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去年拜读了卞国文化研究会会长卞元荣先生撰写的文章《韩国纪行：记卞国文化研究会的韩国参访活动》，我就悄悄留意收集这方面的资料，甚至从图书馆借了一本民国年间历史学家蔡东藩写的《唐史通俗演义》。因为后来我读了元荣先生写的《韩国卞氏一世祖卞源考》，他在文章中写道：“卞源身世如何？余曾委托几位中国史学家查找史料无果，如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武黎嵩告诉余：‘我用二十四史人名通检没有查到卞源’。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罗口伟教授和夫人卞学诊告诉余：‘遍翻有关唐史的中国古籍，并无有关礼部尚书卞源的记载，也无卞源其人”。看到这，我几乎泄气了，接下来，元荣先生又写道；“余查阅江苏高涥、溧水、盐城、常州，山东菏泽、嘉祥等地卞氏族谱也无果，为什么会如此？”，于是我彻底泄了气。尽管在文章中元荣先生依然找了多种理由进行分析、推测，但最终也只是得出了一个可能性的猜想，即“那么卞源之先祖究竟是谁呢？这是中韩卞氏都十分关心的问题，余经过研究后认为卞源是东晋尚书令卞壼之裔孙可能性极大”。
我心想：正史既然没有，野史或山海经抑或历史传说这类的就更不可靠谱了，各地的卞氏族谱也没有，这么著名的人物怎么会没有记载呢？于是，我自作聪明、异想天开地想，唯一的途径就是找到一个介于正史和历史传说之间的资料，而蔡东藩写的《中国历史通俗演义》，在史料上遵循“以正史为经，务求确凿，以轶闻为纬，不尚虚诬”，恰恰符合了上述要求。然而，因为工作十分繁忙的缘故，这本书至今尚未读完，可又不想放弃，已经反复借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其实非为读也，就是希望能在当中发现些什么。
今年韩国卞氏访问团来华，原来的安排是有南京行程的，因为南京是东晋的都城，晋尚书令忠贞公卞壼及其二子卞眕、卞盱就在南京为国捐躯的，祠、墓就在今天南京朝天宫西侧的卞公祠，代有兴筑，屡有褒谥。为了迎接韩国卞氏宗亲的到来，我已经悄悄准备了好几天，就是为了提前做好接待工作，后来听说因为时间原因，只在山东境内访问，心中不免遗憾。元荣会长邀请我去上东参加，恰好我们又计划于4月3日在扬州召开“2012江都卞氏族亲第三次合谱恳谈会”，和去年去韩国访问一样，依然未能成行。
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作为扬州卞氏家族文化传承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很是欣慰。会后，一些得知信息的宗亲，纷纷与我电话或邮件联系，有向我提供哪里有还未联系上的卞氏宗支的信息，有向我咨询情况的，也有让我帮忙查询先祖并通过世系表确认了的，总之反响很好。
最近读了元荣先生的新作《韩国卞氏代表团赴鲁寻根祭祖纪实》，原来发给我的初稿是这样写的：“据考证，卞壼还是天下广大卞氏的共同先祖。这次韩国卞氏代表团来山东最重要目的是祭祀卞壼公，他们之始迁祖卞源在1300年前被唐玄宗派去韩国，据中韩双方考证分析，卞源极有可能是壼公之后，所以他们来此祭祀壼公绝非偶然”。
后来看到对外发表时又作了较大的修改，盖因元荣先生是治学严谨之人，加之历史考证又是个异常严肃的事，容不得半点马虎，更容不得半点臆想。修改后的文字就变成了：“据考证，卞壸是盐城、连云港、胜西、邳州、江都卞氏的共同先祖。这次韩国卞氏代表团来山东最重要目的是祭祀卞壸公，他们之始迁祖卞源在1300年前被唐玄宗派去韩国，据中韩双方考证分析，卞源极有可能是壸公之后，不知高淳卞氏家谱是否能有记载？所以他们来此祭祀壸公决非偶然。”
看到这里，我想每一个卞氏族人的心里都是沉甸甸的。是啊，换做谁都会有感触啊，谁不希望把“可能”两个字拿掉呢？可既是考证，要凭证据啊，而且是明明白白的，决不能牵强附会，更不能是猜测。
正因为元荣先生在经过慎重考虑、反复推敲的修改中添加了一句话“不知高淳卞氏家谱是否能有记载”，一觉惊醒梦中人，冥冥之中似有天定。

元荣先生是见过《高淳卞氏宗谱》的，说是足足有两大箱，内容之丰富翔实可想而知。光绪廿五年（1899）修订的《江都卞氏族谱》上多次谈到各地的卞氏宗谱，其中就包括高淳汝南谱、阳湖胜西谱、江阴陶城谱、丹徒谱、毘陵（今江苏常州武进，也称毗陵）谱等，在第十一卷《同宗纪略目录》还专门介绍了浙江“嘉兴谱序”、浙江“嘉善世表”、江苏“淮阴宗系”、河南“淮庆宗系”、辽宁“盖州宗系”、贵州“仁怀宗系”、润东宗系等。
2009年江都卞氏族人着手准备续修“忠贞堂”《江都卞氏族谱》，为了搞清楚《高淳卞氏宗谱》与《江都卞氏族谱》之间的脉络、世系传承关系，2011年10月份，在溧水卞氏宗亲的牵线下，赶在高淳卞氏宗亲的老人集体聚会时，我邀请了南京大学武黎嵩博士一起赶赴高淳，然而一无所获、失望而回。后来溧水卞氏宗亲借给我一本影印的“敦伦堂”的《高淳卞氏宗谱》，这是溧水宗亲为修订《溧水卞氏家谱（光裕堂）》而从高淳宗亲那儿复印的，之所以称“光裕堂”，不是取“光前裕后”的意思，而是忠贞公卞壼的曾祖父卞耀，字光裕，此见《江都卞氏族谱》，故谱牒间可以相互印证。我将“敦伦堂”的《高淳卞氏宗谱》与《丹徒谱》、《苏州卞氏宗谱》、《建湖卞氏宗谱》等谱牒的世系进行了比对，发现从壼公之后就已经紊乱了。
“忠贞堂”《江都卞氏族谱》在修订时从《光河京邸札记》（光河是系晚清闽浙总督卞宝第的父亲、1823年道光癸未科进士仪征卞士云的字）摘录了归安同宗卞斌（字叔均，号雅堂，清浙江归安，今浙江吴兴人，嘉庆进士）写给卞士云的书信《归安同宗雅堂斌寄士云书》，主要是应卞士云的要求，对新修的《江都卞氏族谱》世系考证等事宜提出意见和建议，卞斌在信中谈到，对于旧谱与史书明文记载不符的，“决应删去其诬，愚又思之，数百年相传旧谱一旦，而世辈易显爵，删自非通人，谁肯从之，且又以为，今日改之是以前人为非也，不知前人作书有不知后人之精者。”从上面至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江都卞氏族谱》在修订时是比较严谨的，体现了还原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
家谱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与国家正史（如《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地方志（如《金陵志》、《江南江宁府志》、《扬州府志》等）并称为三大史料来源之一，这是历史学界一致公认的。由于历史上战争、移民迁徙、改朝换代等诸多原因，公开资料中很多历史人物的个人信息常常缺失，特别是一些详细信息，比如世系行第、配偶子女、生卒时辰等情况，而这恰恰会在家谱中予以记载，这是家谱无与伦比的最大优势。
《江都卞氏族谱》在“考订本始图”中，以卞壼为第一世，顺序往下排列，列出了名、字、官职（履历）、配偶、子、派系等信息，并且出现了很多注解。在述及第一世忠贞公时，在“忠贞公，讳壼，字望之，世居山东济阴冤句”之后加了注解“归安裔孙卞斌按：济阴当作济阳，隋大业三年始改晋济阳为济阴郡，谱史成于隋后，故皆称济阴，惟晋书地理志作济阳，可据谱而均当改正”，本条注解还有“见高淳谱并本”，“具见本传”，“互见高淳、阳湖谱”，“见晋书成帝纪”。可见当时考证之严谨。在述及第二世时，加了注解“以下皆据高淳汝南谱”（直至第二十一世出现“以上皆据高淳汝南谱并参丹徒谱”）。述及第二世卞耽，“耽，官尚书郎，配赵氏，子镛，孝武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耽执读，时论荣之”，此处加了注解“并见高淳谱”。经查《晋书》卷 79 《谢安传》，载有“宁康初，孝武帝尝讲《孝经》，仆射谢安侍坐，尚书陆纳侍讲，侍中卞耽执读，黄门侍郎谢石，吏部郎袁宏执经，（车）胤与丹阳尹王混摘句，时论荣之。”与家谱记载完全吻合。述及第七世卞栋，“栋，字（缺），官至太子洗马”，此处加注“据高淳汝南谱与旧谱、丹徒谱、阳湖谱迥异”。由此可见，忠贞堂江都卞氏族人在修谱时参阅了大量资料，而且也发现了各地卞氏谱牒之间存在的差异。从第九世卞焕“焕，字文茂，隋大业间拜中丞，配岳氏，子显”之后，陆续出现了隋朝和唐朝的年号，元荣先生在《韩国卞氏一世祖卞源考》写道：“卞壸后代在唐朝为官者很多，各宗支家谱皆有记载”这是与史实相符的，元荣先生还以盐城“忠贞堂”《卞氏宗谱》记载的为例进行了举证，即盐城“贞堂”《卞氏宗谱》记载的，十二世卞焕仕唐为中丞，十三世卞鸾仕唐户部员外，十四世卞英仕唐历任三朝拜官阙，十五世卞禹仕唐为常侍，十六世卞符任礼部尚书等等。其实，这时距离庐山真面目只隔“一层纸”了，可是偏偏一步之遥，却比登天还难。最终，元荣先生没有找到韩国卞氏始祖卞源的确凿证据，在文章中说道：“据韩国卞氏家谱记载，卞源‘唐天宝中为礼部尚书‘（公元742至756年为唐玄宗天宝年间），其身世可能因安禄山造反或唐后五代十国战乱原因而入失考之列，成为千古遗憾。”
再看《江都卞氏族谱》记载的，与盐城“忠贞堂”《卞氏宗谱》的记载迥异，对比之下，《江都卞氏族谱》考证更为严谨，内容更为详实。然而恰恰就是因为这一点，我才有了惊天大发现。
《江都卞氏族谱》中的第十世列了四个人，其中，“鸾，字鸣和，唐贞观间官户部员外”；第十一世共列了六个人，先后为：“芳，字廷瑞，唐咸亨间五经博士，配李氏，子铨；萱，字廷栋，仕唐历任三朝，中宗复位功拜（缺官），配王氏；莠，字明仁，号国柱，为王府仪宾，赘公主李氏；英，字承祖，号公杰，仕唐历任三朝，开元间拜（缺官），配岳氏，子禹；浩，字廷茂，配王氏，江陵派；源，字廷清。”后面就是第十二世了。
看到这里，我心中为之一怔，恰恰就是“源 字廷清”四个字，就是我们海内外卞氏魂牵梦绕、苦苦寻找的啊！有了这一发现，再回过头看，无论是世系中所列的时间，隋大业（605～618）、，唐贞观（627～649）、唐咸亨（670～674）、唐开元（ 713～741），还是因为去了韩国杳无音讯而致族谱没有更多的信息，等等，惊人的吻合，这些，元荣先生在文章中已经说得十分清楚了。
最终的结论：韩国卞氏始祖卞源就是忠贞公卞壼的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