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氏历史名人录】从抗日救国到走向人民的 安恩溥

　　安恩溥在驻防昭通期间，为地方办实事，确乎以建设家乡为己任，使民国时期的昭通称为“滇东重镇”，“迤东第一商埠”，有“小昆明”之称。此外，他还购《万有文库》第二集赠镇雄县民众教育馆，发起编撰《民国昭通县志稿》，与昭通县长一起于西城楼创设民众教育馆，命名“昭通济川民众阅览室”，馆内附设民众学校，开办夜课以教育年长失学子弟等等，为广地方文化作出了贡献。但是，应该说这一时期的安恩溥是为彝族统治集团“小朝廷”的利益着想的，盲目忠于龙云和卢汉。1927年间，他与彝族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陆亚夫、卢永祥、禄国藩、余样忻等聚众商谈，将彝族的历史追溯到所谓庄乔以前来自楚国的竹王之裔，将彝族的文化追溯到与创造汉字的仓颉同时代的怯卢，这实际上是掌握了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的彝族上层对本民族的一次认识。于是计划组织“竹王会”、“怯卢学会”，介绍会员，推陆亚夫为会长，轮流在陆亚夫和安恩溥家中集会，为建立初期彝族宗派集团的公开组织作了初步偿试，后因汉族官僚的反对而停止活动。在驻防昭通期间，他派所部一营正规军随龙志桢(龙云胞妹，名登风)到四川凉山打冤家。1932年8月，又率军赴贵州省威宁县牛棚子镇压土目禄惠仙(国相)家的士兵起义。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云南，龙云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剿匪”军第二路军总司令，将云南军队编为第三纵队，孙渡任司令，安恩溥部第二旅奉命到镇雄修雕堡，堵截红军。当时，龙云为防止蒋介石中央势力借围追红军之机进入云南，一再指示滇军保存实力，“尽最大努力去防堵，总以不使共军进入云南为最好”。安恩溥对龙云的旨意心领神会，其第二旅基本未与红军发生正面接触，但一直在滇、黔之间往返跋涉，尾追红军，成为蒋介石中央军的帮凶，并因贵阳“保驾”有功而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后来贺龙率二、六军团经过云南时，安恩溥又率部堵截，一路尾随红军，直到鹤庆、丽江等地，这些行为应该说是反动的，其影响也是消极的。 
　　三、龙云和卢汉之间的桥梁：昆明起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3日，蒋介石在昆明发动“倒龙政变”，逼龙云下台，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彝族统治集团内部分裂。 
　　1948年9月，安恩溥在南京任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时卢汉到南京开会，要他回昆明“负点实际责任”。12月，安恩溥回滇途经香港，与刚逃出蒋介石软禁的龙云进行了多次谈话。龙云要他转告卢汉，不能将云南作为最后的战场，“只有起义，才能自救，救云南老百姓”，并写信让他带给卢汉。这以后，龙、卢之间不断有信使往返，商讨反蒋起义大计。因“倒龙政变”而产生芥蒂的龙云、卢汉等人又在安恩溥的努力下联合起来，成功地举行了昆明起义。 
　　安恩溥回到昆明后，卢汉任命他为民政厅长兼云南省训团教育长，为昆明起义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美籍传记作家江南(刘宜良)说，安恩溥在卢汉投共事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敦促卢汉做好各种起义准备，安抚、引导昭通龙绳曾(龙云三儿子)、龙奎垣的“西南人民革命军”，滇南万保邦的“中国人民自卫军”及滇西“共革盟军”等拥龙势力，为调解龙云、卢汉在起义问题上的矛盾分歧“尽了最大努力”。 
　　(2)在民政厅长任内，“专门注意选任县长的问题”，把过去六十军的．人员10余人派出去掌握各县力量。同时，卢汉藉他任民政厅长的机会，撤销警务处、社会处、卫生处归并民政厅设科，赶走大批国民党特务，由昆明市市长曾恕怀(绥江人)兼公安局长，掌握了市区的警察大权，为和平起义扫清了障碍。 
　　(3)主持云南省训团工作，训练行政干部，造舆论，“使干部与首长认识一致，步调协同，作为思想上的节制之师”。云南省训团是1948年卢汉为行新政、训新人，确实掌握省内行政、财政和群众而恢复的，团长由卢汉兼任，安恩溥兼任教育长，总理团内一切训练事务。学员主要由云南军政机关保送，另有部分大专毕业或同等学历的青年，训练结束后分配到各县掌握基层政权。在教育方面，安恩溥负责每天的升旗朝会讲话，题材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社会实况、人民生活等。通过事实，使学员对现实产生怀疑和否定，然后再诱导他们寻真理、找出路。 
　　安恩溥常谈到云南人民的生活实况，指出抗战后人民负担重，生活苦，挣扎在饥饿线上。每当谈到悲痛之处，他“声调激昂，老泪纵横”，勉励学员将来毕业工作时一定要注意人民生活，减轻人民负担。由于团内工作人员大多彷徨歧途，安恩溥就带头组织几人，在龙云介绍的共产党员吴少默辅导下，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及延安的“整风”文件，加深了大家对共产党的认识。学员课外活动也学扭秧歌，唱进步歌曲。每期学员毕业，安恩溥都要带他们到昆明郊区普吉劳动，参加修筑水库，这是当时国民党训练行政干部的机构中从来没有的创举。 
　　安恩溥的以上进步活动对促进昆明起义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当1949年卢汉“舍身赴渝”时，“把行政工作交待给安恩溥负责，把军队工作交代给龙泽汇负责”，要二人负责领导起义。但安恩溥在昆明的进步活动却遭到蒋介石的嫉恨，他质问卢汉：安恩溥那样坏的人，你为什么不处理?并一再强调，“对安恩溥要处理”，又令沈醉暗杀他。卢汉返回昆明后，为应付蒋介石，于10月底撤去安恩溥民政厅长和省训团教育长的职务，但仍不时与他商量起义事宜。12月9日拂晓，龙泽汇开车接安恩溥上五华山，卢汉宣布云南起义，成立云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卢汉任主席，安恩溥任委员兼行政处处长。其后，安恩溥参与领导了昆明保卫战，其表弟二七八师师长陇生文担任昆明东南区守备指挥官，“身先土卒，军令如山”，挡住了小板桥至大板桥一线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为保卫昆明作出了贡献。 
　　云南解放后，安恩溥相继担任了云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云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委员等职。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961年调任云南省政府参事室任参事，1965年1月病逝，终年71岁。1980年9月3日，中共云南省委统战部对其被错划为“右派”受到的处分作出了纠正。 
　　四、结语 
　　安恩溥出生于一个少数民族的封建地主家庭，他的一生跨越了晚清、中华民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阶段，从投身反袁到建设家乡，从抗日救国到走向人民，无不反应了他追求进步，身处大变动时代而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优秀品质。这当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主线，那就是他坚定不移的爱国爱民思想。早年，由于家庭出身的影响，安恩溥受到封建道德和伦理的教育。辛亥革命后，他就读于昭通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受到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极大影响，因之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破坏共和时慨然投笔从戎。军队生活又使他受到“军国民思想”的教育，“于是由狭隘的‘忠君爱国’观念发展成为‘富国强兵’的思想”。这是他一生中思想的第一次较大转变。后来，在驻防昭通期间，他将这种“富国强兵”的思想付诸实践，为昭通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而这种建设祖国的思想又是近代爱国主义思潮的内容之一。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厂，全国各地掀起了抵抗侵略的热潮，中共云南省“工委”在昆明、昭通等城镇和农村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亡运动。激发了云南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面对日本侵略者的猖狂进攻，安恩溥的思想发生了第二次较大转变，他突破了云南彝族统治集团“小朝廷”的狭隘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的限制，为了国家和全民族的利益，毅然以抗日救国为己任，率滇军健儿追随卢汉，亲赴抗日前线，与日寇展开了殊死搏斗，为抗日战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成为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意孤行地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遭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安恩溥感于人民生活困难，加之抗战时期对中国共产党有所认识，聆听过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讲话，因而对蒋介石集团发动内战不以为然。 
　　1948年，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安恩溥对国民党蒋介石已经完全失望，他的思想发生了第三次重大转变。为挽救云南，挽救云南人民，他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起义”的号召，毅然回滇敦促卢汉举行起义以迎接云南解放。这期间，安恩溥为昆明起义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同时与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合作，谈形势，谈理沦，认为“没有中间路线，只有跟着共产党”。他还组织人在共产党员吴少默的辅导下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于每星期三、六夜间十点钟领导卢汉、龙泽汇我们在卢汉家里学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等理论”，加深了对共产党政策的认识，完成了一个旧式军人投向人民的最后转变。 
　　在中国近代史上，安恩溥并不是叱咤风云、名扬全国的英雄人物。他一生谨慎，为彝族统治集团的利益而追随龙云、卢汉，做过一些不利于人民的事，这是他的经历和时代所决定的。但他趋于进取，能顺应历史潮流，勇于抵抗外国侵略，富有爱国主义思想，注意为国为民办实事，是彝族统治集团中能够洁身自好的一员，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他对历史的贡献所在。 
　　作者：安双通 （2009-8-4 2:5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