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同仁堂药店早已名扬海内外，再经过这几年全国各地不断播放电视连续剧《大宅门》，同仁堂差不多到了妇孺皆知的地步，名气可谓大矣！不过同仁堂可不是浪得虚名，它的名气是同仁堂创办者乐氏家族300余年苦心经营得来的。同仁堂研制的几十种中成药是世界名药，以致很多外国人远涉重洋，专门到北京前门外大栅栏同仁堂乐家老店来购买它的药丸。例如能使病人起死回生的急救药“安宫牛黄丸”，就获得了国家金质奖；还有很多银质奖，如“牛黄清心丸”等等不一而足。1992年起，同仁堂还被评为国家一级企业。
　　同仁堂不光现代有人传颂，它早在清初就因药有奇效而被列为御药房供奉。清代的文人学士在著作中也不断提到同仁堂和它的名药，如同治十二年（1873）杨静亭所著《都门案纂》、光绪十三年（1890）李虹所著《朝市丛载》等都有同仁堂药铺的记述。同仁堂所有这一切，都是和它的主人乐氏家族密不可分。
　　北京乐氏来历
　　过去笔者只知道同仁堂老乐家是北京苑平县人，这是依据北京市档案馆的登记资料，后来才查到北京乐氏宗谱，原来乐氏祖籍还是浙江省宁波府慈水镇，即现在宁波市江北区的慈城镇。镇海古县志乐氏条中有“仁规大司寇仁原昆弟，在光化年间，以立朝正直取忌，避朱温乱，弃官归隐于鄞县大隐。”根据这条记载，乐仁规兄弟移居宁波是在唐末昭宗光化（898～904）年间，因而乐仁规成为宁波乐氏的始祖，宁波乐氏宗谱还记载说：乐仁规居宁波，为其宗族不失序，以乐汝祯为其一世祖，纂修乐氏宗谱。宁波乐氏自唐至清初共历三十一世，其中第二十六世的乐良才于明永乐帝朱棣迁都之际由宁波迁往北京。乐良才是一位走街串巷，手持串铃行医卖药的游方郎中。他在北京定居后娶妻杨氏，生子廷松。因此，乐良才成了北京乐氏家族的始祖。游方郎中的特点是针药独特、治病求速效，所以往往有祖传秘方，并且必须具备医疗与制药的双重知识。其子乐廷松继承父亲衣钵，苦研医药知识，继续行医治病救人。经过三世乐怀育，到了四世乐显扬（尊育），终于在清初当上了太医院吏目，结束了游方郎中的生涯。
　　同仁堂的初创
　　北京同仁堂乐氏家族除了一世祖乐良才外，第二位值得一提的就是四世祖乐显扬。乐显扬号尊育，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他在清初当上了太医院的吏目，后诰封登仕郎，赠中宪大夫。他为人诚朴，喜读方书。他在太医院接触到很多宝贵的医药书籍和清室秘方，结合祖传医术，使他的学识和医术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人称他“善辨药材疑似”，不论什么药材只要经过他的鉴定，便能真假好坏立分。他认为“可以养生，可以济世者，惟医药为最”。因而决心开设药铺，悬壶济世，将毕生钻研的方药、药材知识以及修合之道贡献出来。他曾说：“古方无不效之理，因修合未工，品味不正，故不能应症耳。”所以他开设药铺，一定要选用地道药材，精工炮制，疗效显著，以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决不拿粗制滥造的伪劣药品害人。他将药铺命名为“同仁堂药室”。他说：“‘同仁’二字可以命堂名，吾喜其公而雅，需志之。”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过去挂的老匾，就是这段创业史的见证。同仁堂牌匾落款是康熙八年（1669），由此推断出同仁堂是一家已有335年历史的老字号。
　　康熙二十七年（1688），乐显扬去世。他有四个儿子。大房和四房从事举业，走读书做官道路；二房乐凤仪在北京崇文门外创办万金堂药铺；三房乐凤鸣（1661-1742），号梧岗，则接过同仁堂招牌，在康熙四十一年（1702）将父传“同仁堂药室”迁至北京前门外大栅栏路南现址，并改名为“同仁堂药铺”。乐凤鸣幼承父学，精通医药，决心将同仁堂发扬光大。他经五年寒暑，刻意征求丸散膏丹各类剂型配方，终于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分门别类汇编成书，起名《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该书收录古方、宫廷秘方、家传秘方、历代秘方362种。他在书中提出“遵肘后、辨地产，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制药规范，为同仁堂建立起一整套严格选料、精心配制的工艺，使同仁堂生产的丸散膏丹迅速赢得了市场和良好的声誉。为了医家和病人便于开方选购，还编印了《同仁堂药目》，《药目》很快就流传至全国各地。从此同仁堂名声大振，并且博得朝廷的赏识，被皇帝钦定为御药房的供奉，成了御用药品采购单位，一直到清朝被辛亥革命所推翻，历经八朝188年。
　　百年风雨
　　同仁堂的老乐家虽然当上了御药房的供奉，但也经历了百年的风风雨雨。被皇帝看中，钦定为御药房供奉，可以身挂腰牌，出入宫禁，炫耀乡里，受到同行尊敬，十分荣耀。可是当官差也有说不出的苦，原来同仁堂要按宫廷需要自筹资金去进行采购，稍有不慎还会造成闪失，那就性命攸关。所以老乐家要携带重金采购名贵药材，小心翼翼地制成丸散膏丹。成品上交御药房验收后，还要等很久才能结账，领到货款。官药限价很死，外面药材价格又不断上涨，慢慢地造成同仁堂资金周转不灵，直至负债累累。老乐家后来不得不上书列举困境，才准许由先采购后报销改为先预支后结账。即使这样，同仁堂还是难以为继。于是乐氏六世祖乐礼通过深受雍正信任的和硕亲王弘昼，奏请提高官药价格。但官价还是跟不上原材料价格上涨速度，以致同仁堂快到破产边缘，只得在乾隆七年（1742）上书请求停办官差，告退官药。乾隆当时并不在意，当即批准，并让官府招商接办。因有同仁堂前车之鉴在此，所以谁也不敢接这赔钱的官差。于是乾隆改变态度，转而扶持乐礼将官差办下去，批准同仁堂调高官药价格三分之一，并预领官银三千两；同时还派官员坐镇同仁堂，不许债主逼债，从而使同仁堂渡过了危机。
　　乾隆十五年（1750）乐礼去世，七世乐以正接过了同仁堂。乾隆十八年（1753）同仁堂不幸遇到一场大火，不久乐以正也病故。其时乐氏早已外强中干，资不抵债。在这天灾人祸山穷水尽时刻，又蒙乾隆“垂怜”，命令发还火场地基，并每日给乐家孤儿寡母千文铜钱作为生活补助。同仁堂则由官方出面招商接办，允许接办人使用乐家老铺招牌，乐家则以铺东名义坐收2分红利。后来同仁堂由乐家姻亲张家出面接办，形成乐家铺东，张家药商的局面。由于张家不能扭转亏损局面，同仁堂乐家又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与二十一名股东签署了典契，开始实行股份制，共47股，筹得资金43800两，但乐家只有半股（500两）。这种乐家招牌外姓经营的局面一直维持到道光十四年（1834），乐家后人乐平泉决定设法收回同仁堂才告结束。
　　同仁堂的中兴
　　同仁堂的中兴全靠北京乐氏十世祖乐平泉。乐平泉字清安，号印川，生于嘉庆十五年（1810），卒于光绪六年（1880）。他原是二房乐崇年的遗腹子，但三房乐凤鸣一支一直人丁不旺，传到九世乐百龄已经后继无人了。同仁堂招牌虽在，但实际是外姓把持，三房为了香火不致中断，就从二房将乐平泉过继进来，这是道光十一年（1831）的事。二房虽然早已将崇文门外的万金堂卖掉，但对中医中药的研究还是后继有人，乐平泉就是其中之佼佼者。乐平泉过继时年方21岁，是个充满理想与干劲的年轻人。他成为同仁堂惟一继承人后，就积极筹划收回同仁堂。那时同仁堂已典给朱姓经营，乐平泉只以铺东名义，每月收5吊钱的月规。道光十四年（1834），朱姓因经营亏损，负债外逃。乐平泉很想趁机收回，但因缺乏资金，只好又典给慎有堂张某和董启泰去经营，自己拿了点钱另开一个“广仁堂”小药铺，出售自制药品积累资本。后来张某和董启泰感到“广仁堂”对“同仁堂”威胁太大，于是与乐平泉协商并于道光十九年（1839）双方签约，约定乐平泉将广仁堂关闭，乐平泉配制的药品全部由同仁堂经销。乐平泉就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资本，终于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成功地将同仁堂收回自营，成为同仁堂的中兴人物。
　　乐平泉不但精于医药，还工于心计，善于经营。同仁堂本来就是依靠供奉御药起家的，所以他首先施展外交手腕与宫廷及官府搞好关系，上至皇亲国戚、内阁军机、各部院，下至顺天府各衙门及普通兵弁，无不进行拉拢，扩展业务。据残存的乐平泉来往信札，即有官府18处、官员239人，可见其交往之广。为了便于和官府交往，他在咸丰四年（1878）捐了个四品候补道，后来更捐了个从二品顶戴。按例捐官是不准纳为二品的，即使是空头顶戴也不行，但他却做到了，由此可见他神通广大，成为商人中的特殊人物。有了顶戴，他就与官府勾得更紧了，获得了种种特权。如在道光时，乐平泉获准官药价格随行随市。这条规定为乐家开通了发财致富之路，经营官药从此不但不赔，还保证能获取巨额利润。
　　其次，乐平泉利用各种场合开展宣传活动，真可谓用尽心计。如全国举子赴京会试时，他派人到各地会馆向全国举子免费送去时令药品，这样通过应试举子将同仁堂的名声传向全国各地。他广做善事，冬天为贫苦百姓开粥厂，夏天则送暑药；他还举办义学，舍施棺材，使同仁堂及老乐家被广大劳苦人民交口称赞。北京每年要挖城沟清淤，乐家又利用这一机会，入夜时在沟边挂上同仁堂的灯笼便利行人，防止行人因天黑看不清路而掉入沟内。乐平泉还根据过去店里着火的教训，在同治六年（1867）出资购买德国水车和消防器材，办起同仁堂普善水会。还制作了水会大旗和制服，哪里有火灾就到哪里去扑救，到处都能看到同仁堂救火队的身影。光绪十四年（1888）腊月十五日，皇宫贞度门失火，延及太和门和库房。当时宫内水龙喷水达不到太和门的高处，这时同仁堂的救火队赶到，用德国水龙喷水，水柱直达高处，终于将烈火扑灭。慈禧得悉后大喜，传令嘉奖，并封同仁堂普善水会“小白龙”称号，从此同仁堂更是名扬京师。每年药王生日，乐平泉必要出来主持庆祝，唱戏酬神，取得了药业领袖的地位。
　　河北祁州（即现在的安国县）是北方最大的药材集散地。由于同仁堂的特殊地位，老乐家的人不到就不能开市，因为同仁堂是北京药业会首，又打着替皇宫采购的旗号，什么药材都得让同仁堂先挑了，才能再卖给别人。著名的药材货栈通济元就专为同仁堂效力，每年“春五秋七”两季交易会都得同仁堂光临才敢开盘交易。同仁堂完全操纵了药材市场的价格，从中获取暴利。同仁堂开出的盘子就是市场价。有次有个宁波药材商人到安国药材市场出售白术，没等同仁堂开盘就自行定价出售，于是同仁堂就以低价盘进，然后重新开盘，高价出售，弄得那个宁波药商吃了大亏，从此各地来赶大集的药商再也不敢擅自开盘。同仁堂除了到安国大量采购上好的犀角、朱砂、牛黄、麝香、虎骨等药材外，还专程去东北采购野山参、鹿茸，进口药材则跑天津、上海等地采购，所以同仁堂制作出来的丸散膏丹总是品质上乘，药效显著。
　　由于同仁堂的丸散膏丹名气大，利润丰厚，从而使得有些不法商人十分眼红。于是市场上出现了假冒同仁堂之名出售伪劣药品的事件。同仁堂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声和利益，不得不长期与这些现象作斗争。他们将查到的不法商人告到官府进行处置。如咸丰二年（1852）发生于氏兄弟假冒同仁堂名义销售假药而被同仁堂告到中城察院的事，结果兄弟二人被枷责示众，并贴出告示以儆效尤。同仁堂的老乐家为了防止假冒，一直不开分店，要买同仁堂的药只能到大栅栏去买，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如在别处买到同仁堂的药，那准是假药无疑。
　　同仁堂的老乐家有了权势，生意越做越大，乐家的财产也越来越多。过去老乐家困难时，得到皇家支持，清末朝廷内忧外患，财政十分拮据。自光绪元年直至清朝被推翻，同仁堂为宫廷垫去药银18万7千两和制钱23万吊，眼看清廷无力偿还，乐家竟然大大方方地自愿将如此大数目的药银一笔勾销，由此可见老乐家自乐平泉中兴以来的富裕程度。
　　家族矛盾愈演愈烈
　　老乐家中兴人物乐平泉娶妻许氏，她是名门闺秀，也像丈夫一样十分能干，事必亲躬，知人善用，是个不可多得的贤内助。她生了四个儿子，分别起名孟繁、仲繁、叔繁和季繁。他们是电视剧《大宅门》里四大房的原型。四大房又繁衍出几十口子人来，可谓人丁兴旺，不过也为以后各房互相争权夺利埋下了隐患。乐平泉于光绪六年（1880）去世，但是家里还有能干的许氏主持，各房虽有矛盾，在老太太管理下还不敢胡作非为。许氏主持家务、店务达27年之久。光绪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乱，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许氏率领族人逃到太原避难，店务交给掌柜（即经理）刘辅庭代理，刘辅庭也是宁波人，还是乐平泉和许氏的女婿。他在困难条件下努力维持局面。义和团火烧大栅栏时，同仁堂也被殃及，由于刘指挥救火及时，只烧了店面，没有延烧到后院，祖传的同仁堂匾额也被抢救出来。八国联军还进驻打磨厂的乐家老宅，乐家的医书、家具等悉数被毁。八国联军撤退后，乐家返京重整家业，重盖了同仁堂铺面，同时向朝廷申报续办官药。此外，许氏还对店务进行改革，实行低工资加售药提成办法，以调动店里伙计的积极性。光绪三十三年（1907）许氏去世，四年后清朝灭亡建立民国，同仁堂也就结束了长达188年的御药房供奉历史。
　　许氏去世后，同仁堂实行四房共管直到1949年北京解放。由于四房利益不同，虽是共管，但谁都想从同仁堂那里多捞点利益，于是就互相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这一时期正如四房长孙乐达仁在民国九年（1920）所说：“祖母弃世后，各房昆季心志涣散，故家事、铺事纷乱已达极点。”后来四房规定各房每年可从同仁堂提取白银一万两，各房还可以乐家老铺名义在各地开设药铺，但不许使用四房共有的“同仁堂”字号。可是大房却偷偷地在南京开了一家“同仁堂”。乐家十三世传人乐松生在回顾同仁堂的历史时说，四房共管后，乐家老铺在全国有34家，大房在南京开了一家同仁堂，在山东开了三家宏济堂，还在其他地方开了五家乐仁堂、四家宏仁堂；二房在各地开了三家永仁堂、一家怀仁堂、一家仁堂；三房在各地开了三家济仁堂、一家乐舜记、一家宏德堂；四房开了十家达仁堂、一家树仁堂。由于各房到处开设药铺，自己制作丸药，为了降低成本，有的就偷同仁堂的名贵药材，造成互相猜疑。为了防止继续被盗，名贵药材库房要上四把锁，每房各拿一把钥匙，要提名贵药材时，得召集四房的人一起来开才行。所有银钱出入也必须由四房的人盖四个图章。由此可见北京乐家这个大家族在民国时期已经四分五裂，再也不像过去老乐家那样齐心维护同仁堂这块老牌子了。
　　乐松生与同仁堂
　　乐松生是北京老乐家第十三代传人。他是四房季繁的孙子，父亲是乐达义。乐松生生于1908年，死于1968年。据其自述，他在1927年中学毕业后，就到大伯乐达仁在天津所开的达仁堂药铺学习医药知识及经营管理，而乐松生的父亲乐达义则代表四房参加对北京同仁堂的管理。但是他的父亲和大伯却在1941年相继去世，于是33岁的乐松生开始接班，既参加北京同仁堂的管理又领导天津达仁堂的业务，成为北京乐家家族史上又一位重要人物。
　　当时同仁堂有资金80万元，职工190人。由于内忧外患，经营十分困难。地处大栅栏的同仁堂乐家老铺还是1901年由许氏重建的老样子，三间门面的平房，旁边有个黑漆门洞可以通向后院。店堂内一字形的柜台，柜台后的药柜排放着上百只大瓷罐，内装各种各样的丸散膏丹等成药，店堂正中梁上悬挂历尽磨难的同仁堂老匾。店堂后院则是同仁堂的库房和制药车间，说是车间却看不到任何机器，40多名药工全部用手工制作各种丸散膏丹，设备落后，年产值才16万元。
　　北京解放时乐松生为41岁，他说当时虽对国民党十分失望，但对共产党也心存疑惧，所以就跑到天津躲了起来进行观望。当时同仁堂职工要求改善待遇，劳资谈判一度陷入僵局。应职工要求，乐松生回北京参加谈判，他的开明态度赢得了广大职工的拥护，双方很快达成协议，职工待遇得到合理改善。乐松生从谈判中感到工人不是要整垮资本家，而是要团结资本家发展生产。工人待遇提高后生产积极性更高，为同仁堂赚取了更多的利润。大家还选举他担任同仁堂经理，成了同仁堂的一把手，掌握了实权，结束了同仁堂四房共管的局面。乐松生从此一心一意依靠工人阶级，跟着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1954年他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把同仁堂交给国家。由于他的带头，在北京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北京全面实现公私合营的促进力量。1956年乐松生代表北京工商界登上天安门城楼向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递交北京全面实现公私合营的喜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北京的乐松生和上海的荣毅仁迅速成为全国民族工商业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乐松生是同仁堂公私合营后的首任经理，并被选为全国工商联合会副主任、民建中央常委、北京市工商联主任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1955年被选为北京市副市长。同时，他还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所以，乐松生是同仁堂历史变革时期的关键人物。但不幸的是他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北京市的黑帮分子遭到残酷迫害，传了300多年历经劫难的同仁堂老匾也被“造反派”砸烂烧掉。乐松生在1968年含冤而死，直到1978年才获平反并将他的骨灰安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同仁堂的新发展
　　北京老乐家自四世祖乐显扬在康熙八年（1669）创办同仁堂，到十三世乐松生在1956年交出同仁堂实行公私合营，共历十世287年，乐松生成为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最后一代传人。
　　老乐家历代传人对中国传统医药的继承与发扬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自四世祖乐显扬创办同仁堂确定制药方针，五世祖乐凤鸣研究了362种配方编成《同仁堂药目》，十世祖乐平泉又在光绪十五年（1889）研制新配方，使《同仁堂药目》增至495种，到1950年在十三世乐松生主持下，同仁堂成药配方达到531种。乐松生不但使同仁堂获得了新生，职工生活得到改善，他还在抗美援朝期间向国家捐献6.9亿旧币来购买飞机，装备新中国的空军，成为全国有名的捐献户。
　　北京老乐家虽在明永乐年间即已迁居北京，但老乐家始终没有割断宁波这个根。因为在明清两代宁波人操纵着北京的国医国药业，所以他们定期到“鄞县会馆”（宁波医药会馆）聚会。道光年间宁波名医刘永泉到北京行医，当时乐家将女儿嫁给刘永泉的儿子刘辅庭，并请刘辅庭到同仁堂管理业务。刘辅庭也不负重托，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为保全同仁堂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公私合营后，乐家虽然把同仁堂交给了国家，但国家始终遵循老乐家祖传制药的传统，严格选料，精心加工，使同仁堂的丸散膏丹不断发展，保持同仁堂招牌不倒并使之发扬光大。
　　国家还大力扶植同仁堂扩大生产，进行大规模的投资，建设新厂房，购置各种现代化制药设备，进行现代化生产。同仁堂先后建立起制药一厂、二厂、饮片厂、药酒厂、中药提炼厂、中药技术研究所等机构。改革开放后，同仁堂组建成“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并被评为国家一级企业。现在同仁堂不但在北京有几十家分店，在全国各大城市也开设了同仁堂分店，还将制药厂和分店扩展到海外，成为中国第一家走出国门的制药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