员的身份在“四支队”政治部作地方党的工作。因1937年闹水灾，这一带是灾区，群众生活很苦。为了帮助群众度过灾荒，安法乾支持梁村党支部书记马保寅开展了借粮斗争，把借地主的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受到普遍好评，提高了党的威信。

　　12月15日，日军占领清丰县城，南乐也已失陷。根据新的斗争形势，直南特委决定以南（乐）清（丰）公路为界，设立边西和边东县委。南清公路以西为边西县委，刘同方为书记，住在清丰梁村；公路以东为边东县委，晁哲甫任书记，安法乾任组织部长，刘镜西、王志刚为委员，机关住在六塔集。

　　由于日军进攻，国民党政府逃跑，清丰当时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蜂起、会道门猖獗、地主民团横行，社会秩序异常混乱。1638年3月，为了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抗击日军和维护社会秩序，边东县委根据党的“团结抗战，共同对敌”的方针，晁哲甫、安法乾等联合开明士绅成立了清丰县抗日民众自治委员会。他们收集民间和旧民团的枪支，争取爱国旧军人，组建了清丰县民众联合抗日自卫团，很快发展为4个大队，12个中队，共1400多人。自卫团的政工人员大部分由共产党员担任。自卫团的成立，为稳定社会秩序，团结各阶层武装抗日起了很大作用。

　　与此同时，边东县委还在六塔集举办了两期抗日军政干部训练班。参加学习者大部分是清丰的小学教员、青年学生和爱国知识分子。安法乾参与讲课，并在训练班里发展党员和民先队员。学员结业后，除一部分派到自卫团充作骨干外，大部分回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建立各种抗日群众团体。

　　1938年4月，直南特委宣传部长郭超由梁村来到六塔，传达特委指示：决定由边东县委负责，召集各县负责人成立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5月中旬，根据特委指示，安法乾召集内黄、濮阳、大名、边东、边西和濮县等县代表20余人，讨论起草总会章程、发表宣言，成立了冀鲁豫边区抗日救国总会。直南特委任命安法乾为总会党团书记和行政负责人。之后不久，日军从清丰、南乐和濮阳相继退走，直南特委决定撤消边东、边西县委，恢复清丰县委，晁哲甫调任特委统战部长，由安法乾任县委书记。

　　县委搬到清丰简师后，又继续开办了三、四、五期军政干部训练班。这时，群众的抗日情绪高涨，知识分子参加训练班十分踊跃，每期都有二百多人。训练班结束后，就留下一些人组织成立县、区抗日救国会。接着又成立了清丰县抗日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或“战委会”），主任由晁哲甫兼任。动委会在民主政权建立之前，是我党掌握的半政权性质的组织。县、取动委会都与救国会合署办公，除了领导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之外，还负责武装、锄奸、宣传工作及钱粮和军用物资的征收、分配等。动委会还经过试点在边区率先颁布试行了统一累进制的征收办法，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

　　1938年6月，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在清丰简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近30人。会议讨论了大刀阔斧地发动群众抗日和普遍组织抗日救国会的问题，并确定工作重点由清丰、南乐向濮阳、东明、长垣推进。会议为建设和加强总会领导机关，确定安法乾为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负责总会的全面工作，并确定了宣传、总务、青年和妇女部的负责人。会后不久，濮阳县抗日救国会即告成立，安法乾代表总会前去祝贺并发表讲话。7月，直南特委调安法乾任特委民运部长，专作抗日救国总会的工作。

　　为了加强对丁树本的统战工作，根据特委指示，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于8月由清丰搬到濮阳县城。总会为开展濮阳、滑县、东明、长垣的工作，在濮阳又开办了三期训练班。训练班主要吸收上述四县的知识分子参加，共有300多人。在训练班中发展了少数党员和大部分民先队员。结业后，除少数骨干留总会工作外，其余学员均回各县、区、村宣传发动群众，组建了各级抗日救国会，有力地推动了濮、滑、东、长四县抗日救亡活动的开展。

　　这一时期，我党同丁树本合作抗日的关系比较好。丁树本不但让晁哲甫担任其政治部副主任，让晁涌光任组织科长，还成立了军、政、民座谈会，让晁哲甫、罗士高和安法乾为委员。晁哲甫在会上提出制定抗日纲领，亦为丁树本所接受。11月，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冀南分队部在濮阳成立，丁树本和安法乾均到会讲了话。12月，冀鲁豫农民抗日救国会和妇女抗日救国会，在丁树本的大堂上联合开会，宣告成立。丁树本亦到会讲话，表示祝贺。在此期间，安法乾等还做工作让丁树本委任共产党员张惠僧为东明县长、委任救国会委员毛迪亚为长垣县长，使这两个县的抗日救亡活动得以顺利开展。这样，直南各县就普遍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和自卫队等群众组织，有些地方还建立了锄奸团，普遍挖了路沟，对保卫抗日根据地、坚持反扫荡起了很大作用。1939年2月，直南特委在濮阳后化村召开会议，特委书记王从吾传达了中央六中全会精神。会议决定把直南特委划分为直南、豫北两个地委，安法乾任两个地委的民运部长。回濮阳县城之后，安法乾领导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把在濮阳训练班的学员组成好几个工作队，到濮阳县城关区恢复了一些党组织，之后成立了濮阳工委。

　　3月，因冀南日军进行春季大扫荡，彭德怀副总司令同129师刘、邓、徐首长住在清丰县韩村集。冀南区党委书记李菁玉、组织部长于汉光等住在沙窝。安法乾接于汉光通知到韩村129师师部开会，见到了刘伯承师长。刘伯承同志讲了华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和冀鲁豫地区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会后，刘伯承亲笔写了一封信交安法乾带给王从吾，要他到鲁西南找杨得志研究协作开展创建冀鲁豫根据地的问题。之后，彭德怀副总司令接见了安法乾，并听取了他的工作汇报，给予充分肯定，还对今后的斗争及有关问题作了指示。

　　与此同时，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洛阳召开了反共会议。丁树本参加了会议回到濮阳后，政治态度变坏，抛弃了“统一战线、军民合作、抗战到底”的三大主张，按照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多方打击和限制我党的抗日力量，公开宣传“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和一个政府”的反动理论。在此情况下，安法乾按照党的指示，在濮阳召开代表大会，并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与丁树本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为进行斗争并取得了一定胜利。

　　12月，邓小平同志在大名东北回回营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指示。安法乾与直南、豫北地委和各县县委书记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为以后讨逆作战的胜利及打退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具有重要意义。

　　1940年4月17日，经冀鲁豫抗日救国总会的筹备，大名、南乐、清丰、濮阳、东明、长垣六县代表在清丰安庄召开军政民代表大会，成立冀南六县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选举安法乾为专员。安法乾在会上讲话，宣布了六大施政方针，同时任命了一批下属领导干部。其中，晁哲甫任参议室主任，并负责筹建冀鲁豫抗日中学。

　　综观安法乾自“七.七”事变后参加革命以来，由于其积极工作，成绩卓著，在三年的时间里：入党进县委当书记——进特委当民运部长兼抗日救国总会负责人——现又当选为冀南六县的第一任抗日专员，年仅23岁即已身居要职，在政治上也来了个“三级跳”，进步可谓神速！但安法乾头脑十分清醒。会议之后，安法乾曾与他崇敬的革命老前辈、德高望重的晁哲甫同志有过一席深谈。安法乾说，我没把专员看作一个“官”。专员就是专门抗战的人员，我今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更加努力地作好抗日工作，才无愧于这个称号。晁哲甫听后欣慰地笑着说，你能这样想，非常难得！

　　4月30日，奉中央军委命令，黄克诚率三四四旅到达清丰县东南地区，与杨得志领导的冀鲁豫支队合编为第二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黄克诚任政委、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司令部设在关爷庙（双庙）西街路南。同时成立了冀鲁豫军区，黄克诚任司令员（黄走后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任政委。为加强冀鲁豫边区党政军民的统一领导，经北方局批准，黄克诚主持召开了军政会议。参加会议的军队方面有黄克诚、杨得志、崔田民；区党委有张玺、信锡华；地方行政有安法乾和晁哲甫。会议决定由上述人员组成军政委员会，黄克诚任书记（黄走后崔田民任书记），并研究了冀鲁豫边区的大政方针。

　　此后不久，安法乾、崔田民在清丰城内张仪庄召开冀南六县和滑县、内黄的县长会议。安法乾作报告，部署反扫荡、征粮征款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崔田民代表黄克诚在会上作了根据地各项政策的重要讲话。之后，我党政军民齐心协力，粉碎了日伪军的“五.五”大扫荡，打败了顽军石友三和高树勋的猖狂挑衅，打击和瓦解了会道门对边区的威胁，从而转变了冀鲁豫根据地的斗争形势。

　　1941年1月15日，遵照边区军政委员会的指示，经过冀南六县专署的筹备，在内黄张固召开了冀鲁豫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会议由安法乾主持，成立了冀鲁豫边区行署，选举晁哲甫为主任，崔田民、贾心斋为副主任。行署下辖三个专署，安法乾为一专署专员。原冀南六县专署全部机构人员给行署，一专署人员进行了重新调配，并受命到清丰城东一带活动。

　　4月12日，日伪军一万多人从内黄、五陵集、白道口、滑县、濮阳、清丰等地，分四路以合围之势向我沙区根据地进攻、扫荡。我军除以部分主力坚持腹地斗争外，大部分突围到外线打击敌人，迫使敌人于20日退出沙区。敌人这次大扫荡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烧毁村庄140余个，民房5万余间，屠杀群众4000余人，沙区所有财物被抢掠一空。此即为有名的“四.一二”大扫荡。

　　扫荡过后，安法乾即带领一专署工作人员从清丰城东赶到沙区，迅速投入救济灾民，开展生产自救和巩固建设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此后，到42年，边区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灾荒，出现了逃荒要饭、卖儿卖女，甚至饿死人的现象，群众生活苦不堪言。敌情严重，饥荒降临，根据地进入了最为困难的时期。

　　形势严峻，斗争艰苦，安法乾没有丝毫的动摇和畏缩，但沙区的惨景，辖区各县人民的苦难却常使他忧心如焚、夜不能寐。这期间，他一方面发动专署机关和各县区党政干部节衣缩食、捐款捐物支援灾区；一方面经常骑马奔波于辖区各县安抚群众、组织生产自救、检查救灾工作、帮助征收公粮、跑行署请示工作，到濮县、范县、观城等县组织调粮，生尽千方百计，带领群众度过难关。由于疲劳过度，在从南乐回沙区的路上，不慎从马上掉了下来，摔伤了脚。在家休息一段时间，不等完全恢复，就急忙赶回沙区工作。之后，在行署的支持下，不仅从濮、范、观三县筹运粮食432万斤救济沙区灾民，还想办法在井店集建立德兴隆商店，经营粮食、棉花，并以花换布，对救灾起了很大作用。

　　1943年1月，安法乾接冀鲁豫区党委通知，另行分配工作。在区党委驻地，安法乾受到党委书记黄敬同志接见，并随之参加了边区工商局长会议。会上，黄敬同志讲了边区敌我斗争的形势，又讲了边区灾荒严重、敌人的经济封锁及边区市场上货币流通混乱等情况。他指出，边区党政军民不仅要同敌人打军事仗、政治仗，还要打好经济仗。这是事关抗日根据地生存、发展和巩固的重要一环。这就必须要统一市场货币，把伪钞和国民党钞票从根据地赶出去，让我们的鲁西票占领市场。要加强工商局的工作，各集镇要建立交易所，保证用抗钞进行交易。要建立若干个大商店，一方面支持救灾，一方面从经营上保证抗钞能买到东西，用货币发行和商业经营来驱赶敌顽货币，保证根据地的军需民食，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战胜灾荒，求得根据地的发展和巩固。

　　会议根据区党委和行署的研究决定，调整、充实和加强了行署工商局及中心区、鲁西南、鲁西北和沙区工商局的领导班子。任命韩哲一、安法乾为行署工商局正、副监委。因鲁西银行和工商局一起办公，二人还同时兼任鲁西银行的监委。后来，安法乾又兼任了中心区的工商局长和监委。

　　1944年2月，安法乾奉命到区党委整风队参加整风学习。不久，分局党校成立，他即转入分局党校继续学习。1945年3月，安法乾返回冀鲁豫，在滑县搞了一段时间的群众工作、调查研究，至6月党校结业后，被分配到中共冀鲁豫分局，任办公室主任。在此期间，他参与筹备并参加了分局在单拐召开的群众工作会议，聆听了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磨历劫、英勇不屈、艰苦奋斗，终于赢得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八年的时间里，安法乾把自己的命运与党、祖国和人民联系在一起，经受了战火的考验与锻炼，从一个向往革命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地区级的领导人，以辉煌的成绩度过了人生最辉煌的一段时期。

　　三、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
　　解放战争时期，安法乾同志先后担任二地委二工委书记、二地委战勤指挥部政委和二地委副书记、书记等职。他带领本区干部坚持游击战争，经受了艰苦复杂环境的考验；遵照中央指示，进行土地改革，组织群众发展生产；动员群众参军参战支援前线。为作好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定陶战役、龙凤战役、鄄南战役和巨、金、鱼战役及刘邓大军渡河战役的战勤工作，他不仅在后方组织人力、筹粮筹款，而且还亲自深入前线检查指导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弥补和纠正，每次都胜利、出色地完成支前任务，曾多次受到军区和行署的表扬。

　　1948年9与30日，菏泽重获解放。安法乾受命与范阳春带基干团进驻菏泽，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清除残敌、稳定秩序、恢复了生产和经营，为区党委、军区和行署机关进驻菏泽，创造了有利环境。

　　淮海战役开始以后，安法乾迅即投入到紧张的支前工作之中。由于这次战役规模大、参战人员多，所以战勤工作任务非常繁重。正在这时，上级决定抽调大批干部支援南方新区工作，抽调的人数相当于一个完整的区党委架子，而且各级职干部要配备齐全。在此情况下，二地委的领导班子曾一度剩下安法乾等3个人。但他们仍然按照要求圆满完成了一切工作任务。

　　1949年8月，安法乾调任平原省政府委员、省供销合作社主任，开始了新的革命历程。安法乾后来回忆说：“从1949年至1952年底平原省撤消，这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忙的一段时期。”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百业待举。以供销合作社来说，安法乾上任之初，合作社刚刚建立，机构不健全，人员不到位，而新的工作任务却迫在眉睫。这一年平原省受灾比较严重，安法乾一到任就遇到粮、棉、油及其他农产品的收购工作和支持救灾工作，任务非常艰巨。在这段时期，安法乾昼夜忙碌，一方面抓紧建立了省、专区、县、区的合作社机构并很快配备了工作人员，到年底全省共约配备合作社干部4-5万人；另一方面，当时省委、省政府开会时间比较多，因而处理本部门的事情经常是利用一早一晚的时间，还要看文件、写材料、跑基层布置检查工作等，常常是把一天当作两天过，一个人当成几个人用。由于过度劳累和生活规律失调，1951年底他患上了肺结核病，1952年又得了失眠症。但为了工作，他只休息了很短一段时间，便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
　　1953年1月，安法乾调华北合作总社任副主任，8月又调华北行政委员会任粮食局长。这时，他的失眠症更加严重，有时一连三、四天不能睡觉。在领导的关怀下，安法乾被安排到颐和园和青岛进行疗养，才逐渐恢复了健康。

　　病好之后，1955年12月，安法乾调中央粮食部任仓储局长，半年后提升为部长助理、党组成员。1960年10月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停职。

　　安法乾担任粮食部副部长的时候，正赶上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面对全国大面积缺粮的情况，粮食部领导身上的压力可想而知。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安法乾和粮食部一班人，生尽千方百计，折冲平衡，调剂余缺，开发代食品，在保证首都粮食供应和帮助全国人民度过灾荒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安法乾遭受批斗，于1967春被停职检查，到“五七”干校参加劳动。1971年11月被“解放”后，选为干校党委副书记，分工抓生产和后勤工作，1973年底任干校党委书记。1975年干校结束，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后，他被任命为与粮食部合并后的商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主要抓粮食工作。期间，在拨乱反正、进行整顿、弥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损失等方面，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粉碎“四人帮”后，1979年春粮食部成立，他仍任粮食部副部长、党组成员，除抓机关政治思想工作外，还抓些业务工作。正当他以焕发出的第二青春，意气风发地为党工作的时候，不料于1980年因大脑中风，卧病在床，虽经休养治疗，但精力大减，乃于1982年三部合并时退居二线。

　　安法乾退居二线之后，时时以鞠躬尽瘁的革命精神激励和要求自己，常思“老骥伏枥”发挥余热，为党多做工作。1982年后又任了一段时间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的副理事长，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8年又当选为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拖着病弱之躯，仍关心国家的改革开放大业，并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策。1990年在进行党员登记时，他写道：“我要严格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保持晚节，终生为共产主义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