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拓跋宏（467-499）是一位卓越的少数民族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他崇尚中国文化，实行汉化，禁胡服﹑胡语，改变度量衡，推广教育，改变姓氏并禁止归葬，提高了鲜卑人的文化水准，是西北方各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融合的一次总结，对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

人物生平
　　北魏孝文帝（467年10月13日—499），拓跋宏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史称北魏孝文帝。
　　公元471年，拓跋宏才5岁的时候，献文帝就把皇位让给了他。北魏拓跋家一直引用汉武帝的老办法，“立其子杀其母”，就是在立儿子做太子的同时，杀掉太子的母亲，以此来防止吕后那样的悲剧重演。拓跋宏的生母也是这样被杀死的。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北魏的第6位国君。年幼的拓跋宏只能由祖母抚养。所以在471年至490年的20年间，政权一直由太皇太后冯氏把持。
  公元490年，24岁的拓跋宏开始亲政，他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汉化改革。孝文帝当政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迁都洛阳。

历史功绩
　　魏晋南北朝时代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与南方中原汉族文化大融合大碰撞的时代，这期间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掀起了民族大融合的高潮。北魏的前身为北方少数游牧民族鲜卑族，该民族自东汉以来，经常与汉人接触，不仅占据匈奴故地，而且据有东起辽东，西至陇西大遍土地，由于拓跋氏的掘起，统一了北方，建立了由少数民族为主人的北魏政权。那么，为何统一北方后的北魏政权要实行汉化过程呢？这还得从其鲜卑族历史起源和历史背景说起。
　　鲜卑起源于北方的游牧民族。1980年7月，我国考古学家在内蒙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的大兴安岭北部内麓，发现了鲜卑拓跋氏原始居住的石室（嘎仙洞），由此证明鲜卑起源于此。最初拓跋部处于原始社会末期，自拓跋珪后的强大，原始社会解体，步入了奴隶社会时期，又由于中原汉族文化的影响，在奴隶制没有充分得到发展的情况下，很快就过渡到封建社会了。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外因是事物变化条件，内因是事物变化依据”。拓跋氏本系游牧为生，由北向南推进中，接触到汉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在从游牧业转向农业的同时，亦必然弃逐水草而居转向汉人的定居农业生产生活方式，于是，为进一步改变落后统治制度，吸纳接受汉人先进的文明，向汉人学习，在孝文帝时代掀起汉化运动的高潮，亦就成顺理成章之事了。

　　北魏的汉化运动主要倡导实施者为孝文帝，他登上位之后励精图治，在统一的北方大胆的实行汉化运动，其主要的内容有迁都、改革官制、禁止胡语、胡服、改鲜卑姓为汉姓、禁止同族通婚、礼乐刑法等六方面进行汉化改革。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孝文帝迁都的目的和意义，自拓跋圭定都平城以来，这里一直是北魏的首都，但是平城地位偏北，很难控制整个北方，加之北方柔然的骚扰，在军事战略上对北魏政权的巩固很不利，再者常年发生自然灾害，水旱疾病肆虐，公元487年，皇帝下诏言道：“春旱至今，野无青草”，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卖儿卖女，流浪逃亡者甚多，可谓民不聊生！加之北方均为少数民族贵族居多，保守势力强大，不迁都不改革将不利于北魏政权的发展。于是乎孝文帝于公元493年借口南伐迁都至洛阳。孝文帝在对任城王元澄说道：“国家兴自北土，从居于城，虽富有四海，文轨未一，此间用武之地，非可兴文，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兹大举，光宅中原”，由此可见孝文帝的宏图大志之心。
　　再次进行官制的改革，孝文帝依照魏晋设置三师、三公、尚书、中书、四征、四镇和九卿等中央的文武官吏；地方上设刺史、郡设太守，且设县令，杜绝了官姓家族的发展，是一项惩制官吏腐败的良好措施，另外，取消王宫贵族世袭所设假爵位。
　　在孝文帝实施汉化运动过程中，最重要莫过于禁止胡语胡服而宣导民从说汉语，穿汉服了。　
　　作为一国之君的为了强国富民，他带头讲汉语，穿汉服，这从孝文帝对胞弟咸阳王禧谈到汉化重要记载中可见一斑，“自上古以来，及诸经穷，焉有不先正名，而得行礼乎？今欲断诸北语，一从正语……。如此渐习，风化可新；若仍旧俗，恐数世之后，伊洛之下，复成被发之人。”于是公元495年，孝文帝下诏令，制定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若有违者，免所居官”的制度。只有如此才能更好的说汉语，才能更好学习汉人的经典著作。
　　在改制胡服方面，孝文帝改制汉人的衣冠，经能工巧匠六年完成，无论男女均需改为穿汉装。一次，孝文帝至邺城考察，他看见一位妇女在车上没有穿汉服，他责令返，尚书何为不察，澄曰：“著才犹少。”帝曰：“任城欲令著乎？”可见孝文帝对于禁胡服，穿汉装之重视程度。
　　孝文帝在改鲜卑姓氏和通婚方面实施了重大举措，孝文帝率先将拓跋姓氏改为元姓，加速北魏政权的汉化过程。公元496年，孝文帝改帝室拓跋氏为元氏，北魏太祖以来的作大著姓，皆改为汉姓；在通婚方面，孝文帝下令禁止鲜卑同姓内部通婚的陋俗，并且孝文帝自己带头积极倡导和推行鲜卑贵族与汉族大姓通婚，他自己即以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之女，以充后宫，又以陇西李冲之女为夫人，孝文帝众多兄弟和一些鲜卑贵族亦娶汉家女为妻为妾，并将皇室公主和鲜卑贵族的女儿嫁给中原士族，这样通过异族间的通婚关系，进一步融合了鲜卑族与汉民间的关系，也使鲜卑贵族和汉人名望士族紧密的结合起来了，不仅消除了双方存在的民族予盾，而且使二者血统达到融合，支持北魏的封建政权的统治。
　　孝文帝在上述汉化改革的基础上对刑法亦进行了改革，废除了斩刑之前的男女皆除衣裸体之法，北魏刑律制订上承汉晋，并且由国君亲自制定律令，据《魏书.李冲传》所载：“及义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无不访决焉”，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也由此可见孝文帝重视礼法制度的程度，呕心沥血，潜心汉化用力之勤也。　
　　孝文帝对汉族的文化艺术也有很大兴趣。他从小就接受汉族文化的教育，不仅“五经之义”能拿过来就讲，史书传记、诸子百家涉猎颇多；对汉族的诗文也很有研究。孝文帝不仅改革鲜卑贵族的生活习俗，还教育他们学习汉族文化，从更深的文化层次改造他们。孝文帝对自己民族的落后有清醒的认识，不夜郎自大，不固步自封，虚心学习。他积极创办学校，传播文化知识，还搜集整理天下书籍，使因战乱而衰落的北方文化开始复兴。在他的带动下，鲜卑人进步很快。

洛阳龙门石窟

  孝文帝对北魏宗教艺术的发展也有很大贡献。孝文帝的父亲献文帝就是个极其虔诚的佛教徒，他本人也崇信佛教。因此，孝文帝大力提倡佛教。在他统治期间，佛教迅速发展起来。佛教的发展推动了佛教艺术的发展。当时最重要的佛教艺术形式，就是石窟艺术。我国三大石窟之一的洛阳龙门石窟就是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那一年开始开凿的。另外，驰名中外的少林寺也是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为远道而来的印度高僧跋陀修建的。也是在孝文帝时期，五台山的佛教得以兴盛。

迁都洛阳
　　北魏自从北魏太武帝死去后，北魏皇帝不再实行太武帝那样以武力强国和节俭强国的政策，政治开始日渐腐败，鲜卑贵族和大商人压迫人民，不断引起北方人民的反抗。孝文帝拓跋宏是太武帝拓跋焘的嫡系第四子孙（拓跋焘——拓跋晃——拓跋浚——拓跋弘——拓跋宏），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北魏的第7位国君。年幼的拓跋宏由祖母抚养并代为摄政。公元490年，24岁的拓跋宏开始亲政，他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汉化改革。
　　魏孝文帝规定了官员的俸禄，严厉惩办贪官污吏；实行了“均田制”，把荒地分配给农民，成年男子每人四十亩，妇女每人二十亩，让他们种植谷物，另外还分给桑地。农民必须向官府交租、服役。农民死了，除桑田外，都要归还官府。这样一来，开垦的田地多了，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比较稳定，北魏政权的收入也增加了。
　　为了便于学习和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进一步加强对黄河流域的统治，他决心把国都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北）迁到洛阳。为了这个，他怕大臣们反对迁都的主张，先提出要大规模进攻南齐。有一次上朝，他把这个打算提了出来，大臣纷纷反对，最激烈的是任城王拓跋澄。孝文帝很恼火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你想阻挠我用兵吗？”拓跋澄反驳说：“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是国家的大臣，明知用兵危险，哪能不讲。”孝文帝想了一下，就宣布退朝，回到宫里，再单独召见拓跋澄，跟他说：“老实告诉你，刚才我向你发火，是为了吓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不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宜改革政治。现在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行。这回我出兵伐齐，实际上是想借这个机会，带领文武官员迁都中原，你看怎么样？”拓跋澄恍然大悟，马上同意魏孝文帝的主张。
　　公元493年，魏孝文帝亲自率领步兵骑兵三十多万南下，从平城出发，到了洛阳。正好碰到秋雨连绵，足足下了一个月，到处道路泥泞，行军发生困难。但是孝文帝仍旧戴盔披甲骑马出城，下令继续进军。大臣们本来不想出兵伐齐，趁着这场大雨，又出来阻拦。孝文帝严肃地说：“这次我们兴师动众，如果半途而废，岂不是给后代人笑话。如果不能南进，就把国都迁到这里。诸位认为怎么样？” 大家听了，面面相觑，没有说话。孝文帝说：“不能犹豫不决了。同意迁都的往左边站，不同意的站在右边。”一个贵族说：“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伐，那么迁都洛阳，我们也愿意。”许多文武官员虽然不赞成迁都，但是听说可以停止南伐，也都只好表示拥护迁都了。孝文帝把洛阳一头安排好了，又派任城王拓跋澄回到平城去，向那里的王公贵族，宣传迁都的好处。后来，他又亲自到平城，召集贵族老臣，讨论迁都的事。
　　平城的贵族中反对的还不少。他们搬出一条条理由，都被孝文帝驳倒了。最后，那些人实在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 “迁都是大事，到底是凶是吉，还是卜个卦吧。”
　　孝文帝说：“卜卦是为了解决疑难不决的事。迁都的事，已经没有疑问，还卜什么。要治理天下的，应该以四海为家，今天走南，明天闯北，哪有固定不变的道理。再说我们上代也迁过几次都，为什么我就不能迁呢？”贵族大臣被驳得哑口无言，迁都洛阳的事，就这样决定下来了。

改革汉化
　　孝文帝把国都迁到洛阳以后，决心进一步改革旧的风俗习惯。
　　有一次，他跟大臣们一起议论朝政。他说：“你们看是移风易俗好，还是因循守旧好？” 咸阳王拓跋禧说：“当然是移风易俗好。”孝文帝说：“那么我要宣布改革，大家可不能违背。”

　　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决心开始进行改革。他的汉化改革之所以能够推行，首先得力于他知人善任。他不仅重用主持改革、提倡汉化的鲜卑贵族，还重用了许多有才干的汉族人。他深知笼络汉族地主对于巩固北魏统治的重要性，所以他一直不持民族偏见，重用汉人。对南朝投降过来的官吏，他也能不加怀疑，待之以礼。孝文帝不拘一格地选用人才，为自己的改革组织了一个智囊团，在这些智囊的支持和帮助下，孝文帝从改革鲜卑旧俗，学习汉族的生活方式和典章制度着手，开始了自己的改革。
　　第一：禁止鲜卑贵族穿着胡服，一律改穿汉族衣服。
　　第二：禁止鲜卑贵族讲鲜卑语，一律改说汉语。（年龄在30岁以上的人，使用鲜卑语已成习惯，可以允许不立即改变；但是，30岁以下的人和在朝做官的人，不得继续使用鲜卑语，明知故犯，就要降职或罢官。）
　　第三：官员及家属必须穿戴汉服。
　　第四：将鲜卑族姓氏改为汉族姓氏，把皇族由姓拓跋改为姓元。
　　第五：鼓励鲜卑贵族与汉族贵族通婚。
　　第六：采用汉族的官制、律令。
　　第七：学习汉族的礼法，尊崇孔子，以孝治国，提倡尊老、养老的风气。
　　第八：孝文帝规定，凡已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以洛阳为原籍；死于洛阳的鲜卑人，必须葬于洛阳附近的邙山，不准运回平城安葬。 
   经过孝文帝的改革，北方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加速北方封建化进程，促进民族大融合。

历史事件
　　拓跋宏的父亲献文帝信仰佛教，对政治极其厌恶，总是想超脱俗世，去修身养性。所以，公元471年，拓跋宏才5岁的时候，献文帝就把皇位让给了他。北魏拓跋家一直引用汉武帝的老办法，“立其子杀其母”，就是在立儿子做太子的同时，杀掉太子的母亲，以此来防止吕后那样的悲剧重演。拓跋宏的生母也是这样被杀死的。孝文帝拓跋宏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北魏的第6位国君。年幼的拓跋宏只能由祖母抚养。所以在471年至490年的20年间，政权一直由太皇太后冯氏把持。 
   冯太后对拓跋宏一直存有戒心，拓跋宏聪慧早熟，冯太后担心他长大后会对自己不利，所以并不喜欢他。有一次，她听信谗言，杖罚了幼小的拓跋宏。又有一次，冯太后在大冷天里，把穿着单衣的小皇帝关在一间空屋子之中，3天不给饭吃，还打算废掉他。后来因为大臣穆泰的劝阻，拓跋宏才保住了皇位。拓跋宏3岁时生母就被赐死，所以一直都不知自己的亲生母亲是谁。他生性孝顺，因为从小就跟着冯太后，就一直把冯太后当亲生母亲一样。所以，虽然冯太后对他并不很疼爱，但是拓跋宏却真可以算是冯太后的肖孙，即使被责罚也毫无怨言。
　
孝文帝改姓氏
　　鲜卑族姓 汉族姓
　　拓跋 元
　　拔拔 长孙
　　丘穆陵 穆
　　步六孤陆
　　贺赖 贺
　　独孤刘
　　尉迟 尉
　　纥嵇 嵇
　　贺楼 楼
  勿忸于 于

三长制
　　北魏后期的基层政权组织。魏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时﹐各地宗族坞堡林立。北魏政府利用各地“宗主”“督护”地方﹐实行宗主督护之制。魏孝文帝元宏改革时﹐为加强中央政府对人民的实际控制﹐采纳给事中李冲建议﹐于太和十年(486)建立三长制﹐以取代宗主督护制。三长制规定: 五家为邻﹐设一邻长﹔五邻为里﹐设一里长﹔五里为党﹐设一党长。三长制与均田制相辅而行﹐三长的职责是检查户口﹐征收租调﹐征发兵役与徭役。
　　实行三长制﹐三长直属州郡﹐原荫附于豪强的荫户也将成为国家的编户﹐因而必将与豪强地主争夺户口和劳动力。李冲提出实行三长制的建议后﹐在朝廷中引起激烈争论。坚持宗主利益的中书令郑羲和秘书令高佑是反对派代表。他们对主持辩论的冯太后说﹐三长制看来很好﹐实际行不通。朝臣中支持郑羲﹑高佑意见的大有人在。李冲和太尉元丕据理力争﹐指出实行此制对公私都有利。最后﹐冯太后从加强中央集权出发﹐认为实行三长制既可使征收租调有根据和准则。又可清查出大量的隐匿户口﹐三长制终于在冯太后的支持下实施。 
   三长制的建立﹐打破了豪强荫庇户口的合法性。在实行的过程中﹐三长还是从大族豪强中产生﹐他们不仅本人可以享受免于征戍的特权﹐而且亲属中也有一至三人可以得到同样待遇。但较之宗主督护制﹐它毕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实行后﹐国家直接控制的自耕农民大量增加﹐国家赋税收入相应增加﹐农民赋税负担也有所减轻。北魏后期社会经济明显的恢复和发展﹐当与此有密切关系。北魏的三长制后来成为北齐﹑隋﹑唐时期乡里组织的基础。

镇压叛乱
　　然而，事隔不到半年，一场反对改革、反对汉化的武装叛乱便从朝廷内部发生了。八月，孝文帝巡幸嵩岳，太子元恂留守金墉城。元恂素不好学，体又肥大，最怕洛阳的炎热天气，每每追乐旧都，常思北归；又不愿说汉语、穿汉服，对所赐汉族衣冠尽皆撕毁，仍旧解发为编发左衽，顽固保持鲜卑旧俗。中庶子高道悦多次苦言相劝，他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怀恨在心。孝文帝出巡给了他可乘之机，遂与左右合谋，秘密选取宫中御马三千匹，阴谋出奔平城，并亲手杀死高道悦于宫禁之中。事发后，领军元俨派兵严密防遏各宫门，阻止了事态的发展。 第二天清晨，尚书陆琇驰马奏报，孝文帝闻讯大惊，中途急急折返洛阳，当即引见元恂，怒不可遏，列举其罪，亲加杖责，又令咸阳王禧等人代替自己打了元恂一百多杖，直打得皮开肉绽，才拖出门外，囚禁于城西别馆。一个多月后，元恂伤势有所好转，方能起床行走。十月，孝文帝在清徽堂引见群臣，议废太子恂。太子的两个老师太傅穆亮、少傅李冲一齐脱帽叩头请罪，孝文帝说：“你们请罪是出于私情，我所议论的是国事。‘大义灭亲’，古人所贵。今日元恂想违父叛逃，跨据恒、朔二州，犯了天下的头条大罪！这个小子今日不除掉，乃是国家大祸，待我百年之后，恐怕又要发生晋末的永嘉之乱。”十二月，废元恂为庶人，囚禁于河阳无鼻城，派兵看守，给些布衣粗食，不至饥寒而已。次年四月，孝文帝巡幸长安，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告发元恂又与左右谋反。孝文帝得报，急派咸阳王禧与中书侍郎邢峦率人带着毒酒赶赴河阳，逼令元恂自尽，时年十五岁，敛以粗棺常服，就地埋葬。
　　元恂被废的当月，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陆睿相互合谋，暗中勾结镇北大将军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及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阴谋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起兵叛乱。元思誉，汝阴王元天赐之子，景穆太子之孙；元业，平阳公元丕之弟；元隆、元超皆为元丕之子。这些人大都是鲜卑旧贵及其后裔，他们不满意孝文帝亲任中原儒士，他们对于迁都变俗、改官制服、禁绝旧语都抱着反对的态度。元丕甚至公然在盛大的朝会上独穿鲜卑旧服而毫无顾忌，孝文帝看他年老体衰，也不强责。迁洛之初，元隆、元超还曾企图劫持太子元恂留居平城，起兵割据雁门关以北的恒、朔二州，阴谋虽未得逞，但叛逆之心不死，这次又与穆泰等人酝酿更大的叛乱。
　　元颐佯装许诺，以稳住穆泰等人，暗中将叛乱阴谋密报朝廷。时任城王元澄卧病在床，孝文帝立即召见他说：“穆泰图谋不轨，扇诱宗室。今迁都不久，北人恋旧，倘或发生叛乱，南北纷扰，朕洛阳就难以保住。这是国家大事，非你不能办。你虽有病在身，但要强打精神为我去北方跑一趟。要根据形势，妥善处理。如果叛党势弱，就直接前往擒获；若已强盛，可用我的命令调发并、肆二州的军队进行出击。”元澄答道：“穆泰等人愚蠢而糊涂，正由于迷恋旧生活才这样做，没有什么深谋远虑；臣虽不才，足以制伏他们，愿陛下不必担忧。臣这点小病，怎敢辞绝呢！”孝文帝笑着说：“任城肯去，我还有什么忧虑的！”遂授给元澄节、铜虎符、竹使符，配给部分禁卫军，让他代领恒州刺史。
　　元澄受命，倍道兼行，经雁门往北直趋平城（恒州治所）。先遣侍御史李焕单骑入城，出其不意，晓谕穆泰同党，示以祸福，叛党顷刻瓦解。穆泰无计可施，仓促率麾下数百人攻焕，不克，败走城西，束手就擒。元澄穷治穆泰同党，收陆睿等百余人下狱，民间帖然；并将平叛始末写成奏章上报朝廷。孝文帝大喜，召见公卿大臣出示奏章说：“任城可谓社稷之臣。看他审案的狱辞，就连古代的皋陶也未必能超过他！”皋陶，传说是禹的大臣，掌刑罚。又面对咸阳王禧等人说：“你们当此重任，未必能够办到！”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正月，立皇子元恪为太子。二月，孝文帝北巡，准备到平城亲自看看那里的情况。途中经过上党铜鞮山，看到路旁有十几棵大松树，一时诗兴大发，边走边作起诗来。眨眼功夫，诗就作成，命人拿给彭城王元勰看，很自信地说：“我开始作此诗，虽然不是七步，但也说不上远。你也作一首，等走到我这里，诗要作成。”当时元勰离他仅十几步远，遂且行且作，还没走到其地就作成了。诗写道：“问松林，松林几经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孝文帝大笑道：“你这首诗也是笑话我罢了。”不数日，来到平城，劳问任城王元澄等人，引见穆泰、陆睿及其党羽，经讯问，没有一个含冤叫屈的，人们都很佩服元澄明断。穆泰及亲党全部被杀；陆睿赐死狱中，妻子流徙到辽西为民；元丕免死，留下后妻、二子，一同发往太原为百姓，杀元隆、元超与同母兄弟乙升，余子徙敦煌。这次叛乱，留在平城的鲜卑旧贵族多数都参与了，只有于烈一族没有卷入。因此，于烈更加受到孝文帝的器重，后来被提升为领军将军。 
   叛乱平息后，孝文帝以鲜卑旧贵和北方各少数族酋长不堪暑热，允许他们秋居洛阳，春还部落，当时人称他们为“雁臣”。

御驾南伐
　　六月，孝文帝一行渡渭水入黄河，东还洛阳。返京后的第三天，即下令征发 冀、定、瀛、相、济五州兵卒二十万，准备再次大举南伐。就在这时，中书监魏郡公穆罴与穆泰通谋一事败露，虽在大赦之后，仍被削官爵为民；罴弟司空穆亮也被迫辞职。 经过一番准备，八月，孝文帝率六军从洛阳出发，使任城王澄与仆射李冲、御史中尉李彪等人留守京城，命皇弟彭城王勰暂领中军大将军。勰辞谢说：“亲疏并用，古人之道。臣是何等样人，屡蒙陛下宠授！过去陈思王曹植上表魏文帝，求自试率兵攻吴蜀，而得不到允许，今日我不请而授以征伐重任，怎么差别这样远啊！”孝文帝听后大笑，拉着元勰的手，亲热地说：“二曹以才名相忌，我和你以道德相亲。你只要克己复礼，何必再管其他事情。”
　　孝文帝引兵直趋襄阳，彭城王勰等三十六军前后相继，众号百万，吹唇拂地。兵至赭阳，留诸将攻取，自率兵南下奔袭宛城，当晚攻克外城。齐南阳太守房伯玉据内城拒守，孝文帝派中书舍人孙延景对房伯玉说：“我这次要荡平南方，统一全国，不像以前那样冬来春去，没有克获，决不还北。你这座城池首当其冲，不得不先攻取，远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斩首示众，事在顷刻之间，宜加三思。”房伯玉率众坚守，魏军不能取胜。孝文帝留咸阳王禧等人攻南阳，自引兵至新野，又遭到齐新野太守刘思忌的顽强抵抗，直到十月，仍然不能攻下。齐明帝急派大将崔慧景率步骑二万余人增援襄阳。十一月，南齐韩秀芳等十五将投降北魏，魏兵才在沔水以北取得一次胜利。战争相持到第二年三月，北魏终于攻占了雍州的南阳、新野、南乡等郡，刘思忌被杀，房伯玉被迫出降。继而大败崔慧景、萧衍于邓城，斩首、俘获二万余人。孝文帝乘胜率众十万围攻樊城，齐雍州刺史曹虎闭门自守。但涡阳一战，魏军失败，一万多人被杀，三千多人被俘，军资器械财物损失上千万。北魏急调步骑十余万往援涡阳，才迫使齐军撤退。九月，孝文帝得知齐明帝死讯，乃下诏称说“礼不伐丧”，引兵而还。归途中，身患重病，十多天不能引见侍臣，经过急救，方才转危为安。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一月，孝文帝风尘仆仆地回到洛阳，尽管病魔缠身，但还是坚持上朝理事。回京后的第二天，便在宫中引见大臣，他面带怒容地责问任城王澄说：“营国之本，礼教为先。朕离京以来，旧俗多少有些改变不？”元澄见问，心中惶恐，小心翼翼地低声答道：“圣上教化日新。”孝文帝斥责说：“朕昨日入城，看见车上的妇人还头戴帽子、身着小袄，怎能说得上日新！若是如此，你等为何不加查看？”戴帽、穿小袄，是鲜卑妇女旧服，故被责问。元澄解释说：“穿旧服的少，不穿的多。”孝文帝一听，心中十分不快，继而说道：“太奇怪了！任城的意思是想使洛阳全城尽着旧服么？这不就叫做一言可以丧邦吗？可令史官记下。”元澄与留守百官面面相觑，一齐脱帽请罪。
　　南齐为了夺回雍州所失各郡，派太尉陈显达督率平北将军崔慧景军四万击魏，屡破魏将元英，围攻襄阳以北三百里的马圈城达四十余日，城中粮食断绝，将士以死人肉和树皮充饥，魏兵被迫突围，死伤千余人。陈显达又派军夺回南乡郡，给北魏造成严重的军事压力。孝文帝十分忧虑地与任城王澄计议道：“显达侵扰，朕不亲自出马就无法制伏他。”
　　三月初，孝文帝抱病又一次离洛阳御驾亲征，命于烈居守，以右卫将军宋弁相辅助。孝文帝自染病以来，彭城王元勰常在身边侍奉医药，昼夜不离左右，饮食必先尝而后进，蓬首垢面，衣不解带，睡不安席。孝文帝久病心烦，易于动怒，侍臣稍有过失，动不动就要诛斩；元勰乘间劝谏，多所匡救。于是以元勰为使持节、都督中外诸军事，统领全军。元勰辞谢说：“臣侍候疾病，苦无空闲，怎能治军？愿更选一王，总管军权，臣得以专心侍奉医药。”孝文帝感慨地说：“侍疾、治军都要依靠你。我病成这样，恐怕不行了。安六军、保社稷，除了你还能有谁！怎能更选他人以违推心相托之意呢？”魏军进至马圈城，与齐军相遇，孝文帝坚持亲自部署指挥战斗。均口一战，齐军大败，主帅陈显达化装南逃，丢失军资以亿计，尽为北魏所得，魏军乘胜追奔至汉水而还，齐军十之七八被杀或投水自溺而死，死者三万余人。
　　三月底，孝文帝病情恶化，被迫北还，行至谷塘原，对元勰说：“我的病日益严重，只怕难以再起。这次虽然摧破了陈显达，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依，唯在于你。过去霍光、诸葛孔明以异姓受顾托之命，何况你是亲兄弟，且有贤德，能不努力！”元勰哭着回答说：“臣以至亲，久参机要，职位显赫，海内莫及；所以敢受而不辞，正依恃陛下明如日月，请宽恕臣不知退避的过失。今又委任首辅，总握机政；震主之威，必然取罪啊！如此，虽则陛下爱臣，却又未尽始终之美。”孝文帝默默无言，考虑了很久，说：“详细思虑你的话，确实有道理。”于是放弃了原来的打算，以侍中、护军将军北海王（元）祥为司空，镇南将军王肃为尚书令，镇南大将军广阳王（元）嘉为左仆射，尚书宋弁为吏部尚书，与侍中、太尉元禧，尚书右仆射元澄等六人共同辅政。临终，遗命众宰辅说：“……迁都洛阳，定鼎河湹，期望荡平南方，复礼万国，上可光耀祖宗，下可普济苍生。怎奈病魔缠身，早离人世，大志难遂。诸位公卿大臣要好好辅佐继子，兴我魏室，不也很好么？大家尽力吧！”四月初一日，孝文帝崩于谷塘原之行宫，时年三十三。
   彭城王勰与任城王澄秘密商议，恐凶讯外露，陈显达返兵追逼，故秘不发丧；行抵宛城遣中书舍人张儒奉诏征太子元恪，将凶讯密告留守于烈。太子至鲁阳，乃发丧，即皇帝位，是为宣武帝。五月，葬孝文帝于长陵（洛阳湹水以西），庙号高祖。

个人评价
　　孝文帝一生勤学，喜好读书，手不释卷。性又聪慧，精通五经，博涉史传。善谈《庄子》、《老子》，尤其通晓佛教义理。舆车之中，戎马之上，都不忘讲经论道。博学多才，擅长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占，侍臣笔录，不改一字，辞旨可观。自太和十年以后，诏令、策书皆亲手拟写；至于议定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也都亲自下笔。其他文章，不下百余篇。爱惜人才，亲贤任能，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见知，崔光、刑峦之徒以文史显达；对有才能的大臣十分器重，不吝爵赏，如对元澄、李冲、王肃、高闾、宋弁等都一一予以重用，他们在制礼作乐、改革旧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亲政以后，日理万机，不辞辛劳，勤于为政。操劳于朝堂之中，奔波于疆场之上，十几年如一日。祭天地、五郊，祀宗庙，常必躬临，不以寒暑为倦。尚书奏案，多自审阅；百官大小，无不留心，务于周洽。他常说：“人君怕的是不能处心公平，推诚待人。能做到这两点，则胡、越之人都可以变得如亲兄弟。”
　　虚心讷谏，从善如流。他常对史官说：“直书时事，无隐国恶。人君作威作福，史官又不写，将何以有所畏惧。”而用法严谨，虽王公、贵戚、大臣也从不宽贷；然不计小过，宽以待人。左右进食，曾于食中得虫，又进汤误伤帝手，都是一笑了之。
　　爱惜民力，生活俭朴。每次外出巡游及用兵，有关官吏奏请修筑道路，孝文帝说：“粗修桥梁，能通车马就行了，不要除草、铲得过平。”在淮南行军，如在境内，禁止士卒踏伤粟稻，有时砍伐百姓树木以供军用，也要留下绢布偿还。宫室非不得已不修，衣服破旧了，洗补以后又重新穿上，所用鞍勒仅铁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