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氏古代名人录】
　　安国先生是如何致富的（布衣安国）

　　据王世贞记载，明代嘉靖年间无锡（在今江苏省）有一介布衣安国的财富“过五十万”，与太监黄永、黄锦，陆都督炳，山西三姓，徽州二姓等，同为“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关于安国是如何致富的问题，多年前无锡曾有过探讨，由于当时现成的相关资料很缺乏，开始时也有“垦殖致富说”——即所谓“务本致富”与“经商致富说”——即所谓“末以致富”之间的讨论。但在安国的家族文献中发现了他的资财的具体数字后，经过定量分析，终于揭开了秘密。
　　这位明代无锡安国先生的经济发展过程如下：“田止四百亩，与（安）祚、（安）祉二子平分。又有承事公（安祚——笔者注）遗嘱，田已四千亩，与邦、国二子平分，业十倍于所授矣。及展赠公（安国——笔者注）分书，裒然成册，属松江府印钤，田至两万亩，他物称是，约六十倍于所授。”⑷
安国父亲安祚析产时得田200亩，到他立遗嘱时，已有田4000亩，“业”是20倍于所授。安氏家谱说安祚“务本以勤致富”，其他的各种公私记载中也无任何涉及他经商的资料，安祚作为地主是可定论的。这表明明代一个地主“务本致富”，靠田地经营，一辈子的财富积累是20倍的扩张。
　　安国以分得的2000亩田起家，到他自己立析产分书时，仅在松江一地的田就有2万亩，其他财产约值12万亩田，两者合计为14万亩田。以这不完全统计数计算，安国的“业”已是70倍于所授。
两者比较，安国发财的速度至少比他父亲快3倍。面对安国这种“他物”多而田地少的财富格局，以及高速度暴富状况，“垦殖致富说”者再论断安国与他父亲安祚一样是“经营地主”，以地租为“主要的也是最大的一注收入”而致富的说法，即“务本致富”的逻辑，就再也无法站住脚了，相反却能印证《常州府志》、《无锡县志》中关于安国经商致富，即所谓“末以致富”的记载是正确的。
　　再回过来分析《故沈伯熙墓志铭》，文中只说“先世以躬稼起家”，而对于现在沈万三研究中广为引用的明代孔迩《云蕉馆纪谈》中所载沈万三“变为海贾，奔走徽、池、宁、太、常、镇豪富间，辗转贸易”之事，即有关沈万三经商的经历，连片言只字都没有，仿佛不存在此事一样。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奇怪的事？
　　若能跳出单纯沈万三研究的圈子，打开视野，了解封建社会里一般人们的价值观，就会发现那个时代里，在千百年儒家“耻言利”的传统思想的束缚下，特别是在封建社会“贱商抑末”的巨大精神压力下，“士农工商”商为末等，人们普遍认为经商是不光彩之事。在这样沉重的舆论与话语环境中，后代对自己前辈经商致富的事实都是讳莫如深的，在说及家世往事时往往以“躬稼起家”这样的描述含糊带过，沈万三的后代是这样，安国的后代也是这样，例子俯拾皆是。
　　再以明代无锡安国为例。在安氏家族文献中，只提安国的“高贵品质”，比如安国是如何文雅风骚、如何与达官显贵社交往来、如何周济乡里等，笔调与《故沈伯熙墓志铭》中说沈万三“能推恩以周急难”完全一样。有论者称之为谀墓之词，是封建社会的通病。所以，仅以这类“躬稼起家”的记载去研究沈万三、安国这样一类人物的发家史，往往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就无锡安氏家族文献而言，还是比较客观与聪明的，尽管它自己不透露任何安国经商的细节，但还是全文引述了《常州府志》、《无锡县志》中非常简单又雷同的有关安国经商致富的官方记载“居积诸货，人弃我取，行二十年，富几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