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氏论坛贴精选】川滇大小凉山彝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中的民族关系 

　　川滇大小凉山彝族地区社会文化变迁中的民族关系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民族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规则的逐步建立和族群间交往互动的日益频繁，各地区、各阶层、各民族之间的利益关系渐趋紧张，社会矛盾也进一步加深，特别是在东部发达地区与西部民族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各民族的发展愿望难以满足的情况下，民族关系的焦点已经转移到民族利益分配问题上。而资源配置不合理和民族立法工作的严重滞后已经对中国民族关系造成了危害。然而，多年来有关方面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边疆地区的民族分裂问题上，而对各民族在经济文化上的冲突和矛盾缺乏必要的重视和研究。本文试图通过对大小凉山这一区域民族关系的个案分析，揭示当前中国民族关系中面临的问题。
　　一、 地缘政治特点和历史上的民族关系
　　凉山彝族作为族群概念是指彝族中操北部方言的群体，是彝族中人口最多、分布最广的一个支系。200多万人口除聚居在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以及云南宁蒗彝族自治县外，还广泛分布于乐山、雅安、攀枝花、甘孜、迪庆、丽江、楚雄、昭通、大理、怒江等凉山周边地区。该族群内部相互联系紧密，文化同质化程度高，无论语言、服饰、文化习俗、社会组织形式、生计方式等基本相同。近代以来，凉山彝族以其保持等级家支制度和奴隶社会特征闻名于世。
　　大小凉山作为地域概念是指青藏高原东缘的横断山脉北段，向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其东、西、南三面被金沙江所环绕，与云南省隔江相望，北面以大渡河为界，与内地汉族地区分割，形成封闭独立的地理单元。境内河川密布、群峰耸峙，峡谷壁立，使整个地貌崎岖破碎，处处峭绝深阻。平均海拔2000—2500米，面积7万多平方公里。该区域地跨川滇两省，势扼金沙江南北两岸。是内地连接云南边疆的交通要道，汉、彝、藏三大族群互动的中心舞台。自古以来，该区域的社会稳定与民族关系都对整个西南地区构成全局性影响。
　　凉山是以彝族为主体多民族相邻而居的地方。藏族聚居在西北部紧邻甘孜州的木里藏族自治县，汉族则分布于中部、南部宽阔平缓的安宁河谷和雅砻江下游；其北部、东部和西南部海拔1500至4000米的高寒山区为彝族住牧地。境内还零散的分布有傈僳、纳西、普米、回、蒙古等民族。彝族占总人口的43%，汉族占54%，其他民族占3%。彝、傈僳、普米、纳西等民族是当地土著，汉、回、蒙古等民族主要是元明以后迁来的。这种彝汉垂直分布、汉多夷少的格局是两千年间民族交往互动的结果。
　　彝族是先秦时期活跃在中国西北地区的氐羌族系的一部分南迁后，融合当地土著逐渐形成的民族共同体*。秦汉之际已广泛分布于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据彝文古文献记载，彝族先祖“渎慕”在云南东北部建立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后，其六子，分为武、乍、糯、恒、布、默六支，向四周发展，征服了贵州西部、四川南部及云南大部分地方。其中两支〈布、默〉的后裔古侯和曲尼率领部众进入凉山，打败濮人部落，建立家支等级制度，形成由最高统治阶级“兹莫”统领上百个黑彝家支和近千个白彝家支以及被征服的奴隶构成的等级世袭社会。
　　据汉文献记载，凉山地区最迟在西汉就有彝族先民在此居住，建立邛都国。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邛竹杖和蜀布，从而探知大夏东南的身毒（今印度）有一条通往汉西南徼外邛都和巴蜀的商道。为了打通这条后来被称为南方丝绸之路的古道，汉武帝发兵进攻西南夷，诛邛君降滇国，设越西郡和益州郡。从此大小凉山作为
　　连接川滇黔藏的咽喉和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冲，与历代王朝经略西南边疆的历史密不可分。诸葛亮平定南中、唐与南昭会盟对抗吐蕃、元朝军队灭大理国、明朝三征麓川、清军平定吴三桂等重大历史事件都是从四川出兵，翻越大凉山经西昌过会理渡金沙江入云南。为了保障这条统治西南的生命线畅通无阻，汉设“邮、亭、驿、置”，元设站赤，明设驿亭，清设关哨。还在沿途建据点，修城池，派重兵驻屯。与此同时，内地汉族也通过这条交通线不断向云贵高原移民。围绕交通线和移民拓疆展开的斗争成为早期西南边疆与中原内地关系的主题。因此，巩固在凉山的统治是历代王朝经略西南的重中之重。
　　两汉至魏晋时期，中原王朝在彝族地区推行土流两重政权的所谓羁縻统治，“齐其政，不易其宜，改其教，不易其俗”。南北朝时期，内地战乱不已纷争不断，对西南边疆的统治削弱，南中大姓爨氏家族割据云南。唐中期以后，云南洱海的彝族部落南昭强盛起来，统一西南各部族，驱逐唐王朝势力，建立南昭国。南昭在凉山设立会川都督府。大理国取代南昭后，继续扶持凉山彝族势力。
　　元明时期，在西南实行土司制度，“仍土官以顺其情，设流官以制其势”。许多彝族兹莫成为土司。元朝在凉山设立罗罗斯宣慰司（利利兹莫）。明代在凉山设立四川行都指挥使司，下辖建昌、宁番、越西、会川、盐井等五个卫军民指挥使司和德昌、礼州等八个千户所。在交通线设置64堡。这些都是军民并管的军事屯恳组织，屯驻官军达58000多人。同时又有大量内地汉族迁来实边。
　　在元代以前，汉族向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迁移的人口不多，早期进去的也逐渐被当地各民族所融合。西南夷各族群的人口始终占大多数。少数汉族人口只分布在城镇和交通线上。从元朝开始，为了巩固统治的基础和改变力量对比不利的局面，在实施军屯的同时，大规模推行民屯和商屯。汉族人口大量增加。到明嘉庆时，仅越西、西昌、会理等地租种彝族土司土地的“汉佃”即达四十三万多人。大量移民的拥入，使当地的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明朝政府逐渐可以不再依赖地方各民族上层进行统治，开始在西南地区实施“改土归流”。凉山中部和南部既安宁河谷和雅砻江下游地区逐渐脱离彝族土司控制，成为流官直接统治的彝汉杂居区。与此同时，凉山彝族内部的黑彝家支也乘兹莫土司势力被削弱的时机，联合起来把土司赶出了凉山腹心地区，侵夺了土司大部分的领地和属民，成为新的统治者。凉山彝区也因此摆脱了中央王朝的间接统治，成为所谓“独立倮倮”。
　　满清统治时期，全面推行“改土归流”成为西南边疆政治的主题。目的是要完成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的过渡。也因此导致民族关系空前紧张。引起各地彝族土司的联合反抗。云南、贵州的彝族土司在反抗失败后，纷纷被废止。只剩下凉山的兹莫及黑彝家支集团仍在山高路险的大凉山上继续抗争。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用武力扫荡彝区，残杀乌蒙、东川等处彝民，逼迫他们纷纷渡金沙江逃入凉山，鄂尔泰派兵追击，四川提督黄廷桂亦调兵入凉山大肆屠杀。不断添设兵弁，广置汛塘，严密包围大凉山。既限制彝民的外出，也严禁汉民进入，禁锢了凉山腹心地区，不断压缩彝族生存空间，企图把彝族困死饿死在大凉山上。“凉山生番，出山抢掠，只因岁荒乏食”，“支内头人，以天旱岁饥，纠约小番焚掠”。 “道光十五年四川总督鄂山镇压凉山彝族，其恶毒策略，要在严密包围之下，断绝彝族人民的养命之源，使之尽成饿殍，以枪炮轰击，全部消灭，认为这样做是事出万全，边患可以永息”（见方国瑜《彝族史稿》第562页）清代中晚期，大批彝民冲破封锁，相率逃出凉山，进入川西、滇北人烟稀少的山区，与藏、纳西、傈僳、普米等民族为邻。
　　概括起来讲，明代中叶以前，由于实行与内地不同的统治策略和管理体制，尊重当地社会政治基础和文化习俗，不干涉其民族内部事物。在维护大一统格局的前提下，赋予其传统贵族统治的合法性。并且，重教化轻赋税，不与边民争利。使彝汉关系在大多数时间是稳定的。只有在中原动荡或官吏贪赃枉法时夷民叛乱边疆割据。明代中期以后，汉族移民激增，与当地土著发生持续不断的利益冲突。而强制推行改土归流在凉山彝族聚居区的失败，使凉山境内出现彝区和汉区分治的局面。随着清王朝和民国地方军阀继续奉行民族灭绝政策以及黑彝贵族势力对周边汉民的不断抢掠和袭扰，给彝汉群众带来深重灾难，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导致凉山彝区在数百年间一直处在封闭、孤立和动荡当中。本世纪初，鸦片种植和奴隶贸易在凉山兴盛起来，大量洋枪洋炮落入彝民之手，彝族内部的家支械斗以及同汉区的武装冲突升级。这就是是晚清以来川滇大小凉山一带日甚一日的所谓“夷务问题”。
　　元明时期，在西南实行土司制度，“仍土官以顺其情，设流官以制其势”。许多彝族兹莫成为土司。元朝在凉山设立罗罗斯宣慰司（利利兹莫）。明代在凉山设立四川行都指挥使司，下辖建昌、宁番、越西、会川、盐井等五个卫军民指挥使司和德昌、礼州等八个千户所。在交通线设置64堡。这些都是军民并管的军事屯恳组织，屯驻官军达58000多人。同时又有大量内地汉族迁来实边。
　　在元代以前，汉族向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迁移的人口不多，早期进去的也逐渐被当地各民族所融合。西南夷各族群的人口始终占大多数。少数汉族人口只分布在城镇和交通线上。从元朝开始，为了巩固统治的基础和改变力量对比不利的局面，在实施军屯的同时，大规模推行民屯和商屯。汉族人口大量增加。到明嘉庆时，仅越西、西昌、会理等地租种彝族土司土地的“汉佃”即达四十三万多人。大量移民的拥入，使当地的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态发生了深刻变化。明朝政府逐渐可以不再依赖地方各民族上层进行统治，开始在西南地区实施“改土归流”。凉山中部和南部既安宁河谷和雅砻江下游地区逐渐脱离彝族土司控制，成为流官直接统治的彝汉杂居区。与此同时，凉山彝族内部的黑彝家支也乘兹莫土司势力被削弱的时机，联合起来把土司赶出了凉山腹心地区，侵夺了土司大部分的领地和属民，成为新的统治者。凉山彝区也因此摆脱了中央王朝的间接统治，成为所谓“独立倮倮”。
　　满清统治时期，全面推行“改土归流”成为西南边疆政治的主题。目的是要完成从间接统治到直接统治的过渡。也因此导致民族关系空前紧张。引起各地彝族土司的联合反抗。云南、贵州的彝族土司在反抗失败后，纷纷被废止。只剩下凉山的兹莫及黑彝家支集团仍在山高路险的大凉山上继续抗争。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鄂尔泰用武力扫荡彝区，残杀乌蒙、东川等处彝民，逼迫他们纷纷渡金沙江逃入凉山，鄂尔泰派兵追击，四川提督黄廷桂亦调兵入凉山大肆屠杀。不断添设兵弁，广置汛塘，严密包围大凉山。既限制彝民的外出，也严禁汉民进入，禁锢了凉山腹心地区，不断压缩彝族生存空间，企图把彝族困死饿死在大凉山上。“凉山生番，出山抢掠，只因岁荒乏食”，“支内头人，以天旱岁饥，纠约小番焚掠”。 “道光十五年四川总督鄂山镇压凉山彝族，其恶毒策略，要在严密包围之下，断绝彝族人民的养命之源，使之尽成饿殍，以枪炮轰击，全部消灭，认为这样做是事出万全，边患可以永息”（见方国瑜《彝族史稿》第562页）清代中晚期，大批彝民冲破封锁，相率逃出凉山，进入川西、滇北人烟稀少的山区，与藏、纳西、傈僳、普米等民族为邻。
　　概括起来讲，明代中叶以前，由于实行与内地不同的统治策略和管理体制，尊重当地社会政治基础和文化习俗，不干涉其民族内部事物。在维护大一统格局的前提下，赋予其传统贵族统治的合法性。并且，重教化轻赋税，不与边民争利。使彝汉关系在大多数时间是稳定的。只有在中原动荡或官吏贪赃枉法时夷民叛乱边疆割据。明代中期以后，汉族移民激增，与当地土著发生持续不断的利益冲突。而强制推行改土归流在凉山彝族聚居区的失败，使凉山境内出现彝区和汉区分治的局面。随着清王朝和民国地方军阀继续奉行民族灭绝政策以及黑彝贵族势力对周边汉民的不断抢掠和袭扰，给彝汉群众带来深重灾难，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导致凉山彝区在数百年间一直处在封闭、孤立和动荡当中。本世纪初，鸦片种植和奴隶贸易在凉山兴盛起来，大量洋枪洋炮落入彝民之手，彝族内部的家支械斗以及同汉区的武装冲突升级。这就是是晚清以来川滇大小凉山一带日甚一日的所谓“夷务问题”。
　　隧使彝汉民族间的隔阂、歧视和偏见根深蒂固。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凉山民族关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在建构新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开创了中国民族关系的新局面。首先，通过民族识别工作明确了国家的民族构成；其次通过立法赋予各民族群众作为国家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承认他们作为民族共同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集体权利。并且，以帮助各民族建立自治地方政府的形式具体加以落实。与此同时，采取各种措施帮助各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然而，由于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和影响，特别是长期贯彻极“左”路线和进行阶级斗争。民族政策反反复复，得不到始终如一的贯彻执行，破坏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凉山民族关系在这期间也大起大落。
　　1、解放初期的民族关系（1950年至1955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解放军向西南进军。1950年3月27日国民党在西南的最后一个据点----西昌解放，4月国民党边务主任兼27军副军长、彝族土司岭光电在昭觉起义，拉开了凉山彝区和平解放的序目。10月，彝族头人果基木古被中央任命为西康省政府副主席，阿候鲁木子被任命为西昌专区副专员。
　　西昌及大凉山周边地区解放后，面临的问题就是要向凉山腹地进军，彻底结束黑彝集团势力割据的局面。为此，提出“谨慎稳进，长期工作，达到民族团结”的方针。为了争取彝族上层的支持和合作，答应他们不在凉山实行土地改革，即使要改革也要在他们自觉自愿的前提下进行。随即派出大批工作队、医疗组进山，发放粮食、盐巴、农具等救济物，免费为群众治病，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调解家支纠纷，修筑公路。动员和组织彝族上层到内地参观学习，选派彝族青年到北京、成都、雅安、西昌接受培训。为和平解放凉山全境，建立彝族自治地方政府创造条件。
　　1952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北京接见彝族代表时讲：我走过西昌，西昌是个好地方，汉人占了干坏事，把彝人赶上山封闭起来过着贫穷的生活，现在欢迎下山来。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的广大彝族居住区建立一个大的彝族自治区”。不久，政务院批准，将西昌专区所辖彝族聚居县从相邻彝汉杂居区划出，另行组建一个地区级的凉山彝族自治区，直属西康省领导。10月1日凉山彝族自治区在昭觉成立，彝族老红军瓦渣木基为主席。并陆续建立了12个县政府。先后动员数百个彝族头人在新政权任职。
　　1953年11月24日，经长期劝慰，凉山南部主要土司安登银走出山洞，与政府见面合作。1955年4月，凉山最大的彝族土司岭邦正也同意出山接受委任，至此，凉山全境和平解放。同年，凉山彝族自治区改为自治州。
　　这一时期，由于军队和干部模范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积极争取到彝族上层人士的支持与合作，基本避免了武装冲突，完成对凉山全境的军事占领，建立了彝族自治地方政府。并且，从根本上改变了彝族群众长期以来对汉人的敌视、仇恨和对抗。赢得了彝族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依靠。使凉山顺利的纳入国家一体化的进程，成为新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彝民族也因此获得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平等地位和基本权利。
　　2、民主改革和平息叛乱对民族关系的影响。1956年1月，四川省委制定《凉山彝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实施办法》，报请中央批准后提交自治州第三届人代会第一次会议通过。该办法总则第一条规定：“废除奴隶制度，解放奴隶，实行人民的人身自由和政治平等；废除奴隶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劳动人民的土地所有制， ----第六条：没收奴隶主的土地，并征收其多余的耕畜、农具、粮食和房屋。但是，奴隶主的其他财产依法予以保护”（见《凉山彝族自治州民主改革手册》）。
　　然而，民主改革遭到大多数黑彝的坚决反对。在动员和实施方案的前后，凉山全境爆发武装叛乱。“凉山彝族地区的叛乱，从去年（1955年）的12月24日在普雄县的申各庄、候不列拖地区（奴隶主集中，我工作基础差）开始，四、五天内波及全县，后发展到昭觉、美姑、布拖等县，一个月后全区12个县都发生了叛乱，这里面洪溪、布拖、普雄、美姑是全县叛乱，其他县的彝区是大部分叛乱。叛乱的面宽、时间长，人数最多时达2万多人（其中奴隶主4700人），叛乱最厉害的地区，叛乱人数达总人口的百分之十几，（时而参加，时而回家的人数无法统计）。凉山的黑彝各个家支差不多都参加了叛乱”。（《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变革》230页）。紧接着，西昌专区各县及宁蒗等地黑彝武装也相继叛乱。
　　1956年７月24日，周总理传达主席对凉山、甘孜改革问题的指示，决定放宽政策。提出“和平改革”、“停战谈判”、“百擒百纵”等主张。指出凉山和甘孜的改革在内容上有不同，凉山主要是解放奴隶，对奴隶主的财产原来采取没收办法，经主席指示改成征购，也就是赎买。10月，中央决定派中央慰问团去四川彝区和藏区慰问。
　　1957年3月，中央书记处发出“要真改革，不要假改革”的指示精神。四川省委亦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民主改革，认为有片面强调和平谈判而忽视军事打击的倾向。３月11日，凉山州委在检讨工作时认为“只有给顽抗者以坚决的反复的很很地打击，才能促使叛乱者更大的分化，给政治争取造成更有利的条件。
　　停战谈判是一种策略措施。---（我们）在执行党的平叛方针上，在和谈的同时，放松了必须的军事打击，执行政策中注意了对奴隶主宽大，但忽视了政策为群众撑腰的一面”（《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变革》第293页）。因此，决定加强军事努力。
　　1957年9月，开展复查补课工作。发动群众，斗争不法奴隶主，处理奴隶主退赔问题，分配斗争果实。“1958年3月凉山州委决定结束复查补课运动，宣布解放了40余万奴隶（其中单身奴隶4万余人）及全体劳动人民，没收、征收奴隶主土地120余万亩，耕牛2万余头，农具3万余件，房屋7千余间，粮食1400余万斤。废除了奴隶主的一切特权。共清算出奴隶主所造成的损失，折回人民币6百余万元，实退赔4768735元（其中黄金2271两，白银1629191两，粮食2132057斤，其他实物约折2774556元）。存在的问题是在执行政策上，对奴隶主分子区别对待不够，在整个复查运动中，全州发生不法奴隶主384人自杀，44人被群众打死，45 人逃跑，其中约20人参加了叛乱”（中共凉山州委：《关于结束复查补课运动的报告》1958年3月）。
　　几乎在进行民主改革的同时，集体化运动也在凉山彝族地区展开。到1958年4月，已建合作社2917个（其中高级社2351个），入社农户占总户数的40%。10月开始试办人民公社。越西、普雄等县发生反集体化暴动。11月开展镇压运动。12月开展对家支制度、家支头人的批判。1960年1月，凉山开始婚姻改革，不准重婚、反对买卖婚，提倡自主婚姻。
　　这一时期，民族关系的主题是“民族问题服从于阶级斗争”。认为民族矛盾实质是阶级矛盾，彝汉长期对立根源于封建势力的反动统治和奴隶主的阶级压迫以及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因此，不顾民族问题的特殊性，照搬内地阶级斗争的模式，强制推行激烈的社会变革。推翻奴隶制度是历史的趋势，也是人心所向。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可能允许这种社会制度长期存在。然而，在凉山民主改革的过程中，受极“左”路线的影响，政策反复，不能始终贯彻“和平改革”的方针，在还没有得到彝族各阶层人民的充分理解和支持的情况下，在凉山进行社会改革的条件还完全不成熟的情况下，急于求成，强制变迁，动摇了彝族社会的基础。付出了实际上是能够避免的惨重代价。使民族关系经受严峻考验。特别是在民主改革后期，不顾凉山实际，要一步跨千年，全国一盘棋，成立合作社，办人民公社，破坏了凉山的生产力，致使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凉山人口大量死亡。
　　３、六、七十年代的民族关系。1957年1月，贯穿凉山彝族腹心地区的宜西公路（宜宾至西昌）通车，至1960年全州各县均已修通公路。结束了凉山彝区封闭割绝的历史。也消除了使凉山彝族社会纳入国家一体化进程的自然障碍。因而，公路建设为经济文化发展创造条件的同时，政令的畅通也把凉山拖入国家历次政治运动的旋涡。
　　1964年凉山开展“四清”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大批彝族干部知识分子受到冲击，特别是彝族上层爱国人士和一些被扣上“地方民族主义分子”帽子的人，被批斗、监督劳动、判刑，甚至迫害致死。 　　　
　　象岭邦正、岭光电、罗大英等重要的统战对象都没能幸免。与此同时。在彝族农村开展破四旧运动。反对“封建迷信”，禁止彝族毕摩从事宗教活动，没收并烧毁彝文经书，强迫他们进学习班接受改造。并且进一步打击家支势力，禁止继续沿用习惯法处理民事纠纷和刑事案件。改革被认为是落后的风俗习惯。至此，彝族固有的传统社会精英和知识精英全部覆灭，其自身文化的内在活力被完全抑制住。从而，丧失了民族发展的主体性和文化自觉。
　　不过，在开展阶级斗争和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凉山的经济和社会事业在国家的三线建设中得到一定程度发展。凉山是各种矿产资源的富集区，被称为“中国的乌拉尔”。1958年，中央就决定在西昌建设钢铁基地。1964年，为开发凉山南部共生矿，开始建设现代工业城市——渡口市（攀枝花市）。1970年7月纵贯凉山四百公里的成昆铁路全线通车。同年，中央军委下达了建设西昌卫星发射基地的命令。这几项国家重特大建设项目在凉山境内的开工建设，使惜日的“蛮夷之地”成为国家工业发展和国防建设的主战场。全国各地数十万建设大军进入凉山，掀起一股工业移民的高潮。给凉山彝族社会带来深远影响。一方面，推动了凉山的交通、能源、城市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卫生以及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了给工业建设提供原材料，长期掠夺式的砍伐森林和破坏性的开采矿产资源，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影响了当地可持续发展。而且，国家在民族地区的资源开发中，没有充分的考虑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没有注意带动地方经济特别是农业经济的发展，没有注意吸收少数民族农村人口到新兴的工业城市中就业。引起一系列社会后果，使民族关系潜伏危机。
　　4、改革开放以后凉山民族关系的恢复和发展。1979年1月1日，根据国务院决定，西昌地区正式并入凉山彝族自治州，自治州机关由昭觉迁往西昌。“西凉合并”是从行政区划上恢复了这一历史民族区的统一管理，是凉山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和民族关系的转折点，是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进一步落实和完善。体现了党和国家维护少数民族权益，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精神。使彝族人民能够走出大山，在更广阔的空间，更有利的条件下，参与主流社会。4月15日，根据中央和四川省委指示精神，释放1961年前参加叛乱的全部服刑人员，摘掉刑满就业人员的反革命分子“帽子”。一律给以公民权。很快全州绝大多数奴隶主得以摘掉“帽子”。这件事情，吹散了笼罩在民族问题上的“阶级斗争”这块阴影，达成了民族和解的良好愿望。
　　这一时期，对广大彝族群众来说，最重要的是解散了人民公社，实行联产承包、分户经营。从而，解放了生产力，解决了几十年没有解决的温饱问题。另外，落实了宗教政策，允许宗教信仰自由，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不干涉家支内部事物。使彝族社会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在此期间，国家采取特殊政策，帮助彝族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经过二十年的努力，一大批彝族青年通过大中专院校的培养，成为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充实到自治地方政府各部门各行业，成为凉山各项事业发展的骨干力量。
　　特别值得提及的是彝族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取得了成绩。一方面，立足于当地社会现实和文化基础，注重发挥彝族语言文字的作用，在彝族聚居乡村和民族高等院校开展双语教育。出版彝文报纸和书籍。另一方面，成立专门机构从事彝族历史文化及文学艺术的发掘、整理、推广和研究工作。使彝学成为一门的新兴的综合学科，其学术成果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展现了民族文化振兴的希望。与此同时，凉山的经济发展和扶贫工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奠定了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的良好基础。
　　作者：222.88.87.* （2009-4-12 21:2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