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别离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只影为谁去……”

　　身为中国人，或许你背不全这支《摸鱼儿》，但你一定听过那首琼瑶电视剧中的通俗歌。许多时候，断裂了的文化正是靠这样的方式点滴传播，不知是悲是喜。
　　作为我国金末元初时期承前启后的文坛盟主，其词为金代一朝之冠可与两宋名家媲美、其散曲影响极大有倡导之功的 “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元好问之于金元，如同李白杜甫之于唐、王安石苏轼之于宋。
　　忻州人元好问是山西的骄傲。而如今，他早已不仅仅是一份骄傲，更成为一份独一无二、无可复制替代的稀缺资源。
　　于是，“请记者来关注一下元好问文化的传承吧！”一位自称是元好问后人、名叫元永吉的忻州市民的希望，让我们开始了对元好问故里的寻访。
　　谒墓印象——“断霞落日天无尽，老树遗台秋更悲”
　　飒飒风来，黄叶翩然。一片疏朗的园林中，一坟砖围的大圆冢上，一株老榆树盘根虬节。这是忻州市南约五公里处韩岩村西北的元好问墓地。墓南是清代重修的野史亭，门额上是清道光进士、历史文化名人五台人徐继畲题写的亭名。这里也是元氏的祖墓。元好问曾祖、祖父、父亲、叔父及长子长孙均安葬于此。当地人称“五花坟”。凄凄荒草中，散落着几块断刻残碑，字迹清晰可辨，当是元氏先人的墓铭。整个墓园，历代名人的碑铭石刻俯拾皆是。
　　公元1190年，元好问出生在韩岩村，字裕之，号遗山，当时忻州称“秀容”。元氏为鲜卑拓拔氏之后。元好问7岁即有神童之誉。11岁随父赴任陵川，其后应试、做官……他的少年、青年和中年大半是在外乡度过的，这期间他历经朝代更迭、异乡羁管，以文得盛名，也以政见获诽议，世称“遗山先生”。金亡后，年已半百的元好问回到故乡隐退，构亭著述，编撰了《中州集》等重要史籍，自称“野史”。1257年秋，一代文宗卒于河北，归葬故乡系舟山下韩岩村。
　　清乾隆五十九年，忻州知府汪本直在大修元墓后，专去元家山寻访元氏后裔。“不有守冢，奚有禁樵苏？不有岁修，奚有资补葺？”从此于墓前新建房屋五间，就近购置田地三十亩，交由元氏后人：“今而后，读于斯、耕于斯，岁时祭享、扫除恒于斯，世世子孙守冢，可勿替。”后来元族曾有过一个守墓的家规：以古迹养古迹，后人只可添一砖一瓦，不可动一草一木。
　　据说曾有一代守墓人三口某夜不幸被野狼吞噬，其后荒废。到清同治年间，忻州知州戈济荣再度修墓时，下令追回已被质典的祭田，仍由元氏后人祭守。此后清末民国间数度更迭，不分元姓外姓，由村人守墓至1946年。再后因战乱，元墓受损。
　　1957年，元好问墓被确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59年政府派元氏后人元洲田看守直到“文革”开始。
　　元洲田就是元永吉的爷爷。元永吉说，自己小时候曾陪着爷爷住在这里。那时爷爷每日除耕种祭田外，就是伺弄园里的花草树木，大红花开得艳艳的，园里整齐鲜亮得很。爷爷被赶出后这儿曾成为村中的初中校舍，只有两个班、数十学生。因为守元好问的墓，“文革”中爷爷受到了迫害。
　　后人执守——“十年旧隐归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
　　在《忻州文史资料》第六辑（1990年8月编印）中，一份由元永吉的父亲元喜红提供的元氏家谱显示：元洲田是二十三世孙。那么元永吉应该是二十五世孙。但在墓园中一块1985年由元氏后人立的“元茔维修碑”上则记载着：“……十八世孙元洲田，十九世孙元喜红，二十世孙元永吉……在元永吉家收藏的一幅由元喜红设计制作的“元氏云谱图”中也是这样的排序。
　　忻州城内南北大街西侧的元遗山祠，是元好问后人于元代建造、清同治年间重修的一处古迹，也是元氏家族纪念先祖的重要场所。元喜红3岁时曾随父亲元洲田离开村居的元家山，到城内看守遗山祠，目睹父亲早晚上香、恭勤洒扫。1937年日军侵占忻州，他们回到元家山。1948年，祠内房产及陈列仍为元洲田和兄长经管。1951年，祠堂及文物交由县（忻州当时为忻县）文化馆占用和管理。“文革”中，原有文物大半零落，古迹残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元喜红代表元氏后人开始为保护遗山祠而奔走呼号。1985年，第一次全国元好问学术研讨会在忻州召开，一位北京来的教授偶然得知元喜红是元好问后人，特意找到他家看家谱，不胜感慨。在1990年的第二次研讨会上，元喜红得以列席参加，并提出重修遗山祠的建议。他还办了一场为期四十天的元好问文物展。文物展被撤后，他租下了遗山祠相邻的周家巷5号的两间小房子，办起了元好问陈列室，接待参观者。
　　1999年春，忻州开始了旧城改造。政府决定将遗山祠迁到城外的元墓。元喜红召集元氏族人联名上书反对迁址，并表示元家后人愿出资二十万元修复遗山祠。拆迁就此搁置下来。2001年6月，元喜红又呼吁“遗山祠的被侵占和破坏何时住手”。一时间，“遗山祠命运堪忧”的报道屡见于媒体报端。遗山祠终于没有拆、没有迁，也始终以文化馆所在地的身份存在着。
文化不高的元永吉写十个字能有三个错别字，但他自小在爷爷身边也学诵了数十首元好问的诗词。他觉得自己对父亲的嘱托责无旁贷。“我自己没有固定收入，日子紧巴巴，这些年把钱都花在这上头了。”
　　虽然每届全国元好问学术研讨会都成为忻州的文化大事，但在元永吉的心目中，元好问文化的传扬，绝不是几次学术研讨会能担当的：“传承元好问文化是我的责任，我是平民百姓，文化低，想报效国家也是无力。但为了民族，为了祖上这位爱国诗人，万千重担也得挑”。
　　元永吉似乎不满足于再弄一个小规模的陈列室。他希望能引资建一所元好问纪念馆。“或者搞旅游文化开发，像运城关帝庙那样。现在各地都在打名人故里牌，一个名人几处争抢，咱这忻州，守着这块天下公认的宝，却只眼睁睁守着，太可惜啦！”但实际上，究竟如何开发和传承，他也非常模糊。他试图与当地几人联手注册一个“元好问旅游开发公司”，未果。
　　与此同时，官方的力度却愈见加大。今年春天，忻州市委书记董洪运在忻府区进行专题调研。在视察遗山祠和秀容书院后，他强调“要保护好、维修好遗山祠，其产权和管理权归忻府区，这个责任就由忻府区承担。首先要把现在的文化馆从祠堂迁出去，其次要恢复祠堂的历史面貌。”文化馆很快迁出了。三百万元的投入，使遗山祠开始了紧锣密鼓的重新修建。“沧桑厚重，文脉久远”是官方希望的效果。今年9月26日，遗山祠竣工剪彩。同一天，全国第六次元好问学术研讨会在忻州师范学院召开。
　　元永吉告诉记者，剪彩庆典前，忻府区向他提出，希望能以购买或租赁的方式，接过他手中保存的元氏遗存物件放入祠内展示。元永吉没有同意，最后由忻府区方面打了借条，借去数十件在庆典展出后归还了。“但仪式并未邀请我们元氏后人参加。”元氏后人的民间创意似乎与政府的步伐有些错位。
　　今年春天，元永吉自费刻了一块碑，内容是以前祖父和父亲留下的“守祠训”。因为没有地方立，他就把这块碑立在了忻州市著名的秀容文化大院（忻州一个文化社区样本）门外。但记者看到，这块碑被涂上了黑墨，用红漆刷着“提升市民素质建设美好忻州”等标语。
　　元永吉没有因此停下来。他给记者展示了一些他珍藏的物件：几枚砚台，几部古书，一只沙盘，一只水罐，一把铜壶……每一件他都能讲一个与元好问有关的故事。“这是徐继畲赠给元好问的铜壶。这是他做官时怕惊动百姓随身带的人畜共用水罐。这是他小时候练字用的沙盘……父亲过世前，他收藏的大半元氏遗物已由继母孙化清继承。我自己手里只有五十多件。我曾到周边村中多方搜寻，买回过几件曾经是父亲手中藏过的东西。”“你究竟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和身份展开你的文化传承呢？”元永吉无法回答记者的问题，只是强调，他们委托一个人担当元好问文化开发的策划。
　　元永吉所寄厚望的人叫吕吉山。十年前，吕及合伙人曾因与山西吉县人民政府的“飞黄”官司引来全国各地媒体的关注。元永吉与吕吉山的相识带着一点话本色彩。两年前，两人在北京回晋的火车上认识。此后不久，元永吉带着父亲元喜红来太原造访吕吉山，双方“共同致力于元好问文化资源开发及传扬”的共识，很自然地达成了。
　　2009年6月，元永吉将忻州市文化局告上法庭，诉讼请求为“判决被告返还遗山祠”。这与吕吉山的策划有关。也许因为政府对祠堂的修复进入实质阶段，今年夏天，元永吉撤诉。
　　在元好问墓的厢房中，尚存放着前些年忻州政府制作的“元好问遗址旅游开发规划图”。蓝图显示，新修、扩建一新的元墓、野史亭、读书山、福田寺将连成一大片旅游园区。
　　吕吉山在忻州拍摄了大量相关资料图片。在他看来，元永吉手中留存的老物件价值无限，应数以千万计。“或者建立一所具有足够安全保卫条件的元好问博物馆珍藏其中”，如此一来，通过博物馆这个实体平台，既弘扬了文化又保护了文物，但此想法似乎渺茫。“或者找到实力雄厚的买家妥为收藏”，为此他设计制作了“八百年中第一人金元文宗元好问传世国宝藏品”画册样本，命题为“找回失去的灵魂”，并希望通过与拍卖公司的接触寻找买家。但这个想法似乎也是一厢情愿：拍卖公司表示“难有市场”；元永吉那边也不太愿意卖。
　　虽有引资开发的共识，但在具体操作上，吕吉山与元永吉的视角似乎还有某些分歧。
　　元氏后人对先祖的文化传扬，仍任重道远。
　　十年一沧桑。如今，“元好问”作为当地历史文化名人的“品牌效应”已经日显。十年间，作为元氏后人代表的元喜红几乎成为忻州民间元好问文化传承与推动的代言人。
　　2009年夏天，81岁的元喜红病逝。他开办的元好问陈列馆也就随之不再。元永吉说，父亲咽气前把自己叫到床前，嘱咐他一定要把先人的光辉文化传承下去。