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宇（1901—1984），农林生物学家、教育家。早年投身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革命老区举办农业教育，实行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培养新型科技人才，创建延安中国农学会，倡议开垦南泥湾，对革命老区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解放以后，对农业教育改革和发展橡胶种植业作出一定贡献。晚年受林彪、四人帮的迫害，失去正式工作机会，在家从事著述。冤案昭雪后，以全部补发给他的工资和月工资的85％用于创办九嶷山学院，为开发贫困山区培养建设人才。
　　乐天宇原名天愚，又称天燏、天遇。1901年2月3日出生于湖南省宁远县官桥乡蔴池塘村。自幼聪慧，勤奋好学。1916年考入长沙市立第一中学，开始接触社会，并接受进步思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他积极参加抵制日货和由毛泽东领导的湖南“驱汤”（汤芗铭），“驱张”（张敬尧）等爱国运动。
　　1921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结识邓中夏、何孟雄等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成为李大钊组织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追随者。1922年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他出任团支部书记。1923年3月8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改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今中国农业大学前身）。1924年1月，北农大团支部和全体团员经批准转为中共党支部和党员，乐天宇任第一任中共北农大党支部书记。在北农大学习期间，我国著名的爱国主义林学家梁希教授对他非常器重，常以“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绿荫护夏，红叶迎秋”、“四时花香，万壑鸟鸣”相勉。乐天宇也以此为奋斗终生的目标。
　　1925年，乐天宇在北农大毕业后，先后在北京、察哈尔、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等地为革命奔走，出任过中共北京西郊区委书记、张家口地委农委书记。在张家口，他以西北督办署实业厅林业技术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从事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到600余人。同年秋，因冯玉祥将军主持的国民军西撤，农运受挫。他不得不离开张家口，到安徽省六安农校执教。
　　1927年初，南方革命运动高涨，组织上派乐天宇回到湖南宁远，开展农民运动，他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并被推选为宁远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正当全县农民运动高涨之际，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革命形势急剧变化，农民协会遭受血腥镇压，为保存革命力量，组织上要乐天宇离开宁远，辗转回安徽六安农校。“七•一五”汪精卫在武汉叛变后，国共两党彻底分裂，乐天宇到达六安不久，就被捕并押回长沙，投入监狱。
　　1930年7月，工农红军攻打长沙，乐天宇与难友趁机越狱时负伤，不得不潜赴衡阳养伤。同年底，伤愈离开衡阳，先后任河南大学农学院教授兼推广部主任、河南省第五区农林局局长、湖北省文化研究院导师、甘肃省庆阳县县长、湖南省衡阳船山高级农校主事等职。1939年7月“七七事变”，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我半壁河山，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全国人民奋起投入抗日救国战争。乐天宇决心离开较为优裕的生活和妻子儿女，于1939年冬只身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救国斗争。 
　　乐天宇到达延安后，组织上安排他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工作。他一面在陕甘宁边区农业学校兼课，一面组织酝酿农校教师和学员，对边区林业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当时，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和日本侵略军双重封锁和包围下，经济十分艰难。中共中央号召边区人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坚持持久抗战。乐天宇于1940年4月，提出《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团工作计划》，得到党中央财政经济部部长李富春的重视和提供480元经费支持。1940年6月，组成6人的考察团，成员为林山、江心、郝笑天、曹达、王清华等，由乐天宇率领，乃于6月14日从延安出发，途经甘泉、志丹等15个县，东自固临、西至曲子、南至淳耀、西北到志丹，考察了九源、洛南、华池、分水岭、南桥山、关中、曲西等6个林区，于7月30日返回延安。了解了南泥湾、槐树庄、金盆湾一带的植物资源和自然条件，并收集重要植物标本2000余件，提出了《陕甘宁边区森林考察报告》。在《报告》中详细阐述了边区森林资源和可垦荒地的情况，提出了开垦南泥湾，以增产粮食的建议。报告还对陕甘宁边区“五年一小旱，十年一大旱”的农业环境，作了精辟的分析。提出边区森林改善边区农业气候的观点。认为：一是北面大沙漠的干燥寒冷气候的影响，二是西边甘肃台地大陆性气候的影响，三是南面桥山平台地的小高原气候的影响。还有，我国东部沿海的海风吹入内地，第一步为河南大平原的大陆性气候所吸收，第二步为太行山、吕梁山所阻隔。南面向北来的重湿度的空气，第一步为秦岭、太白山、终南山阻隔，第二步为桥山台地所吸收。这样，在边区境内，便成为外部恶劣气候影响的焦点……说不上农业气候，所幸的是有千万平方里的森林，与各方面的恶劣气候进行着抗争，从而改善了边区的气候。考察发现，在较大的林区内，便有优美的农业环境，气候变动小，农作物长势必好，从多方面论述：保护好这千万平方里宝贵的森林，充分发挥它的调节气候的作用，是边区农业发展的关键。 
　李富春阅后，在《报告》上批注：“凡关心边区的人们不可不看……凡注意边区建设事业的人们不可不依据的材料。”不久，朱德总司令派邓洁会见乐天宇，专门了解南泥湾详细情况，并要他分别向毛泽东和朱德当面汇报。汇报中，他提出开垦南泥湾的建议，并三次陪同朱德总司令视察南泥湾。最后，朱德同志决心调一二○师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一面垦荒种粮，一面进行军训。边区政府建议厅也在南泥湾设置垦殖办事处，组织安排各单位和安置外来难民前往开荒，成为当时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基地。
　　1941年春，延安自然科学院成立生物系，乐天宇任系主任兼陕甘宁边区林务局局长。根据朱德同志的指示，为了充分发挥农林技术人员的作用，他和边区政府建设厅的李世俊、边区农业学校的方悴农、光华农场的陈凌风等共同发起成立解放区的中国农学会，有会员30余人，乐天宇任第一届主任委员。农学会受到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领导的关注，朱德、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李富春、王首道等多次到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指导并支持他们的工作。农学会在开垦南泥湾，发放耕牛、农具和植棉贷款、改良作物品种、指导植棉、种稻、扑灭牛瘟、防治谷子螟虫以及发展养蚕等一一提出具体建议，并组织农林科技人员和农校学生到农村发放农贷，帮助春耕，做了大量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撤离延安，乐天宇转移到晋冀鲁豫边区首府长治，在那里负责筹建北方大学农学院并任院长。1948年夏，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解放区合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由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任副校长，乐天宇任农学院院长。
　　解放战争期间，经济遭受严重破坏，生活异常艰苦。乐天宇带领全院师生发扬南泥湾精神，边学习边劳动，开荒种地，养猪种菜。为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他根据延安引种甜菜熬糖的成功经验，创办糖业专科班，培养人才，并建立了22个糖业工作站。当年熬制了红糖数万斤，解决了解放区长期缺糖吃的困难。他还聘请民间有经验的中兽医为导师，创办兽医专修科，招收学生，边学边干，由师生自己动手上山采集和制作中草药，学习推广针灸等民间传统技术，办起了兽医院，不到两年时间，兽医院发展到34所。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农学院的教育事业，也从长治、太行山扩大到邯郸、石家庄、保定一直到刚解放的北平，都建立了华大农学院高级兽医教育工作站，实行教育、生产、研究三结合的体制，在民间中兽医传统技术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兽医科学技术，对猪瘟、牛瘟、炭疽病等流行疫病的防治，取得了明显效果。
　　北方大学农学院和华北大学农学院，还根据解放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开展了评选和推广小麦、玉米等作物良种，总结群众经验，普及种麻、沤麻、种烟、烤烟、种蓝打靛等先进技术，对解放区农牧业生产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1949年5月，华北大学农学院院部，由石家庄迁到北京。同年9月，乐天宇作为自然科学工作者的代表，参加了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将华北大学农学院、北京大学农学院、清华大学农学院以及辅仁大学农学系合并，成立北京农业大学，由乐天宇任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党总支书记。
　　面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新形势，他坚持党中央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进一步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努力探索理论结合实践的改革之路。他提出学生参加农耕实习和组织教师参加生产实践。以便农大学生掌握从播种到收获的农事活动的全过程，提高学生实际操作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吃苦耐劳、联系群众的作风；为农大教师提供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多专业配合、推动生产发展的条件，提高了教师素质和教学水平。1950年4月至5月，乐天宇组织农大农学、土壤、森林、畜牧、兽医、园艺、农业经济等7个系的教授、讲师参加的“东北工作团”前往哈尔滨、佳木斯、密山等垦区进行实地考察，协助当地驻军安排春耕，推广生产技术，制定长远发展规划，合理进行森林采伐、封山育林、荒山造林、建设草原和农田防护林带、兴建排灌系统以及发展畜牧业等。随后又组织“西北工作团”，对大西北进行了考察，提出了适合当地发展农林牧业的意见。这两次考察，不仅对教师是一次实际锻炼，而且也为今后培养新型农业人才创造了条件。
　　乐天宇早年在革命根据地工作，就重视调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在延安时期，跑遍了边区的山山水水，了解实际情况，采集标本，掌握第一手资料，运用科学原理，解决实际问题，为党和人民培养了大批“能文能武”的建设人才。并与徐纬英合作完成《陕甘宁盆地植物志》一书，比较全面地记载了边区自然状况、植物资源、森林资源，阐述了西北地区森林演变过程。书中主要内容曾在当时《解放日报》上陆续发表，对根据地干部和群众，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增强科学观念，发挥有益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林业出版社于1957年6月将它正式出版。
　　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以排山倒海之势，转入全面反攻，胜利在望。迎接新中国建设的任务，摆在解放区人民和共产党人的面前。正在这个时候，取得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利的苏联，在斯大林鼓励下，大张旗鼓地宣扬李森科的关于《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颂扬米丘林学说在遗传学上的胜利。乐天宇在它的影响与鼓舞下，在石家庄发起成立米丘林学会，提倡学习和研究米丘林学说，并在他主持的华北大学农学院，大力推行米丘林遗传学。在这个时期他陆续撰写了《米丘林生物科学的哲学基础》、《新遗传学讲义》、《新遗传学讲话》、《自然规律的遗传法则》等论著，系统介绍了米丘林学术观点、内容、研究方法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帝国主义实行封锁包围，外交上不予承认，向苏联“一边倒”的形势，对学术界也产生很大影响。特别是遗传学上发生米丘林与摩尔根两种不同学派的学术争论。乐天宇在主持北京农业大学工作期间，强调米丘林学派，排斥摩尔根学派，伤害了一些科学家，年轻的归国遗传学家李景均被迫出走。领导上发觉后，把他调离北京农业大学。
　　1951年，乐天宇调离北京农大后，为使他在学术上有所发展，由他负责筹建并担任中国科学院遗传选种馆（即后来的遗传研究所）馆长。1953年，为发展我国橡胶生产，乐天宇参加领导华南热带作物研究所的筹建任务，他为在海南岛开发种植橡胶，踏遍海南全岛的山山水水，收集数百种植物标本，系统调查研究橡胶的生长发育规律，提出在开垦种植橡胶的同时，要保护森林资源，营造防护林带和提高橡胶产量的综合治理方案，为发展我国橡胶生产，做了开拓性的工作。
　　1954年，由于长期野外作业，乐天宇不幸罹患恶性疟疾，经送广州医院抢救治疗后，回到北京，安排在林业部林业科学研究院工作，被评为一级研究员，并被推选为第三届中国林学会副理事长。同年，他还出任第9届全国政协委员。
　　乐天宇历来重视森林保护工作。在延安经过调查研究，陕北本来是沃野千里，绿树成荫的好地方，物产丰富，人文荟萃。以后，由于战乱，放火烧山，滥伐森林，破坏植被，水土流失，沙漠进逼，耕地减少，如能植树造林，恢复“林相”（指现有适当密度的乔木，必有略为密集的亚乔木，在高低秆草本植物掩护下，还有羊齿等地被植物的生态而言），涵蓄水量的作用极大，水土保持效应极好，完全可以逐渐改善陕北等地的生态环境。为此，乐天宇不厌其烦，不断提出建议，供领导部门在制定森林政策时参考。但由于种种原因，森林保护政策累遭侵害。
　　乐天宇在晚年仍然大声疾呼保护森林。他认为，人类从远古到现在曾经有过茂密的森林，后来被砍伐了。曾经吃尽了洪荒之苦，可是人们仍然不懂得去爱护树木。祖宗把灾难留给了我们，我们又把灾难加倍地留给了子孙。因此，他常呼吁：“救救森林，救救子孙！”
　乐天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严重摧残。1969年被下放到广西邕宁“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1970年农林两院合并，又被转至辽宁兴城“五七干校”继续接受“审查”、“批斗”。后来年老多病，成为佝偻，就让他回到过独身生活在街道小厂工作的大女儿家“休养”。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乐天宇的冤案才得到平反，恢复名誉和原工资级别待遇。也未安排工作，令其离休。这时，乐天宇已年逾七旬，由于他胸怀坦荡，不计较个人得失，仍然以党的事业和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重，带上补发给他的全部工资，回到湖南宁远县家乡自费办学。他的创举得到萧克将军和各方友好人士的支持，并受到当地政府和山区人民的拥护和欢迎。
　　1980年，乐天宇回到宁远的第二天，就到了离城70里的九嶷山（也称九疑山，又名苍梧山）选择校址。之后，他向当地政府提出了建设九嶷山旅游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建议，并拿出补发给他的工资数万元，作为筹建九嶷山学院的经费。在各方面的积极支持下，1981年九嶷山学院正式开学，分设畜牧、林果、医学、文史4个系，学生200余人。建校初期，条件艰苦，乐天宇坚持与全校师生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以身作则，住破庙，吃粗菜淡饭，还将每月从原单位离休后照发的350元工资，除留50元生活费外，余均交给学院充作师生生活补贴和办公费用。他还不取报酬，亲自讲课，经常工作至深夜。
　　九嶷山学院越办越兴旺，学生发展到500余人，来自19个省、市、自治区。他自费办学的事迹在《人民日报》、《湖南日报》、《北京晚报》、《羊城晚报》上报道后，受到国内外很多人士的赞誉和支持。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寄来了有关科技资料，北京大学、北京农业大学、中央民族学院、湖南农学院等相继赠送大量图书仪器。大家无不为他爱国爱民的热忱所感动。
　　1983年冬，乐天宇终因长期艰苦生活和超负荷的工作，积劳成疾。住院治疗3个多月后，病情略见好转，于1984年3月回到学院，又继续拼搏，终因心力交瘁，突患脑溢血，抢救不及，于1984年7月15日辞世。
　　乐天宇献身革命事业，无私无畏，在战争年代的艰苦岁月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道路上，为发展祖国的农林事业做出了贡献。他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奉献的一生，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